魏晉時期河西地區本土文學述論

佚名

【內容提要】魏晉時期，各地區本土文學的發展程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各地區本土文學的風格也多有不同。就河西地區而言，東漢一代習經風氣的影響，本土豪族的興起及其重武修文的特征，都予三國西晉時代之河西文學以長遠的作用；降及十六國時代，清典純正的河西文學，在北中國文壇更居于重要地位，而所以如此，又與河西相對僻遠的地理位置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魏晉時期（含東漢建安時代）地位非凡。一方面，正是在魏晉時期，文學逐漸脫離儒學，由附庸蔚為大觀；此期文學家之多，文學作品之富，也是周秦兩漢遠不能比侔的。另一方面，魏晉時期所逐漸形成的本土文學發展程度的地區差異，本土文學風格的地域特征，又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南北朝及其以后的文學發展史。（注：詳細的論證，見拙文《魏晉時期的江東本土文學—兼論本土文學的研究方法》，《文學評論叢刊》第3卷第2期，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年11月。）

以魏晉時期各地區本土文學的發展程度而言，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按衡量一個地區本土文學的總體水平是發達、一般還是落后，隸籍該地區的文學家數量的多少，是最重要的指標。文學自覺與獨立的魏晉時期，更是如此。大凡出人多且空間分布密集的地區，可稱為本土文學發達區域；相對而言，那些出人不多、空間分布零散或稀疏的地區，則本土文學不發達以至落后。（注：“本土文學”與“文學局面”、“文學活動中心”是不同的概念。本土文學發達的區域，文學局面不一定興盛，也不一定就有文學活動中心；而本土文學不發達以至落后的地區，文學局面不一定冷寂，也不一定沒有文學活動中心。“文學局面”、“文學活動中心”受現實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的影響相當顯著，故文學局面盛衰之間，可以變化迅速，文學活動中心的形成與轉移，也可以完成于一個較短的時期內。本土文學則較為穩定、大體呈漸變狀態。）“本土文學”某種意義上反映的是該地區的文學基礎，其功能在于產生、輸出文學家。具體到魏晉時期各地區本土文學的一般情形，由下表可以看出大概：

附表魏晉時期文學家籍貫地理分布表（注：表中數字為文學家人數。據文學作品目錄（《正史藝文志》、《補正史藝文志之集部·別集》）、文學作品匯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58年版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賦》、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附錄《先唐賦輯存》、《先唐賦存目考》、《文選》、《玉臺新詠》）、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詩品》）、文學家傳記（《后漢書·文苑傳》、《晉書·文苑傳》、《三國志·王衛二劉傅傳》、元郝經《續后漢書·文藝傳》）凡四類文獻資料，可遴選出卒年在196年以后，生年在400年（東晉）、419年（十六國）以前的文學家722名，其中籍貫可考者578人。當然，此所謂722名文學家，自不必認作絕對數目。惟可以確認的是，藝文志有別集，正史列入文苑傳，早期選本選錄其作品，早期文學評論及其創作的諸人，是文學家，并且是當時文壇上較為活躍的文學家，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又以上四類文獻資料，相互補充，彼此覆蓋，如此遴選出來的文學家，標準自然“客觀”，籍此可以彌補長期以來文學研究中文學家標準的“主觀”缺陷。又表中劃魏晉全域為11區，其劃區依據，詳拙著《魏晉文學地理研究》（博士論文，南京大學1997年打印稿）各相關部分的討論。）

附圖

由上表，則無論是魏晉兩百余年間，還是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三個具體的時代，河淮都是本土文學最發達的地區，次為江東，河東、關隴也表現不弱，河北、巴蜀的起伏較大，河西則由野而文；遼東、淮南及江東以外的廣大南土，本土文學尚處于落后狀態。

關于河淮、江東、河東、關隴，前此筆者已撰文討論；（注：詳拙文《魏晉時期河淮本士文學的發達及其原因》（刊于《2000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討論會（昆明）論文集》）、《魏晉時期的江東本士文學——兼論本士文學的研究方法》、《魏晉時期河東地區本土文學的發展及其文化背景述論》（《黃河文化論叢》第6輯，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年4月）、《魏晉時期關隴地區本土文學的成長過程與歷史背景》（刊于《2000年黃土高原地區歷史環境變遷與治理對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西安）論文集》）。）本篇再論河西。（注：按河淮、江東、河東、關隴、河西5個地區，本士文學的成長過程與歷史背景等各不相同，而又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興趣的讀者，可據以比較。）

這里所謂的“河西”地區，東起今蘭州一帶，西止今敦煌一域；曹魏、西晉的涼州地域與其大體相當，兩漢則為涼州的大部分；又十六國時期，河西前后有五個涼國政權割據稱雄，這五個涼國是：漢族張氏建立的前涼(301-376)，氐族呂氏建立的后涼(386-403)，鮮卑禿發氏建立的南涼(397-414)，漢族李氏建立的西涼李(400-421)，匈奴盧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涼(401-439)。

當魏晉時期，河西計出文學家11人，如上表所示，即三國1人（注：魏張昶，敦煌郡淵泉人。），西晉1人（注：西晉索靖，敦煌郡敦煌人。），十六國9人（注：前涼宋纖（敦煌郡效谷人）、謝艾（敦煌郡人）、張斌（敦煌郡人）、索綏（敦煌郡人），南涼禿發歸（河西鮮卑），西涼劉昺（敦煌郡人），北涼張穆（敦煌郡人），北涼、北魏宗欽（金城郡人），北魏段承根（武威郡姑臧人）。又與謝艾同時，有“河西文士”王濟，具體籍貫無考，未計入。再有需要說明者：其一，此11人之“國別”的區判，僅是大致上的，因為此一時期王朝歷運大多短促，許多人實際上是跨不同朝代的，或仕宦上由此及彼；其二，所謂“當魏晉時期，河西計出文學家11人”，也是相對而言的，不必認作絕對數目。）。這樣的局面相對于其他文學發達地區，是遠落于后了；不過河西本處文化上的邊遠地帶，這十多位文學家的出現，意義仍十分重大；尤其敦煌一郡出了文學家8人，又十六國時期竟出文學家9人，更是值得稱道。

第一位河西大文學家是被稱作西晉“才藝絕人”的敦煌索靖。按索靖之前有敦煌淵泉的張昶。東漢末年，北地太守段煨從武威進占華陰，修建華山廟宇，張昶所作《西岳華山堂闕碑銘》，其序狀盛，《文心雕龍·銘箴》比之于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張昶，張奐之子，張奐則是頗有文才的著名將領。論其武略，張奐是東漢王朝鎮壓羌族反抗的一員主將；說其文才，張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他著述甚豐，曾刪《牟氏章句》為九萬言，撰《尚書記難》三十余萬言，又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1]又張昶兄張芝，兄弟并善草書。張奐及張芝、張昶的相繼顯名于世，標志著河西豪族的興起及其亦文亦武的特征，這為以后河西文學的進步打下了基礎，并明顯區別于西漢及其以前的文明不進。

按河西本是畜牧地區，鞍馬騎射，民習戰事，尚武而不修文。[2]及西漢武帝時代，以降漢的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并徙“關東貧民”戍邊，于是河西農業有了很大的進展；而河西文化的有所進展，是在東漢。先是新莽末年，中原大亂，河西在竇融的割據下，卻較為安定、富庶，于是“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兇饑者歸之不絕”[3]，其中也有一些士大夫，如扶風孔奮、彭城劉般等，他們的到來，無疑有助于河西學風的生長。東漢建立后，一些地方官在河西興辦教育，推廣儒學，（注：如東漢初任延之于武威，靈帝熹平時殷華之于金城。）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如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4]，金城“縉紳之徒，譚講雅誦”[5]，敦煌一郡則尤為突出。《后漢書》中，敦煌郡列傳士人已達3人，不列傳士人又有2人，敦煌郡人士著書更達7種，其中集部就占了4種。敦煌士人的影響也較大，如侯瑾（約140-195），“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輒燃柴以讀書，……覃思著述，……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侯瑾因得列名于《后漢書·文苑傳》；又張奐，與安定皇甫規、武威殷潁并譽為“涼州三明”。這些知名的文人學者的出現，說明了河西的由野而文。

然而予河西文學以長遠作用的，還是在東漢一代習經風氣的影響下，河西本土豪族的興起及其重武修文的區域特征。作為政治上的邊疆地帶，河西的民族狀況本相當復雜，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而自東漢時代起，在經常性的漢羌戰爭中，河西逐漸成長起一批豪族。這些豪族不僅宗族強盛，習于兵戰，也兼修儒業，習經誦文。習于兵戰者，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使然；習經誦文，則是為了確保其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涼州三明”所屬的安定皇甫氏、武威段氏及敦煌張氏均屬此類。又敦煌索氏也頗為典型，西晉河西文學的代表人物索靖即為索氏中人。

據《晉書·索靖傳》：靖“累世官族”，“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索軫、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其“四龍”并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靖善草書，與河東衛瓘齊名而出其右，所作《草書狀》，《晉書》全錄其辭；又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辨理陰陽氣運；撰《索于》、《晉詩》各二十卷。靖有五子：鯁、綣、璆、聿、綝，皆舉秀才。又靖不獨“才藝絕人”，亦精武略，靖少子，更以武略而致顯宦。按如索靖這樣的人物，沒有一定的文化環境與長期的文化積累是難以出現的，“累世官族”正說明了這樣的文化積累；而敦煌“五龍”俱詣太學、游學京師，也正指示出敦煌一域良好的尚學風尚。

西晉以降，河西文化仍穩步進展。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當時北中國其他地區文化的普遍衰歇，河西文化的這種穩步進展，便顯得十分地突出。（注：關于這一點，論者眾多，此處不贅。可參閱曹仕邦《論西漢迄南北朝河西之開發與儒學釋教之進展》（載《新亞學報》第5卷第1期，1960年），趙以武《試論十六國時代河西文化的成就》（載《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文學上也是如此，《北史·文苑傳》說：

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涂炭，故文章黜矣。其能潛思于戰爭之間，揮翰于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于倉卒，牽于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于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于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

按“胡義周之頌國都”，據《晉書·赫連勃勃載記》，指的是胡義周的《統萬城銘》，《魏書》和《北史》的《胡方回傳》則說銘為方回所作。胡方回為胡義周子，安定臨涇人，而安定屬關隴地區，此處且不論；就河西地區言，由《北史·文苑傳》的概述，可以獲得這樣的認識：其一，十六國時期河西的文人作家與舊時的中原相當，文事活躍且有成績；其二，西涼敦煌劉昺（字延明）的《酒泉頌》，既是河西文學的代表之作，在整個十六國文壇上也堪稱“清典”。

十六國時代河西文學之有成就，也反映在文學批評著作中。《文心雕龍·熔裁》：“昔謝艾、王濟，河西文士，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熔裁而曉繁略矣。”（注：河西又或作“西河”，今按謝艾，敦煌人，則作河西是。）須知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是很少論及十六國時代北方作家的（注：謝艾、王濟以外，又有兩人，一為身在后趙、但每以任異族之官為恨的盧諶，一為效忠晉室的十六國前涼君主張駿。），其對河西謝、王的評價，說明河西文學作品在南朝享有一定的聲譽，從而引起了劉勰的重視與贊嘆。值得注意的還有一事。《十六國春秋·南涼錄》[6]：“傉檀子歸，年十三，命為《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擬之曹子建。”按歸，南涼主禿發傉檀之子。禿發氏是由塞北遷徙而來的鮮卑族游牧部落（注：《晉書·禿發烏孤載記》“禿發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又說：“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按東晉時，今蘭州市東北有麥田城，澆河在今青海省貴德縣，牽屯、濕羅無考。大漠與澆河之間，晉時為武威、西平二郡地。），本身的文化素養很差，曾視“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7]，卻也接受了漢文化的影響。及至后來，禿發傉檀已是“機變無窮，辭致清辨，……信一代之偉人”，后秦使臣韋宗以為可與漢族一流士人比美。[8]傉檀的手下有一批文武人才，其中的張穆、邊憲，號稱“文齊揚（雄）班（固）”。[9]然則禿發歸之少年早成，文才英發，既說明了河西濃郁的學風對非漢民族的影響，也反證了河西本土文學總體水平的提高。今人趙以武更通過具體考證與賞析，結論“五涼時期河西的文學創作，無論就文人的數量，還是就作品的質量言，都居于北中國文壇之首的地位”。[10]

河西文學居十六國北中國文壇之首的原因，論者多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討：五涼（特別是前涼、西涼、北涼）政權的重視文教，五涼統治者的招攬人才，一定的文化傳統與家世之學的遺傳不墜。（注：詳見齊陳駿《河西史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齊陳駿、陸慶豐、郭鋒《五涼史略》（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趙以武《五涼文化述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不過這樣的現象也出現于十六國時代其他的諸侯國中，（注：詳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相關章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且就文化傳統言，河西也實在談不上深厚。筆者倒以為，河西文學繁榮的最重要原因，恐怕還在于河西相對僻遠的地理位置——這一點原因，論者或有提及，卻未給予充分的重視。

按河西的僻遠，無待贅言。而一般來說，當和平統一的時期，僻遠之地遠離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文化的相對落后勢所難免，而一旦分裂動蕩，則僻遠反而可以轉化成某種優勢，傳統文明在僻遠的環境中往往得以延續以至發展，政治上也能維持相對的和平安寧。十六國時代五涼政權控制下的河西地區，正是如此。陳寅恪先生指出：

蓋張軌領涼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區，百余年間紛爭擾攘固所不免，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大亂者，略勝一籌。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猶可以蘇喘息長子孫，而世族學者自得保身傳代以延其家業也。[11]

以此，五涼河西文學的興盛，關鍵在于河西地域的邊隅性質。因其邊隅，“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歷時既久，其文化學術遂漸具地域性質”[12]；文化學術之一種的文學亦復如此，河西文學的身價正是借著中原的殘破荒落而提起來的。又河西文學風格也與河西之僻陋遐方有關。河西文學在河西“本土世家”與外來“儒英”的雙重刺激下，表現出清典純正的儒家文學特征。（注：前涼后期，玄學之風流播河西，在一部分學者中，經學與玄學開始合流。不過總的來講，五涼學者治學還是沿襲漢魏傳統，以經學為重，潛心用力于儒家經典。）這種特征，頗類似于孫吳時代的江東文學，而區別于三國西晉玄風影響下的中原文學。

河西文學的上述特征，在河西本土文學家的身上有充分的體現。張昶、索靖前已論及；若前涼宋纖，“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余人，不應州郡辟命。……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13]西涼劉昺，父寶“以儒學稱”，“德冠前世，蔚為儒宗”，著述繁富；[14]北涼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15]又北涼宗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右”；[16]至于前涼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精《春秋》之義；[17]前涼索綏，善講論經義，“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18]這些河西人物，既為儒者，復是文家，甚是明顯。

河西地理位置之僻遠與河西本土文學之興盛的關系，又尤以敦煌一域為典型。十六國河西文學家9人，謝艾、張斌、索綏、宋纖、劉昺、張穆6人均隸籍敦煌，如此，敦煌又可稱為河西本土文學的中心，而這并非偶然。歷史地看，河西文學，敦煌居首；且不僅文學，敦煌一地所出經、史人才及總體文化水平，東漢以還，包括整個五涼時期，也都居涼州之首，這與敦煌居河西西陲、更加邊僻，相對而言也更加穩定有關。（注：即使河西發生變故，敦煌所受的影響往往也不大。如在魏初、晉初的河西混亂中，敦煌就未遭擾亂。）正是由于敦煌的穩定，發展到西涼時，在河西諸郡中，敦煌已以“郡大眾殷”著稱；文化方面，敦煌也號稱名邦，西涼李暠就曾戒其諸子曰：“此郡（按指敦煌）世篤志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19]名邦多文家，此屬事之自然；而穩定的政局，寧靜的生活，某種意義上也正是文學得以成長的溫床。

[1]后漢書·張奐傳[M].

[2]史記·貨殖列傳[M]；漢書·地理志[M].

[3]后漢書·竇融傳[M].

[4]后漢書·循吏·任延傳[M].

[5]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28）·衛覬（漢金城太守殷華碑）[M].

[6]太平御覽（卷602引）[M].

[7]晉書·禿發利鹿孤載記[M].

[8]晉書·禿發ｎù＠⑦檀載記[M].

[9]晉書·禿發ｎù＠⑦檀載記[M].

[10]關于五涼文學的評價問題[J].西北史地，1991(2).

[11]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M].北京：中華書局，1963.

[12]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M].北京：中華書局，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