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文學中所見的西域商貿(mào)

佚名

內(nèi)容提要：論文以文史互證的方法分析了出現(xiàn)在漢魏六朝文學中的西域商品和商胡，指出籠罩在文學想象之中的西域商品具有神奇性、奢靡性與趣味性等特點；而文學作品中有關(guān)胡商的記載，在不經(jīng)意之間反映出胡商的生活境遇與信仰習俗。考察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貿(mào)，有助于我們從文學這一角度理解中土與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觀念態(tài)度。[1]

關(guān)鍵詞：漢魏六朝文學西域商貿(mào)

除了政治、軍事原因而導致的交往使得文化流播之外，宗教與商業(yè)一直是文化流播中更常見、更持久、更重要的載體。可以說，自古以來，利益與信仰是驅(qū)動不同文化民族之間交往最重要、最持久的動因。在西域與中原之間，自古以來就存在著較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往來。這種商貿(mào)關(guān)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原地區(qū)的文學創(chuàng)作，包括詩歌、小說、辭賦在內(nèi)，各種體裁的作品都或多或少都接受著商業(yè)往來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其中尤以小說所受影響為大。

漢魏六朝尚處于與西域交往的早期，這一時期，中原地區(qū)的人們對西域還所知甚少，商業(yè)則是了解西域最重要的媒介之一。這種了解往往不完全本之于真實的知識，而是帶著明顯的誤解、夸飾與想象的痕跡。他們通過獨特的視角把自己的情感、愿望投射于西域的商品與商人，各種傳聞與想象源源不斷地進入歷史，從而重新建構(gòu)了一個西域世界。考察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貿(mào)，有助于我們從文學想象這一角度理解中土與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觀念態(tài)度。在商貿(mào)往來中有兩大要素，第一曰商品，第二曰商人，下面我們就分別論述漢魏六朝文學中的西域商品與西域商人。

一、漢魏六朝文學中的西域商品

西域?qū)χ性隹诘闹饕锲酚薪疸y器、寶石、玻璃器、香料、毛織品、珍稀動物等等，物產(chǎn)往往是了解和想象異域絕國的第一媒介。這些絕域殊物的輸入，不斷地擴大著我們對遠方異國的想象。在早期中國的史書中，在提到與異族的交往和對異族的征服時，往往會提到所取得的物質(zhì)成果。隨著版圖的擴大，不同民族的交往開始增加，因此而對異族生活方式、不同物產(chǎn)的了解越來越豐富。在早期的所謂地理博物小說中，大致上包含了三大內(nèi)容：曰殊方，即遼遠的空間距離；二曰異民。即表現(xiàn)其形體、特性和習俗的怪異。第三曰奇物，即或出于真實、或出于想象的各地的奇異物產(chǎn)。至《山海經(jīng)》為止，對異域遐方的幻想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但此書所記載的物產(chǎn)基本上屬于神話，憑空想象，并不是現(xiàn)實中實有之物。西域的開通以及各種新奇物產(chǎn)的流入為地理博物類小說注入了新的活力。這類小說的共同特點是根據(jù)實有之物，夸大其功能，并與仙境、理想國的幻想結(jié)合起來，使這些物產(chǎn)具有了神話色彩。所以，當時西域傳入的物產(chǎn)在漢魏六朝小說中就已經(jīng)不再是簡單的史實性記載，而是戴上了想象所營造的神秘面紗，從而形成一種神秘的氛圍。

概括來說，文人筆下的西域物產(chǎn)第一個重要的特征是神奇性。這種神奇性具體表現(xiàn)為物品具有夸大的實用性功能，以及驅(qū)邪避災(zāi)、祈福保安的宗教性功能。

據(jù)《西京雜記》卷一載：“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而在《海內(nèi)十洲記》中則云：“武帝天漢三年（前98），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色黃白，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shù)日不沉，入火不焦。”不僅這一物產(chǎn)的神奇功能得到了夸大與渲染，而且與神馬的聯(lián)系使其初步完成了神性化的過程。《西京雜記》卷一所載的身毒國寶鏡等更是充滿了神話色彩，其云：“宣帝被收系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zhuǎn)絲繩，系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帝崩，不知所在。”在這里身毒國出產(chǎn)的寶鏡被賦予了驅(qū)邪、祈福以及通靈的神性。

如果說，《西京雜記》與《十洲記》中還是民間傳說中夸大其辭以聳人聽聞的一般手法的話，那么，到了《拾遺記》，文人乃是自覺地以文學性想象和縟麗文字來渲染西域物產(chǎn)。在此書中，西域的貢品大多與神奇的神話結(jié)合在一起，以營造光怪陸離、神奇莫測、錯彩鏤金的華麗風格。如卷一“高辛”條云：

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于廚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為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shù)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樸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或曰：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瑪瑙也。

西域出產(chǎn)的瑪瑙工藝品是中原最受歡迎的貢物之一，一向被視為珍品。據(jù)《西京雜記》卷二載：“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huán)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晝?nèi)铡Ｗ允牵L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通典》卷一百九十一《邊防七》載：“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jié)、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番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jīng)，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啖于厚利，令轉(zhuǎn)相諷諭。”這是《拾遺記》這段記載的歷史依據(jù)。毫無疑問，《拾遺記》中的記載充滿了誤解、夸飾與想象，也正是在這種誤解、夸飾與想象之中，完成了對西域物產(chǎn)的神話化過程，重新建構(gòu)了一個奇異的西域世界。《拾遺記》卷四“秦始皇”條：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像；刻玉為百獸之形，毛發(fā)宛如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又畫為龍虎，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于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fā)檻視之，疑是先天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此段神話也具有真實的歷史背景。西域當時的玉石及玉器制作享有極高的聲譽。張騫通西域之后，和田玉成為于闐王覲獻中原王朝的重要方物，最初是出口玉石原料，6世紀中葉起，開始覲獻用于闐玉雕琢的工藝品。《南史·于闐傳》下記載：“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大同七年（541），又獻外國刻玉佛。”[2]在這段記載中，西域之玉石配合西域之著名畫工，雕出了通靈之神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神話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賦予此類物產(chǎn)以驅(qū)邪避惡、預測未來、通靈精變等等種種特性，從而使西域物產(chǎn)具有非同一般的神性。

由于西域向中原出口的貢物大部分都是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漢魏六朝文學作品中，西域物產(chǎn)往往又是富麗豪奢的象征。它們的名稱常常成為以藻飾見長的辭賦、詩歌作者樂于稱引的對象，通過對這些名物的鋪陳與描繪，展示熠耀焜煌、光采煒煒的繁艷風貌。因此，文人筆下的西域商品第二個特征就是其奢華性。

珊瑚是從絲綢之路進入中原的特產(chǎn)之一。《漢書·西域傳》稱：珊瑚為罽賓所出。而《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下》、《隋書》《新唐書》均云珊瑚出自于波斯或附近，《梁書·諸夷傳》并云波斯國“咸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而瑯玕在先秦古籍中一直被當作是出產(chǎn)于西域的美玉。《爾雅·釋地》曰：“西北之美昔有昆侖之璆琳、瑯玕。”《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云：“（槐江之山）其山多青雄黃、多藏瑯玕、玉。”《管子·輕重甲篇》：“昆侖之墟不朝，請以璆琳、瑯玕為幣乎？”[3]這些珍玉奇石在漢賦和詩歌中一再出現(xiàn)。它們是宮殿園囿中的華麗裝飾。當司馬相如鋪陳上林苑之富麗時提及“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上林賦》），班固夸飾漢長安宮之華麗時則云：“碝磩彩致，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兩都賦》）。它們是婦女身上的華麗裝飾，曹植在描繪美女之打扮時聲稱其：“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瑯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美女篇》）它們是情人定情時的珍貴禮物，張衡在提及美人所曾禮物時則曰：“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四愁詩》）它們是貴族豪奢生活的象征。《晉書·食貨志》云：“王君夫、武子、石崇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最著名的莫過于見載于《世說新語》、《晉書》等文獻中有關(guān)石崇與王愷斗富的情節(jié)，《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載：

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涂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yīng)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枝，條干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怳然自失矣。

在這里，出產(chǎn)于西方的珊瑚無疑是財富的象征。但是，從這條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以前不為人重視的信息。首先，王愷、石崇比富，似是胡地習俗影響下產(chǎn)生的行為。西域商胡以得利多為善，財多為貴，因而形成一種“斗寶”習俗，以寶物之多少決定其社會地位。《太平廣記》卷四0三“魏生”條引《原化記》載：“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xiāng)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列。”《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引《廣異記》也載武則天時，有士人途次陳留，宿于旅邸，“夜聞胡斗寶”，為他們陳說中國之珠寶，諸胡大駭云云。據(jù)《宣和畫譜》卷一，唐代閻立本曾經(jīng)作過《異國斗寶圖》，可惜現(xiàn)已失傳。石崇是一個受胡文化影響較深的貴族，他的一個愛妾就來自于胡地。《拾遺記》卷九載：“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于胡中得之……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珍寶奇異……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他因劫掠商人而致富，《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云：“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而他所劫掠的所謂“遠使商客”中，應(yīng)該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西域。

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西晉時期由于社會上層所流行的奢靡生活風尚，使得從西域前來經(jīng)商的商人大大增加。我們知道，西晉代魏以后，統(tǒng)治者的社會階層從寒族一變而為門閥豪族，統(tǒng)治者內(nèi)部的風尚也由曹操時期的倡節(jié)儉改變?yōu)樯泻郎荨ｋm然晉武帝也經(jīng)常做提倡節(jié)儉的表面文章，但從實際行為上看，武帝不但本人生活奢華，后宮數(shù)萬，還對貴戚之間的競奢給予物質(zhì)上的支持，這就大大鼓勵了社會高層內(nèi)的奢靡風氣。晉朝太傅何曾：“性奢豪，務(wù)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4]石崇：“財產(chǎn)豐積，室宇宏麗。后房百數(shù)，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競以奢靡相尚。”[5]上層社會的奢靡風氣刺激了對奢侈品的消費需求，這使得與西域的商品貿(mào)易有了合適的土壤，西域商人在此期間經(jīng)常來到中原交易。這其中，與官方的朝貢回賜形式的貿(mào)易就有如下幾次：晉武帝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6]太康八年（287），“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7]同在太康年間（280-289），龜茲、焉耆王曾遣使來洛陽訪問，并饋贈方物。但是，除了與西晉官方的交易之外，更多的應(yīng)該是民間商業(yè)往來。晉末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shù)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8]可見在晉末動亂之時中原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西域賈胡，那末在安定時期的規(guī)模可想而知。由于經(jīng)常與西域商胡有商業(yè)往來，所以在習俗上受其影響也不足為奇。

也正是西域輸出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所以，它往往與帝王、后宮、貴族生活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出現(xiàn)在各種香艷傳聞中，成為很多趣聞逸事中的重要道具。所以，漢魏六朝文學中西域商品的第三個特征乃是其趣味性。

眾所周知，西域之香料乃是向中原出口的重要商品，圍繞著它就產(chǎn)生了不少傳聞，有的還進入了正史。據(jù)《拾遺記》卷六載：“漢靈帝初平三年[9]（192），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為湯，宮人以之浴洗畢，使人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更為著名的乃是“偷香竊玉”這一故事。據(jù)《晉書》卷四十《賈充傳附賈謐傳》載：賈充的小女兒私悅韓壽，韓壽常常在晚上逾墻而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jīng)月不歇，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由此可見西域香料在當時是非常珍貴而受歡迎的。這些香艷故事被后代詩人反復提及，成為文人最樂于引用的典故。二、漢魏六朝文學中的西域商人

除了西域的物產(chǎn)之外，西域商胡的形象也在此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詩歌中最早出現(xiàn)的西域商胡形象是辛延年《羽林郎》中的酒家胡女，這首大家耳熟能詳?shù)臉犯娫疲?/p>

昔有霍家姝，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diào)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jié)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qū)區(qū)。

辛延年，生平不詳，這首樂府的產(chǎn)生年代僅可斷定是東漢時期。東漢時期西域與中原之間的商貿(mào)已經(jīng)非常頻繁，西域賈胡的記載屢見于史籍。《東觀漢記》卷十六“楊正”條記光武帝去世時，“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shè)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光武去世之年為公元56年，此時西域商胡已在長安經(jīng)商。據(jù)《后漢書》卷五《李恂傳》，東漢和帝永元二年（90），李恂“復拜謁者，使持節(jié)領(lǐng)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shù)遣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后漢書》卷二四《馬援傳》記載馬援征武陵五溪蠻時，耿舒譏諷馬援的用兵行動“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可見此時“西域賈胡”已成常用習語，其行為習性也廣為人知。由于西域輸入的果酒、尤其是葡萄酒在中土大受歡迎，而漢代葡萄酒的釀制技術(shù)尚未引進，因此從情理上推測，胡人在中土經(jīng)營酒肆完全可能。胡人經(jīng)營之酒肆由年輕美貌之胡女當壚，也屬必然，后世許多材料都可證明此點。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辛延年此詩目的可能是借古諷今[10]，整首詩歌具有隱喻化的特點，所以詩中關(guān)于胡女形象的刻畫未必出于寫實。如詩中描寫胡姬之穿著是“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顯然不是緊身窄袖、“裳服褊急”[11]的胡衫，而“兩鬟何窈窕”的發(fā)式，也與片治肯特壁畫中的胡女辮發(fā)之俗不合。所以，竊以為，《羽林郎》詩中對胡女服飾、發(fā)式的描繪乃是民歌中經(jīng)常使用的“常備片語”（stirk phrases），甚至整首詩歌的結(jié)構(gòu)都是“求愛——拒絕”這一故事范型（story pattern）的形態(tài)變異(metamorphosis).，因此，詩中的胡女無論其服飾打扮，還是觀念行為，都有明顯的漢地氣息。但無論如何，此詩有說服力地證明了從事商業(yè)活動的胡女在中土的出現(xiàn)。

漢魏六朝小說中的胡商形象同樣反映了這一時期小說作者的旨趣，即：嗜奇、好怪。作者首先對胡商有異于漢人之形象與習俗表示了高度關(guān)注。宋·劉敬叔《異苑》載：

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yī)術(shù)之事。體有臊氣，常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殮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12]。

胡道洽，從其姓觀之，即有胡人之嫌，“體有臊氣”，這是白種人所特有的體味；音樂與醫(yī)術(shù)，也正好是西域胡人的擅長，所以此人無疑是西域胡人。在這條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域商胡普遍具有的愛好與習俗。如佩帶香囊之特征，與胡人體味較重，佩帶香囊以驅(qū)穢有關(guān)，也與當時許多西域賈胡從事香料買賣有關(guān)。胡人之畏狗，則與他們的葬俗有關(guān)。以康國為例，《通典》卷一九三引韋節(jié)《西番記》曰：“國城外別有二百余戶，專知喪事。別筑一院，院內(nèi)養(yǎng)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內(nèi)，令狗食人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康國棄尸飼狗、收骨埋殯之俗，應(yīng)溯源于波斯。希羅多德在《歷史》第一卷第140節(jié)中寫道：“據(jù)說波斯人的尸體是只有在被鳥或狗撕裂之後才埋葬的。”《舊唐書》卷一一二《李暠傳》：“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yè)，及死不斂，但以尸送近郊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側(cè)有餓狗千數(shù)，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患。發(fā)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岑仲勉先生認為：“此實祆教之習俗，所謂黃坑，西人稱曰無言臺。”[13]蔡鴻生先生認為此乃天竺古法，為印度式野葬[14]。所以，見狗被視為不祥，這似是胡人畏狗這一特征的來源。而此一故事也說明，狐往往是對西域胡人歧視性稱呼，早期志怪中的很多狐怪故事，往往是對西域胡人生活的歪曲性影射[15]。

而在有些志怪中，在不經(jīng)意之間透露出當時西域商胡的經(jīng)商生活。晉·荀氏《靈鬼志》載：

石虎時，有胡道人驅(qū)驢作估于外國。深山中行，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為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牽驢入澗中，胡人性急，便大嗔惡，尋跡澗中惡鬼，祝誓呼諸鬼神下逮。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鏁項，腳著木桎梏，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既問，乃是鬼王所治。前見王，道人便自說：“驅(qū)驢載物，為鬼所奪，尋跡至此。”須臾即得其驢，載物如故。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域胡商艱難的經(jīng)商生活，商道上除了自然條件險惡之外，還有強盜、小偷之騷擾。而行者“魚貫相連”，則反映出當時通常是以商隊的形式組織集體販運。除了自然險阻與強盜小偷之外，西域商人還會遭到當?shù)貦?quán)貴的巧取豪奪。《異苑》卷六有一則故事：

沙門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yī)術(shù)，遂成巨富。有八尺翕登，光彩耀目，作百種形象。又有沈香八尺板床，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談）為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乃殺而藉沒家財焉。法存死后，形見于府內(nèi)，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jīng)日，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邵之比至揚都，亦喪[16]。

支法存之身份為醫(yī)師，靠行醫(yī)而致富，與一般商胡略有不同。但當時豪門對西域商胡巧取豪奪，甚至不惜搞得商人傾家蕩產(chǎn)，這種事例在史籍記載中比比皆是。早在東漢年間，就有西域賈胡慘遭權(quán)貴梁冀的殺害。《后漢書》卷三四《梁冀傳》載：梁冀起兔苑，“綿亙數(shù)十里，調(diào)發(fā)生兔，刻毛為標志，人有犯者，罪至刑死。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zhuǎn)相糾告，死者十余人。”上文我們說過，在石崇為荊州刺史時所劫奪的商販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西域的商人。北魏、北齊是西域商人處境最好的時代之一，北齊甚至產(chǎn)生了像和士開這樣的幸臣，但大部分西域商胡的社會地位依然十分低下。涼州是西域商人聚集之所，互市貿(mào)易極其興旺，歷任涼州刺史者無不勒索商胡，贓賄累累。如北魏的京兆王子推之子元暹，于普泰元年（531）為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guī)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戳，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17]《北齊書》卷三十四《楊愔傳》載：平原王高隆之與楊愔鄰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shù)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可見社會上層對西域商胡之鄙視。

面對中土統(tǒng)治者的迫害，沒有任何社會、政治地位的西域商胡只能通過意識形態(tài)上的宣傳來保護自己。從這個角度，我們更能認識到佛教對西域商人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佛教本來就是與商人階層關(guān)系極其密切的宗教，從佛教初創(chuàng)之日起，商人就是佛教最重要的贊助者與信仰者。遠在異鄉(xiāng)客土的西域商人更需要佛教作為精神安慰，而全社會信仰佛教，也有助于保護商人人身財產(chǎn)的安全，因此，這一時期的小說較多地反映了以因果報應(yīng)為核心的佛教思想，在這些宣教故事中，主角大部分是西域僧人，但也有一些是商人，如《冥祥記》載：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世有資貨，為富人。……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jīng)》。……少年輩密共束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乃大驚懼……長舒答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威靈所佑。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

類似包含了神異與勸諭的故事在當時的宣佛小說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這一時期有關(guān)天堂地獄的想象往往出自于西域商胡之口，同是《冥祥記》載：

晉史世光者，襄陽人也。咸和八年（333），于武昌死。七日，沙門支法山轉(zhuǎn)小品……史家有婢，見世光在靈上，著衣帢，具如平生。語信云：“我本應(yīng)墮龍中，支和尚為我轉(zhuǎn)經(jīng)，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將信持旛，俱西北飛上一青山，上如瑠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提旛，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

史姓是昭武九姓之一，而史世光交往的人物又多是胡人，所以，他很有可能是西域人士。另外，《幽明錄》中所載地獄之所見所聞，傳述人是康阿得與石長和，從其姓名分析，這兩位無疑也是西域人。西域人傳述的有關(guān)天堂地獄的想象，成為印度神話與中國本土神話之間的一座橋梁。西域（很有可能是中國化的西域人所創(chuàng)作）的天國、幽冥神話對中國天國幽冥故事的發(fā)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成為中國人最容易接受的彼岸想象[18]。也就是說，在佛教觀念的世俗化與普及化當中，西域商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綜上所述，漢魏六朝文學中出現(xiàn)的西域商品與西域商人，不僅反映出兩地交通之初中土人們對西域的知識、觀念、態(tài)度與想象，也透露出這一時期西域商胡的生活境遇與信仰習俗，乃是兩地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史料。如果我們審慎地處理，排除其中的夸飾、誤解與歪曲，就能大致描繪出一幅真實的歷史圖景。 [1]此文為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項目《西域文化影響下的中古小說》的一部分。

[2]以上參見林梅村，《昆山之玉》，收入《古道西風》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第81-82頁。

[3]關(guān)于珊瑚、瑯玕出產(chǎn)與輸出地的討論可參見吳勇《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珊瑚及相關(guān)問題》，《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4]《晉書》卷三十三《何曾傳》，中華書局校點本，第998頁。下引同此本。

[5]（《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第1007頁。

[6]《晉書》卷三《武帝紀》，第60頁。

[7]同上，第78頁。

[8]《晉書》卷六十九《劉隗傳附劉疇傳》，第1841頁。

[9]原書此處有誤，初平三年為漢獻帝年號。

[10]朱乾《樂府正義》認為本詩可能是借西漢史事諷刺東漢和帝時代外戚竇氏。當時竇憲任大將軍，一門兄弟都很驕橫，尤其是做執(zhí)金吾的竇景，常常縱容部下以野蠻的手段強奪民間婦女。

[11]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

[12] 魯迅《古小說鉤沉》，收入《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52頁。

[13]岑仲勉著，《隋唐史》上冊，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第3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