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玄宗；盛唐文學；文學創作；文學傳播

論文摘要：文學的繁盛無非是創作的繁盛和傳播的繁盛。作為大唐最有作為的統治者之一的唐玄宗當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經濟、人口、教育政策，為文學提供了良好的傳播和創作條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盛唐文學的發展。

文學的繁盛莫過于創作的繁盛和傳播的繁盛，作為大唐最有作為的統治者之一的唐玄宗為唐代文學的繁盛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這個推動作用首先就是對文學創作及傳播的巨大促進作用。

第一，玄宗當政后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推行，國力的發展，都直接為文學創作和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環境。

文學的創作和傳播離不開一個良好的傳播環境，而這個環境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思想等人文環境，府衙、科場、書院、學校等政教場所，以及瓦舍青樓書場勾欄等娛樂場所，還有平凡人家的書房文案等等。

玄宗當政之初，國力不盛，文學上十分凋敝，沈宋已亡，文章四友也于開元初年盡數西去，可以說文壇已無耀眼之星。玄宗當政之初定下“既富而教”的政治宗旨。去華汰奢、發展生產，輕賦減役、抑制食封、整頓吏治、與民休息，到了開元天寶中，國力已經極為昌隆，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經濟繁榮。“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無貫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東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今陜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陽(今北京)，西至蜀川I(今四川成都)、涼府(即涼州，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文學家們也紛紛將盛況記載于文中“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禾樓亦滿”。這種“四海豐稔，百姓殷富”、“人人欣欣然”的社會景象給文人們良好的創作環境并留下了美好心靈企望，成為他們創作的一個題材。以至于多年后還讓杜甫懷戀不已：“憶營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元豺虎，遠游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而《憶昔》描述的這物阜民豐的開元盛世，不但為盛唐詩人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也為盛唐文學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和一個積極向上的文學創作的世界和文學傳播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人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致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作為文學家也同樣不可能不食人間煙火，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對作家的創作、對文學作品的傳播都是有百利而元一害的，對于一個帝王來說，創立一個好的社會環境也是對文學的一大貢獻。

第二，玄宗寬刑減罰的司法政策，推行合理的婚姻政策，對人口的增長以及人口素質的提高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這就為文學傳播的場域進行了拓覓。

大唐立國之初，由于煬帝荒淫統治、繼以隋末大亂，經濟蕭條，社會殘破，人口大量死亡，“比于隋時，才十分之一。”統治者一直采取政策發展生產、增殖人口，但到中宗神龍元年(705年)‘‘戶706956l5，日41419712”，玄宗初年為了人口和經濟的增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開元初年下詔裁汰天下僧尼，時各地還俗者l萬2干余人，改變了“天下濫度僧尼、道士、女冠”成風的現狀；開元二十二年(734年)玄宗敕命男15、女l3以上，聽婚嫁。在農業經濟的社會，合理的人口政策對全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勞動力直接代表社會的生產力，因而玄宗的改革對大唐國力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而且玄宗仁愛治國，寬刑減罰，數次下詔書“緩刑恤獄，所以愛人命”，仁愛之心惠及雞犬，全唐文中玄宗共有多篇皆為對刑獄之人寬宥。以至于到“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奏今歲斷死刑五十八”，而開元十七年“斷死罪二十四人”，為大唐斷死刑之最，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少的年份之一，這也從一個方面為人口的增長助力不少，同時也有利于政府和皇帝在民眾中的信任度的提高。這些政策使玄宗時代的人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根據史料可以發現盛唐人口變化如下：

文學無論是創作還是傳播都離不開人的因素，文學活動的四個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讀者中沒有一個離得開人的。世界是人生活的世界，人眼中的世界，人筆下的世界；文學作品是人創作出來的，而作者和讀者本身就是受過教育的人。雖然不能說人的數量同文學創作的繁榮程度、文學傳播的速度成正比，但毋庸置疑文學的創作和傳播同受教育人群的數量有密切關系。在我國古代社會．人口的持續增長不僅僅是農業發展的重要原因，也應該為文學創作和傳播創造了廣闊空間。

第三，重視儒學，發展教育，為文學的創作和傳播提供了充足的后備力量和文學接受的市場。

玄宗對教育的重視，提高了全社會的文學欣賞水平。科舉制度的完備，對作家創作，對儒學的重視，對教育的重視，對道家道教的優待推崇．都為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儒學和教育的重視直接為文學創作和文學傳播提供了高素質的作者和受眾，盛唐許多詩人都是進士出生身，有著較高的文化修養。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消費都離不開人，而且必須是有文化的人，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夠寫出作品并能夠對作品的傳播欣賞。作家的作品會影響到傳播者和消費者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作家寫作總是為了讓別人閱瀆，讓別人欣賞，或啟迪別人，或娛樂別人，企圖通過創作同別人對話與交流，取得社會的贊同和認可。不言而喻，作家創造出來的文本在未經固態化生產之前，只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潛在的作品，或者說是是一堆涂滿墨跡的手稿。要使這種手稿轉化為文學消費者的消費對象，還需要將物態化為文學書籍或其他媒體形式的文學讀物，即文學出版、制作和發行活動，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學傳播活動。在歷史上，文化不發達時期，最初的文學傳播工作是由本人承擔或有聽眾們口口相傳來完成的，后來隨著書籍紙張的出現文學成果的傳播方式更加靈活。但是元論何時，對文本的闡釋、評價，主要聽從于它的新的主人——廣大文學讀者。讀者的欣賞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同樣會影響到文學的傳播以及作者的文學創作。在玄宗當政的時期，積極推行教育，發展儒家道家思想，采取多種人仕方式，促進全民的文化素質的提高，為文學的創作與傳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把作者和文學消費者的欣賞和創作水平提高一大截兒，為盛唐文學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第四，玄宗個人對詩歌的喜好、音樂的熱愛也直接促進了文學的發展。

盛盾歌詩藝術生產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官方出面組織，進行大規模的集體創作。由于皇帝對詩歌的喜愛，并對此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一大批優秀的藝術人才聚集京城，互相切磋競爭，創作出大量的新的曲調，大量的文學作品出現，這些文學作品風格豐富多彩，體式各不相同，自然就促進了盛唐的歌詩創作呈現出繁盛而多彩的特點。由于玄宗當朝國力空前強大，盛唐的詩歌創作和歌詩表演不僅僅是為了娛樂的需要，有時還出于玄宗為了夸飾盛世文明的目的，做厭典、繼嗣之作，這也是盛唐歌詩創作豐富多彩的一個原因。玄宗十分愛好詩歌樂舞，“新聲一段高樓月，圣主千秋樂未休”而且，他自己不但能作詩，還能吹、能唱。《明呈雜錄》：每賜宴設酮會，則上御勤政樓……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唐玄宗自蜀回，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云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還。”蓋盧思道之詞也……其夜，上復與乘月登樓，唯力士及貫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詞》，貴妃所制，上親御玉笛為之倚曲……

皇帝對音樂的喜愛以及大型音樂活動的頻繁舉行，自然對與音樂相合的文學作品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多。當時的音樂機構，除了原有的太常寺掌管的太常樂以外，又出現了教坊與梨園，甚至連府縣都設有教坊。當時在京城中專門從事音樂的人就有數萬人。這種局面的出現，自有其經濟、文化上的原因，而統治者的個人喜好和倡導，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唐明皇以其特有的性格，給他那個時代染上了繽紛的色彩。他自己能吹、能唱、能自制辭，能親自教授梨園弟子，而且還經常舉辦大型的歌舞娛樂活動。皇帝親自組織文化活動，這必將大大地刺激詩人的參與，努力使自己的詩成為皇帝喜歡、大眾歡迎并廣為傳唱的唱詞。這就是盛唐的音樂文化，盛唐的詩人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之中，進行著他們的創作。從藝術涵養到情緒的感染，從創作的題材到聲律，從創作動機到傳播和價值實現，歌詩創作都深受音樂演唱的影響。

文學產生發展的原因眾多，但是皇帝對文學的影響不答忽視，特別是像唐玄宗這樣對盛唐文學產生重大影響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