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唐代文學；研究空間；學術史補闕；學術蠡測

唐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研究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者眾多、成果豐富，其學術價值和意義之重要，自不待言。此朝文學研究之理論方法、格局范式、價值取向均與他朝互通互動，亦為學界之共識。如何進一步推動研究的深入，或者說如何進行創新，是研究者最為關注的問題。而解決此問題之基礎又在于我們對創新的認識：一是何謂創新，二是如何創新。

第一個問題，可以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話來加深認識。程先生曾說：“創新有三種情況：一、前人所未涉及或未論述過的東西，你論述了，這叫創新；二、前人已做過一些研究，但做的還不夠充分，有繼續補充和擴展的必要，或是前人解釋尚不夠圓滿，不能讓人完全信服，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解釋。這種在前人基礎上的進一步擴充和重新解釋，也是一種創新；三、就是前人對某一問題已有涉及和論述，但其論斷并不正確，需要加以修正，也是一種創新。”[1]129-130在這簡短精辟的論述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是“前人”，共5次。這啟發我們，無論哪種創新，都須有對前人成果全盤考量的基礎才有現實可能性。

第二個問題，如何創新，實際上與我們對創新的認識密切相關。陸機云“謝朝花于已披，啟夕秀之未振”，韓愈說“惟陳言之務去”，此皆為文之要。文學創作如是，文學研究亦如是。然而，解決“啟夕秀”、創新語的關鍵還是“朝花”和“陳言”。用程千帆先生的話來說，前者是我們所需的創新，后者則是創新的基礎，即“前人”的工作。因此，我們認為，解決文史研究創新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是鑒往知今，正如季羨林先生告誡我們的：“鑒往決不是什么‘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知今'，而且兩者都是為了預測未來，以便把將來的工作做得更好。”[2]序

正是基于此種共識，研究者采取年鑒、總述、通論、集成、叢書等形式來整理前人成果，并以此深化對已有工作的認識。特別是世紀之交，開展了多種形式的討論，編著出版了各種具有學術史價值的專書。比如杜曉勤《隋唐五代文學研究》，胡戟等主編的《二十世紀唐研究》，傅璇琮、羅聯添主編的《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都是與唐代文學研究緊密相關的集大成性質的專書。各種綜述文章更如雨后春筍，對上述工作進行補充完善。無疑，這些工作是瑣細的、辛苦的，對推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大有裨益。然而，時代在前進，對已有成果的整理和利用還有待進一步加強。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鑒往”的補闕和“知今”的蠡測。

上述三種著作的共同立足點是“鑒往”。杜著前言說：“只有我們對前人的學術成果了然于心，才能找到新起點；了解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之處，才能盡可能地避免曲折。”[2]12而《二十世紀唐研究》雖然不是專門的文學研究史，但對于所有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來說，無疑是一部難得的基礎工具書，該書“是對20世紀唐研究的百年回顧，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論，作系統的學術史總結。”[3]《集成》8卷10冊，分時段摘編1949年至2000年的論文和著作。傅璇琮先生曾指出其“鑒往”之性質，“不僅在于對五十年來中國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而全面的整理和總結，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將這些材料放到半個世紀以來海峽兩岸學術分流與互通的大格局下加以審視和整合，從而為兩岸三地學術文化的匯通和交融，為二十一世紀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拓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4]這些成果，對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來說，可謂功莫大焉。不過，我們高度肯定的同時，也應從與時俱進的角度來看待它們的缺漏。整體來看，唐代文學研究“鑒往”之補闕有兩方面：歷時補闕和未版補闕。

（一）歷時補闕上述諸書出版雖然都在2000年之后，而其所整理和總結之內容則全截止于2000年。從二十世紀末至今的文學研究，無論是視野的拓展還是方法的更新，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對唐代文學研究整體透析就必須在原有基礎上，補入近幾年來的研究成果。歷時補闕，原本并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由唐代文學學會主辦的兩個著名刊物《唐代文學研究》和《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基本對每年的新成果進行了評介。除此之外，各種綜述文章屢見書刊。不過，我們還應當看到補闕意識的不足。《唐代文學研究》是一部論文集成性質的書，僅僅收錄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唐代文學年會的與會論文。《年鑒》限于體例，也難以收錄全部文章，而只能做簡單的評介。兩者都難以反映整體全貌。

利用網絡資源基本上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期刊網幾乎收錄了所有國內中文刊物，但我們還是要強調補闕意識。這是因為研究人員在利用資源時，容易產生兩個極端，要么不顧現有研究成果，自言自語，要么只利用電子圖書和刊物，忽略紙質成果。因此，增強歷時補闕意識，其實質是文獻利用問題。

（二）未版補闕充分利用中文期刊網雖可解決歷時補闕問題，但于真正把握學術前沿動態而言，實則遠遠不夠。眾所周知，唐代文學研究從業者人數，可以說是整個古代文學中最多的。具有博士碩士學位授予資格的高校和科研單位恐怕也是最多的。因此，單從期刊網上的論文和正式出版的著作很難窺測研究動態。由于人數的增多和受時代風氣的左右，很多研究生的論文難以公開發表，又由于其他各種原因，學位論文作為著作正式出版者比例也不大。而這些未發表未出版的論文，正是我們需下大力補充的部分。因為論文的選題不僅僅是研究生個人知識結構和學術視野的反映，而且也是專家學術積累的展現。

有學者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筆者參加華南師范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唐代文學年會時，葛曉音先生曾感慨，現今的研究好比刨土，東一鋤西一鋤，前人刨過后人接著刨。這種重復勞動的出現，大部分由于信息不暢所致，有時甚至出現幾個人選同樣題目的現象。

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并不難，臺灣地區學界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好例子。臺灣各大學報在每年度的最后一期將一年來學位論文選題全部錄入，并作相應的索引，每五年或十年又作分類匯總。這樣就真正地為研究者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降低了選題的盲目性。

這樣的工作我們也可以做，從網絡資源中的學位論文檢索可以看到，有些高校已經開始實施了。但只靠幾所高校圖書館，恐怕還不足以解決問題。所以，葛曉音先生曾經建議到國家圖書館，將近十年唐代文學研究的博士論文選題抄錄出來。我們深切地期望各高校和科研單位圖書館聯合起來，編制歷年學位論文索引。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唐代文學研究創新在“鑒往”方面有所突破并不十分艱難。不過，我們應當看到僅有前人成果資料匯編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缺少梳理，就很難在理論方法上進行創新。毫無疑問，已有成果是學術史料，對史料的利用，僅以“史”的眼光去看待，無法充分利用，就像燃料不充分燃燒一樣，造成浪費。這就需要以“史”為基石，站在“論”的高度對它們進行分析、提取，找出研究演變軌跡，以便對將來的發展趨勢進行合理的預測。

預測應具宏觀視野，不宜過細。世紀末總結性的論著不謂不夥，其較有影響的著作有陳友冰《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5]，張忠綱《中國新時期唐詩研究述評》[6]。論文方面，大視野的文章有:葉幫義《1949年-1980年唐代文學研究述評》[7]，蔣寅《二十世紀后期唐代文學研究述評》[8]，杜曉勤《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歷程回顧》[9]等。另外，還有陶文鵬、胡明等學者關于唐詩百年回顧，陶敏、陳尚君等人關于文學史料、文獻學方面成果的匯總等等。這些論著，或點或面，或述或評，大都具有真知灼見，對于未來唐代文學研究之影響不容低估。但我們應同時看到這些論著述多評少的局限。

鳥瞰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史，發現學術軌跡的演進實與觀念之更新密切相關。而觀念之更新，又無法超越時代環境。二十世紀初，由于“西學東漸”、環境較為自由寬松，文學研究逐漸擺脫舊傳統閑散特性，而成為一專門學科。研究者的社會身份和角色意識逐漸明確，只有這時候文學研究才談得上獨立自覺。而只有獨立自覺才談得上學科建設和研究隊伍建設，也只有獨立自覺才可能產生學術大師。唐研究領域中的大師級學者，如陳寅恪、聞一多、岑仲勉，都是這種學術風氣和社會環境所造就的。五十年代至文革結束，學術界受左傾思想影響極深。學術由天下之公器一變為天下之“工具”，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是其著例。不過，沉寂時期亦是積累過程，長時期的能量積聚，一旦找到突破口便勢不可擋。從文革結束至上世紀末短短的二十年間，我們看到火山爆發式的宏偉場面。因此，才有了學術規范的建立、理論的拓展和方法的創新。

面對傳統和時代大環境，研究者無不處于順應與沖突的重圍之下。從理論上來說，順應傳統，就是對傳統學術方法和思維方式的認同；與傳統發生沖突，在觀念上表現為力圖沖破藩籬，創造新的格局。順應時代環境，學術視野表現為世界視野，積極接受新鮮事物新鮮思想，重視國際交流合作。與時代環境沖突，則表現為理性的批判，強調本位回歸。唐代文學研究，正是在傳統和現代，沖突和順應中不斷推進。在這樣的“文理”之下，新世紀唐代文學研究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思維方式的新變。面對浩瀚的前人成果，如何才能推陳出新？是拾遺補闕，還是系統建構？所有這些表征于文學研究，就是思維方式的轉變，其本質體現于尋求新的切入點。我們以戴偉華先生《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為例來論證。唐代文學研究中地域文化視角得到了應有的重視，歸納起來大致有六個層面：（1）以本貫、占籍為切入點；（2）以隸屬階層為切入點；（3）以南北劃分為切入點；（4）以文人的移動路線為切入點；（5）以詩人群和流派為切入點；（6）以文化景觀為切入點，等等。那么，面對這樣豐碩的成果，要從詩歌自身來討論地域文化問題有相當的困難。如果以詩歌創作為本位切入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研究，可能會更貼近唐詩的實際。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戴著從唐詩創作地點切入，在花費大量時間創建的兩個數據庫，《唐文人籍貫數據庫》和《唐詩創作地點考數據庫》的基礎上，將過去主要以詩人籍貫為主的分析，轉換為以詩歌創作地點為主的地域文化與文學的研究。[10]由此可見，探尋新的視角，必須具備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思維方式轉變能力，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拓展研究空間。

其二，研究格局的變遷。二十世紀學術史告訴我們，上世紀唐代文學研究格局經歷了漸變的過程。但至上世紀末，它的總體布局可歸納為作家作品論與文學史研究、文獻整理與資料建設、作品選注與文化普及、敦煌文獻整理與敦煌文學研究等幾個層面。不過，在看似平靜的格局之中已蘊涵新的學術生命力。這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輩學者開創的“社會—文化—文學”新的研究視域。從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到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再到戴偉華師《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展示出一幅清晰的演進圖。如果再往前推，這幅演進圖中依稀可見聞一多、劉師培、陳寅恪等大師的垂范之跡。其嘉惠后學之功已逐步顯現，新世紀文學研究格局已發生全新變遷。單從論題上來看，“與文學”的結構范式，就是很好的明證。舉凡政治制度、傳統思想、社會思潮、社會群體(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團等)、科舉、幕府、音樂、繪畫、民俗、交通、文館制度等文化層面，皆成為“與文學”范式下的研究主題。

其三，研究方法多樣。與格局和范式變遷相呼應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其最突出的特點是多學科交叉研究，注意在文史哲相關學科和其他交叉學科的聯系中探索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心靈狀態和社會處境。綜合運用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研究方法，尋求理論突破和思維轉型。這種交叉研究的特質：一是體現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系統而深入的思考；二是有利于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但是，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備多門學科知識，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往往因為其它學科知識的缺少而遇到困難。因此，交叉研究也正處于方法的嘗試和工作規范建立的摸索階段。

其四，研究手段現代化。古籍數字化和網絡的發達，給文學研究增添了無窮的活力。信息化時代的研究手段具有多種選擇可能，其典型特征是積極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以達到資源共享的最大限度。利用現有數字化成果，我們可以輕松地完成許多紙質時代費時費力的工作，比如古籍整理、辭書修纂、統計分析、古書輯佚等等。文史著作的圖文并茂在過去是理想，而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則并非難事。但是，方便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那就是過分依賴數字檢索逐漸滋生我們的惰性。更為嚴重的是，研究中所必備的“問題意識”也由此漸次被吞噬。[11]現代信息技術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影響猶如“雙刃劍”，因此，堅持古籍數字化“工具”本位顯得相當重要。

其五，交流合作與個性化研究并重。傳統的唐代文學研究偏重于個性化，其私人性質及門派分隔，多由信息閉塞所致。而在科技日益發達之現代社會，重視交流合作成為良好學術風氣，互通有無的途徑漸趨闊大，往往通過學術機構、團體、刊物、會議等各種形式加強溝通。而同時，研究的個性化特色并未由此消解。這種現象的出現其實并不矛盾，因為在“全球化”大環境之下，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具個性的才越具價值。

可以預測，未來研究將在上述諸種力量的合力指引之下前進。

綜上所述，唐代文學研究創新的基礎之一，是前人的勞動成果。我們認為，在尊重前人工作的同時，還應增強補闕意識。應具備發展眼光和與時俱進的心態，一方面要注重歷時補闕，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學位論文空白點的填補。進一步拓展文學研究空間，不僅要有學術“史”的意識，更要有高屋建瓴“論”的感知預測。宏觀通照，未來發展軌跡，是思維方式突破、格局范式變遷、方法手段現代化、交流合作與個性化并重諸種合力的結果。高瞻遠矚，揚棄刨土式的思維來展望，新世紀唐代文學研究之路雖不乏坎坷，而前途終歸光明。

[1]鞏本棟.程千帆沈祖棻學記[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2]杜曉勤.隋唐五代文學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胡戟，等.二十世紀唐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4]趙小華.〈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座談會紀要[J].江淮論壇，2005(2).

[5]陳友冰.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M].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1.

[6]張忠綱.中國新時期唐詩研究述評[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

[7]葉幫義.1949年-1980年唐代文學研究述評[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4).

[8]蔣寅.二十世紀后期唐代文學研究述評[J].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1(4).

[9]杜曉勤.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歷程回顧[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

[10]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M].中華書局，2006.

[11]吳夏平.數據庫與古代文學研究[N].光明日報，2004-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