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文學史百年行程，范型無慮三變。范型轉換的基本動因在于受西方近代文論推動，文學史家的觀念由傳統向現代、由泛雜向科學演變。但中國文學 史在獲取現代性的同時，其本身的完整性、豐富性和中華文化的傳統特色卻也受到一定損傷。新時期以來的學術反思，呼喚一種新的大文學史觀，從而將文學史寫作推向新階段。《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就是這一時期眾多實踐成果中的卓越代表。 關鍵詞 文學史范型 文學觀 大文學史觀 中國文學史學科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這是一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 而其實質與標志則集中地表現于文學史范型的轉換。為了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探索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合作進行著一個題為《中國文學史學史》 的項目，希望通過史的清理，抽出一些理論性的認識，加深對文學史學科的理性把 握，用以促進這個學科在新世紀的發展。在閱讀和思考中，我漸漸形成了一種認識 ：百年來文學史范型約有三變，因而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而目前正處于第三個 階段之中，這次大轉型，在文學史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強烈鮮明的時代印記，也 都取得了不少實績。本文就想對此作一些論述，并從這個角度來評論《唐五代文學 編年史》的價值和意義。 決定文學史范型的因素不止一端，而其核心則是文學觀和文學史觀。文學觀和 文學史觀的內容包括很多方面，不是一句話所能概括的。但千頭萬緒中，又有一個 最基本的出發點，那就是對文學本質和特性的認識。因為只有首先明確了這個，才能對文學與非文學作出清晰的界定，才能在豐富多樣而性質復雜的歷史文本中準確地分辯出真正屬于文學史的那些資料，把它們遴選出來，經過加工寫入史書，以全面、深刻地反映文學史曲折起伏的演變過程，而不至于因為混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從根本上累及一部文學史的科學性。這樣，我們就找到了觀察文學史范型的一個最小、最底層基點，那就是文學史家對于文學內涵與外延的判斷，或者說是文學的義界和范疇的劃定。正是以此為根據，可以看到我國文學史學者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我國的文學史范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下面，試對此作出說明，限于篇幅，這說明只能相當簡略的。 第一個階段，我國的文學史研究者從舊式文人（或者還是經師）蛻變而來，他 們所持的基本上是古舊的文學觀。最早的文學史教學還沒有與經學、小學、文章學 等區分開來；最早的幾部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所表現的文學觀均以泛雜、龐大、含混、朦朧為特色，其文學史觀也可以說是傳統的大文學史觀，由此形成了我國文學史最早的范型。 那時候，無論林傳甲、黃摩西，還是在他們之后的謝無量，雖然都已不同程度 地接觸過西學，但對文學特性的認識，基本上都還相當老派，和章太炎所謂的“文 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的觀點差不多，其重要 標志就是泛雜而不純。林、黃之書所述的中國文學，范圍極廣。林書從中國文字的 起源和演變史講起，涉及音韻、訓詁、修辭等學，把群經、諸子、史書都算作文學，漢魏以來，則以駢散文體為關注對象，詩詞曲賦這些在后來的中國文學史中充當主角的文體，卻不在他的視野之中，至于說部、雜劇、院本、傳奇之類，則不但更無地位，甚且被看作淫辭邪說，認為只有無識文人才會重視它們。比之林傳甲，黃人（摩西）的整個世界觀都進步了許多，文學觀也相應比較開明。比如，王書就把詩、詞、曲三種文體放到了文學史主體的位置上，并特列專章論述明人章回小說和戲曲創作，見解相當精辟。可是，黃人依然沿襲自古相傳的泛雜文學觀，在他的書中，一些曾在古代政治事務中廣泛應用的文字，如朝廷的詔告制敕，官員的書表章奏，乃至金石、碑貼、制藝時文等等，也都被習慣性地作為文學而論及，加上他的書是隨編隨印，未能統一修訂，所以顯得格外雜而不純。 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比林、黃二書晚出，是本世紀二十年代之前出版的 體系最嚴整的一部文學通史。此書受到外國文論更多影響，作者在書前《緒論》中 介紹并比較了中外的文學定義，其有云：“歐學東來，言文學者或分知之文、情之 文二種；或用創作文學與評論文學對立；或以實用文學與美文學并舉。顧文學之工，亦有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者，其區別至微，難以強定。”他已感到中西在文學范疇的劃分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和某些矛盾，若用西學觀點論中國文學，會有不少難以解決的矛盾。他的自理辦法是讓在中國文學人本位，充分尊重中國文學的實際，用大文學史觀對之作盡可能廣泛的囊括。但在具體尺度的掌握上，還存在一些問題，表現在制作“文學各科表”以羅列文體類別時，將表譜、簿錄等“無句讀文”和雖有句讀而屬于學說、歷史、公牘、典章等文字，也歸入文學之中，在各時代文學的敘述中，也時時不忘經學、史學乃至小學的內容，顯然未能嚴格劃清文學史與學術史的界線，而這就是借鑒“近人”章太炎的結果。 第二階段的特點，是文學觀由泛雜漸漸向精和純轉變，文學史的范圍和各文體 在史中的權重分配也隨之發展變化。這一時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動下，文學觀 念普遍發生劇變。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文學史料被發現，更重要的是，許多歷史文 本和出土文獻被文學觀劇變中的研究者們納入了視野，一些原被撇除或受輕視的文 體（如通俗文學、小說戲劇之類）與相關作家不但紛紛入史，而且地位扶搖直上， 而一些曾占據正統、主流位置的文體和作家，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抑，有的甚至被 刪汰出局。于是，出現嶄新的文學史范型，就成了必然之事。 二、三十年代，西方文論的影響日益深廣，中國學者對文學特性和文種種類的 認識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加深加快。他們開始強調文學的情感性、形象性、審美性 和自娛、娛人的效用等等。反思傳統的文學觀，他們覺得有按文學性之強弱將文學 劃分出廣、狹兩種的必要，而文學史要敘述的，并不是廣義的文學（因為它與學術 相混），而應該是抒發感情、描繪形象、具有審美意味的狹義的文學。從體裁而言 ，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這四種文體被確認為文學所特有的樣式，非此者則不能 廁身于文學史之列。 按此標準去看中國文學，則前此的文學史就顯得非常龐雜不純、大而無當了。 這一階段的文學史作者往往對前此的文學史深致不滿，如《中國文學流變史》的作 者鄭賓于就在其書《前論》中說：“像謝無量、曾毅......等輩所著的一類《中國 文學史》，其實只是一部‘國學史’，但還有許多人卻都美其名為‘廣義的’；反 之，則如我所著的《中國文學流變史》，便是只好名之曰‘狹義的’了。”所謂“ 狹義的”，也就是持“純文學觀”的。這一時期產生的文學史著作，無論自覺與否 ，大抵都是向著純文學觀靠攏，有的作者且干脆在書名上就明白標示出“純文學” 的旗號，如劉經庵就寫了一部《中國純文學史綱》，他在該書《例言》中著重批評 了“近今一般《中國文學史》的內容”“失于駁雜”的情況：“將文學的范疇擴大，侵入了哲學、經學和史學等的領域”，并宣布：“本編所注重的是中國的純文學，除詩歌、曲及小說外，其他概付闕如。──辭賦，除了漢朝及六朝的幾篇，有文學價值者很少；至于散文──所謂古文──有傳統的載道的思想，多失去文學的真面目，故均略而不論。”由這宣言，就不難推知這部文學史會是怎樣的面貌。不用說，龐雜之弊或許有所克服，但中國文學的范圍卻也因此狹隘了許多，不少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樣式被硬性排隊在文學史之外。 與此同時，和整個社會思潮同步，文學史撰著者的主體意識日益加強，他們每 每致力于在著作中貫徹自己的文學觀念乃至社會思想，有意用尖新鋒利的話語張揚 “片面的深刻”，借以向根基深厚的思想文化傳統挑戰。他們所寫的中國文學史， 往往旗幟鮮明、沖擊力強，但若仔細推敲，則不免主觀色彩較濃而科學性不夠。胡 適旨在論證“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的《白話文學史》，賀凱嘗 試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理論為指導探索文學發展規律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在 當時都因在理論意識上領先而使人耳目一新，但作為一部科學的中國文學史，顯然 又并不全面完整。 一方面是文學觀念從傳統走向現代，從混沌走向明晰，一方面是中國文學史在 由雜趨純的過程中發生了某些“削足適履”的現象，中國文學史研究與著述的現代 化進程，在摸索和實驗中前進，道路相當崎嶇曲折。出現這種情況，與文學史學科 現代化的思想武器來自與屬于異文化的西方文論有關，尤其與彼時學者對西方文論 的理解尚淺和簡單搬用有關。但這里也應該提到中國古已有之的文學“一代有一代 之勝”觀念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