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唐詩在主導的人文精神、批判現實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藝術等方面從《毛詩》及其經學闡釋復雜、龐大的體系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從而鑄造了品格昂揚健康、充滿人文情懷、現實精神和抒情藝術再創輝煌的唐代詩歌成就。 【關鍵詞】 ：《毛詩》；經學；唐詩；人文精神；批判精神；藝術創造

《毛詩》及其經學闡釋對唐詩的影響是多方面多層次的，這是由于《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系統，概括地說，這個系統對唐詩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作用。由于以《毛詩》經學闡釋為主體的儒家詩教產生于封建時代，人們往往從批判封建時代意識形態的角度把儒教詩教影響唐詩的負面作用看得比較突出，這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然而如果片面強調儒家詩教的負面影響，忽略儒家詩教正面影響的理性分析，就可能陷入認識的偏頗與誤區。本文從詩歌的人文精神、批判精神和藝術創造三個方面談《毛詩》及其經學闡釋影響唐詩的文學價值。 一 《毛詩》及其經學闡釋影響唐代詩歌的人文精神較為廣泛深刻。唐詩抒寫的詩人心靈世界中諸如政治人格、隱逸情懷、人倫情懷的感受體驗等，正屬那個時代人文精神主導方面的感受體驗，而這些感受體驗的價值觀念，莫不與《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影響制約緊密相關。 首先，唐代詩人兼官員的現象相當普遍，《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所塑造、頌揚的周代官員如召伯、尹吉甫、仲山甫等，往往成為詩人從政的楷模和歌詠的對象。《毛詩序》闡釋“召南”時[1]卷1之1：19，把召伯定格為在岐周至江漢成功推行文王德政教化的朝廷賢臣典型，“召南”中《甘棠》的經學闡釋則突出地頌美召伯在“甘棠”樹下行政聽訟、勤政愛民的德化政績，通過國人思其人、愛其樹的闡釋來塑造朝廷賢臣勤政愛民的政教形象，使“甘棠”成為封建社會中官員政治人格的象征。唐詩中用“甘棠”來象征詩人政治人格的作品屢見不鮮，突出者如白居易，其《三年為刺史二首》之一[2]卷431：4763、《別橋上竹》[2]卷441：4926、《答劉禹錫白太守行》[2]卷444：4975、《別州民》[2]卷446：5007、《送陜府王大夫》[2]卷448：5047、《宴后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昔予為尹日，創造之》[2]卷459：5225等，雖然創作于不同時期，詩人總是把“甘棠”視為勤政愛民、德治化民的象征，總是感覺到自己愧對“甘棠”所象征的應有政治人格和德治業績，反映出他在從政生涯中所憧憬的政治人格理想以及這種憧憬未能完滿實現的惋惜心態。《三年為刺史二首》之一： 三年為刺史，無政在人口。唯向城郡中，題詩十余首。慚非甘棠詠，豈有思人不。 召伯行政于南土，不重煩勞百姓，決訟于甘棠之下，其教著于南國，愛民之心深深打動百姓，《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所塑造的召伯德政深入人心，故“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1]卷1之4：78，而白居易詩說自己刺史杭州三年“無政在人口”，故有“慚非甘棠詠”的內疚，兩相對照，流露出白居易憧憬的政治人格理想不能完滿實現的怏怏情緒，但卻讓人看到了“召伯”形象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尹吉甫是《小雅·六月》等詩篇及其經學闡釋所記載和塑造的朝廷棟梁之臣，其人文武雙全，《六月》孔疏說他薄伐獫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為萬國之法[1]卷10之2：640，其將才武略堪當國家棟梁。《大雅·崧高》載“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1]卷18之3：1217，《大雅·烝民》載“吉甫作誦，穆如清風”[1]卷18之3：1224，《大雅·韓奕·序》說“《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1]卷18之4：1226，《大雅·江漢·序》說“《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1]卷18之4：1240，可見其作頌美之詩的文彩才華。這樣一個周代的朝廷棟梁之臣，被唐人作為政治人格的楷模和歌頌的形象，是順理成章的事。如張說《奉和圣制送王晙巡邊應制》首起二句“六月歌周雅，三邊遣一作諗夏卿”，標明其詩有直承《毛詩·小雅·六月》之意，詩末的“朝廷謂吉甫，邦國望君平”[2]卷88：967，稱朔方節度使王晙有如周代的尹吉甫一樣，是當今朝廷的棟梁，君王的股肱，邦國的希望。詩中一方面由于其“應制”性質而充滿歌頌溢美的腔調，另一方面卻表現出張說把文武吉甫作為一種政治人格的理想標準來比擬王晙的文德武功，折射出張說心目中朝廷大臣的理想樣板。又如權德輿《送張仆射朝見畢歸鎮》稱頌張仆射“東方連帥南陽公，文武吉甫如古風”[2]卷3231：3632，再如高適《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陳希烈》詩句“能為吉甫頌，善用子房籌”[2]卷214：2234。綜上看來，《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所記載、塑造、頌揚的尹吉甫形象確如孔疏所說，起到了“為萬國之法”的表率作用，成為唐代詩人所效法的政治理想人格榜樣，對張說、權德輿和高適等詩人成為朝廷大臣的人生追求不無深刻影響。 《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所記載、塑造、頌美的理想政治人物，盡管打著封建社會的濃厚烙印，其價值觀念中不無落后的因素，但這些人物勤政愛民、盡職為國、建功立業和文德武功等方面的政治品格，對于引導唐代詩人追求君臣遇合，參與現實政治，關注國計民生，渴望建功立業等，不無一定的正面作用，從而使詩人們所創作的詩歌表現出一定的昂揚向上因素。 其次，唐代詩人隱逸情懷的形成具有多種文化因素，而《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影響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經學家把一些《毛詩》作品闡釋為賢人的隱逸情懷，例如《衛風·考槃》，其《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1]卷3之2：220不能進則退，不能仕則隱，澗阿乃隱居場所，經學闡釋以為隱逸一方面構成對人君不能任賢的反諷怨刺，另一方面則可使賢人自樂。唐人接受了《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意義并把這個意義轉換為自己詩歌的隱逸情懷，如常建《送陸擢》[2]卷144：1453，劉長卿《瓜洲驛奉餞張侍御公拜膳部郎中……》[2]卷150：1554，韋應物《擬古詩十二首》之七[2]卷186：1895，岑參《太一石鱉崖口潭舊廬招王學士》[2]卷198：2042，高適《同群公十月朝宴李太守宅》[2]卷223：2375，杜甫《營屋》[2]卷220：2328、《別董頸》[2]卷238：2665，錢起《中書王舍人輞川舊居》[2]卷238：2665，奚賈《嚴陵灘下寄常建》[2]卷295：3355，白居易《題盧秘書夏日新栽竹二十韻》[2]卷438：4861，李群玉《自澧浦東游江表途出巴丘投員外從公虞》[2]卷568：6577，齊己《金江寓居》[2]卷840：9479，吳筠《題龔山人草堂》[2]卷853：9648等，這些詩歌中的隱逸情懷無不與經學家對《考槃》的經學闡釋直接相關。尤其是吳筠的《題龔山人草堂》，全詩抒發隱逸情懷，表達山人結廬世外，滅跡忘機，超出塵網的清高人格，其詩結尾“但歌考槃詩，不學梁父吟”在全詩語境中生發出賢者隱逸的素淡情致。又如《式微》首章“式微式微，胡不歸?”，鄭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于此之辭。”[1]卷2之2：153唐人接受了這一闡釋并把它作為表達隱逸情懷的詩歌意象來使用，如王維《渭川田家》“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孟浩然《都下送辛大之鄂》“因君故鄉去，遙一作還寄式微吟”等，這些詩歌宗旨皆為抒寫隱逸情懷，而其意象的意義正是植根于《式微》首章經學闡釋之中的。 關于唐代詩人隱逸之風根源的研究，學界已經發表了許多意見，諸如道家、佛教林下風流的影響等，我們認為還可以補充一點的意見則是唐詩中所抒發的詩人隱逸情懷與《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影響也有直接關系。 第三，唐詩的人倫情懷抒寫主要體現在父子、兄弟、朋友之情等方面，產生了許多優秀詩篇。而唐詩中有些抒寫人倫情懷的作品則直接與《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緊密相關，《小雅·白華》的經學闡釋意義多被唐人用來抒寫兒子對父母的孝敬之情，如儲光羲《洛潭送人覲省》[2]卷139：1414： 清洛帶芝田，東流入大川。舟輕水復急，別望杳如仙。細草生春岸，明霞散早天。送君唯一曲，當是白華篇。 此詩起首一聯扣題點明送人的地點和洛水景象，描寫清清洛水如帶飄過芝田，向東流淌匯入大川。頷聯承寫送人，離別的輕舟在奔流的洛水上急馳，遠望這飄忽輕舟中的離人，恍若神仙一般，詩人以輕松的筆調寫離別之事，“黯然傷神，唯別而已矣”的情緒蕩然無存。頸聯宕開一筆寫景，兩岸春草嫩綠，早晨的天空一抹明麗的朝霞，綠岸夾清水，水面映朝霞，清新明麗的景色烘托出送別友人的輕松喜悅心情。尾聯結穴點明送人覲省。《小雅·白華》為佚詩，其《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1]卷9之4：609以“孝子潔白”的贊美話語來送友人歸覲省親，一方面照應了題目，另一方面又為詩歌輕松喜悅明麗的情調注入了一種人倫情懷，使人陡然明白送別“孝子”歸覲父母乃是祝愿友人及早歸家以盡孝道，以享天倫之樂，故詩歌一變傷別題材而為輕松愉悅的明麗情調。又如棠棣、棣華常被唐人用來作為表達兄弟之情的詩歌意象，棠棣、棣華的意義源于《小雅·常棣》。杜甫《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后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棣華晴雨好，彩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2]卷232：2558棣華喻指其弟，彩服兼指諸公，頸聯兩句并寫暮春雨后。《小雅·常棣》首章說：“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鄭箋說“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復弟”，兄弟的恩親最為顯耀和厚道[1]卷9之：569，因而杜詩“棣華”還隱含著深厚的兄弟恩親之意，充滿著真摯的人倫情懷。 如果拂去上述一類唐詩所接受的《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儒家倫理道德一面，那么，唐詩中所抒寫的人倫情懷實際上反映了詩人對平凡而普遍的親情、友情的真實感受體驗，而這種感受體驗的詩意表達固然含有人性等其他因素，但《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影響不能說不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毛詩》及其經學闡釋除了影響到唐詩所表現的人文精神之外，對唐詩批判現實的文學精神亦有相當深刻的影響。《毛詩》的經學闡釋充滿著批判精神，從統治階層的政治政策到時政弊端，從統治者的個人品格到其家庭關系、人倫道德，從社會風俗到人倫道德，凡有不合儒家政教標準的東西，《毛詩》的經學闡釋都用“刺”、“怨”、“憫”、“傷”等話語進行針砭批評，盡管其批判的價值觀念帶著封建時代的因素，但其針砭社會政治、人倫道德弊端時所高揚的批判精神卻對文學的批判現實精神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批判精神主要凝聚在“怨刺”二字上，《毛詩序》闡述“怨刺”的話語集中有三點：一是“刺上”的目的不能脫離“主文而譎諫”的特殊方式，其特點是人臣用諷諭箴刺君上，不直言君之過失而又能使人君自知其過而悔改；二是追溯了“變風變雅”產生的五大原因，綜合起來看即指時事政局和禮義人倫的混亂，因而所謂的“變風變雅”也是一種怨刺，一種對政治時局和禮義人倫混亂的批判；三是表明“詩”可以在政教得失、人倫興廢和刑政寬苛等方面帶著“詩人”的感情諷刺、批判。不惟“風”可以具有“怨刺”功能，“雅”也可以怨刺時政的衰亂，《毛詩序》所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表明，王政由善而惡，天下失道，作“雅”者可以站在正得失的立場上來“刺其惡”，批判“王政之廢”。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把復雜龐大的《毛詩》經學闡釋理論體系的功用概括為“論功頌德”和“止僻防邪”兩個方面，“功德”、“僻邪”乃為善、惡二元價值觀的另一表述，經學闡釋即在于以《詩》為對象來闡釋所應頌美和所應批判的歷史人物、事件，達到用《詩》的政教目的。應該頌美的不外“政遇醇和”，而“時當慘黷”則必須用“詠歌”去表達“怨刺”，去“暢懷舒憤”地進行批判，從而達到正邪防失、匡正人君的目的。孔穎達的概括雙關了歷史與現實，一方面從闡釋的角度預設出歷史上“作之者”的批判意圖，另一方面則昭示現實中的詩歌作者可以沿著預設的批判傳統來批判當下的“時當慘黷”，這樣，經學闡釋中的批判精神才具有現實的價值意義，歷史的批判才能轉換為現實的批判，經學的批判精神才能從歷史的闡釋中生成為文學的批判現實品格。 《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這種批判精神對唐詩批判現實的創作思想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唐代許多具有現實批判精神的詩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毛詩》及其經學闡釋中所謂“怨刺”精神的影響，杜甫堪稱代表。杜甫詩歌達到了現實批判的高峰是不爭的共識，其主要源頭即是深深植根于《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杜甫通經學，幼年得到過很好的《詩》、《書》教育，《詩》、《書》成為杜甫重要的知識背景之一。其《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漫卷《詩》《書》喜欲狂”、《哭長孫侍御》“道為《詩》《書》重”和《避地》“《詩》《書》遂墻壁”，都顯示《詩》《書》與他的關系，高適《贈杜二拾遺》“傳道招[提](堤)客，《詩》《書》自討論”[2]卷214：2225也是證明。杜甫的文有用《毛詩》的例子，如《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之五中的“《詩》日：‘文王小心翼翼’”[3]卷25：2204用《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其色”[3]卷25：2222用《毛詩序》，而杜詩用《毛詩》及其經學闡釋更多達580處[4]，說明他對《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理解與熟悉的程度。因此，說杜甫吸收《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的“怨刺”批判精神而轉化為自己詩歌理論和創作的現實批判精神，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杜甫的詩歌觀念把《毛詩》經學闡釋的“風雅”作為自己所追求一個詩學標準，其《贈比部蕭郎中十兄》“詞華傾后輩，風雅靄孤騫”[3]卷1：66，把蕭兄詩歌創作的“風雅”精神比作鳥之飛騫云際，給予了很高評價，標準正是《毛詩》經學闡釋的“風雅”精神。《戲為六絕句》“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3]卷11：901，則把別裁偽體與親近風雅相對照，表明杜甫把“風雅”作為自己詩歌創作最高標準的觀念。杜甫在這樣一種詩歌觀念的制約和指導下，創作充滿“怨刺”精神，達到了中國古典詩歌批判現實的高峰，就不難理解了。把風雅比興怨刺的傳統轉化為詩歌對現實的批判，杜詩不乏其例，如《園官送菜并序》[3]卷19：1637：“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正如陳允鋒所說：“這就非常明確的表明寫詩的目的即在于以比興手法來諷刺社會現實。”[5]137杜甫此詩第二層緊扣第一層末二句“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來展開其現實批判： 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經器物內，永掛粗刺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