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元明清文學；女性覺醒；主體價值

[論文摘要]元明清文學中女性的覺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在這一漫長歷程中，戲曲作品人物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三位女性愛情觀的變化體現了女性覺醒的三個階段，從她們各自階段的個性意識出發，勾勒出女性覺醒的總體輪廓是遞進發展，并逐步實現了女性的主體價值。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人性覺醒是元明清時期社會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均有反映，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愛情題材尤為突出。而元明清戲曲中三位光輝的女性形象——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愛情觀的變化則揭示了元明清文學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發展軌跡。三位女性形象主體意識的覺醒與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特點密切相關，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關于元明清文學中反映出的女性覺醒，婦女主體觀念的增強，以前的研究者在評論單個作家作品時也多有提及。但都沒有把它放在元明清文學發展的長河中對女性的覺醒作一個宏觀的總體把握。從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的縱向比較中，從三位女性對理想愛情追求的不同層次中，可以得出元明清文學女性覺醒的歷史性的宏觀結論。

《西廂記》(元王實甫作)、《牡丹亭》(明湯顯祖作)、《桃花扇》(清孔尚任作)是我國古典戲曲中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最好的典范之作。其思想內涵非常豐富，這里僅就三位女主人公對幸福愛情的理解和追求的層次及深度，來分析她們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

《西廂記》的女主人崔鶯鶯是相府千金，婚事早由父母之命，許配給門當戶對的鄭恒，但她與青年書生張君瑞一見鐘情。這是人在自然天性基礎上表現出的男女之間的愛悅，是對人性美追求的自覺反映。處在重重禁錮中的鶯鶯的性格是復雜的，一方面是禮教的束縛，一方面是青春的苦悶和對自由人性的渴望。所以在行動上她采取了“隔墻酬韻”、“月下聽琴”等隱蔽方式傾訴愛戀。在對愛情的追求中內心熱烈，外表冷靜；夜間熱情，白天“規矩”。以至紅娘責備鶯鶯“假意兒”，但鶯鶯這支“出墻紅杏”經過艱苦、曲折的斗爭，最終戰勝封建禮教，與張生結為美滿夫妻。從作品中可以看出，鶯鶯性格中表現了一種新的愛情觀念。

首先，是對“情”的肯定，追求有感情的婚姻。這是對傳統的“門當戶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觀的突破，是對個人主體意識的初步確認。

其次，是鶯鶯在追求理想愛情時，對虛名的否定。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把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與王實甫《西廂記》中兩個鶯鶯作一比較。在送張生赴京趕考離別時，董本《西廂記》中的鶯鶯說道：“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專聽著伊家好消息。專等著伊家，寶冠霞被”。可以明顯看出鶯鶯的功名心理。而王本《西廂記》的鶯鶯卻囑咐道：“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一個并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還抱怨道：“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在兩下里。”又千叮嚀萬囑咐：“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表現了鶯鶯只重愛情、不重功名的思想。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但崔鶯鶯的愛情理想仍是“才子配佳人”，“從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在愛情的追求上，鶯鶯并非處在與張生平等的地位上。在與張生私下結合時，鶯鶯說道：“妾千金之軀，一旦棄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見棄，使妾有白頭之嘆。”表達了男女之間在愛情上的不平等。鶯鶯在愛情追求中的矜持、猶豫、顧慮也都反映了剛剛萌發自我意識的封建婦女覺醒歷程中的脆弱性和矛盾性。

所以說，崔鶯鶯在愛情追求中表現了女性覺醒的萌芽狀態，是對自己主體地位的樸素肯定，是基于一種直觀的、直覺的認識。郭沫若曾高度評價《西廂記》的劃時代意義：“有生命之人性戰勝了無生命的禮教底凱旋歌、紀念塔。”以鶯鶯的反禮教思想為起點，掀起了元明清文學中女性覺醒的狂濤巨瀾。

和崔鶯鶯相比，《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麗娘對理想愛情的追求要堅決得多，對生命的感悟也深刻得多。青春的覺醒、人性的覺醒表現得更集中，更鮮明。

在《牡丹亭》著名的“驚夢”、“尋夢”兩折戲中，集中體現了杜麗娘人性的覺醒。這種覺醒源于她對生命的感悟。“驚夢”中表現了她對生命感悟的兩個層次：空間感悟和時間感悟。“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香閨”是束縛杜麗娘人身的樊籠。久居香閨，像籠中的鳥，不能自由。杜麗娘從空間上深深感悟到生命所受的約束。“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牡丹雖好，卻要受花期的限制，不能好花常開，美景常在。借花自況，表達了杜麗娘對生命的時間感悟。對生命的空間感悟和時間感悟引發了杜麗娘對生命的無比熱愛，萌發了強烈的青春欲望，并且為實現愛情理想，開始進行出生入死的抗爭。她對愛情的追求具有崔鶯鶯所沒有的新的特質。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杜麗娘對愛情的追求主動、強烈、持久，直至后來以身殉情，死后她仍在尋找夢中情人，終于還魂結為夫婦。從杜麗娘“為情而死，為情而生”的行動中，可以看出她懷抱的一直是“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愿，便酸酸楚楚由人怨”這強烈的個性解放意識和堅定執著的愛情信念。因此，在追求理想愛情的斗爭中，她不像崔鶯鶯那樣只是被動地承受，猶豫不定，顧慮重重，而是把自己擺在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像男子那樣大膽主動地追求愛情，為愛而死，又為愛而生。

更為重要的是，杜麗娘對愛情的追求是出于人對自然天性的追求，體現了人的原始生命現象。杜麗娘“不知所起”的情，是她作為一個健全人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特性，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對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是一種普遍的人性。《牡丹亭》在價值觀念上公開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把個人的生命欲望提高到令人正視、令人崇敬的高度。

所以說，杜麗娘的形象在女性覺醒的歷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對愛情的追求，則表現了女性覺醒的又一高度。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和復社文人侯方域相愛。他們的愛情除了色、藝、才、情外，共同的政治理想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李香君自覺地把命運、愛情和政治相聯系。把婚姻的幸福上升到志同道合的政治追求上，使愛情蒙上了政治色彩，視野更為開闊。在《卻奩》中，她堅決辭卻阮大鋮暗中為她置辦的妝奩，表明她堅貞的人格。

李香君對幸福愛情的追求，自始至終和政治斗爭密切聯系。從《卻奩》開始，她被卷入了南明王朝政治斗爭的漩渦，對愛情的堅貞和執著追求表現得更為鮮明和突出。奸黨得勢，逼香君再嫁，香君堅決不從，以致灑血濺扇，表明她“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權奸”的心志，也表明她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人格獨立的、自主自由的人的意志。當香君被捉去充當歌妓，她在筵席上痛罵馬、阮奸黨：“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也說明她對侯生的愛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志向與愛情兼容的基礎之上。李香君所追求的不只是人身自由，愛情幸福，還進一步追求對國家、對民族利益命運的捍衛和關心。和崔鶯鶯、杜麗娘相比，李香君對愛情的理解和追求更具時代感，表現了女性覺醒的更高層次。

如果說崔鶯鶯傳達了女性覺醒的朦朧意識，杜麗娘弘揚了青年女性個性解放的反抗斗爭精神，而李香君則把個人的幸福與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爭相結合。她們應該說都達到了各自時代的高峰，標志著元明清文學中女性覺醒的三個階段。

女性的覺醒，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女性對自身的確認。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女性除了作為女兒、妻子、母親而存在外，被剝奪的有話語權和自我存在。女性的覺醒就是把女人從附屬于某種政治、宗教法律或倫理道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回復到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人的地位。元明清文學中所體現的這一覺醒歷程是漫長而艱苦的。

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體現了女性覺醒歷程中的三個階段：崔鶯鶯的覺醒屬于第一個階段——主體自我意識的產生，也就是對自己作為人的直覺的自我意識的樸素肯定。杜麗娘的覺醒屬于第二個階段——主體自我能力的自覺探索，具有近代色彩的性愛追求。李香君的覺醒屬于第三個階段——主體自我地位具體的、辯證的肯定，追求在社會生活中實現自我的主體價值。這三個階段是相互關聯、遞進發展，體現了元明清文學中女性覺醒的主要脈絡和總體輪廓。

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為代表的女性形象所表現出來的主體自主意識的覺醒，是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

從《鶯鶯傳》的“始亂終棄”到《西廂記》的“有情人終成眷屬”，崔鶯鶯的形象更加鮮明豐滿，反封建禮教的主題也更加突出。而這其中，時代環境之變遷當是重要因素。蒙古族人主中原，帶來了某些文化的“異質”，舊有的思想和風俗都發生了較大變化。元朝統治者在利用儒家學說鞏固統治的同時，也尊崇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儒家的獨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統治力量受到了嚴重的削弱，思想界相對松動與活躍。長期壓在人們心頭的禮教磐石也隨之動搖，下層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視禮教，違反封建倫理的舉動越來越多。而《西廂記》所描繪的青年男女對自由愛情的渴望，情與欲的不可遏制和正當合理，無疑是對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膽反駁，崔鶯鶯的形象因被注入了時代因素而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

《牡丹亭》產生的明代后期，社會矛盾非常復雜，思想界的斗爭也格外尖銳。一方面，封建衛道者為挽救大廈將傾、禮崩樂壞的局面，加強了對人民思想的鉗制。作為社會底層的女性，在精神和肉體層面受到禁錮和迫害更加深重。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思想文化界異常活躍。從王陽明的“心學”開始，在思想文化領域，文人士子就反對封建專制與皇權的絕對性，思考人的主體意識。屬于王學左派的李贄，更是離經叛道。作為泰州學派后學的湯顯祖。也在繼承李贄等人思想的基礎上，主張以“情”抗“理”，崇尚真性情。同時，明代后期市鎮經濟蓬勃發展，市民階層蓬勃興起，以精神自由、個性高揚為特征的市民思想盛行于時。杜麗娘的“至情”，除了男女之間的愛慕之情外，更多的是包括性愛之欲在內的人生欲求，這已經超出了愛情的范疇，表現出突破禁欲、對活生生的人的體認和尊重。杜麗娘的形象對于封建制度的沖擊，對于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批判，比一般的追求自由愛情要強烈得多。她所包含的人性復蘇、肯定人欲、張揚個性的精神，表明了晚明時期對人性內涵更為深刻的認識和更大范圍的肯定。

明清之際的社會巨變，促使學人們用歷史批判精神來反思明代乃至整個傳統社會政治。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大膽批判揭露至高無上的君主。顧炎武認為，要保全天下，則須依靠天下匹夫的責任心，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顧炎武看來，王朝的易姓改號與興衰存亡只是與君臣統治者的升降沉浮有關，與天下百姓的切身利益無關。而保天下，為天下百姓的利益而奔走呼號，這才是正義人士和民眾應盡的責任”。這些杰出的思想家的進步言論，對很多作家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作家們淡漠了“男尊女卑”的社會偏見，充分肯定女性的價值，強調女性的獨立和尊嚴，給予女性應有的尊重。李香君熱愛生活、珍惜感情，更重要的是她注重名節，是非分明。以國事為重，表現了女性心胸和思想境界的重要變化，由此也達到了元明清文學女性覺醒的最高峰。

可以說，崔鶯鶯、杜麗娘、李香君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無不蘊涵著社會思潮的特質，映射著時代進步文化的痕跡，是廣大民眾反封建的要求不斷加強這一社會現實在文學中的反映，也顯示了隨著時代的發展，作家對愛情問題、女性問題的認識在逐漸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