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元代文化轉型主要表現在：一、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獨尊；二、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為社會思想文化之主流。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來說，元以后的傳統詩文已經呈現出不可挽回的頹勢，后世的努力也缺乏根本意義上的創新。而戲曲、小說之所以能夠上升為文學發展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正是作家掙脫了傳統束縛而走上了藝術形式創新的道路。認識到中國古典文學由此截然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對于文學史分期研究來說具有獨特的意義。而促使文學史發生如此巨變的，歸根結蒂，還是與元帝國建立過程中的思想文化大轉型有關。 【關鍵詞】 元代 思想文化 轉型 中國文學史

文學的發展與社會文化密不可分，治文學史不能脫離文化史大背景。今天看來，這已經成了十分淺顯的道理。然而，從公元13世紀蒙古軍事貴族崛起到元帝國建立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在中國史上恐怕不僅僅標志著第一次由少數民族掌握了全國政權，思想文化方面還應具有特殊意義，于時代文學之發展亦應有其獨特作用。長期以來，學術界在涉及這方面問題時，要么沒有予以應有的重視，要么過多談論民族矛盾和社會變革，孤立看待元曲及元代文學，而對元代思想文化轉型以及這種轉型對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發展之影響探討較少，且缺乏應有的深度。其結果，既無法揭示元代社會和元代文學的真正意義和價值，亦難準確把握中國文學的發展規律。凡此，似皆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一 美國當代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說過：“反主流文化是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①許多情況下，社會變革是導致文化轉型的媒介，文化轉型本質上體現為社會主流文化（主體為生活方式）的位移。在元代，這種位移的完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獨尊，另一是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為社會思想文化之主流。而這是元王朝在思想文化上獨立于此前歷代中原王朝的主要特征，從深層意義上說，它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對中原農耕文化空前強力沖擊之必然結果。 眾所周知，元代雖然在歷史上被列為中原正統王朝之一，但由于征服地域廣大，事實上其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中原王朝所能達到的勢力范圍。蒙古統治者攻城略地，視野廣闊，他們所接觸的思想文化，除了漢族傳統以外，還包括中原以外的西域、西藏乃至西亞和東歐等地各式各樣的種族文明。這一點，即使北魏、西夏、遼、金等同樣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也難以比并。所以，無論出于戰勝者心態還是出于落后民族武力壓服先進漢族的政治需要，蒙古統治者都不可能真正將儒家學說奉為指導思想（統一過程中他們已經用武力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學的獨尊地位，絕無可能允許這種權威再行復活）。對他們來說，最為現實的是圍繞著自己的統治地位搞平衡，對被征服各民族思想文化兼收并蓄，這符合他們凌駕于社會各民族之上的政治需要。作為統治社會的精神力量，他們第一尊奉的當然是其本根——以薩滿教為核心的原始游牧生活方式（亦稱國俗）。由宋入元，并在元代生活多年，但始終不承認新王朝合法性的宋遺民鄭思肖在其《心史·大義略序》中對此言之鑿鑿： 自（元太祖）忒沒真驅金酋入南，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為巢穴，即亡金僭稱燕京大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世祖）忽必烈篡江南后，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終非其本心。故辮發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 撇開其中的種族偏見不談，應當承認，這段話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揭示了蒙古統治者對于中原正統文化的基本心態，終元之世其于“漢法”的諸多表現也早已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同樣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統治者自己也清楚，植根于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農奴制習俗盡管可以挾持武力而逞一時之威，并在相當時期內以種族特權為保障而強迫推廣，但無論如何難以推行于已實行封建制兩千年的中原漢地，最終也很難據以進行有效的思想和精神控制。為此，他們開始重視最先熟悉的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喇嘛教）。前者為西亞諸國和國內絕大多數色目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為有助于統治這一大片土地，蒙古統治者給予伊斯蘭宗教文化相當大的重視。在蒙古舊都和林建有回回經學院，后來在上都、大都又建有回回司天臺、回回國子監。政治上亦予以優待。除了將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定為僅次于蒙古人的社會第二等級外，還規定元朝官制“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華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②。這就在法統上肯定了伊斯蘭教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度權傾朝野，給元王朝長治久安帶來極大危害的阿合馬、桑哥等人就是這種思想文化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至于興起于西藏、青海，后來傳入蒙古草原的喇嘛教，由于文化相近，元統治者也給予了特別優待，至奉以帝師之尊。明人陳邦泰《元史紀事本末·佛教之崇》記載： 世祖……號（西藏喇嘛教首領）帕克斯巴（今通譯作八思巴）曰大寶法王，……（至元）十六年，帕克斯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圣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其弟）額琳沁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達爾瑪巴拉實哩嗣立。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焉。 喇嘛教除了有助于元王朝控制西藏和青海外，對中原漢地亦有較多影響，受帝師控制的宣政院并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③。史載盜掘宋陵，引發遺民忠憤的元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即為一實例。 對于內地，蒙古統治者則大力扶持北方全真道教和南方天師道。《元史·釋老志》記載：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太祖稱之為“神仙”。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后四代日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召之，待以客禮，子孫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箓。 此后，佛、道二家由于《化胡經》是否偽造等問題展開爭論，蒙古統治者亦卷入其中，紛爭的結果是道教敗北，許多經典被毀，道眾迫令還俗，因而元氣大傷。但有元一代，道教仍為一不可忽視的宗教文化勢力。 佛、道而外，元代還存在著由西亞乃至歐洲傳入的基督教、猶太教、拜火教等宗教文化，對于最高統治者同樣有程度不等的影響作用。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大受忽必烈信任，在其所著《行紀》中記載自己“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揚州）治理亙三整年”④。所有這些，都是傳統中原王朝不曾有過的。正由于上述諸多種族文化的出現，有力地配合了蒙古軍隊進入中原過程中對漢族正統文明摧枯拉朽般的破壞，從而沉重打擊了儒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傳統權威，最終使得社會精神主導由一元變成了多元。如前所言，這一點取決于蒙古統治集團的本質，所以并未隨著元代中后期趨于“漢法”，標榜“文治”，恢復科舉制度而得以根本改變。 作為元代文化轉型的另一個標志，是原屬社會下層的俗文化取代傳統上層的雅文化，升格而為時代文化之主流。 雅、俗文化并存，本是任何一個時代和社會精神的辯證存在。一般說來，流行于上層社會即為雅，為社會下層習用即為俗。二者互為消長，但又不存在無法逾越的鴻溝。任何一種雅文化無不從俗文化提升而來（當然也不排除部分雅文化經過普及而為俗文化），區別僅在于誰在占據時代精神之主流。要言之，只要社會政治結構不發生根本性變革，雅俗文化之固有格局即不會改變。宋以前的中國社會，從先秦時形成詩書禮儀開始，中間經過獨尊儒術、儒道互補、禪理交融，一直是雅文化占據社會的主流。自然，立功邊塞，馬革裹尸，也是人生的理想和壯舉，不無吸引力。然而武力征服總是一個時期的事，一旦天下大定，即全力轉入文治，搜羅人才。從游說自薦，察舉征辟，門閥閱歷，至隋唐時科舉創立，統治者終于找到了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李世民語）之最佳途徑。以“杯酒釋兵權”開國的趙宋王朝則空前重文輕武，即使天下積弱亦在所不惜，從而將文治和科舉推向了極致。面對這種情況，文人皓首窮經，肆力博取功名。功名到手，即釋褐從政，或為兼濟天下，或為中飽私囊而奮斗。離俗趨雅，為上流社會所認同和接受，乃其人生最高境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成了主流價值觀，而與仕途相聯系著的高雅生活方式，諸如科舉學業、禮法儀軌、琴棋書畫、詩酒文會、音樂歌舞，甚至于干謁交游、攀龍附鳳也就成了社會思想文化的主導。至于百工技藝、市肆商賈、戲場歌臺、城鄉廟會、醫術命相以至賣唱行院之類，均屬主流文化之外的市俗生活。這種文化格局在中國北方由于鮮卑、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割據曾一度遭到威脅，但由于這些地方政權畢竟勢力有限，更由于他們很快即為內地漢族所同化，所以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長期形成的中原雅、俗文化傳統。只有隨著蒙古軍事貴族前所未有的強力崛起和四方征服，隨著元帝國建立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如前所言，崛起于漠北，習于草原游牧的蒙古統治者不僅有著與中原漢地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更有著東西方征服幾無敵手的獨特經歷，思想和文化上也沒有一般后進民族所常有的自卑。他們在南下征戰中毀滅了大量漢族文化典籍，也殘害了許多文章道德堪稱楷模的文士儒臣，即使天下統一后對這些也不特別看重，視之為華而不實的多余物。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⑤顯然不理解也不欣賞漢族傳統所謂的高雅文化，而更注重的是實用。也正因此，與貶斥傳統漢族雅文化相對應，蒙古統治者對百工技藝、卦術命相等實用功利較強的俗文化特別看重。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幾乎所有蒙古大汗都以大肆屠戮的方式對付曾經頑強抵抗的各地軍民，但都無一例外地注意保存被俘婦女和工匠的生命。主要原因非他，即在于他（她）們一以肉體，一以工藝，都有著為統治者提供看得見的享樂服務之特殊用途。至于卦術命相，則可以為他們預測將來、趨吉避兇。這方面非常明顯的例子是大蒙古時聲名顯赫的契丹儒臣耶律楚材。他作為遼代一個沒落貴族能受到成吉思汗、窩闊臺的器重，在“大根腳”云集的黃金家族氈幕內占有一席之地，并非由于他是一個漢化程度很深的北方儒者，而是他的善于占卜（“素通蓍”）⑥。此外，由于出身草原的蒙古統治者文化素養甚低，事實上很難習慣也欣賞不了中原上層傳統的妙歌雅舞、精典六藝，而市肆商賈、戲場歌臺、賣唱行院、城鄉廟會這些世俗行業和場所，雖也出自中原，但由于能夠直接滿足統治者的口腹之欲、感官刺激、靈魂寄托，所以很容易得到青睞，成為當時最熱門的文化聚散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簡言之，統治者的思想便是社會的統治思想。中原儒學正統權威被打破是元王朝建立后發生重大社會變革的重要標志，而此前雅文化的主流地位無疑是與這種權威地位密切聯系著的，也無疑隨著它們的喪失而喪失。同理，活躍在傳統“下九流”行業和場所中不被漢族社會上層看重的俗文化，此時期卻由于正統雅文化地位衰落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說到底，這些俗文化正由于適合同樣粗俗的蒙古統治者的審美層次，故而大受鼓勵和提倡，以至在事實上取代了正統雅文化的地位，最終成了社會的主流文化。完全可以斷言，在中國思想及文化史上，元代這種文化轉型帶有乾坤倒置的革命性意味。過去，從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開始，思想史論者常常把明清易代作為“天崩地解”的文明大事變看待，事實上那不過就狹隘的滿、漢種族關系而言，如果真的要從文化歷史立論，“天崩地解”一詞放在元代倒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