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自然；真；名教；道；言意之辨 [論文摘要]陶淵明思想之新與深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生態度，二是創作態度。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總體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問題上。他委運大化，順其自然．表現出超然無懼的清曠風度；在看待生活問題上，他貴身尚生，遺形取神，表現出應物而不累于物的處世風貌；在看待歸耕問題上，他追求質性自然，保持個性舒展，表現出超塵脫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問題上，他稱心足意，歸樸守真，反叛“詩言志”，表現出體同大化的名士風貌。

陶淵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長之先生認為陶淵明是“儒家而進入道家”的。陳寅恪先生認為：“惟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人自然為一體。”“淵明之為人實外儒內道，舍釋迦而尊天師者也。”同時陶淵明糅合了當時流行的玄學，形成自己鮮明的思想特點。玄學家認為，“自然”是一種最為理想的狀態，也是一種最為理想的治世原則。閱讀陶淵明的文學作品，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是陶淵明為人處世的最高準則。 一、委運于自然造化——陶淵明的生命意識 陶淵明重視實際的人生，認為肉體成仙說不足為憑，人總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五首》其四)。萬物終歸于空，成仙之說實為荒誕。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傳說中的神仙卻無一存在：“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連雨獨飲》)既然如此，最現實的就是享受恬靜、自適的生活：“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飲酒可斷絕各種雜念，甚至忘掉上天，這是因為“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聽任自然，不矯情，享受生前實際的人生生活。郭象注《莊子·太宗師》說：“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既然活著已經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稱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他鄙棄身后之名，而注重實際優游的人生，體現的是玄學的思想特征。 陶淵明認為形神相依，形滅神亡，否定佛教的形滅神不滅的生死觀。《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歸結為“戀生”，而“形”與“影”現實憂懼的背后，則是對死亡的焦慮。懼怕死亡，而使神為物累，都違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從這種焦慮中解脫出來呢? 甚念傷吾身，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或喜或懼，都會對自然與生命造成傷害。只有“乘化以歸盡”(《歸去來兮辭并序》)，委于自然造化，聽憑于大鈞之力，坦然地擁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這是他委運自然、隨順自然的開放、通達的生死觀。 二、應物而不累于物——陶淵明的生活態度 陶淵明從不同角度、層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學的依循自然，盡情享受大自然賦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觀念。棄官返鄉，不為榮名所系，其原因是涵養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聲，即：“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難活百歲，歲月又催人老，如不放棄貧富貴賤的迂腐想法，去追逐榮華名利，一旦身歿，皆隨之而去，深為可惜。“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飲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暫，那就應該充分享受它，讓它充滿歡聲笑語，“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雜詩十二首》其一)。貴身尚生，就是要區別身內身外，就是要重視生命，重視生活，這就是生存的意義。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慮的是“身沒”，“影”焦慮的卻是“名盡”，“影”勸告“形”：不要為了“身”之暢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卻了對“名”的熱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這是濟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張委運于自然造化，聽憑于大鈞之力，消釋了“形”與“影”的世俗情懷，不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極大的幸福，就是享樂和滿足自身，何必還要有求于其它呢? 人在三才之中最靈智，陶淵明“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沒有去追求聲色犬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張湛繼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的個性人格思想，發展了物質享樂的一面，鼓勵及時行樂：“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列子·楊朱》注)而歸居茅屋“養真”的陶淵明，對物質的態度是“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時運并序》)。他不為物欲、情欲所纓，是因為他“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靈智的，除了對物質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對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真實、簡淡干凈而又充滿詩情畫意的美感生活：“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愛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此幽居。”(《答龐參軍并序》)“我唱爾言得，灑中適何多。”(《蠟日》)“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躬耕之余，喜歡讀書、撫琴、飲酒，欣賞大自然美景，并樂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適。魯迅先生認為，陶淵明的這種生活態度是不易學的。“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確實體現了難得的“自然”。榮祖肇先生說：“他是很能欣賞自然，服從自然，以及放縱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說：“他自己放縱性情，有時只求個性的適合，決不顧社會的禮教，以及他人批評。” 真正歡樂自適逍遙的人生，最終是要追求實現精神心靈的徹底解放，要遺“形”取“神”。而遺“形”取“神”，便要心地閑靜虛一，不以物務營心，應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質累形，不以形體累心。這正是玄學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學和人生行為的理論準則。

三、質性自然——陶淵明退隱歸耕的意義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是魏晉變易充滿篡亂的時代，“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為了回歸本性(性本愛丘山)，故退隱。但是，他退隱的原因是對上古賢德之君羲皇、神農、炎帝之后的封建社會的否定。他認辦“三五道邈，淳風日盡”(《扇上畫贊》)，“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樸素的世風不見了，真正的懷德之人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并序》)，他于是退隱回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