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 明清女性詩歌清自然男權話語權

論文摘要：明清時期，由于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個性解放啟蒙思潮的推動，伴隨著男性文人的推崇和創作的群體化及區域化，女性詩歌創作趨向自覺，以其“自然”和“清”的特質聞名于世，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但由于男權中心傳統的制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又因文學經典化問題和研究的不足及女性詩歌自身的“殘缺”，女性詩歌在文學史中一直處于缺席的地位。

一 緒論： 明清女性詩歌的繁榮

胡文楷先生在其《歷代婦女著作考·自序》中說道：“自班氏《漢書·藝文志》出，群書始有著錄，……唐宋二代，如武皇后、魚玄機、薛濤、花蕊夫人、楊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睹魇贰に囄闹尽匪浾撸瑑H三十馀家，其未著錄者，見于王西樵《宮閨氏籍藝文考略》所載甚多；均目見其集，足以徵信。清代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可見，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女性作家代不乏人，尤其到了明清之際，幾百年間，出現了近四千位女作家，僅三百年間就有兩千多位出版過專集的女詩人，繁榮之貌，前所未有。胡文楷先生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收錄了明清女作家約3885人，收錄各種體裁的作品集約4741部，另外還有合刻的集子54部，總集129部。這一系列數據表明，明清之際的女性文學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在這么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中，超過90%的是女詩人和詩集。明清之際女性詩歌如此繁榮，是以前歷朝歷代難以企及的，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二 明清女性詩歌繁榮的原因

（一）特定的歷史氛圍，女性意識的覺醒，推動創作的自覺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在以儒家為基石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中國婦女一直忍受著神權、王權、族權、夫權的奴役，長期受著所謂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等封建倫理道德的教化，隱藏閨閣，深居簡出，幾乎隔絕于外界社會。在傳統社會里，婦女始終處于從屬和次要的邊緣地位，以男權為中心的權利社會剝奪了她們的話語權，“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一系列封建傳統觀念使得古代的婦女失去了經濟獨立，失去了權利話語，更失去了應扮演一個社會角色的意識。

明代中期以后，民主思想不斷抬頭，個性解放啟蒙思潮興盛。王學左派高舉離經叛道的大旗，黃宗羲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中概括王學左派的主要精神說：“吾心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時只是率性而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凡先儒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彼麄兛隙ㄈ擞暮侠硪?，主張人際間的地位平等，追求個性的自然發展，洋溢著一種叛道的勇氣和張揚個性的精神。這種高揚個性和復蘇人性的思想推動了在創作中強化主體的意識。于是在詩文領域興起與傳統相對抗的“性靈說”和“童心說”。清代，具有民主思想的文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都反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清代中葉的袁枚，他生活通脫放浪，個性放蕩不羈，頗具離經叛道的反叛傳統的精神。他宣揚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主張即“情”求“性”，強調男女是真情本原，與沈德潛等人反復辯論，公開地為男女之情的詩歌張目。[1]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思潮大背景下，明清之際有民主傾向的男性文人紛紛開始關心婦女問題，主張男女平等。如李贄提出“天地一夫婦”（《夫婦論》）的男女二元論，主張男女平等。清代的唐甄、張履祥主張夫妻平等尤當恤女；袁枚則重視女子教育，廣收女弟子，培養女詩人，褒獎“婦人女子，村氓淺學”的詩才；文人俞正燮極其同情婦女處境，反對男子納妾出妻，反對女子纏足，守節，守貞；更有甚者，像李汝珍在《鏡花緣》中對調男女的地位，提出了“女性中心社會說”，創造了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女兒國”。“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子，以治外事?！薄剁R花緣》中的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從皇帝到輔臣都是女子。從男性文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極力抬高女子的地位，使得女子有了一種話語意識。由于男性的抬舉，明清之際的女性詩人普遍有了種自覺意識，她們開始自尋出路，謀求自己的話語地位。一方面，她們大量的寫詩，認為作詩是她們的分內之事。寒山陸卿子在為明代女詩人項蘭貞的《詠雪齋遺稿》作序時說道：“我輩酒漿烹飪是務，固其職也。病且戒無所事，則效往古女流，遺風剩響而為詩；詩固非大丈夫職業，實我輩分內物也?！?“生而夙慧，幼閑詩書”的顧若璞在其《臥月軒集·自序》中云：“嘗讀詩知婦人之職，惟酒食是議耳，其敢弄筆墨以與文士爭長乎？然物有不平則鳴，自古在昔，如班左諸淑媛，頗著文章自娛，則彤管與箴管并陳，或亦非分外事也?！辫b湖女俠秋瑾亦云：“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謂‘革命，革命’，吾謂革命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币陨蠋孜慌娙硕紝⑽膶W之事看成是自己的分內事，而不再是男子的專權。另一方面，她們自己編纂并出版詩集。明末清初桐城的方維儀“嘗取古今女子之作，編為宮閨詩史”；吳江葉氏家族的沈宜修編《伊人思》；清初的王端淑則花費二十五年時間編纂《名媛詩緯》；柳如是編《歷代女子詩詞選》；嘉慶年間，隨園女弟子駱綺蘭編《聽秋館閨中同人集》，收十八姐妹唱和之作。此外明清女詩人還有大量的詩話問世，像熊璉《譫仙詩話》，周潤的《悟香樓詩話》等。

可見，明清之際的女性詩人普遍具有一種自覺意識，她們自認為作詩乃是她們的分內之事，追求同男性一樣的平等地位，謀求自己的話語權。 （二）男性文人的推崇

明清之際，才女層出不窮，她們大量出版自己的詩集以謀求自己的社會話語權，同時，當時的男性文人積極維護這些才女，贊助她們出版詩集，并竭力為女性作品的經典化而努力。可以說，倘若沒有男性文人的支持和推崇，女性詩人便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作品問世，并在當時成名。正如孫康宜女士在《明清文人的經典論與女性觀》里指出的那樣：“我們可以說，當時的‘女性研究’其實是明清文人對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種產物。他們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邊緣處境，一方面也對被埋沒的才女賦予極大的同情，所以當時許多文人不惜傾注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詩人的作品。從政治上的失意轉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說成了當時的風氣?！睆暮目壬摹稓v代婦女著作考》收錄的詩歌總集來看，明清的共有129部，其中有過百部是由男性文人編纂的，因而女性詩歌成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性?！坝攘粢庥趶V東文獻”的冼玉清在其《廣東女子藝文考·自序》中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就人事而言，則作者成名，大抵有賴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稟庭訓，有父兄為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倡和，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后嗣為之表揚，則流譽自廣?！闭缳袂逅裕髑逯H的女性詩人絕大多數要么是名門之后，受過良好的教育；要么是才士之妻，夫婦唱和；或是令子之母，子侄相尊為之表揚。僅以明代的吳江葉氏家族的女性文學創作來看，我們就可以洞察這一點。明末吳江葉氏“一門之內，同時閨秀遂有十人，可云盛矣?！比~紹袁之妻沈宜修是當時的吳江詩壇的女性代表人物，其女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都才貌雙全，富有文才。據《宮閨氏籍藝文考略》載：“沈宜修字宛君，吳江人，副使珫女，工部葉紹袁妻。”沈大榮《葉夫人遺集序》曰：“葉夫人字宛君，余之女弟也。幼而奇慧，識鑒過人；秋月銀河，可方內度，春池琪樹，差擬容儀，支機天巧，班蔡文華。”沈宜修是按察司副使沈珫的女兒，是著名作曲家沈璟的侄女，其丈夫葉紹袁曾任過北京國子監助教和工部主事?？梢娚蛉~兩家都是官宦，兩家都重視文化教育，具有濃厚的文學風氣和傳統，因而沈宜修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文化熏陶，嫁給進士葉紹袁以后，更是夫唱婦和，因而方能“支機天巧，班蔡文華”。葉氏三姐妹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生長在這樣的詩風濃厚的家庭，從小就耳濡目染，她們德色才兼備，具有很強的女性意識，敢于大膽沖擊思想的禁錮，顯示出強烈的思想解放意識，她們才情超絕，詩詞俱佳，更相唱和。葉氏家族可謂“門內人人集，閨中個個詩”。清代的袁枚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廣收女弟子，并與她們互相唱和，廣游天下，切磋文學?！八姆脚?，聞其名者，皆欽為漢之伏生夏侯勝一流。故所到處，皆斂衽及地，以弟子禮見。先生有教無類，就其所呈篇什，都為拔尤選勝而存之?！彼帯峨S園女弟子詩》六卷，共選二十八人詩。自古才子佳人配，才士歌伎配，明清之際尤顯突出，像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襄和顧媚，楊文驄與馬嬌，葛徵奇和李因，錢謙益與柳如是等等，她們的結合無疑給女性詩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可見，明清之際的男性文人普遍關注女詩人的成長，力推她們的作品，我們不妨將此作為女性詩歌繁榮的外在推動因素。

（三）“自然”和“清”的特質暗合男性文人的審美趣味

男性文人推崇女性詩人的作品，固然要找到其合理的理由，進一步說，就是要找到女性詩作的真正的文學價值。哈羅德·布魯姆在其《西方正典》里說：“使一個文學作品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特質，乃是一種特異性，我們要不就永遠無法予以歸類同化，要不就因為它顯得司空見慣，以致我們根本忽視了那種特異的本質。”女性詩歌得到明清文人的如此青睞，我想也正在于這一點，在于女性詩歌的特異性，這種“特異性”便是“自然”和“清”的特質。直接指出這兩個特質的當屬晚明的鐘惺，他在《名媛詩歸序》中以一個男性學者的身份對當時的詩壇表態宣言，對女性創作價值進行系統的評論，序中提出這樣兩個重要的文學觀點。一曰“自然”：

詩也者，自然之聲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度倨纷缘巧缴娉^，唱為懷人之祖，其言可歌可詠，要以不失溫柔敦厚而已，安有所為法律哉？今之為詩者，未就蠻箋，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學某格，某書習某派，故夫今人今世之詩，胸中先有曹劉溫李，而后擬為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則發乎情，根乎性，未嘗擬作，亦不知派，無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故凡后日之工詩者，皆前日之不能工詩者也。

“自然”是詩歌的本色，便是說，詩歌創作當以自己的性情為本，直抒自己的真情實感，只有這樣，方乃真詩也。

鐘惺何以提出這樣的觀點來對女性詩歌價值進行評價？我們不妨再次回歸到當時的社會思潮來看。其一，當屬王學左派的興起和禪宗思想的廣泛滲透。前文已述，他們張揚個性和肯定人欲。其二當受李贄的“童心說”和公安派的“性靈說”影響。他們抨擊偽道學，重視個性精神，注重個人情感與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強調真實表現作者個性化思想情感。還有李夢陽對文學本質新的理解，他認為 “真詩乃在民間”，而所謂“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保ā对娂孕颉罚┧?，鐘惺認為“詩家當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在也。”同為竟陵派的譚元春也表示：“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盵2]

清代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對宋明理學大力反對。由于處在易代后的特殊階段，他們更提倡文學的經世致用的作用，強調文學要“為時”，“為事”，但同時他們亦認為“詩本性情”。黃宗羲論文學時就注意到了文學的特質，認為“詩之道，從性情而出，往往是不平之鳴，所以‘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所藏納’”。（《南雷詩歷·題辭》）秉性灑脫不拘的袁枚，在詩壇上公開批評嘲諷沈德潛的格調說和翁方綱的肌理說，重建和發揮性靈說，認為詩重性情，強調表現真我，真性情，創作重靈機和真趣。[1]從這一點來說，當時的進步文人都追求一種自然的詩風，要求詩歌創作需“發乎情，根乎性”。而當時的女性詩歌則恰好做到了這一點，她們深居簡出，很少踏出閨門，很少有機會去游歷名山大川，活動范圍狹小。駱綺蘭在《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中就說：“女子之詩，其工也，難于男子。閨秀之名，其傳也，亦難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閨，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以淪其性靈；又無山川登覽，以發其才藻。”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她們保留了一份真性情，發乎于詩，真情自現。而當時的男性文人作詩則模仿一定的人物，一定的流派，并依循一定的法則進行創作，號亦言其志，但已不是自然之聲。也正是這份自然，使得她們的詩歌也同時具有了溫柔敦厚的潛質，合乎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風雅精神的主張。《山東通志》載：“毛鐘秀詩溫厚和平，莊嚴不佻?！鼻鍟煒侵髟谄洹肚宕|秀詩鈔·序》中說：“昔夫子訂詩，《周南》十有一篇，婦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婦女所作居其九。溫柔敦厚之教，必自宮闈始?！泵鞔w世杰在其《古今女史·序》中說：“吾不知女才之變，窮于何極，……一寓目而興觀群怨，皆可助揚風雅。”由此可見，在時人看來，女性詩歌在當時不僅是發乎性情的，而且具有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精神，“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女性詩歌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起到教化作用，同時又合乎風雅，具有自然質樸明朗的風格，因而獲得明清之際文人的激賞。大學士陳之遴在其繼妻徐燦的《拙政園詩馀序》中贊美其妻之作表達了溫柔敦厚的特質，范濂評王瑞卿的詩亦曰：“爾雅俊拔，類劉長卿；風骨非但無宋人煙火氣，即長慶西昆諸體，皆不逮也?！?由上可見，明清之際的女性詩歌普遍具有一種“自然”的特質，唱和吟詠，皆出于心聲，同時又兼溫柔敦厚和風雅之美，這正是當時文人所追求和推崇的。再來看鐘惺對“清”的論述：

夫詩之道，亦多端矣，而吾必取于清。向嘗序友夏《簡遠堂集》曰：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凈，移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然之數者，本有克勝女子者也。蓋女子不習軸仆輿馬之務，縟苔芳樹，養絙薰香，與為恬雅……嗟乎！男子之巧，洵不及婦人矣！

“清”同“自然”一樣，文人尤喜之，何也？誠如鐘惺所指出的那樣，婦女詩歌具有“清”與“真”的特質，女性詩境具有真善美的品質，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因為男性文人正日漸缺乏這種“清”的特質。[3]筆者在研閱《歷代婦女著作考》時發現，明清文人都強調女性詩歌傳統的歷史悠久性，動輒列數前朝的女性詩歌創作來抬高女性詩人、詩歌的地位，尤其是追溯到《詩經》這一最具權威的詩集，指出里面很大部分是女性的作品。關于此點，孫女士在其著作里亦述，此亦不贅。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必須同時關注女性詩歌中“自然”和“清”的特質，要看到二者是緊密聯系的，誠如孫女士指出的那樣：由于一般婦女缺乏寫詩的嚴格訓練，反而使她們保持了“清”的本質。[3]由于在現實社會領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們更加接近自然并擁有情感的單純——那就是所謂的“真”。（筆者在這里將“真”理解為“自然”）

“自然”和“清”的特質可以說是明清女性詩歌的內在美學價值，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女性詩歌繁榮的內在決定因素。

（四）創作的群體化與區域化

明清之際的女性詩歌之所以如此繁榮，還與其創作的群體化與區域化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女性詩歌繁榮的“助推器”。

先看創作的群體化。

其一，創作的家庭化傾向。最典型的代表當屬吳江葉氏家族，據載，葉紹袁和沈宜修夫婦共有八男五女，《蘇州府志·文苑傳》載：“葉氏五子三女并有文藻，一門之中，更相唱和以自娛。”可見葉氏家內文風之盛。她們的創作成果極豐，母沈宜修的《鸝吹集》收詩634首，另有補遺詩2首；長女葉紈紈《愁言集》收詩97首；次女葉小紈的《存馀草》收詩51首；三女小鸞《返生香集》收詩113首，補遺詩2首；五女小繁存詩12首；三子之妻沈憲英存詩18首。如此繁盛，無與倫比。葉氏家族是當時女性詩壇的中心，這顯然與其家族化的集體創作是分不開的。沈家也非常重視文化教育，葉沈結合，更相唱和?！段鐗籼萌泛汀秴墙蚴祥|秀集》便記錄了他們的詩歌創作成就。再如桐城的“名媛詩社”，以方維儀、方孟式和方維則為首，在她們身旁聚集了大批親友眷屬。還有像袁枚的隨園女弟子群的詩歌創作亦可看作是家庭化的。[4]

再看創作的區域化。

這里主要指的是女性創作的地理分布。筆者在此想以明清之際安徽籍的女性作家為例來說明。筆者據《歷代婦女著作考》統計，明清有詩文結集的安徽籍女作家計約240人，其中明代16人，清代224人；從地理分布來看，以南方的為多，又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區，一是以桐城為中心的安慶地區，一是以休寧、歙縣和婺源為中心的徽州地區。

首先是桐城為中心的安慶地區。明清之際桐城出版過作品集的達五十多人，蔚為大觀。桐城自古就山清水秀，人杰地靈，名人輩出，具有濃厚的文化底蘊，孕育了此地悠久的文明。這里誕生過很多的杰出人士，清代的“桐城派”可謂聞名遐邇。這里不但男性文人學士輩出，而且女性才人也層出不窮，前文提及的名媛詩社就誕生于此，正是此地悠久的歷史和濃厚的人文氣息孕育了無數的才淑名媛。

其次是徽州地區。此地亦是藏龍臥虎，自古就是個人才輩出的風水寶地。最著名的當推徽商文化，明清之際徽商盛極一時，他們踏遍大江南北，見多識廣，徽商尤為重視文化教育事業，很多飽讀詩書，滿腹經綸。這種重視文化教育的作法在當時可以說形成了風氣，因而女子讀書自然成了易事?；罩菖訙厝豳t惠，知書達理，這與當時重視文化教育是分不開的。另外，徽商們長年在外，家中也需要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女性來支持門戶。正因為這樣，女子習文學詩成了風氣，女性吟詩作對更是一種風尚。

筆者不僅想以此來作為明清女性詩歌繁榮的一方面原因，更想說明的是：我們對明清女性文學的研究應該要放到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區域內，這樣我們才能看得更清。 三 文學史中女性詩人、詩歌的缺席

（一）解放前女性詩人、詩歌在文學史中的地位

前文筆者描述了明清女性詩歌的繁榮，并且淺析了其原因，毋庸質疑，明清的女詩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打開現在通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如此繁榮的女性文學在文學史卻難覓其蹤；再從研究角度來說，研究的文章幾乎集中在蔡琰、李清照、秋瑾等少數幾個人身上，出版的研究專著也很少，幾乎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像謝無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譚正璧的《中國婦女文學史》，梁乙真的《清代婦女文學史》《中國婦女文學史綱》等，這令我們深思。誠如梁啟超在《中國韻文里頭表現的情感》一文說道：“唐宋以后，閨秀詩雖然很多，有無別人捉刀，已經待考……內中惟李易安杰出可與男子爭席，其余也不過爾爾，可憐我們文學史上極貧弱的女界文學，我實在不能多舉幾位來撐門面?！?/p>

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常剛性的，陽性的，男性處于社會的主導地位，擔負著社會的重大責任和使命。儒家的傳統強調做人，實際上就是做一個真正的男人，因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成了男人的事，在他們眼中是沒有小人進入的，沒有女人進入的?！芭訜o才便是德”，“女子習文則淫”，女子被推到了社會的邊緣，她們只有深居閨閣之內，處于被壓抑奴役的地位。男女這種截然不同的境遇使得女性被排斥在主流話語權之外，失去了自己應有的聲音。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和完備的倫理體系，使得女子應以持家為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男權的壓制下，女子自幼就接受這種暗示，并將這種禁錮化為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班昭就曾制《女誡》來讓女子學習，以正婦德。謝無量說：“夫男女先天地位，既無有不同；心智之本體，亦無有不同。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學而論，女子固亦可與男子爭勝。然自來文章之勝，女子終不逮于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眴桃凿撆恳仓赋觯骸皞鹘y女性意識的構筑，不僅基于婦女作為人類自身生產的主要承擔者的自然現實，而且基于婦女長期處于被壓迫受奴役地位的歷史境遇。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女性不僅被剝奪了參與外部世界建構的各種權利而只能退守家庭，并且由于受到封建禮教的精神戕害，絕大多數人的女性意識處于一種嚴重扭曲的狀態。在強烈意識到自身性別的同時，否定了這種性別的‘人’的實質，在被迫與婦女傳統命運認同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生成按照男性中心的倫理規范看待外部世界和女性自身的眼光。”可見女子在男性權利的映照下，經濟、政治上失去了獨立的地位，以致自身獨立的意識也日漸被消磨，因而在文學領域就更難爭得一席之地了。女子這種主內，藏于閨閣的境遇使她們文學創作倍感艱難，因而戴鑒在為許夔臣纂輯的《國朝閨秀香咳集》作序時說道：“然吾謂女子之工詩，更有難于男子者，何也？僻處深閨，非有名山大川以瀹其性靈，非有良朋益友以辨其正偽，而且操井臼，事針黹，米鹽瑣屑，擾其心思，藉非天資明敏，高才穎悟者，且不知風雅為何事?！瘪樉_蘭在其《聽秋館閨中同人集》自序中也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女子之詩，其工也，難于男子。閨秀之名，其傳也，亦難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閨，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以論其性靈；又無山川登覽，以發其才藻。非有賢父兄弟為之溯源流，分正偽，不能卒其業也。迄于歸后，操井臼，事舅姑，米鹽瑣屑，又往往無暇為之?！彼l出“閨秀之傳，難乎不難！”的感慨。[2]

然而明清之際終究產生了這么多的女性作家和創作了如此多的作品，為什么在文學史依然不傳呢？

前文列舉過冼玉清提出的“就人事而言，則作者成名，大抵有賴于三者”的論斷。由此看來，女性作家的成名無不與男性文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明清的女性文人很多有著“男性化”的傾向，其作品亦是這樣，把女性男性化。如吳藻和柳如是無論是生活上還是創作上都表現出一種男性化的情結[8]，這向我們昭示出一個事實，那便是壓制女性發展的男權仍然投射在女性的心靈深處。一方面女性寫作詩歌，想擺脫男性的干擾，謀求自己的話語權，達到文學上的自我拯救；但另一方面做到這一點可謂是舉步維艱，她們又不得不借助于男權來標榜自己，表現出與男性趨同的人格風貌。由此可見，女性還是從屬于了男性主導的權利社會，進入了他們的話語范圍內，只能戴著鐐銬跳舞。我們固然不能說男性是文學史的主要編纂者，里面帶有很強的性別歧視，因而少選女性作品，選的幾個只算是點綴門面。但是我們可以說男性在編纂文學史時，無不昭示出一種主流文化性質，而這種性質無不深深的打上了父權意識的專制性質的烙印。也就是說，只有合乎了這種主流文化，男性期許的女性作家作品方能獲準入選文學史的資格；或者說，男性可以按照男權文化進行解讀的女性作家作品可以入選。那么明清的女性作家作品怎么樣呢？在當時來說，顯然合乎了男性文人的口味。鐘惺指出女性詩作具有“自然”和“清”的特質。正是有鑒于此，才受到當時男性文人的推崇，因為他們正缺乏這樣的特質，女性詩作此時無疑滿足了他們，順乎了他們的解讀規范，女性作品成了他們的理想和追求的寄托。胡適先生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中這樣寫道：“這兩千多個女子所以還能做幾句詩，填幾首詞者，只因為這個畸形的社會向來把女子當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詩填詞，豈不更可夸炫于人？豈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寵？所以一般精通文墨的大夫都希望才女做他們的玩物，替他們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們的艷福。好在他們老婆決不敢說老實話，寫真實的感情，訴真實的痛苦，大都只是連篇累牘的不痛不癢的詩詞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沒有出乖露丑的危險，我想一部分的閨秀詞的刻本都是這樣來的吧？”這樣的評論，言辭可能稍顯過激，卻深刻地反映出女性創作受到男性話語的絕對影響。前文筆者在分析明清女性詩歌繁榮原因時，無不與男性掛起鉤來，這也正印證了這一點，因而說明清女性詩歌顯性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無法逃脫男權話語的壓制，終將走向隱性的缺席。

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一場變革，建立起這樣一種婦女觀：傳統女性是舊制度的犧牲品，是被男性摧殘玩弄的對象，與此相應，她們的詩詞只是閨閣脂粉之氣，充斥著傳統的情感和道德。[5]鑒于此，當時的文學史編寫者必然要將其排斥在外，難怪胡適先生會說出那樣的話來。此外，明清女性詩歌具有很大的私人性和封閉性，表現的主題幾乎僅限于閨閣庭院之內，因而與當時的明清主流文學小說和戲曲是無法抗衡的，反映到文學史中也自然是小說戲曲了。 （二）解放后文學史中女性詩人、詩歌的缺席的原因探析

解放后，中國思想文化界越來越走向民主、開放，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然而，奇怪的是我們的文學史教材中依然是那么幾位女作家在支撐門面。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1、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劉象愚在《文學理論·總序》中提到：“為什么西方經典中盡是古人，亡人呢？經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長的時間的檢驗，許多經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經過若干時代的閱讀，闡述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來。那些只經過少數人或者一兩代人的認可的作家作品還很難成為經典?！蔽覀円源藖砜疵髑迮栽娙思捌渥髌?，就會發現其合理性。明代，特別是清代，離現在不過幾百年的歷史，明清之際的女性作家和作品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閱讀和淘洗，可能文學史還尚不能貿然引入。是不是離現在越近的作品就越難成為經典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究竟什么樣的文學作品能成為經典？明清之際的女性詩歌能不能算作經典呢？我們不妨來看看童慶炳在《文學經典建構的內部要素》一文中的看法：“經典是承載人類普遍的審美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典籍，它們具有超時空性和永恒性；經典的普遍性在于寫出了人類共通的‘人性心理結構’和‘共同美’的問題。就是說，某些作品被建構為文學經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體驗寫出了屬人的情感，這些情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關鍵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鳴?！?明清之際的女性詩歌顯然是具備了這種“情感”的。前人評葉小鸞的詩詞“情深藻艷，宛約凝修”，小鸞的詩歌表現了女性特有的細膩情感；秋瑾則以昂揚豪放的調子，引吭高唱祖國之悲歌，并以自己的青春熱血，凝鑄成壯麗之詩篇；再看桐城才女方維儀的《旅夜聞寇》：“蟋蟀吟秋戶，涼風起暮山。衰年逢世亂，故國幾時還。盜賊侵南甸，軍書下北關。生民涂炭盡，積血染刀镮?！笔惆l了自己的一腔愛國之情。這樣說來，明清的女性詩歌當屬于文學經典的范疇了，然而現在它只能算作“文學史經典”， 是尚未經歷歷史化和經典化的“經典”，它只具有文學史意義，而不具有文學經典意義。經典的確立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化問題，這不僅涉及其與社會政治的關系，而且也與經典本身的歷史化過程有關。這就是說，明清的女性詩歌要想成為“文學經典”入選文學史，還需要一個“歷史化”過程。

2、研究不夠深入充分。其一，目前從事女性文學研究的隊伍還不夠壯大，并且研究多集中在現當代的女性文學，因而對明清的女性詩歌研究更顯不足。其二，資料缺乏，研究難度大。一來明清女詩人遺著多由她們的父兄或夫婿子孫為其刊刻，分贈親友，印數本就不多，日漸湮沒。更有一些女詩人甚至自焚其稿，如黃宗羲的夫人葉寶林：“葉氏當聞悉閨內閨秀作詩結社，又和男女舉權唱和，大嘆‘此傷風敗俗之尤也’，乃焚其手稿寄慨?！睅装倌陙淼倪z失，資料越來越少。再者，殘存下來的明清之際的女性作品多藏于北京圖書館，有不少資料存于美國各大學圖書館等，因而要想進行徹底的研究，收集資料的難度較大。

3、自身缺陷。憑心而論，明清女性詩歌在不少方面還很不完善。如主題和題材的狹小，就是一個障礙，因而文學史慎選。筆者認為一方面因為她們深居閨閣，視野不夠開闊，缺乏應有的創作源泉。另一方面還應該注意一個突出的現象，那便是“紅顏薄命”。明清之際才女早夭，婚姻不幸的俯拾即是，像葉小鸞、夏伊蘭、方維儀、駱綺蘭、顧若璞等不是早夭就是早寡，這對她們的文學創作無疑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不禁要問：李清照與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為什么可以有如此高的文學成就？無疑，婚姻的不幸給李清照的詩詞創作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然而深究，我們會發現，帶來她婚姻不幸的罪魁禍首是國破家亡。故國淪喪震動著她的心靈，激發了她的詩詞創作，她創作的詩詞表現出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精神，表達了自己堅持民族氣節的決心。如《詠史》、《上樞密韓公詩》、《夏日絕句》等，詩文的思想性都提高了，具有很強的現實性，抒發了傷時念舊、懷鄉悼亡的情感。丹納在其著名的《藝術哲學》中，明確提出影響文學的生產和發展的社會因素有種族、環境和時代三個方面?！皶r代”是影響文學的后天因素，時代的走向制約著作家文學才能和創作風格的發揮。因而說，也是時代玉成了李清照如此高的文學成就。

四 結語

明清時期，由于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個性解放啟蒙思潮的推動，伴隨著男性文人的推崇和創作的群體化及區域化，女性詩歌創作趨向自覺，以其“自然”和“清”的特質聞名于世，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但由于男權中心傳統的制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又因文學經典化問題和研究的不足及女性詩歌自身的“殘缺”，女性詩歌在文學史中一直處于缺席的地位。隨著女權主義浪潮的興起與發展，女性文學研究高潮的迭起，相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明清之際的女性詩歌研究會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文學史自會還其“公道”。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四卷[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

[2]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孫康宜.文學經典的挑戰[M].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

[4]郭延禮.明清女性文學繁榮及其主要特征[J].文學遺產.2006.6:73-75.

[5]張宏生，梅玫.重建經典[J]，Women Writer of Traditional Chain-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s，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1916年中華書局影印本）.

[7]王艷紅.解讀名媛詩歸[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1.

[8]王敏，尚繼武.女中雙秀勝須眉才情詞采驚天下——從柳如是吳藻文學創作看明清女性意識[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2.

[9]鮑震培.從彈詞小說看清代女作家的寫作心態[J].天津社會科學.2000.3.

[10]陳書錄.“德、才、色”主體意識的復蘇與女性群體文學的興盛——明代吳江葉氏家族女性文學研究[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9.

[11]孫康宜.明清文人的經典論和女性觀[J].江西社會科學.2004.2.

[12]王萌.論明清時期女性群體漸趨自覺的創作趨向[J].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04.1.

[13]郭海文.論文學史應有女性的一席之地[J].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3.4.

[14]樊美筠.中國古典美學中的女性意識[J].中國哲學史.1996.3.

[15]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的內部要素[J].天津社會科學，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