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

明代中葉以后，封建進入晚期。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的思想界也非常活躍，古老的中華大地上騰涌起了近代化的啟蒙思潮。盡管這種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通過對傳統思想作新的注釋而實現的，但其對傳統思想已經有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即高揚個性，率性任成為這一思潮的明顯特點。如無論是徐渭的“真我”，湯顯祖的“情至”，李贄的“情性”、“童心”，還是袁宏道的“性靈”說，都主張文學當抒寫作家真實的個人情感。這一時期，晚明干人獨抒性靈的旨趣、清新鮮活的語言，無所拘礙的風格，與傳統的沉悶、壓抑形成鮮明的對照。與以前相比，無疑這意味著禁錮了一千多年的國人的思想有了新鮮的氣息。晚明士人對生命的沖動、對人生的熱情，使晚明文壇在后代不斷引起學人的關注。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中心的周群教授近期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版)的《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一書正是對晚明士人思想進行研究的專著。作者認為，晚明文學思潮是明代中后期個性解放思潮在文學領域里的反映，同時也深受傳統的儒釋道思想的沐染，因此，研究三教與晚明文學思想之間的關系，可以更好地揭示晚明文學的淵源，從其對傳統思想的繼承和變異中把握其“新”的特質。對這一課題的選擇，作者正是旨在開拓對晚明文學思潮研究的新視角。與一般從文學批評史、文學史的縱向角度研究晚明文學思潮不同，周著側重于從同的宗教、對晚明文學的這一橫向的視角進行研究，并注意文學與哲學、理論批評與創作、文人性格與審美情趣之間的結合，因為文學不但受到哲學、宗教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學本身發展等因素的制約。

晚明文學思潮是一個內涵不太確定的概念，以往大多數研究者認為主要是萬歷以后的公安、竟陵等人的文學思想與創作。周著在借鑒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對晚明文學思潮的興衰與發展過程中的三個階段，是以文學批評家的文學思想特質第一、時間界限第二的原則進行劃分的。作者認為，李夢陽、唐順之、王世懋、屠隆等人的文學思想標志著革新思潮的醞釀期。任何一種思潮的興起都不是平地風雷的，晚明文學的發端亦是如此，它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醞釀，是在對前人的文學思想的批判繼承中發展起來的。如李夢陽等以復古自命，倡以高格逸調，根除了文壇臺閣體的靡弱之風。盡管他們主張的“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牽率模擬，又以新的格套束縛住了文學的發展，但李夢陽的文學情感論，不能不說對晚明文學思潮的醞釀、形成在理論上作了準備。徐渭、李贄、焦竑、湯顯祖、袁宏道、陶望齡等人的文學思想標志的革新思潮的高漲是晚明文學思潮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晚明士人兼宗儒釋道三教的思想特點非常明顯。他們錯綜三教，出入禪凈，既祖述儒典，詩禪比附，以禪論詩，把禪引入戲曲領域，又個性豪蕩不羈，“眼空千古，獨立一時”，尚求抒寫真情、本色自然的文學理論，鐘心于自然之趣。晚明文學思潮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指以袁中道、鐘惺、譚元春、馮夢龍等人的文學思想所顯示的對革新思潮的修正。正如作者所言公安派的發展過程那樣，“袁氏三兄弟的文學活動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公安派變化的軌跡，這就是：宗道如起于青蘋之末的微風，宏道如浩蕩突進的狂飆，中道則如狂飆之后的熨波之清風”任何思潮達到發展的頂峰，必然走向“物極必反”的衰落趨勢，這是任何領域都無法回避的客觀規律。這一時期的鐘惺、譚元春及馮夢龍等人，或注重師心與師古的結合，或著意于“真情”與儒家教化之間的聯系，在不同程度地繼承了徐、李、袁等人的文學思想的同時，都對其“矯枉過直”之論有所修正。特別是隨著國難的降臨、古學的復興，晚明文學思潮漸入低潮。

綜觀全書，盡管本書研究的僅是晚明的文學思潮，但在作者的運筆操縱之下，晚明思想界的特色已一展無余。正如該書序所言中所說“晚明文學是明代中后期個性解放思潮在文學領域里的反映”，而且，作者雖涉及的是文學思潮，卻處處涵蘊著豐富的哲學意味，“這種啟蒙思潮與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明顯區別在于，主要是借助于對傳統儒釋道思想作新的詮釋而實現的”。作者指出，“文學與以儒釋道為主體的中國學術思想的關系是至為密切的，尤其是文學觀念、文學理論受學術思想的影響更為明顯，一個有影響的學術流派之所以能流布一時，應者云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較完備的理論體系，有一定的哲學底蘊”。作者的認識無疑具有性、合星性。晚明文學思潮是伴隨著儒釋道三教的發展與融合更趨明顯和深化的特點而興起的。儒釋道影響于晚明文學思潮本質上是其哲學思潮，而晚明文學思潮也正是由于加入了儒釋道的哲學內涵才在文學史上有了如此高超的地位。

作者的研究獨具特色。文學理論批評與文學創作相結合是本書得以成功的研究方法之一。因為中國古代文論更多的散見于尺牘、敘跋乃至詩歌等文學作品之中，而文學作品是作家文學思想的具體體現，前者同時又深化和豐富了作家的文學思想。因此，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無疑會增加研究的深刻性和透徹性。如湯顯祖“至情”論的提出就具有這一特點。“情”是湯顯祖人生哲學和文學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傳世作品“臨川四夢”中一以貫之的主題，湯顯祖在其自然通脫的文學情感論和戲曲作品中表現出“因情成夢”的旨趣。“至情”論是湯顯祖在創作，《牡丹亭》時所寫的《牡丹亭記題詞》中提出來的，并在這一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另如袁宏道的詩禪之論是通過詩歌表現的，陶望齡的“偏至說”與“內外論”亦是通過其文學作品得以展示的。文人性格與審美情趣相結合是本書的又一重要研究方法。縱觀文學思想史，不難發現，文人性格對其文學思想、審美情趣有著深刻影響的事例比比皆是。晚明文學思潮的形成也與晚明士人的性格特性不可分割。晚明文壇活躍著一大批具有傲岸不羈、“伉壯不阿”的個性解放精神的狂狷之士，如具有傲視權貴、疑古非圣的狂者氣概，“于上下數千年這間，別出手眼”，“掊擊道學，抉摘情偽”，歷來被儒學正統目為“異端之尤”的李贄；縱情放逸，寄情于歌場青樓，而被時人目為“狂生”、“畸士”的馮夢龍等人均在晚明文壇上影響巨大。具有狂者精神的李贄甚至成為晚明文學思潮狂飆的源頭活水。錢謙益對此早有允論：“萬歷之季，海內皆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為宗。其說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卓吾發之。”晚明文學思潮就是在這樣一些士人的鼓蕩之下形成的。作者通過對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晚明士人心態、性格的研究，深刻地挖掘了他們文學思想的根源，并找到了晚明文學思潮得以形成的最終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