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506

【原刊頁號】46～75

【分 類 號】J3

【分 類 名】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復印期號】200603

【作 者】陳改玲

【作者簡介】作者單位：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上海471003）

【內容提要】本文介紹新中國第一套現代作家選集開明版“新文學選集”的出版緣起，“組織化”的編選方式，以及旨在傳布新文學史知識的“編輯凡例”。以趙樹理入選“新文學選集”為個案，展示建國初期主流意識形態對“五四”新文學及解放區文學與新中國文學的關系的理解。通過分析“新文學選集”序言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作家對舊作的“過濾”和“修改”等典型景觀，來展現在新的文藝政策規范下，編選者（作家）對作家形象的塑造和新文學傳統的打造。

【摘 要 題】文學與出版

【正 文】

這樣的描述，在已故作家序言中是有代表性的，體現了五十年代對知識分子改造的共同理解。那就是，只有參加社會活動，與民眾在一起，才能看到民族的力量，才能從個人主義的悲觀失望、傷感頹廢中掙脫出來，獲得從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到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立場轉變。而作家從書齋走向民眾成為斗士的過程，也就是匯入現實主義主流的過程。五十年代有一種流行的看法是，“現實主義就是對現在有用”。

聯系其他作家的序言，不難看出是在以集體主義話語對個人主義話語的批判中來完成對已故作家的形象塑造的。人道主義、平民主義，唯美主義和浪漫主義等，這些在“五四”時期曾經起到積極作用的“主義”和思潮，隨著階級觀念的出現，被界定為新時代阻礙作家進步的精神“負累”。比如，楊剛認為許地山早期受佛教影響，內容上表達了宗教的“命苦說”（比如《綴網勞蛛》），在風格上表現為“命定的浪漫主義”。到了寫作《春桃》時期，“他的平民主義限制了他”，使他“不可能從階級關系著眼”來塑造春桃。在丁易看來，“浪漫主義的感傷頹廢是達夫先生作品中的一個主調，這主調一直到他后幾年的小說中還是濃厚的存在著。”“這種精神情緒實在是不健康的，特別是在‘五四’狂飆以后，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革命有了正確的領導，社會已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這種消極的自戕式的反抗，對于現實的反動政治無損于秋毫，而在客觀上對于青年們的前進向上的熱忱卻起了一種很不好的消極作用。老實說，達夫先生這些作品在這個時期，不但已經喪失了它的社會意義，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會前進的障礙了。”即便在他后期的小說中，在以革命為背景的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中，“他過去作品中的主調——肉欲和色情的描寫占了上風”。丁易認為，郁達夫雖然成了民族英雄，但是他還沒有獲得階級觀念和階級立場，“達夫先生死了，他不能親眼看到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投身于人民的行列中，把自己思想更發展更提高。”言下之意，如果郁達夫還健在的話，尚需進行思想改造。至于蔣光慈作品中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封建文人才子佳人的趣味”在序文中批評得更重。

魯迅是新文學中最光輝的形象，但在四五十年代之交，魯迅也被塑造為自我改造的楷模。1949年10月19日茅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學習魯迅與自我改造》一文，認為魯迅的思想發展曾經經過了“苦痛的自我批判的過程”，魯迅的偉大就在于敢于自我批判。“在今天，知識分子特別需要自我改造之時，魯迅所經歷的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個性主義到集體主義的過程，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學習。我們是在新時代，政治上的領導和思想上的領導，都是鼓勵我們自我改造的，這與魯迅當年不同，我們比魯迅幸運得多。要不虛負這幸運才好。”（注：茅盾：《學習魯迅與自我改造》，《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9日。）而“沿著魯迅先生的道路走，新文學從茁長到壯大，成為今天燦爛的一片紅霞，其中有過無數斗爭的場面，犧牲的烈士鮮血，灑在大路上，使后來的人不致迷失方向。在新文學選集的第一輯里，都是已經去世的作家的作品，我們翻閱著，就使我們摸清了新文學的發展的道路。”（注：冷火：《新文學的光輝道路——介紹開明書店出版的〈新文學選集〉》，《文匯報》1951年9月20日第4版。）認識魯迅自我改造的道路，認識“已經去世的作家”自我改造的道路，是為了“不致迷失方向”，因而熱情地希望作家們積極改造，少走彎路，省去可能出現的曲折與反復，飛躍前進。從而突出這樣一個意念：作家們經過思想改造后就會寫出思想純潔和藝術成熟的無產階級文學。

六、對舊作的“過濾”和“修改”

作家是以作品說話的。對一般讀者來說，選集吸引他們的也是作品。選集中選編哪些作品，作品又以什么樣的面貌出現就至關重要。《老舍選集》收有《黑白李》、《上任》、《月牙兒》、《斷魂槍》和《駱駝祥子》五個作品。他以“論篇數”、“論體裁”、“論時間”、“論技巧”、“論語言”、“論內容”、“論思想”七個排比句來“演繹”這五個作品之“好”。在這五個作品中，老舍認為《黑白李》在技巧上“不很成熟”，“因為它產生在我初學乍練寫短篇小說的時候”。但是，選錄它“是拿它來說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學理論的影響”。可見，老舍在選錄作品時，雖說很注重作品的藝術性，但為了顯擺他的“革命”和進步，會把藝術上并不完滿而思想性強的作品也編入選集。

李廣田編選的《聞一多選集》，共選詩三十五首，文二十五篇。所選的詩，除了《奇跡》（寫于1931年），《紅燭》和《死水》兩本詩集各選17首。所選的文，除早年寫的《女神之地方色彩》、《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日》和《〈烙印〉序》外，其余的21篇都寫于昆明時期。李廣田在序言中談到聞一多早期詩歌創作時，說《死水》中的現實成分比在《紅燭》中增加了，可他還是從這兩個詩集中選出了同樣多的詩篇，表明他對這兩部詩集是不偏不倚。從具體選目來看，《劍匣》、《死》、《藝術底忠臣》、《色彩》、《死水》等唯美主義詩篇，展現了聞一多創作的豐富性；為了凸現聞一多的“斗士”形象，李廣田主要選了聞一多后期的文章。他在《〈聞一多選集〉序》中說：“聞先生是詩人，是學者，是民主斗士。要了解聞先生，須從全面了解。但這本書既是《新文學選集》之一種，也就只能選聞先生這些作品。從這樣一個選本中，雖然不能看到聞先生的全部成就，但從此也可以看出聞先生的轉變過程和發展方向。在文選中，較多地選取了后期的雜文，因為這些文字是富有戰斗性的，是聞先生的一種斗爭武器，是聞先生道路的終點，也就是最高點。沒有這些文字，就不足以認識聞先生之所以為聞先生了。”在開明版“新文學選集”中，楊剛編選的《許地山選集》、丁易編選的《郁達夫選集》、黃藥眠編選的《蔣光慈選集》等都采用了這種編選方法，那就是在全面展示一個作家創作的整體面貌的同時，為了突出作家的“戰士”形象對其后期創作有所側重。丁玲更極端，在編選《胡也頻選集》時，只選錄了胡也頻的后期代表作《到莫斯科去》與《光明在我們的前面》，舍棄了他早期那些深受無政府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影響的作品。

除了選目“過濾”外，還有一些作家或選編者修改了舊作。葉圣陶、老舍、曹禺等人修改了自己的作品。聞一多的作品則被修改。1954年，胡風在《關于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中，把曹禺修改《日出》一例，作為何其芳的“題材差別論”的“嚴重危害性”的例證之一，并進一步指出：“這樣的修改，如果說是照的理論批評家的意思，那已經足夠說明問題，如果是作家自動修改的，那更足以說明：何其芳同志等底理論棍子把作家威嚇到了怎樣的地步。”（注：胡風：《胡風文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頁。）為此，曹禺撰寫了《胡風先生在說謊》一文，指出胡風把“全中國的為工農兵的文藝”誣蔑為“不自由的，不民主的，完全被一種不受人民歡迎的理論所統治的東西”。表明自己“不是受了誰的理論的威嚇才想起修改的，相反的，在修改的時候，我記得周揚同志和丁玲同志聽說我要修改，曾經不止一次誠懇地勸我不要改動，還是把原來的面貌保存下來好，我沒有考慮。那時我想，修改是我的事情，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就這樣修改。修改以后，改稿曾由蔣天佐（注：“新文學選集”由文化部藝術局編審處擔任編輯任務，蔣天佐為編審處主任。）等同志看過，他們也是不同意這樣修改，并問我可否仍照原作發稿，我仍然沒有同意。這個修改本最后由于我堅持我個人的意見，就出版了。”（注：曹禺：《胡風先生在說謊》，《人民日報》1955年2月21日第3版。）可見曹禺是主動修改作品并堅持出版了修改本。

李廣田修改聞一多《最后一次的講演》一事，很少被人提到。在開明版《聞一多選集》中，李廣田刪去了把中國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國的“開明輿論”和“美國人民”的身上的內容，以及贊揚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現將這幾段文字轉錄如下，刪去的文字用黑體標出：

反動派故意挑撥美蘇的矛盾，想利用這矛盾來打內戰。任你們怎么樣挑撥，怎么樣離間，美蘇不一定打呀！現在四外長會議已經圓滿閉幕了。這不是說美蘇間已沒有矛盾，但是可以讓步，可以妥協。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線的。我們的新聞被封鎖著，不知道美蘇的開明輿論如何抬頭，我們也看不見廣大的美國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