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魯迅；文化批判；關系

論文摘要：1928年1月，《文化批判》創刊，成為創造社同魯迅進行革命文學論爭的中心。《文化批判》登載了多篇文章對魯迅進行“筆尖的圍剿”。魯迅冷靜地理性思考，寫下一系列文章對《文化批判》一些近乎謾罵式的攻擊進行了尖銳中肯的反批評。值得關注的是圍繞著“趣味文學”二者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的批評與反批評。這對中國現代文學、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報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使知識分子有了論爭的可能性同時，也使其有了更多的思考與進步，通過論爭，魯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從此開始了他更具睿智的戰斗。

1928年1月，創造社與大陽社成員共同提倡“革命文學”，掀起“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他們紛紛發表文章，活躍革命文藝，推動了后來的左翼文藝運動的發展。此時，《文化批判》應運而生，于1928年1月創刊，主要撰稿人有成仿吾、郭沫若、馮乃超、李初梨等人，刊物內容以探討文學理論為主，還登載一些政治、經濟、哲學論文和文藝作品。在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下，致力于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倡導，但是其中一部分成員受到國內外左傾思潮的影響，對魯迅等作家進行批判甚至攻擊，挑起了一場“革命文學”的論爭。《文化批判》成為創造社同魯迅進行革命文學論爭的中心。刊物后期因被國民黨政府查禁而終刊，共出5期，雖只出版5期，但其影響力較大。這里將圍繞1928年魯迅與創造社為核心的革命文學論爭，進一步來觀照現代知識分子通過現代傳播媒介—《文化批判》，對中國現代文學、社會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

一、魯迅與《文化批判》的關系

馮乃超在《文化批判》創刊號上，發表一篇《藝術與社會生活》，這篇文章成為革命文學論戰的導火索。繼而第2期發表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對魯迅的攻擊更加猛烈。1928年3月12日魯迅在《語絲》上發表了《“醉眼”中的朦朧》，針對《藝術與社會生活》、《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的錯誤觀點進行了反駁。之后，論爭圍繞著《文化批判》愈演愈烈。在第3號上發表了郭沫若(署名麥克昂)的《留聲機器的回音》，特別在1928年4月巧日的第4號上即登出四篇文章來回擊魯迅，分別是:李初梨的《請看中國的堂·吉訶德的亂舞》、馮乃超的《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彭康《“除掉”魯迅的“除掉”》、龍秀的《魯迅的閑趣》。郁達夫曾在致友人信中說:“魯迅先生近來被普羅包圍得厲害。”所指的正是這一階段魯迅所受《文化批判》的圍剿。對于這些夾雜著漫罵的攻擊，魯迅被迫應戰，冷靜地理性思考，寫下了一系列的文章給以反駁。除上述講到的收人《三閑集》中的《“醉眼”中的朦朧》外，還有《文藝與革命》、《同在黑暗的路上》、《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路》、《通信》、《革命咖啡館》、《文壇的掌故》、《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及《三閑集·序言》等。這些文章涉及到魯迅在這場論戰中與創造社、太陽社等對中國革命和革命文學問題的分歧，同時對這謾罵式的攻擊魯迅也進行了尖銳中肯的反批評。

二、關于“趣味文學”的批評與反批評

在革命文學論爭的時候，無產階級作家的世界觀問題，是爭論的中心問題之一。《文化批判》反復提出，作家的世界觀對創作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認為作家要:“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根性”“獲得真正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才能創作出無產階級文學作品。但是，由于強調階級意識，因此常常給對方戴上敵對階級或沒落階級的帽子。他們批判魯迅“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資產階級”，同時認為魯迅的作品是屬于“趣味文學”。這樣的論斷最早見于1927年1月16日《洪水》第3卷第25期成仿吾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成仿吾認為:“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可以知道這后面必有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而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生活基調，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基于這樣的認識，他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謹等創造的作品一概稱之為“趣味文學”。事實上，魯迅也同創造者成員一樣，同樣關心無產階級作家的世界觀，在說到作家主體方面，魯迅說:“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還曾說，“不要腦子里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所以在作家主體世界觀上，魯迅歷來是比較重視的，他所矜持的并不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所以武斷地將魯迅的作品歸到“趣味文學”的做法是錯誤的。但是由于創造社成員受國內外左傾思潮的影響，還是圍繞著“趣味文學”，在《文化批判》上對魯迅進行了一次“筆尖的圍剿”。

馮乃超在《文化批判》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藝術與社會生活》，在文中舉出了五四以來的五位作家，指出其傾向及同社會的關系。其中就有魯迅。講到“魯迅先生—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在文章中對魯迅給于了批判，認為他的作品缺乏時代感，是脫離現實生活的作品，屬于“趣味文學”。第2期發表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一文，對魯迅的攻擊更加猛烈。在談到無產階級文學的作家問題時，李初梨對甘人的《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給以責問而間接地批判了魯迅。李初梨講到:“我要問甘人君，魯迅究竟是第幾階級的人，他寫的又是第幾階級的文學?他所誠實地發表過的，又是第幾階級的人民的·痛苦?我們的時代又是第幾階級的時代?甘人君對于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簡直毫不認識。這樣的一連串的反問，無疑是對魯迅極度的否定，也將魯迅排斥出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隊伍。 1928年3月12日魯迅在《語絲》上發表了《“醉眼”中的朦朧》，針對《藝術與社會生活》、《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中“趣味文學”的觀點進行了反駁。首先魯迅戲謔地說:“他(李初梨)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閣在魯迅看來李初梨質問他是第幾階級的人完全是荒唐的，立論更是荒謬的。他說:“可慮的是對于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閑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總之，最要緊的是‘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只是‘獲得大眾’便算完事了。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困魯迅認為革命文學家只有參加革命斗爭實踐，才能寫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魯迅所謂照舊講“趣味”，實際上是反指，他的真實含義是要繼續寫那“匕首”式的文章。在魯迅對《文化批判》的“趣味文學”論調進行反批評后，創造社成員的回擊更加猛烈。郭沫若(署名麥克昂)在《文化批判》第3號發表《留聲機器的回音》，表示自己與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的思想“‘完全一致并夸獎李初梨把‘語絲派的’‘趣味文學’解剖得血淋漓地把它的心肝五臟都評枚出來了”。指責“語絲派的‘趣味文學’是資產階級的護將”，“語絲派”的作家是“不革命的文學家”。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上登出《請看中國的堂·吉訶德的亂舞》、《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彭康《“除掉”魯迅的“除掉”》、《魯迅的閑趣》四篇文章就“趣味文學”來回擊魯迅，他們的觀點大致都有所偏頗，并未真實而客觀地對魯迅及其作品進行評判。他們把魯迅比作“中國的唐吉訶德”，并反諷了魯迅:“講‘趣味’，便不至于與‘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沖突，還可向他們‘表示和氣’，而且用趣味的幌子將已經十分銳利化了的階級的對立在中國朦朧下去，那‘現在的主子’更會‘笑迷迷’。真是安全不過!所以還是‘照舊講趣味’!‘于是想要朦朧而終于透露色彩了”。魯迅在1928年5月7日發表了《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中，總結了《文化批評》對他的批判，認為《文化批評》對其批評是糾纏在“籍貫”、“年紀”等毫不相干的問題上，帶有嚴重的個人主觀情緒，并對這種無理的批駁給以了諷刺，魯迅講到:“這次對于創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于是‘論戰’便變成‘態度戰’，‘量氣戰’，‘年齡戰’了。“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為《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為《小說舊聞鈔》，是并不相干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卻加以編排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這使李初梨很高興，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

三、魯迅與《文化批判》關系的若干思考

首先，媒體與文學之間存在著的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現代報刊為文學與社會搭建了一條快捷的通道。回顧中國近現代文學，大多是以報刊和出版社團為中介和手段，并由此推動了文學的發展，“小說界革命”的成功、“文學革命”的倡導及實績，都與新聞報刊這一大眾傳媒密不可分。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就是以《新青年》為陣地。1928年，中國革命文學的論爭和建設需要更深厚的理論支持時，《文化批判》應運而生，為魯迅與創造社拓寬了批評空間，推動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同時，新興刊物《文化批判》也得以在這次論爭中聞名于世。

其次，報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使知識分子有了論爭的可能性，也使其有了更多的思考與進步。在論爭中魯迅寫下了一系列的短小精悍的雜文來回應對方。論爭給魯迅的雜文寫作提出了挑戰，魯迅不斷的思考著適合時代變的文體形式，才有了《三閑集》中的優秀的雜文作品.郁達夫曾經評價魯迅的雜文:“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同時這次“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斗爭”給論爭雙方帶來的都是思想的進步。在論爭中，魯迅正確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式、性質和方式等問題。論爭之后，魯迅又開始對蘇聯無產階級文藝予以關注，并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等書。魯迅曾感慨的說過:“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革命文學論爭給魯迅的心路歷程帶來了巨大影響，促進了他思想的轉變，從此開始了更具睿智的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