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與19世紀初的俄國都處于內憂外患中痛苦的轉型期，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古老的俄國在萬分不情愿中逐漸擺脫了生存已久的農奴制，在向西方的借鑒與學習中向近代化靠近，俄羅斯文學也在艱難的蛻變中尋求新生，開始了俄羅斯文學的復興。而中國，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的維新改良，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革命運動推翻了帝制，以西方民主、科學為武器的五四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承擔起了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責任。在這種極為類似的時代背景中產生了兩個代表著各自民族精神的文化巨人－－魯迅與普希金。魯迅被毛澤東譽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化革命的旗手”和“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的方向?！逼障＝鹗嵌砹_斯文學的奠基人，是“俄羅斯民族的太陽”，“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等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p>

同作為精神價值的戰士，民族的兒子，他們都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著表達。用新的“法”去“重整乾坤”，在這個急需“立法”的年代里探尋著新生的文化，去催生一種新的體制。當然，由于民族特征與個人精神氣質的不同，他們的文化抉擇、信仰與追求具有明顯的差異，然而，他們之所以成為文學史上巍峨的豐碑、世界性的大師，正是因為他們的思想、精神與藝術都契合了時代甚至超越了時代。他們與時代保持對話，成為時代精神的靈魂。而這種超越的基點恰恰在于對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與充分的表達。時代性與民族性的價值判斷是任何文化都無法回避的命題，也是魯迅與普希金給予我們的超越了時代與國界的共同文化遺產與精神財富。

一、精神內涵之比較

面對20世紀初的中國與19世紀初的俄國內憂外患的形勢，魯迅與普希金都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深刻的表達，進行了民族前途艱難的追尋。

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急情勢，促使魯迅對如何不致亡國滅種這一嚴峻問題進行深沉思索；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的先后失敗，促使魯迅思考如何解決民族文化體系、國民劣根性與民族振興事業之間的矛盾；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物欲膨脹、精神萎靡的社會弊病，促使魯迅關注人的主體性，重視煥發人內心的精神光芒；梁啟超的“新民說”和西方人學傳統（特別是個性主義哲學）的影響，促使魯迅對人的價值和個體生命的自由予以高度重視。

在俄羅斯，普希金面對激烈的民族變革，探尋和追求著時代的出路。“普希金之所以能產生極大的影響，是由于他對俄國來說是真正時代的兒子，他同他的祖國齊頭并進，他是祖國精神生活發展的代表?！倍砹_斯國家的命運、有啟蒙意識的貴族青年與俄國社會發展的關系、俄羅斯婦女問題、俄羅斯社會演變與傳統道德的關系、俄羅斯的民族文化發展等重大主題均由普希金最先感悟并加以開掘。

1．民族性的開掘：魯迅的批判與普希金的培育

同為民族之魂，魯迅與普希金對本民族的精神都有者深刻的領悟，但魯迅更多的是進行國民劣根性的探討，在批判中找尋挽救國民性的一劑良方，以拯救大多數“思想有病”的人們，“拔除人性的蕭艾，培養人性的芝蘭”（茅盾語）。而普希金則努力張揚民族的希望，在理解中培育出理想的人物。

魯迅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一部“吃人，被吃”的歷史，中國人在“一治一亂”的循環更迭中，“向來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而“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在她歷史和現實充分的審視和深刻的痛挽中，魯迅對在此土壤中生長的國民劣根性進行了冷靜而有力的批判。五四時期，因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國人的“十景病”，一面斥責愚昧的民眾的“奴才式破壞”。他贊美盧梭、尼采、托爾斯泰、易卜生等“軌道破壞者”，嘆息的是“中國很少這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他感嘆：“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薄蹲８！分猩硎芊饨ㄋ枷攵竞Σ豢勺园蔚南榱稚?，《采薇》中喜歡制造謠言的阿金，他們存在的意義不在于激起人們的同情與憐憫，而是讓人深感無奈之后的恐懼。如果說《狂人日記》是民族整體與個體的自審為精神背景的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封建文化最惡毒的咒語的話，那么《阿Q正傳》則把被以封建文化為根底的舊文明剝蝕一空的軀殼，活生生地呈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看到“自決能力”喪失的人是什么樣子，他怎樣活著。作品里包容了我們民族全部苦難的歷史和在此基礎上深厚的劣根性，魯迅的其他小說和他一生中各個 方面的作品，也都無不是從不同角度同這兩篇作品的主題相呼應。從反面教育人們應該怎樣做人，是魯迅一貫采用的手法，也是“魯迅人學”的一個重要特點。

普希金出身貴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本階級日趨沒落所產生的屈辱感，以及設法戰勝屈辱以保全自己的個人尊嚴與社會地位的熱烈愿望?！度~普蓋尼·奧涅金》是一個真正意識到自己是人的“新人”，是普希金內心精心培養的那個時代的“新生兒”。因為只有“人”才會表現出過多的無可奈何，只有人才可能作為一個改革者，對自己的農莊進行農奴改革，提出對人的關懷（包括對農奴的關懷）。普希金也是第一個正確認識和評價婦女社會價值的偉大作家。他的前輩，如卡拉姆津等，雖然在文學作品中反映了俄國婦女受壓迫遭歧視的悲慘境遇，對他們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關切，但總的來說，沒有一個作家像普希金那樣重視這一具有世界意義的社會社會問題，更談不上積極評價婦女的社會價值和作用。作為一個具有博大的民主意識的詩人，普希金在作品中高度評價婦女的思想境界及能力，頌揚她們的抗爭精神。他認為，低估婦女的理解力或把她們排斥在“重要題目”之外，“普天之下都是不禮貌的。”他要憑借文學的力量改變“婦女生下來僅僅為了在家繡花或在舞會上跳蘇格蘭舞”的古老世俗偏見。因此，普希金筆下的女主人公不僅與男主角平起平坐，而且，她們的形象往往比男主角更具光彩?！渡衔镜呐畠骸分袌讨赂业默旣悑I最后變成青年軍官的拯救者，傲視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塔吉雅娜最終成為整個“俄羅斯婦女的圣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她“整個人仿佛用一塊完整的原料塑造而成，沒有斧鑿的痕跡，也不夾雜任何雜質”（別林斯基）。她從一個純潔、憂郁，在愛情上大膽得出奇的鄉村少女成為一個貴夫人之后，心中依然保持著對感傷小說主人公的懷念，對奶娘的深情以及對社會的反抗。她的主要特征已不同于往日，但前后兩個塔吉雅娜同樣純潔，一個純潔地幼稚，一個純潔地高尚；她們都不滿現實，一個公然反抗，一個把反抗藏在心底。這些都藝術地表達出詩人對婦女優秀品格和才能的詩意的理解。

2．個性氣質：魯迅的無奈痛楚與普希金的純潔平和

不管是新人還是舊人，不管是批判還是培育，魯迅與普希金都在緊扣時代的脈搏，尋求民族的新生。“新人”的痛苦與“舊人”的痛苦都是民族的痛苦，面對痛苦，他們不壓抑自己鮮活的個性，一方面對未來寄以厚望，但又不將希望簡單化，而是以強健的人格與積極的心態進行不同方式的努力。同作為一個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魯迅與普希金強健人格與積極的心態正如優秀的作品一般同樣令讀者同樣的心醉。創作本體內部的和諧、為人與創作上一脈相承的協調，這是兩位民族文化之父共同的特征，也是促使他們孕育出偉大作品的內在因素。但是，作品始終是他們的人格氣質與民族精神的外化，正是這兩方面的差異決定了他們著眼點的不同。

就魯迅而言，“確定的體現”和“穩定的性格”是他之所以偉大的內在原因。少年的困頓使他感受到尊嚴的受挫，社會政治文化精神各個層面的腐爛與崩潰考驗著他的人格與文化創造力，對一切非人因素的高度敏感及強烈的反抗性使他時刻咀嚼著痛苦與恥辱，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記錄這份恥辱，拼盡全力維護人格之尊嚴、人性之尊嚴、個性之尊嚴、思想之尊嚴。因此，他的一生都處于痛苦的煎熬中，“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痹凇兑安荨统鹌涠分恤斞钢噩F了《圣經》中基督耶穌被殺的場面。“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痛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歡喜和大悲憫中。他的腹部波動了，悲憫和咒詛的痛苦的波?！睂嶋H上，魯迅也像耶穌一樣，被懸在不可戰勝的虛空之中，低頭以沉默面對津津有味的看客們。對于魯迅來說，他所處的時代太殘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想和探究都因這殘酷而顯得奢侈，他能夠走出鐵屋子，卻割舍不下鐵屋子里熟睡的人們，盡管熟睡的人們把他當作可惡的驚夢者。先鋒總是孤獨的，他對時代的超越，決定了他的痛苦與煎熬，他的深刻決定了他的地位，也帶來了他“舉世皆醉我獨醒”的無奈與悲哀。痛知中國文化之毒，苦無中國自救之理，而自己最終又不得不向中國這無限的存在去求活，他孤身一人，自責自苦，沒有答案。所以，我們決不會因為魯迅沒有參加北伐而責難魯迅，我們也不會因為魯迅沒有參加“三·一八”請愿而責難魯迅，我們更不會因為魯迅始終不像個弄潮的好手而責難魯迅，正像我們不會責難嵇康要去打鐵，向秀的《思舊賦》為什么只寫了一半。他與猶太神教先知們相類似的性格特征，從人類黑暗和苦難面切入的特殊思維方式和對被壓迫者悲慘命運的深切同情交織在一起，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學深度和為受難者而犧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這些與“尊個性而張精神”、注重個體精神自由的啟蒙邏輯結合，使得魯迅作品《阿Q正傳》、《狂人日記》、《孤獨者》、《野草》以及諸多“人史”雜文等等，具有了永遠不會消失的現代意義。在置棄了愛和文學性（小說、散文和一切敘事性或抒情性的）寫作之后，借助臨終遺言和死亡絮語，他發出了20世紀最冷酷而又動人的戰斗吶喊，并在20世紀后半葉引發了巨大的回響。

普希金浪漫而理想，為愛情決斗，因決斗而死亡，這一生命的終結方式給他富有浪漫詩人氣質的一生劃上了光輝的句號。19世紀的俄國作家中似乎只有屠格涅夫不拐彎抹角地點出普希金身上的“陰性”和“陽性”因素，并將之稱之為“感受性”因素和“首創精神”的因素。正是這種敏銳的“感受性”和由反抗性、創造性結合產生的“首創精神”，賦予了他能夠把民族性完全展現出來的能力。這種秉性孕育出了和諧，“普希金是純潔、和諧、平衡、圓滿的象征，是使人免于墮落或使墮落的人擺脫危機的保護人和指路明星，他是‘靈魂純潔并且一生純潔過度的人’，他永不會衰老的奧秘’在于其精神不同尋常的圓滿’?！?正是基于這種平和與純潔，普希金盡管主張俄羅斯變革，但卻只是改良，而非革命。從主人公格里尼約夫那個可怕的夢幻中，讀者又不難體會到普希金對農民革命深深的憂慮甚至是恐懼，從而才有了作者對葉卡捷琳娜女皇“慈愛寬宏”的描寫，由此表達了詩人對所謂“明君”的幻想。這也是俄羅斯19世紀解放運動第一階段貴族改良思想的主要特征?？v觀19世紀俄羅斯文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渴望俄國社會制度改良而又懼怕民眾革命的矛盾心態，貫穿于其時俄羅斯眾多貴族作家的作品中，格里尼約夫的那個恐怖夢幻通過世紀的文學長廊，又演化成拉斯柯尼科夫可怕的夢境。托爾斯泰在其小說中對受苦受難的“瑪絲洛娃”們寄予了深切同情，對腐朽的沙俄社會進行了更加尖銳無情的抨擊，但他的改革“良方”仍然是人類心靈的善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

3．方式的選擇：魯迅的斗爭哲學與普希金的道德探尋

在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上，魯迅與普希金都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選擇。他們都充分意識到了道德的重要性，對這一主題進行了各自的闡釋。但是，最終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普希金將道德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金鑰匙，并對未來俄羅斯文學的創作主題產生了深遠影響。而魯迅在艱難的嘗試之后發現了道德的軟弱，最終選擇了斗爭。

五四時期的中國已進入尖銳的階級斗爭的時代，實際的社會變革活動已成為當時中國主要的歷史主題。在這種歷史境況下，任何一個敢于直面社會、熱愛人民并力圖以藝術改造人生、社會的作家，都不會呆板地空守于一種道德象征口號，將人的自我意識與自由發展僅停留在一種抽象的道德模式之上，而是要從具體的社會變革中獲得特定的內容，用顯示本身來重新理解“人類”和“人的解放”的內涵。它包括階級的政治解放、物質解放和精神的解放。無論人們對《傷逝》、《孤獨者》等小說主題做出怎樣的解釋，但物質的和政治的因素在涓生與子君離異的悲劇中，在魏連自戕的人生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魯迅作為一個時刻直面人生的現代思想家，也必然不斷從現實中汲取思想資源，選擇以斗爭的方式來獲得為人的權利。早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就大力介紹過反抗復仇的外國作品。他贊賞波蘭詩人密茨凱維支《先人祭》第三卷中囚徒們高唱懲辦沙皇、絞殺沙皇的反抗歌聲，拜倫長詩《海盜》中康拉德的那首囚歌：“渴血，渴血！復仇，復仇！仇吾屠伯！”也令青年魯迅熱血沸騰。被壓迫者采取反抗、復仇的手段懲辦侵略者和劊子手，拯救危難中的祖國和人民，是他們神圣的權利。

魯迅從來不信人人相愛會成為事實，早年他批評托爾斯泰“和平主義”時就指出：“故其所言，為理想誠善，而見諸事實，乃弗戾初志遠矣。”對那種婆婆媽媽的人道主義不以為然。他主張熱烈的愛，也主張熱烈的憎。他總結專制時代人壓迫人的歷史教訓指出：“俄皇的皮鞭和絞架，拷問和西伯利亞，是不能造出對于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 統治者用非人道的惡辣手段殘害人民，人民當然不會對他們講仁慈。面對舊社會劇烈的階級對抗，他熱烈鼓吹：“在現有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痹髋c愛相統一，便是魯迅為人道主義而抗爭的情感基礎。魯迅后來學會操馬克思主義的槍法以后，對“人類之愛”的道德說教更是進行了徹底清算。他指出：“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后笑嘻嘻地拱手變為‘世界大同’。”博愛主義者試圖以階級調和的手段消除階級對立，進向世界大同，無論抱有多么真誠的愿望，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普希金是俄羅斯以及蘇聯小說“道德問題”或“道德探索”主題的開創人?！稄姳I兄弟》多側面地刻畫了主人公的性格，揭示了他們由良成寇復雜矛盾的心態，在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的同時，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們的愚昧和違心選擇，正是作品積極的道德力量之所在?！秳e爾金小說集》的代表作《驛站長》中冬妮婭形式感情的轉變可以看做是傳統道德失落的一種典型象征，她心態的改變反映了19世紀初俄羅斯社會的某些側面。古老的傳統道德在物欲橫流的生活風氣沖擊下松動了它的基石，她雖然眷戀養育她多年的父親，卻也經不起都市貴族生活方式的誘惑，終于棄別相依為命的老父親，跟著軍官私奔而去。在作者普希金心目中，冬妮婭拋下的不僅僅是苦命的父親，而且是人類最可珍貴的親情；貴族欺壓下層小人物的現象固然可惡，應該抨擊，但親情的喪失和美德的湮沒，卻讓人更感痛心。偉大的詩人似乎在用他的故事拷問每一個讀者：在圣潔的親情和世俗的物欲之間，你會做出怎樣的選擇？面對種種誘惑能否依然故我？由此可見，《驛站長》的道德批判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更為普遍和深遠的人道主義意義。普希金時代之后，無數俄國作家秉承這一優良傳統，出現了《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佳作。

4．對大眾的態度：普希金的眷戀與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每個民族都要尋求一條傳播“大眾”聲音的線路，每個時代都需要一種只屬于這個時代的自白，以保證民族精神強健的發展。大眾是時代的主體，也是民族精神的承載者，對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認識使魯迅在關注大眾的同時，更具有啟蒙與批判的意識。而作為貴族的普希金更多的是認識到對立立場的缺陷與狹隘后，對人民的全身心的融入甚至愛戴。

魯迅前期對民眾的態度大概是公認的，他之所以棄醫從文，就因為看到了中國民眾的落后與愚昧?！胺彩怯奕醯膰?，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章顯示的對庸眾的態度人們已多有論及。但是他的現代啟蒙主義立場使他不可能與大眾在思想情感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因為他知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薄氨┚某济瘢辉副ＷC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安慰。”他悲哀于大眾的冷漠，竟將烈士的鮮血吞食，竟把革命家逝世的日子作為歡樂的時光。因此，當左聯討論文藝大眾化的時候，他首先擔心的是“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他主張“應該多有為大眾總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目的卻仍然是“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 這種選擇使魯迅走上了既無權威可依，也無大眾可靠的異常孤獨的道路。同樣，這種選擇也使魯迅成為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奠基者，在與歷史的相互選擇中，他為把中國引向現代而自覺地承擔起了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空間的創建。

但是，這選擇不是由于對民眾的冷漠，而是由于對民眾的熱愛。正因為愛之深切，才對其弱點不能容忍，發出毫不留情的猛烈批判。魯迅對民眾的態度沒有表現出尼采式的對民眾的蔑視甚或敵視，他對弱者，對孩子，對女性，對受壓迫和欺凌的大眾的人道主義的關懷使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在強調個性主義的同時，留下了通往大眾的道路。所以，“哀其不幸”和“怒其不爭”是必須聯在一起的，如果沒有哀其不幸，就失掉了人道主義的博大情懷，就背離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如果失掉了怒其不爭，這種同情就容易使知識分子滑入民間大眾的話語立場。是否承認大眾的落后性，是否堅持啟蒙主義立場，是否承認個人的權利和地位，是20世紀20年代后期之后中國文學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與民間話語和權威話語的重要分界線。

普希金很早就意識到自己身為貴族的不足，并且以驚人的真實與坦率反映出這一切。他以深刻的歷史洞察力，預見到人民的力量，預言自己將屬于人民－－三篇短詩精品：《先知》（1826）、《回聲》（1831）、《紀念碑》（1836）就是他人生使命的表白。他自信自己就是先知、人民的代言人。他要“把海洋和大地統統走遍”，用他的語言“把人心都點燃”；這位先知深信他“不會完全死去”，他將“永享榮譽”，他的名字“將傳遍偉大的俄羅斯”，他會“永久地為人民所喜愛”?？梢?，他不僅將自己當成人民的代言人，而且把思維支點架在了未來，使人民性具有了超越時代的生命力。在普希金看來，民間傳統折射著人民的智慧，展示出人民內在的精神特征，他始終懷著深沉真摯的感激之情憶及自己最初的繆斯－－奶娘，詩人的“令人神往的昔日之心”，奶娘詩系列正是俄羅斯民間傳統的贊歌。正如詩人自己的詩中所寫的：“我所以永遠能為人民敬愛／是因我曾用詩歌／喚起人們善良的感情／在我這殘酷的時代／我歌頌過自由／并且還為那些倒下去的人們／祈求過寬恕和同情。”

二、創作方式、敘事技巧、語言風格之比較

作為不同民族文化的代表，魯迅與普希金都對民族語言進行了創新與改造。五四時期，文言與白話語言的斗爭席卷文學界。魯迅雖然沒有在理論上參與討論，卻在作品中堅決擯棄了文言，成為白話文的倡導者和主要實踐者之一，他的《狂人日記》被視為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經歷了狂風暴雨式的文學革命，中國的白話文由于魯迅的出現而徹底擺脫文言文的痕跡，走向了成熟的狀態。

普希金作品是俄國民族語言文字的典范，他在對東西方文化借鑒的基礎上主張要保持俄語的獨立性，他在1823年寫給維雅津姆斯基的一封信中說：“我不喜歡在我們原始的語言里看到歐洲式的矯揉造作和法國式的精雕細琢的痕跡，粗放與樸素對它更合適?！睆亩鵀槎砹_斯語言定下了基調。1825年，普希金再次致信維雅津姆斯基，論及俄羅斯語言獨立性問題：“東方的文字對我來說是典范”，但又明確表示，“歐洲在陶醉于東方華麗時，應保持歐洲人的趣味和觀點。”他曾說：“為了外國人的嘟嘟囔囔／我們竟會狂妄地小看／我們祖國語言的寶藏／我們喜歡外國繆斯的玩物／喜歡外國方言的嘰里咕嚕／而卻不讀我們自己的書刊／但我們的書在哪里？／我們從哪里接受各種考試／從哪里知道大地命運的詩章？／并不是在那些生硬的翻譯里／也不是在那些老朽的作品里／那兒俄國的智慧和俄國的精神／在成倍地撒謊／說些成就的事情／”因此，他選擇了民間，將民間文學作為他改造民族文字最重要的資源，在普通人的話語中把握俄羅斯民族語言的精髓。1831年4月14日，詩人在一封信中提到“茹科夫斯基在鄉村讓老太太給他一邊揉腿，一邊講童話，然后寫成詩”，“俄羅斯傳說在幻想詩歌中不比愛爾蘭和德國詩歌差?！彼喈斖笍氐乩斫獠⒄莆樟硕砹_斯民間語言的精髓：真實與幻想、奔放的真誠與調皮的戲謔，迷人的淳樸和辛辣的嘲諷，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真正的俄羅斯語言。如今，普希金的童話詩已成為俄羅斯的識字課本，一代代俄羅斯人通過它初步感受祖國語言的豐富與完美的魅力。

受民族文化的影響和民族語言的限制，魯迅和普希金的創作顯示出差異性。而且，所處時代的不同，也使他們的創作在文學史中占據不同的角色。同時現實主義創作的大師，普希金是批判現實主義的開創者，魯迅的作品則已具有了明顯的現代性特征。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話題。但是，作為民族的靈魂與時代的先驅者，魯迅與普希金都充分看到了文學對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作用，并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嘗試，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接下來，本文將就此作一闡述：

第一，追溯歷史的創作方式

魯迅的《故事新編》均采用對歷史故事的改編來表現今日的主題，他所要追尋與表現的，正是這“古”與“今”之間的深刻聯系。他在《序言》中宣稱自己“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為了揭示古人與今人在精神氣質、性格、思想上的相通，他在小說藝術上進行了大膽的試驗：有意打破時空界限，采取了“古今雜糅”的手法：小說中除主要人物（如女媧、羿、禹、墨子、老子、莊子等）大都有典籍記載的根據外，還創造了一些次要的喜劇性的穿插奇怪界，如《理水》“文化山”上的許多學者既以古人身份出現，又開口“OK”，閉口“莎士比亞” 。魯迅這種創作方式目的是要在古今相通之中，以現代照亮古代，更有力地揭示古代人與事中某些被掩蓋了的真相。例如在《采薇》中，作者寫了兩類“先王之道”的信徒：小說主人公伯夷、叔齊真心實意地身體力行，卻處處不合時宜；與他們相對立的周武王，他的伐紂明明是違反了先王之道，卻打著“恭行天罰”的旗號，因而博得“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美名。在《起死》里，玄學家莊子與鄉下漢子圍繞“赤條條”展開的論戰，就已經讓莊子的“相對主義”哲學“赤條條”地當場出丑。如此放肆地將已經被神圣化與神秘化的古代哲學戲謔化，這本身就顯示了魯迅的一種眼光與膽識。人們從這類戲謔化的描寫中，看到了魯迅雜文的鋒芒：包括雜文的眼光、思維、手法、以至語言。在這個意義上，《故事新編》又是魯迅打破文體界限，以雜文入小說的一次有益的嘗試。

普希金是一個具有深邃意識和豐富靈魂的文學家，他的創作視角既面向廣闊的社會和時代，又面對復雜的個人隱秘心境，因此他的敘事作品也就同時蘊涵著史詩意識和內視角的詩學傾向。讀者在《上尉的女兒》、《青銅騎士》、《羅斯拉夫列夫》、《彼得大帝史》等作品中不難領略到這位俄國偉大文豪的史詩情節，也能在《驛站長》、《射擊》、《黑桃皇后》等敘事佳作里洞悉19世紀初葉俄羅斯社會各種人物的內心世界。普希金在《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中的俄羅斯人》這篇文學評論中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長篇小說這個詞被我們理解為在虛構的敘述中發揮的歷史時代?！敝衅≌f《上尉的女兒》的歷史觀更是迥異于一般貴族文人之作。這部小說集傳奇故事、家庭紀事和歷史事件于一體，但那決不是一個各種文體大拼盤，它的藝術邏輯的重音落在史詩構想上。在小說里，主人公的傳奇經歷只不過是提供描繪歷史事件、表達作者歷史觀的故事框架，普加喬夫農民大起義才是這篇小說敘事的中心內涵。普希金敘事作品的史詩化特征來自他始終貫一的歷史意識。但是，史詩意識不可簡單化地理解為只描寫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更重要的是要透過某些事實事件和現象來揭示那個時代的特征與本質。普希金敘事作品的史詩化特征通常表現為：只用一兩個典型具體的歷史情境或象征物就烘托出作品的歷史氛圍，從而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彼得大帝的青銅塑像更是具有史詩性質的歷史符號，它喻指沙皇專制社會的冷酷無情和令小人物難以抗拒的威力。而以彼得堡為象征的近代俄羅斯正是在這種冷酷和威力的驅使下由俄國民眾的苦難積淀而成的，詩人僅僅以水災場景與青銅塑像這兩種意象，就凝聚出沉重而久遠的歷史氛圍，再現了一幅冷峻的史詩畫卷。

第二，精確簡練的寫作風格

魯迅也在追求表達的含蓄、節制，以及簡約、凝練的語言風格。他這樣概括自己的經驗：“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能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肯什么陪襯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小孩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要極省儉地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人們經常提及的，是《故鄉》里那幅“神奇的圖畫”：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仿佛繪畫中運用疏體筆法涂抹大色塊，色彩單純而濃重，同樣取得強烈的效果。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幾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寥寥數語留給讀者的印象可以說是驚心動魄的。

同樣，普希金在語言形式方面崇尚的最高詩學原則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簡明。用他本人的話語來說：“精確和簡練，這是薩那翁的第一個優點。”的確，鮮明、準確、簡潔和修辭結構的極度純樸，有意識地棄絕任何種類的修辭裝飾，描寫手段的簡約和經濟而又不失表現力，乃是普希金敘事創作最基本的話語表征。在遣詞造句上他惜墨如金，在故事結構上也盡可能洗練文詞。他善于在簡潔中展示復雜，往往是只用三言兩語，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故事的來龍去脈就躍然紙上，活現眼前。在小說《驛站長》中，作者對于站長的住所的描寫只用了兩個形容詞“簡陋而整潔的住房”和三個細節“幾盆鳳仙花”、“掛著花幃子的床”和“四幅浪子回頭的畫。”這寥寥幾筆卻讓站長家庭的簡樸然而充滿溫暖的生活躍然紙上。住房的整潔和那幾盆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冬妮婭這個美麗、活潑、勤快的姑娘，此間的和諧與小說結尾的悲劇產生鮮明的對比，在敘述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種詩學原則的建立得益于所鐘愛的以純樸的普通民眾的生活和語言為特征的民間文學。從他的創作中，我們不難發現普希金的詩學觀念與他的社會意識具有的內在一致性。

第三，多方借鑒的敘事技巧

魯迅在試驗為中國現代小說尋找自己的小說形式的最初階段，自覺地借鑒了西方的小說形式。因此，在談到《狂人日記》的創作時，魯迅強調“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钡谠囼炦^程中，他自身的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逐漸發揮作用，使他由不自覺到自覺地吸取中國文學的養料。詩歌、散文、音樂、美術以至戲劇的藝術謹嚴均被他借鑒來從事小說創作，并且試圖將它們熔為一爐，于是出現了“詩化小說”（《傷逝》、《社戲》等），“散文體小說”（《兔和貓》、《鴨的喜劇》），以至“戲劇體小說”（《起死》）等等。正如魯迅自己所說：“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魯迅的創作正是“繼承傳統”與“沖破傳統”的統一。

普希金作為卓越的詩人，他的敘事散文同樣充溢著豐富飽滿的詩情，確立了敘事散文的情感化和抒情化。在這方面普希金繼承了卡拉姆津感傷主義的散文創作傳統，并加以發揚光大。無論是寫景壯物、營造故事發生的氛圍，還是描繪人物的心理狀態，普希金的話語總是飽含著動人的情愫，以詩情去領悟平淡無奇的自然現象和司空見慣的社會生活，正如別林斯基概括的那樣，他能“為最’散文化’的對象增添詩意?！斌A站的感傷，傳奇的憂郁，復仇的激蕩，多余人的失落，農民英雄悲壯蒼涼的情懷，彌漫在娓娓的敘述中?！渡衔镜呐畠骸分凶髡邇纱巫屪x者去體味這位農民領袖的悲壯豪情，歡宴上的“纖夫之歌”和“蒼鷹的寓言”既突出了普加喬夫堅毅無畏的性格，同時又向讀者暗示出一個命定的慷慨就義的豪邁結局。這種在敘述過程中的抒情或散文話語的情感化使普希金作品的敘事本身平添了意趣和張力。這里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普希金的情感總是一種正直而又高雅的情感，“他的任何情感中總有一種特別高貴、親切、溫柔、芬香與和諧的東西”（別林斯基），它脫離了世俗生活的低級趣味，可以表露和詠唱。

三、繼承與超越

相似的時代背景、強烈的民族精神和對文化的深刻體悟，造就了普希金與魯迅兩位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他們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然而，從宏觀的角度分析兩者對中國文藝現狀的意義，我們無法脫離時代與民族這兩個永恒的話題。他們不是簡單地契合了時代，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更可貴的是進行了深刻的透視與勇敢的超越，從而達到了他人未及的高度而成為人類景仰的大師，給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

首先，他們都超越了民族，在文化選擇上達到了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他們從人學的高度，在人類的整個歷史發展范疇內，對人類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況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天才觀照和哲理反思，從而創造出由不朽形象所構成的藝術精品。

在對民族文化批判的基礎上，魯迅強調的是文化的同一性，他在對文化發展的整體趨向的肯定的基礎上，即在世界現代文化的框架下，以中外文化交匯對話為縱橫坐標系，以立人立國為終極價值，提出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和中國民族人格的現代性重塑。魯迅首先肯定了人類的精神生命努力向上的共同趨向：“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無論什么黑暗來防范思潮，什么悲慘來襲擊社會，什么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的。” 這里，魯迅提出的向上的精神生命之路，是人類在生物的共性基礎上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的共同性，具有更為普遍的文化哲學和生命哲學意味。他在文化選擇的價值判斷中，不僅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而且從文化哲學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從而超越了一般的人類文化異質觀而上升為一種人類文化的共同性命題。他把“人類的道德” 作為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的價值取向和自己的文化選擇標準：“人類尚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但總是在那里發榮增長?！瓕砜傄咄粭l路的。”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被納入了現代化的軌道上，無論是走是推，都必須沿著同一個方向?！巴庵炔缓笥谑澜缰汲?，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正是魯迅為完成立人立國巨大歷史使命而建構現代化的自我主題意識的獨特方式（或途徑）。文化的民族性或特殊性應適應文化時代性的需要而發生變革，這正是魯迅為自己更為民族所做出的文化選擇。

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對俄羅斯性格和強大的精神力量的信念，一種作為俄國人而存在的偉大希望。但是，普希金又超越了民族，而深刻把握了“人”這一主題，從而達到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奧涅金說他“永遠不會站在政府方面”，同時“也不會站在人民方面”，他是屬于自己的，從而能夠獨立能成為自己，去追求理想?！洞膶分校召惔緲愕拿耧L是道德批判的鋪墊，也是作者對真誠、純潔的人性真實的向往。這與現代社會對人的關懷這一文化主題具有鮮明的一致性。張承志的宗教皈依，周濤的自然追慕，卡夫卡提出的人性復蘇，古今中外的作家們始終以不同的方式在進行著人的精神價值的追求，去選擇有普遍意義的答案。無論結果如何，這種思考與探求的本身始終具有世界性的一致，普希金尋求的正是人類學意義上的這深層的一致。

其次，他們都超越了時代，從一個痛切的愛國者出發，以自己的思想豐富了時代精神的內涵，推動了時代，并以此與民族的歷史保持了永久性的聯系。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世界性文化趨向，即人類文化的共同價值趨向。這一趨向在當今時代的集中表現就是社會與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魯迅在五四時期就以他自己的方式深刻地領悟并表達了那個時代的哲學命題。他在世界近現代文化中感受到了那種只有具有思想家氣質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的現代精神，提出了以“自知”與“他知”的盡可能廣闊的結合的方式來完成對一種古老的封閉性的文明進行現代性的改造，完成真正民族精神的恢復和升華。如果說，他在《摩羅詩力說》里把“首在審己，亦即知人”作為“揚宗邦之真大”的根本性策略，本身就包含了哲理化的宏闊視野，《科學史教篇》也證明了他對自己這種哲理化思考的實踐的話，那么，《狂人日記》的發表則標志著他的思想已完成了以從整體上繼承現存世界文明成果為前提來打破古老封閉僵化文明的理性升華。雖然《狂人日記》是以民族整體與個體的自審為主要內容，但這種自審所達到的深度卻證明了在這種自審之外所達到的“他審”的廣度。而他在《野草》中體現出來的深刻的“荒原感”則是充滿孤獨、破碎、恐懼的現代人今天的通感，魯迅在那個尚屬啟蒙的時代仿佛就已預知人類精神的未來。

普希金是“俄國文學中惟一的完人，我國民族面貌中唯一全面的代表。” 他看到了近代化的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向，塑造出了“奧涅金”這一具有超時代意義的典型形象，并通過這個典型形象表現了歷史的動向。高爾基曾經指出：“作為典型，奧涅金在20年代剛形成起來，但詩人馬上便看出這種心理狀態，對它們進行研究，了解之后便寫成了俄羅斯第一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繼奧涅金之后，“多余人”的畫廊里相繼出現了畢巧林（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的主人公）、羅亭（屠格涅夫《羅亭》的主人公）、奧勃洛摩夫（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的主人公）等一系列不同時代不同性格特點的多余人的形象。這一形象不僅豐富了俄羅斯文學殿堂，更展示了人類尋求希望與真理的良知和處于時代、社會夾縫中的迷茫與痛苦，這是當時“多余人的悲哀，也是今天所有思想者的悲劇。普希金則”導夫先路“，成為揭示人類這一意識的先驅。

第29屆普希金詩歌節上，著名作家瓦·科斯特羅夫曾說：“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擁有在民眾中深具凝聚力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只有這樣，一個民族才有能力抵御任何敵人，戰勝一切困難。”郁達夫在魯迅逝世時曾說：“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俄羅斯的普希金誕辰200周年的大型文化活動－－“普希金與現代”反映出俄羅斯在當前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下有識之士的共同擔憂：大量歐美文化，尤其是美國式的快餐文化的涌入使人們感到民族文化的日益匱乏。他們對普希金在當代俄羅斯的回歸既不屬于憂郁的懷舊，也不應算空洞的紀念，而是一種澄明的精神升華和當代人最向往的生命活動的昂揚，顯示出俄羅斯這一民族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力求獨創性地繁榮文化的信心，即俄羅斯要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為立足點，找到一條未來文化發展的出路。而現在的中國，無論從什么角度來講，都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和思維，新的價值理念。幾十年文化的封閉，造成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知識結構根本的缺陷。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艱巨性、復雜性逐漸呈現出來。金錢的誘惑使舊社會的沉渣泛起，煙賭娼卷土重來，宗法勢力死灰復燃，“黑社會”悄然抬頭，貧富差距拉大造成新的等級分野……魯迅畢生關注改造國民劣根性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有了新的發展。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一些人失去了理想、信仰，失去了精神家園。面對這些，我們更需要魯迅，需要普希金。思想大家的出現不光依賴于個人的知識積累，還依賴于他所具有的民族精神氣質，“作為一個思想者，我的責任就是把我自身和民族共同經歷的苦難，轉化為精神的資源?！保ㄥX理群語）我們要通過普希金、魯迅的作品引導讀者認識人類文化史、中國文化史上的某些時刻，從而引導現代人建立積極向上的價值取向，在現代文明中樹立起較為牢固的精神文化的依托。

談繼承，也必須有正確的理解與有效的方式。看魯迅與普希金，我們決不能脫離民族與時代的母體。他們在對民族的精神的深刻的理解與把握上契合了時代的語境，并根據民族需要進行了有效的轉換，從而超越了時代，燭照千秋。契合、轉換與超越，這是兩位文化巨人民族文化改造的共同模式，也是兩者精神的連接。從立足和尊重魯迅講，“回到魯迅去”是正確的，但任何研究都是為了建設新文化，在當前信息社會和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們對文化的建設不可能保留在魯迅的時代，而應將魯迅作為一種精神資源。我們對他們的繼承，也必須前瞻性地繼承，超越性地繼承，將21世紀的中國文學納入不斷發展的螺旋式、階梯式框架，既牢牢把握時代的現實基礎，在多樣性的世界文化整合的動態平衡中進行民族文化的批判繼承與提升，又在繼承的同時有超越性的創造與發展，這才是繼承的本質。

赫爾德在評價莎士比亞時有過精彩描繪：“如果說，有一個人使我心里浮現出這樣一個莊嚴場面：高高地坐在一塊巖石頂上！他腳下風暴雷雨交加，海在咆哮；但他的頭部卻被明朗的天空照耀著！那么，莎士比亞就是這樣！－－只是當然還得補充這一點，他的巖石寶座的最下面，有一大堆人在喃喃細語，他們在解釋他，拯救他，判他的罪名，為他辯護，崇拜他，誣蔑他，翻譯他，誹謗他，而他對他們的話卻一點兒也聽不見！”用這段話來描繪魯迅與普希金，也是再合適不過的。在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之際，重溫這段著名評論，我們不難會明白得更多，無論是對魯迅、普希金本身還是他們那個時代，今天的時代以及未來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