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新詩 邊緣化 大眾文化 文化市場 政治抒情詩

[論文摘要】自從中國現代詩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誕生以來，它采用了有別于古典詩歌的自由體白話新詩形式，在形式上有所革新，打破了舊體詩的種種束縛，推動了新詩的發展，由于社會環境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新詩的發展在各個時期面I臨著不同的境遇。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詩的王國，古典詩歌曾經取得足以驕人的輝煌成績，也發揮過積極的作用，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文壇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古典詩歌卻在五四詩壇上面臨著如何更好發展的困惑，最終被五四新文學運動所提倡的白話新詩所取代。新詩以嶄新的形式亮相詩壇，并以強勁的氣勢一掃詩壇上舊體詩詞固有的積習和弊端，打破了古典文言詩歌體系和古典詩歌的悠久歷史及強大傳統，使文言文話語統治權的光環失去了光彩。新文學運動先驅者發揮詩歌的啟蒙功能，使詩歌走向了大眾化和平民化。而新詩從誕生以來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一直在曲折中緩慢地發展，本文從新詩在各階段的狀況或地位來探究現代詩歌的現實處境。

一新詩的第一個十年發展狀況(1917-1927

中國現代詩歌開始于光輝的“五四”時代，隨著文學革命也出現了詩歌革命，詩歌革命是文學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缎虑嗄辍冯s志于一九一八年元月號全面改用白話文，并發表白話的自由體新詩，在新文學創作上白話自由詩充當了新文學運動的~開路先鋒。這是詩歌革命的新紀元，是中國文學史和詩歌史上的一件大事。詩歌革命運動在“五四”狂飄中，成為新啟蒙運動的重要一冀。新詩以白話為語言載體，適應了政治變革的需要，也帶有明顯革新的性質。

基于與古典詩歌傳統徹底決裂的決心，新詩運動從“詩體大解放”下手，打破了古典詩歌一統天下的局面，帶來了創作觀念的變革，為文壇吹來一股清新自由之風。這次運動先從胡適白話詩的“實驗”開始，繼而經過康白情、俞平伯、劉大白、劉半農、汪靜之、冰心等人的響應和共同參與，使“五四”新詩經歷了從語言形式到內容的革命過程。語言形式方面的革新表現在用人民的口語和較接近人民口語的語言來寫詩;在形式方面不加粉飾，打破了已經僵死的固定格律，創造出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接近群眾的嶄新形式的新詩，這在當時來說是了不起的。新詩經過了一場“語言革命”，確立了白話的正宗地位。由于提倡用白話寫詩，可以自由抒發個人情感，不必過多考慮詩詞格律的要求，這為詩人拋開舊體詩的束縛，以開放性思維進行創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且“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給他們提供了這種自由創作環境。由于當時大多數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白話文，使詩歌不再是少數人壟斷的專利品，普通人也可以嘗試用白話寫詩。這使自由體白話詩在新文化運動中，深受大眾的歡迎，出現了幾乎人人寫詩的局面。詩歌革命運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一定的戰斗作用。隨著整個革命運動的發展，它生動有力地反映了五四時代新民主主義的精神，即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偠灾?，新詩是“五四”革命運動的產物，也只有在五四革命運動中才能產生這樣全新的，不同于以前任何歷史時代的屬于人民大眾的詩歌。

二新詩的第二個+年發展狀況(1927-1937

新詩經過五四時代曇花一現的繁榮后，隨著文學生存空間從狹小的校園轉向更為廣闊的都市社會，到30年代新詩已成為新文學中最受冷落的品種。因為30年代詩歌的許多功能逐漸被取代?，F代小說和戲劇的成熟，已經使它們足以吸引大批的讀者，而現代散文的成熟，也使它成為現代人情感表達的重要載體而為人們所習用。早期新詩所承擔的許多文學功能逐漸被分擔。從詩歌的生存環境來看，與五四時期相比，在30年代的都市環境中，文學被進一步地納人了商業運作的進程，市場的規則越來越多地參與了作家的創作，對他們形成了無形的控制。而創作心態的浮躁不僅影響著作家在藝術上的琢磨，也使他們更加關注如何去迎合讀者市場的需要。因此，詩歌這樣一種古老的文體形式，由于很難像小說那樣成為“賣品”，也受到了一些曾經寫詩的文人的冷落，用蒲風的話說，他們“因詩歌不能賣錢而改了路?！?/p>

由于新詩在文化市場上受到冷落，五四文壇那種幾乎人人寫詩的盛況不復存在，草創期的詩人大多逐漸退出了本時期詩壇。雖然這時專門詩刊眾多，單是1933-1934年間出版的詩刊就有十多種，還不包括《水星》《新月》等一些綜合性的刊物。而1936年全國的詩刊更達到19種之多。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專門詩刊，被作為當時詩壇空前“繁榮”的明證，但實際上，它們恰好是詩歌在文化市場上被排擠而形成的景觀。由于出版社和文學雜志對詩歌的輕視，使得新詩集在出版業方面最不受歡迎，凡是單行本詩集差不多全得自費出版。在其他刊物難以接納詩歌的情況下，詩人們要為自己的創作找尋發表的出路，又不想看人臉色做事，就只得籌集資金自辦詩刊。這些詩刊雖為困窘的詩人提供了發表的園地，也對本時期的詩歌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卻無法回避在都市文化市場中的現代性困境，這確實值得人深思。

新詩在這一時期主要表現為現實主義詩歌和現代派詩歌對峙的局面。忠于時代、忠于人民的真誠感情，始終是新詩主潮的寶貴品格。進步的或左翼的詩歌在社會政治的重壓下曲折而蓬勃的生長和發展，是30年代新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現象?，F實主義詩歌表現在中國詩歌會的創作上，它繼續和發展了20年后期的普羅詩派的斗爭精神，并接受蘇聯的現實主義和左翼文藝運動的影響，以注重詩歌的現實性，提倡詩歌的大眾化為主旨。它繼承五四以來現實主義傳統，反映現實的社會和人生，從事反帝抗日和反封建的斗爭。而現代派詩歌則以戴望舒為代表，強調在融合古典和現代的基礎上進行詩歌創作，以意象為核心理論，在意象象征中含蓄地表達情感，追求婉約朦朧的美。

三新詩的第三個+年發展狀況(1937-1947

1937年七七事變后，民族的危亡使詩人積極投身到火熱的抗日救亡與民族解放運動中去，為民族解放而歌幾乎成為所有詩人的共同信念。在抗戰前期的幾年時間里，他們以愛國主義為主題，寫了大量的抗戰詩歌，表現抗戰初期昂奮的民族情緒和時代氣氛。這些詩歌的抒清方式大多是宣言式的戰斗吶喊，同時加人了大量的議論，適應了現實性、戰斗性的時代要求，產生了鼓動性的效果，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為了適應詩歌宣傳抗日的大眾化需要，一些詩人在形式和語言上作了新的嘗試，各類詩歌多以短詩為主，出現了詩歌創作的繁榮景象。如1938年前后在武漢、重慶等地興起了朗誦詩運動的熱潮，它采用了自由的形式，融進了戲劇中抒情獨白的某些特點，深受人們的歡迎。與此同時，解放區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街頭詩運動。實際上，朗誦詩和街頭詩多是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押韻順口、易寫易誦的政治鼓動詩。這時，詩歌的政治功能被進一步強化，主流意識形態性強，明顯表現在為抗戰服務，為民族解放斗爭服務。

抗戰期間影響最大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是七月詩派，其活動貫穿于抗戰時期的始終，并且延續到整個解放戰爭時期。七月詩派產生于中國近代以來最艱難的抗戰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戰時文化一戰爭文學一戰地詩歌”，為中國新詩注人了新的特質。它繼承并發展了新詩的現實主義傳統，把政治抒情詩、中國詩歌會所形成、所倡導的革命現實主義，推向更健康、更成熟的階段。它造就的詩人艾青、田間以及并不屬于這一詩派的減克家的出現，意味著自由體新詩的成熟，樹起了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一塊界碑，它促使新詩沿著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邁進。中國新詩經過幾代詩人20多年的艱苦探索，到了40年代進人了成熟的季節，在民族歷史和現實的土壤中深深扎根，在多樣化的藝術融合中找到了發展現代民族詩歌的道路。

四建國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詩歌發展狀況

五十年代小說在文壇上仍占中心地位。小說的藝術觀念、藝術方法對詩歌有明顯的滲透，詩的敘事化、情節化，要求詩也承擔“反映”社會生活、“各條戰線”的任務，以及運用諸如“真實反映”、“典型”等小說批評術語來品評詩歌。這時新的政治環境進一步強化詩歌現實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而忽視了啟蒙意識，政治抒情詩成為占據詩壇主導地位的潮流。

在50年代最初的幾年中，詩人們尚在調整適應期，創作不多，由于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詩人們的創作仍以政治抒情詩為主，比較重要的作品是抒寫開國大典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何其芳)、《新華頌》(郭沫若)、《時間開始了》(胡風)等詩，可惜在個性化的藝術表現方面均欠火候。1956年詩壇在一個比較寬松的氣氛中，詩人對詩歌創作中的問題曾有所反思。在雙百方針鼓舞下創作了一批敢于觸及時弊、勇于表現生活矛盾的詩。但是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使艾青、公木、穆旦、公劉、唐祈等一大批詩人被迫離開了詩壇，新詩的創作數量日益下降。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受“大躍進”的影響，一味地普及詩歌的大眾化，主張全民寫詩，忽視了詩歌創作的獨創性。這時的詩歌創作服從于政治的需要，直接表現為工農兵服務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變成了標語口號式的吶喊，詩的主題由贊頌新生活，轉向對“繼續革命”的感情和行動的宣揚，藝術性較為粗糙，經不起時間的檢驗。詩歌的想象方式和象征體系發生了變化，束縛了詩人的創作自由，出現的優秀詩歌并不多。1958年“大躍進”運動和文革時期，詩歌的發表使用賽詩會、“大字報”、“小字報”、個人傳抄、朗誦等方式。總體而言，在政治運動高漲的年代，詩歌的寫作和發表，常突破個人書寫和閱讀的常規，而帶有更多的集體參與性質，并與表演等形式結合。這延續的是中國現代詩歌，1930年蘇區的“紅色歌謠”，延安和根據地的“街頭詩運動”，以及40年代國統區學生運動中的“朗誦詩”。 六七十年代“左傾”思潮升級嚴重，使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到意識形態領域，由于受到文革的影響，文藝界大批詩人被打成右派或打倒，他們被剝奪了寫作的資格，詩歌也被排除出了主流文學之列，淪為地下文學，出現了地下詩歌創作的現象，可以說這時新詩創作基本停滯不前。文革期間，戲劇在文藝諸種樣式中，居于中心地位，戲劇被用來作為政治斗爭的“突破口”，也是用來開創“無產階級文藝新紀元”的“樣板”的主要形式。尤其是話劇被陰謀家大力提倡，直接為政治服務，出現了八個革命樣板戲。雖然當時也有一些詩歌得到發表，但多是些圖解政治概念，復制社會生活表象和僵化藝術模式的詩，缺乏藝術性，成為了單純的政治傳聲筒。如從1972到1975年出版的390種詩集，大多是工農兵作者為配合當時政治運動的作品集，詩歌體式上還是政治抒情詩，而文革期間歷次政治運動提出的口號，是詩歌創作取材和主題的直接依據。僵硬的政治象征語言對詩歌的人侵，使詩歌失去了傳達詩人語言和想象上的敏感的可能性。廣義地說SO到70年代的大多數詩歌，都是政治抒情詩:即題材上或視角上的政治化。這一概念的出現大約SO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但作為一種獨立形態的詩的形式，最早出現是30年代的左聯詩人殷夫的詩。

五新時期以來的新詩發展狀況

80年代初詩歌創作主要是復出詩人“歸來的歌”和青年詩人的“朦朧詩”創作。這些詩大多具有社會一政治的“干預”性質，涉及的問題、表達的情緒，與社會各階層的思考與情緒同步。這時“朦朧詩”的出現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很快引起詩壇和人們的關注，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以致許多青年學生紛紛模仿這種詩來寫作。其實，朦朧詩是青年一代痛苦、迷惘、思考與追求交織而成的復雜思緒在詩歌創作上的曲折表現。80年代詩歌創作受到普遍關注，一方面是由于詩和戲劇、小說一樣，在當時承擔了表達社會情緒的主要“職責，.0詩歌創作在當時是在下述的層面得到肯定的:文學的戰斗性、人民性、真實性的傳統在詩歌中得到了恢復和發揚，詩奏響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角，唱出了人民強烈的心聲，大膽地揭露了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如李瑛《一月的哀思》、艾青《在浪尖上》、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等體現了這種詩歌觀念，在讀者中產生熱烈反響。詩在當時受到廣泛注意的另一個原因，是詩的創作在藝術觀念和方法所表現的創新精神，在文學的諸樣式中，處于引領潮流的前沿位置。并在此后的一段時間，持續表現了探索的“先鋒”勢頭。在詩歌創作中，詩人以個性的方式再現情感真實的傾向加強了，詩歌的外在宣揚，讓位于內向的思考，詩歌的重心轉向了內在情緒的動態刻畫，主題的確定性和思想的單一性讓位于內涵的復雜性與情緒的朦朧性。

從1984年開始，隨著朦朧詩的逐漸消退，一股與朦朧詩有著內在聯系，又有不同的美學品格的新詩潮涌人詩壇，引起人們的關注，那就是新生代詩。新生代詩的作者不僅反叛當代的詩歌“傳統”，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朧詩的旗幟。他們組織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詩歌社團，比起其他的文學樣式來，新生代詩歌的“實驗”要更大膽、激進;加上詩歌界由于觀念等的歧異所形成的嚴重分裂，他們的詩一般難以得到“主流”詩界的承認，在正式報刊上發表的機會也不多。于是自編、自印詩報、詩刊、詩集是其作品“發表”的主要方式。

80年代末期社會、文化的轉型，使詩歌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見狹窄和窘迫。雖然詩歌社團或群體及自印詩歌刊物仍大量活躍在“民間”，但其分布范圍和主要的運作方式，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詩歌群體在詩歌寫作的立場上，不再僅僅以一種簡單的對抗意識作為動力，他們中更多的人所尋求的，是藝術精神獨立的需要。

進人90年代新詩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以娛樂性文化消費為主體的大眾文化的出現，使處于中心地位的純文學一詩歌受到了很大的沖擊，詩歌不再像以前那樣受讀者的期待和關注。新詩在整體上經歷了一場陣痛與滑坡，既失去它在傳統社會的中心和優越地位，也無法與大眾流行文化抗衡，出現“邊緣化”的趨向。但這并不意味著詩歌的存在不再必要，也并非沒有復蘇的可能。我們對大眾文化的流行應該一分為二的看待，它雖然對新詩的發展有些不利因素，但它促使新詩做出了某些調整:它使新詩的創作開始關注當下百姓的生活和復雜情感。但是新詩在轉化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如詩的語言缺乏鍛煉和思想深度，有些粗俗化;詩中的主體化意識過強，過分表現自己的欲望;題材上描寫的多是非詩意的生活化，缺乏新意。這在某種程度上會造成讀者審美疲勞和流失。

的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詩歌曾經享有優越的地位。它是政治權力摧升的階梯，也是上層人際交往的精致形式。但在新詩發生時，這個“傳統社會”已經解體，詩歌原有的至尊地位和政治文化功能都已失去?？墒?，在現代社會中，詩歌又不能和大眾傳媒競爭以吸引廣大消費群體。因此，現代 詩歌眼看著它被推到“新世界”的邊緣而無能為力。20世紀中國的現代文學，小說自然占據主導地位，但詩歌在許多時候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到了20世紀末，情況發生明顯變化，衡量文學成就所依據的成果，有幾乎全部由小說承擔的趨勢，詩歌變得可有可無。

面對著詩歌受到的“冷遇”，我們應該認真思考新詩發展的問題。詩歌發展面臨的困境在于詩歌自身和現實處境之間。詩歌是一種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產物，不同于語言通俗幽默、有情節、有故事的大眾文學。它的美不是流于表面的，不能給人提供直接的審美感受，而在于詩歌自身，需要深人的品味、透析。因此，新詩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在歷史的淘洗中積累精華，在批評的推動中綻放美感。詩歌的境況受當下市場經濟的影響，詩歌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下降，它不再是仕途階梯和個人教養的標志，這導致詩歌的讀者和作者的大量減少?，F實中狹小的讀者群，也限制了詩歌的傳播。

盡管新詩的發展遇到了這樣的挫折和困惑，但困惑往往是生機與成熟孕育的前奏，沉寂往往是凈化與冷靜的機會，目前的困惑與沉寂只是跋涉中的暫時的停滯與必要調整。我們相信，只要重新呼喚新詩對社會生活的介人，對批判、改造社會功能的承擔;加強新詩的使命意識，與時代精神的同步共振，尋找自身向時代、民族的人世化開放;擴大詩歌傳播、流通的手段，特別是利用“多媒體”的手段;注意對詩歌傳統的有效繼承，汲取養分，在藝術上加強自娛性與使命感的雙向平衡，走出形式的誤區，那么重建詩歌理想的實現便指日可待，新詩的發展沒有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