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臺灣現代詩 西方典故 歷史美 知性美 人性美 摘 要：西方用典在臺灣現代詩歌創作中表現出豐富的美學內涵，如西方用典的歷史意識及現代性闡發呈現厚重的歷史美；其知性意識觀照呈現的知性美和理性美；以及生命意識及人性意識觀照呈現的人性美等等。運用現代闡釋學的“視域融合”理論，從結構主義符號學和文學修辭學的角度對臺灣現代詩西方用典之美學內涵的闡釋，則將臺灣現代詩學納入跨文化、跨學科的比較詩學研究視域之中，拓展了研究空間。 西方用典是臺灣現代詩的一種普遍修辭手段。現代詩的西典并不局限于地理概念的西方，而是相對于中國典故而言的異質文化典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洋典”。探究臺灣現代詩歌創作中的西方用典，可發現其表征出鮮明的歷史意識、現代意識、知性意識和生命意識，這諸種意識使臺灣現代詩具有厚重的歷史美、深邃的知性美和豐富的人性美。本文通過對臺灣現代詩西方用典之美學內涵的闡釋，將詩歌的用典研究從實踐行為的概括進一步拓展到理論的描述和詩學規律的總結。 一 用典往往與民族心理尚古崇經意識有密切關系。西典大多脫胎于西方典籍和文學藝術，而西方的悠久歷史與廣博的傳統文化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巨大的向心力，使人們的思想意識不可避免向此傾斜，形成對西方先賢智慧的普遍敬仰和尊崇。因此，西典蘊含著深刻的歷史內涵，成為西方傳統文化的“原型”，隱含著深刻的民族群體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選擇。 在詩歌創作中，這種歷史記憶如何選擇？西典作為一種構建詩歌的語言符號，從結構主義符號學來看，其構成以對等原則為基礎，即通過典源語境和現實語境的相似或對照來構成。西典有兩個端點，一端聯系當代現實，一端聯系西方歷史事件，西典在運用中或為強調今昔的類似，即歷史原型（人物或事件原型）的重復，或為強調今昔的對照，即今日與往昔的差異。于是，在兩個不同歷史時空語境的碰撞與交融中，西典表現出渾厚深沉的歷史意識。臺灣現代詩通過西方用典自然也就滲入了這種歷史意識，呈現厚重的歷史美。 席慕蓉的詩細膩柔婉，純粹澄澈，詩中頗喜歡用龐貝古城的典故。如：“龐貝城里十六歲的女子/在發間細細插上鮮花/就在鏡前就在一瞬間/灰飛煙滅了千年堆砌的繁華”（《夏夜的傳說》），又如：“如龐貝的命運/將一切最美的在瞬間澆鑄”（《夏日午后》），詩人藉古城陷落的歷史典故，感慨著時間的流逝和人生命運的滄桑變化，這種懷古情愫纏綿悱惻，深沉細膩。 陳黎詩中的西典具有深沉曲折的歷史意識：“華浦蘭語傳道書，西底雅語馬太福音/讓上帝的靈入福爾摩莎的肉”（《福爾摩莎 一六六一》），用史實典故追憶17世紀西方殖民者對臺灣的精神奴役，飽含著對屈辱歷史的憤慨和痛苦思索。 朵思的詩則借史實典故回憶戰爭如《（湖巖礁）湖下地行船》：“其實，最純粹的黑暗/更純粹的，則是忘掉它正劃行在想象 /的拆卸和拼裝”，通過對二戰時期德國武器運裝地遺址的緬懷，思索人類乖戾多舛的命運，這種歷史意識具有深刻的反思色彩。 西典作為西方文化的一種“原型”，其蘊涵的文化內涵在移植過程中，包含著作為創作主體的詩人超越自身存在的當下視域去收覽彼時彼地的典源語境的意義，將之與現實語境互比互證，這形成一種“視域融合”；也包含著西典作為此在空間的“他者”對臺灣現代詩歌自我的觀照，這也形成另一種“視域融合”；此外還包含著作為闡釋主體的讀者的“前理解”與詩歌用典語境的觀照，這亦可視為一種“視域融合”。西典獨特的“視域融合” 形成了多元對話、開放性的臺灣現代詩歌語境。因此，通過西方用典，臺灣現代詩人通過對比或相似的時空聯想以今會古，以古襯今，闡發了新的現代性思想。 痖弦的詩用典新奇獨特，如：“更恨祈禱/因耶穌也是男子”（《棄婦》），圣經中的救世主成為不愿祈禱的對象，傳統文化“原型”完全被顛覆。這種用典方式是對西方文化另辟蹊徑的攝取與吸納，典故的古今內涵發生了質的變化，而這種現代性闡發卻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審美思維。痖弦的另一首詩則藉耶穌為救贖世人而獻身的典故，表達一種現代生存狀態：“所有的靈魂蛇立起來，撲向一個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的額頭。/穿過從肋骨的牢獄里釋放的靈魂，/哈里路亞！我們活著。走路、咳嗽、辯論，/厚著臉皮占地球的一部分。”（《深淵》）以耶穌受難的“古”映襯被救贖者荒誕墮落的“今”，表達對現實的深切失望，具有現代主義的荒誕意識。 對現代都市罪惡蔓延、道德墮落的強烈憂思，余光中的詩也用典予以揭示：“罪惡在成熟，夜總會里有蛇和夏娃”（《芝加哥》），詩人抓住《圣經》典故原型與現實語境的相似性，跨越時空進行聯想，以今會古，在異質文化中找到情感內蘊的觸媒點并加以闡發，具有鮮明的現代性思想。 季廣茂在《隱喻視野中的詩性傳統》一書中指出：“典故是一種歷史化的隱喻……是在神話或歷史事件暗示之下感知、體驗、想象、理解，談論當下事件、情狀或環境的心理行為、語言行為和文化行為。典故對構成隱喻的彼類事物和此類事物作出限制：隱喻中的彼類事物在典故中變成了神話或歷史事件，隱喻中的此類事物在典故中變成了當下事件、情狀或環境。因此，典故能夠借助于歷史與現實在相似性基礎上相互映照表現一定的思想與情感，并能達到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的藝術效果。”①因此，西典體現了西方傳統文化厚重的歷史積淀，而臺灣現代詩人通過對西典故實的情感注入及創造性運用達到了“以故為新”，襲故而彌新的境地，使西典獲得永久的生命力。 二 上世紀50年代，臺灣現代詩派的搖旗吶喊者紀弦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知性之強調”的號召。研讀臺灣現代詩，就會發現大多意象繁復稠密，講究思想知覺化，主題多元化。西典作為臺灣現代詩的語言構件和意義生成符號，也成為其知性意識的表征。 這里的“知性”概念有別于西方古典哲學的理解。斯賓諾莎定義的知性是從方法論角度論述，即“知性憑借天賦的力量，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再憑借這種工具獲得新的力量來從事別的新的理智的作品，再由這種理智的作品又獲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向前探究，……直至達到智慧的頂峰為止”②。這種知性是邏輯學研究所指向的認知理性。西典的“知性”則接近于康德的“審美知性”，即“想象力在它的自由中喚醒著悟性，而悟性沒有概念地把想象力置于一個合規則的游動之中，這時表象傳達著自己不作為思想，而作為心意的一個合目的狀態的內里的情感”③。這里的“悟性”即“知性”，是詩人、藝術家精神內里的，與想象力、情感、意象融為一體，處在自由協調運動中的“審美知性”。 臺灣現代詩人和詩論家對現代詩及西典的“知性”特質歷來頗為重視。杜國清先生在1989年提交給“臺灣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新詩的再革命與現代化：論臺灣現代詩的特質》一文中，指出臺灣現代詩的特點之一就是：“在詩質上以主知的詩想取代感傷的詩情。”④在1991年提交的《宋詩與臺灣現代詩》一文中認為“在中國的詩傳統中，臺灣現代詩的特質，也可以追溯到宋詩”⑤，即臺灣現代詩的知性意識與宋詩的講求理趣是一脈相承的。 洛夫先生則說：“我們所謂的知性或思想性，……是對生命本性的體認，生命真諦的探索，這種本性與真諦唯有在殘敗的生命情境中發現。”⑥他站在尋求詩人主體的生存意義與生存價值的存在主義哲學基點上來界定現代詩的知性內涵，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 覃子豪先生也提出自己的見解：“近代詩有強調古典主義的理性和知性的傾向。因為理性和知性可以提高詩質，使詩質趨于醇化，達于爐火純青的清明之境……最理想的詩，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產物。”⑦他認為知性在詩藝的運作中，必須和情感、意象、哲理三者互相滲透，達致象中有理，理中有情、情中有象。

因而，臺灣現代詩人在創作中充分而敏銳地感應到這種“審美知性”的召引，并通過西典運用明晰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