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美學及現代文學研究的一點反思

一、學術研究者的主體性定位 所謂學術研究的主體性也就是學術研究應有個“我”在，即研究者的主體意識。這是聽錢理群先生關于《與魯迅相遇》的講演之后“進一步”認識的。魯迅關于“偽士”的論述，非常深刻。魯迅講：“偽士當去，迷信可存。”“偽士”其實就是表達了魯迅這樣一種思想：就算你的那些新說都是正確的，可是因為沒有立基于個人自身的歷史和現實境遇，沒有從個人最深切的體驗出發，不過是唯順大勢而發聲，所以是靠不住的；而且正因為那些思想是正確的、新穎的，但其正確性其實依據于多數或外來權威而非依據自己或民族的內心，所以，這樣的隨波逐流者應該稱之“偽士”。

對于魯迅的這一思想，我深受觸動。因為在此以前我一直有一個較為模糊的想法，也可以說是一種疑問，即學術研究的客觀性與作為研究者主體性的問題。雖然說從哲學的意義上，尤其是近現代西方哲學來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觀念已經刷新了以“客觀”、“真實”為鵠的傳統歷史學寫作，但真正具體到個人的學術研究中，仍然不能很好地端正研究主體與對象的關系，尤其是對于似乎已成的“經典”或“定論”來講。 因此現在重新回過頭來閱讀魯迅先生的《破惡聲論》，領會魯迅對“偽士”、對“唯順大勢而發聲”、對“靡然合趣，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的批判，指出“偽士”們的“本根剝喪，神氣旁皇”，強調“惟聲發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感觸甚深。面對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實在也是創造。我們面對研究與思考的對象時，最根本的是要有個人的深切體悟，將心比心，甚至站在對方立場上去體會、理解和思考。而不是簡單套用時興的理論、觀點，“唯順大勢而發聲”。這樣從個人切身感受表達的觀點，也許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偏頗的；但即使有一點點有價值的地方，也是別人不能替代的。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所謂“三分學問，七分人品”吧。這在深處的某個點上應該和藝術創作是相通的，正如歌德所說：“作為一個作家，我在自己的這一行業里從來不追問群眾需要什么，不追問我怎樣寫作才對社會整體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進自己的見識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我認為是善和真的東西表達出來。我當然不否認，這樣工作會在廣大人群中發揮作用，產生有益的影響，不過我不把這看作是目的，它是必然的結果，本來一切自然力量的運用都會產生結果。作為作家，我如果把廣大人群的愿望當作我的目的，盡量滿足他們的愿望，那么，我就得像已故的劇作家考茨布那樣，給他們講故事，開玩笑，讓他們取樂了。”周作人所謂越是個人的，越是全人類的；正因為是個人的，所以更是全人類的。如果真是能夠把學術研究和寫作當作是表達自我，寄托個人精神的一種事情，而非其他，那么學術之與人生，也算差強人意了。 二、客觀、歷史、科學地對待20世紀中國現代美學、中國現代文學及其學術研究 20世紀中國現代美學、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與學術研究都幾經曲折，而尤其是在這方面的學術研究中，有許許多多非學術性因素和影響滲入其中。 針對文革以及文革以前就已存在的極端意識形態、政治對于文學及其研究構成的一種困境，80年代的研究者為了打破文學史和政治史等同的事實，注重和強調純文學，強調“文學回到自身”和“把文學史還給文學”等等。老一輩的學者如唐?也呼吁：“文學應當首先是文學，文學史應當首先是文學史。”因此才有后來現代文學研究中對文學“現代性”的強調、“二十世紀文學”概念的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勃起。所有這些在當時是有著非常積極意義的問題，它策略性地表達了那種對政治性壓倒一切的反抗，對文學與文學研究的學術自律性的重申和訴求。 但是，我們看到一方面“重寫文學史”以“純文學”作為旗幟，恢復了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鐘書等人必要的文學史地位；另一方面最終卻同樣以政治正確性作為單純的評價標準，以對“政治”距離的測量來確定文學史地位的高低，同樣也以政治性的評價代替了文學性的評價。“自由主義作家”由于“遠離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評價，左翼作家因為政治而被取消了“藝術價值”。“自由主義文學”逐漸凸顯成為文學史的“中心”和“主流”，而左翼文學則不斷受到貶低和排斥，且大有被放逐于現代文學史之外之勢。80年代這一姿態事實上已走向了它的另一個極端。 劉再復在世紀之交批評張愛玲的創作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論文中寫道：“80年代，大陸一群思想者與學人從‘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歷史教訓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爭留下的包袱與敵意是何等重要，換句話說，批評應當揚棄任何敵意，而懷著敬意與愛意。對任何作家，不管他過去選擇何種政治立場，都可以批評，但這種批評應當是同情的，理解的，審美的。80年代的這種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斷了。大陸有些作家學人，刻意貶低魯迅，把左翼文學和工農兵文學說得一錢不值，與此同時，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話，這在思維方式上又回到兩極擺動的簡單化評論。現在真需要對90年代大陸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寫作有個批評性的回顧。”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的弄潮兒，劉再復的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義。盡管劉再復對于80年代“審美主義”和“純文學”的觀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對于90年代文學史寫作所表達的不滿及其提出的問題卻值得思索。同樣的，“20世紀文學”概念的提出者錢理群也一再強調：“自己作為當年純文學概念的鼓勵者，為什么現在率先反過來對此進行反思。這是因為它遮蔽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及文學與權力的關系。那么，這個背后其實有更深刻的內在原因。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知識分子和黨內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這本身是有問題的，但問題在哪兒呢?特別是，當我們這種觀點逐漸成為主流派，包括20世紀文學這個概念逐漸被學術界接受，成為主流派，甚至進入教科書，通過文學它影響了下一代，但這個影響不一定好。我很緊張，因為當時我們遮蔽、忽略的東西可能給年輕的一代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即是本來“決絕”政治而義無反顧地自愿走上“純文學”道路的文學及文學研究在90年代以后面對“權力、資本、新科學技術結合起來的對文學對社會的一種破壞性作用”反而束手無策，這批80年代的弄潮兒和始作俑者突然有了一種局外人的感覺。 反思走過了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美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怎么處理它與歷史、與現實政治、與當今社會生活的關系?以政治和主流意識形態所是為是，“唯順大勢而發聲”，實在和學術自身求真的原旨相違。正如30年代的沈從文當時文壇“差不多”現象所說：“為作家設想，為作品的自由長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響設想，我認為一個政治組織固不妨利用文學作它爭奪‘政權’的工具，但是一個作家卻不必跟著一個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個對社會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團團轉)。理由簡單而明白，實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大擇手段的，因此他對人對事是非無一定，好壞無一定，今天這樣明天又那樣，今天擁護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當前情形而定。他隨時可以變更方法而趨向目的，卻不大受過去行為的拘束。文學家照例得捏緊一枝筆，不幸這枝筆另一時也就纏縛著他。他若跟著‘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點，來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屬政府派還是屬反政府派，奉命執筆既必然常常得變更其毀譽目標，所說的人事是非無固定性，違命執筆則不可能，稍受壓迫且特別容易轉變。轉變又轉變，人轉變了文章卻好好的擺在那里。一個稍有記憶的讀者，試來對照對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卻罵了今年的本人，當前的行為倒嘲諷了先前的作品。結果恰好兩兩抵銷，本人的文章行為在社會上皆無從引起信仰。對革命言只是化‘悲壯’為‘幽默’，對文學言只是從‘有為’變‘無為’。”從60年后的今天看，這段也是“沉痛懇切”的論述，真同讖語無異，因為60余年前的沈從文不僅回顧了過去，闡明了現實，而且竟能預言數十年后的將來，怎不令人嘆服!怎不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