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施蟄存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正是中國現代文學一個世紀的歷程，施蟄存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和演變的見證人，而且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和演變的實踐者和創造者，他的“獨辟蹊徑”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創造了一支中國的現代派，使中國現代文學走出了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從而形成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三足鼎立的局面。施蟄存長達六十年、近一千萬字的外國文學翻譯，不僅僅使他的現代主義創作有了廣泛借鑒和參照，更重要的是，使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有了借鑒和參照，對世界文學進入中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溝通立下了汗馬功勞。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也因為它的兼收并蓄和開放現代而成為中國現代雜志之最。

【摘 要 題】作家作品研究

【正 文】 今年12月3日是施蟄存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日，施蟄存在誕辰98年的時候匆匆的離我們而去。留下整整一年的時間給我們思考。施蟄存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正是中國現代文學一個世紀的歷程，施蟄存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和演變的見證人，而且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和演變的實踐者和創造者，他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和對現代派文學的推崇，創造了一支中國的現代派文學，使中國現代文學走出了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從而形成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三足鼎立的局面。施蟄存長達六十年、近一千萬字的外國文學翻譯，不僅僅使他自己的創作有了廣泛的借鑒和參照，更重要的是，使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有了借鑒和參照，對世界文學進入中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溝通立下了汗馬功勞。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也因為它的兼收并蓄和開放現代而成為中國現代雜志之最。

一

施蟄存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大貢獻，是創造并培植了一個中國的現代派。這一方面指他在創作上“獨辟蹊徑”的運用了心理分析創作方法，一方面則是他通過主編的雜志培植了中國的現代派文學。 施蟄存在1933年5月總結他近十年的創作歷程時寫道：“我想寫一點更好的作品出來，我想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注：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燈下集》，北京開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頁。） 在左翼文學風起云涌的1930年代，施蟄存的“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的想法和創作實踐算是一個異端，施蟄存的可貴之處，是他的求新求異、不隨大流的性格特征，和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獨辟蹊徑的執著精神。施蟄存對文學的追求，注重藝術的探索，重視文體的嘗試，他說：“倒也不成為一種主義，不過一個小說家都不能用適當的技巧來表現他的題材，這就是屈辱了他的題材。”（注：施蟄存《一人一書(下)》，《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頁。） 他不同意把文學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他認為“把文學作為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也是不免把文學當作一種專門學問了。有這種傾向的文學家往往把自己認為是一種超乎文學家以上的人物。……他有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現他的文學范圍以外的理想，他寫一篇小說，寧可不成其為小說，而不愿意少表現一點他的理想而玉成了他的小說。”（注：施蟄存《“文”而不“學”》《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382頁。） 所以當人們在作品中表現“文學范圍以外的理想”時，施蟄存卻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情有獨鐘，施蟄存最初是看施尼茨勒的小說，“看了顯尼志勒的小說后，我便加重對小說人物心理的描寫。后來才知道，心理治療方法在當時是很時髦的，我便去看弗洛伊德的書。”（注：施蟄存《為中國文壇擦亮“現代”的火花》，《沙上的腳跡》第175頁，第178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之后是將弗洛伊德關于潛意識和性變態等理論運用于創作中。施蟄存在與我的通信中談了當時的創作情形：“我運用的是各種官感的錯覺，潛意識和意識的交織，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覺醒，這一切幻想與現實的糾葛，感情與理智的矛盾，總合起來，表現的是一種都市人的不寧靜情緒。”（注：施蟄存1992年1月15日給筆者信。） 這種“不寧靜情緒”就是潛意識的外在體現，是“創傷的執著”(弗洛伊德語)而形成的幻覺。受潛意識的支配，主人公的舉止就不是常態而是變態。施蟄存說：“我經常感覺到，一個人往往因為一種心理，或一種潛在意識，把眼前的，近的東西看成遠的東西，把一個靜的東西看成動的東西。這種情況在我們平常生活里很多，但是一般人沒有注重到。”（注：施蟄存1992年1月15日給筆者信） 施蟄存是努力發掘潛意識的隱秘。

對性變態的描寫，施蟄存與弗洛伊德也有相通的地方，弗洛伊德認為性變態的人數多寡雖難估計，卻絕不會太少。施蟄存也說：“都市的人，現代的人，你知道，一個青年一定是好色的。”（注：施蟄存《花夢》，《十年創作集》，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 施蟄存不僅歷史小說如《現代》雜志的《書評》所說：“每一篇的題材都是由生命中的兩種背馳的力的沖突來構成的，而這兩種力中的一種又始終不變地是色欲。”而且他的絕大多數寫現代生活的小說，同樣是寫色欲，并且多是變態的色欲。 這樣，就有人說施蟄存的小說“與弗洛伊德主義的解釋處處可以合拍。”（注：《現代》雜志一卷五期的《書評“將軍底頭”》。） 其實也不盡然。施蟄存與弗洛伊德以及西方現代主義是有著本質分歧的。如弗洛伊德主義的核心“泛性論”便是施蟄存不能認同的。施蟄存的小說中絕沒有“俄狄浦斯情結”這種唯心理論的體現，施蟄存小說中的性變態源于靈與肉的分離，與社會自然有著密切的關聯。另外，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否認理性在文藝創作過程中的意義和地位，中國三十年代缺乏西方社會那發達的近代理性哲學和現代反理性哲學的文化傳統。中國當時各種極其復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使人們普遍感到惶惑和不安，人們渴求理性而不是拒絕理性，施蟄存不僅自己在創作中布滿著理性，他筆下的人物也同樣受到理性的制約。不論是古代高僧鳩摩羅什，還是現代女性卓佩珊夫人，雖然他們的內心有著翻江倒海的性需求、性欲望，但他們受到理性的克制，一個個都是謹慎小心的癡情人，傳統的道德觀念限制了他們的行動。施蟄存對現代主義的運用，有意識地保持一種謹慎、保守，適可而止的姿態。這便使他與劉吶鷗、穆時英的放縱抒寫有了區別。再者，西方現代主義具有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強烈拒絕和反叛的特征。施蟄存卻始終沒有拒絕和反叛現實主義，他其實是“把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等各種新興的創作方法，納入現實主義的軌道。”（注：施蟄存《關于“現代派”一席談》，《文匯報》1983年10月18日。）

施蟄存的現實主義特征首先表現為對真實的推崇。他很欣賞梅里美的一句話：“您的詩首先尋求真實，而后自然就有了美。”（注：施蟄存《乙夜偶談·真實和美》《施蟄存七十年文選》。） 施蟄存說：“其實，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也都離不了真實。”（注：施蟄存《乙夜偶談·真實和美》《施蟄存七十年文選》。） 當然，施蟄存力求表現人物心靈狀態的真實。其次，施蟄存的現實主義特征還表現為崇尚寫實主義精神。他盡量避免西方現代派小說那種捉摸不定的飄忽感和煞費周折的晦澀感，“能夠很熟練地運用中國所有的筆致，保存其簡潔明凈，而無其單純和幼稚”（注：《現代》雜志一卷五期的《書評“將軍底頭”》。），力求通俗易懂、明白暢曉。施蟄存說：“我希望用這種理想中的純中國式的白話文來寫新小說，一面排除舊小說中的俗套濫調，另一面也排除歐化的句法。”（注：施蟄存《關于〈黃心大師〉》《施蟄存七十年文選》。） 當然，施蟄存追求的寫實主義與傳統的寫實主義還是有所區別，施蟄存是將幻想與寫實相輔相承地融匯在一起的。施蟄存曾于1932年9月在《現代》一卷五期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安華的評論文章《茹連·格林》，極力推崇格林的幻想寫實主義，說：“在他的著作中的情節，都是從他的想像中得來，而憑了他底心智結構成功的。但是，這里不能忽略的，是他仍然不失為一個寫實主義者。”施蟄存小說與傳統現實主義的區別，還表現為他不在小說中編故事，他是在小說中表現一種情緒，一種氣氛，或一個人格。以一種極藝術、極生動的方法來記錄某一些心理的現象。

施蟄存現代派小說的出現，受到了多方面的壓力，首先是左翼作家的批評。樓適夷說他的作品“是金融資本主義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學”（注：適夷《施蟄存的新感覺主義—讀了〈在巴黎大戲院〉與《魔道》之后》，《文藝新聞》33期1931年10月。），錢杏邨說其作品“是證實了曾經向新的方向開拓的作者的‘沒落’”。（注：錢杏邨《1931年中國文壇的回顧》，《北斗》2卷1期1930.） 其次是讀者閱讀需求的制約。大革命后，大眾中產生了一種憂慮情緒，左翼文學的出現，使他們有了精神的依托，他們在左翼文學中找到了思想共鳴和生存的出路，有很多人是看了蔣光慈的小說而參加革命的。這些讀者，在思想內容上，熱衷左翼的革命小說，而不關注施蟄存的小說。魯迅當時就說：“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注：魯迅：《二心集·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1931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這就是當時的中國國情，是一種民心所向。這種趨勢使左翼文學必然成為一種聲勢浩大的潮流，這股潮流導致讀者排斥一切非革命、非左翼的文學。在藝術表現上，當時的大眾讀者習慣了中國傳統的表現方式，對施蟄存的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時空顛倒，怪誕魔幻的手法或者看不懂，或者不適應，非凡是當他們將文學的政治內容放在首位時，便不關心其藝術創新，施蟄存說：“他們看這種文學書，似乎永遠不會覺察到故事之不近人情，人物描寫之枯燥呆滯，風土敘述不符事實，……這種種一般小說讀者所以為最不可恕的缺點，他們只要能夠從這小說中得到一種實際上是很膚淺的意思就引為滿足了。這里所謂意思，對于這一派讀者大概恒是一種政治性的指導。”（注：施蟄存《“文”而不“學”》《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第382頁。） 讀者的這種閱讀需求造成施蟄存內心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各方面的阻力，沒能改變施蟄存“獨辟蹊徑”的決心，他說：“倘若全中國的文藝讀者只要求著一種文藝，那是我惟有擱筆不寫，否則，我只能寫我的。”（注：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燈下集》，北京開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頁。） 正是施蟄存的這種執著精神，使現代派文學在1930年代已初具規模。 施蟄存的意義，不僅僅是他身體力行地創造現代派小說，而是利用他的編輯身份積極推崇、熱情培植現代派文學。施蟄存與朋友一起辦了“第一線書店”、“水沫書店”和“東華書店”等書店以及《蘭友》、《瓔珞》、《無軌列車》、《新文藝》、《文藝風景》、《文飯小品》等多種刊物，因為是同人雜志，當然主要刊登現代派作品。《現代》是綜合性刊物，在此培植和推崇現代派，影響就大多了。如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就是施蟄存在《現代》雜志上包裝出來的。在《現代》之前，戴望舒的詩都是散發在不同的刊物上，并沒有引起讀者的注重。后來由他們自己辦的“水沫書店”出版了一個詩集《我的記憶》，有點強行推出的意味，施蟄存說：“也是硬擠上詩壇”（注：施蟄存：《〈戴望舒詩全編〉引言》、《施蟄存七十年文選》。）《現代》雜志創辦后，施蟄存從創刊號起就集中、連續將戴望舒的詩刊發。在此之前，文壇流行的是“新月派”的詩，具有音韻美，形式建筑美和單純易懂的特征。可以說，施蟄存通過《現代》雜志，發動了一場詩歌革命。因為當《現代》集中推出戴望舒的詩后，很多讀者來信說《現代》的詩是“謎詩”，看不懂，于是，施蟄存在《現代》第三卷第四期為《望舒草》做了一個廣告，廣告詞闡明了戴望舒詩的獨特性：“戴望舒先生的詩，是近年來新詩壇的尤物。凡讀過他的詩的人，都能感到一種非凡的魅惑。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節的，而是一種詩的情緒的魅惑。”在《現代》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藝獨白》欄內又發表了一篇《又關于本刊的詩》，指出“《現代》中的詩是詩，而且純然是現代的詩。它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這是一篇關于現代派詩歌的宣言書，從而說明戴望舒的詩是不同于“新月派詩”的具有現代品格的現代詩。《現代》還刊發杜衡的《望舒草序》，進一步說明戴望舒現代詩是對當時流行的明白如話的詩的反叛：“當時通過著一種自我表現的說法，做詩通行狂叫，通行直說，以坦白奔放為標榜。我們對于這種傾向心里反抗著。”戴望舒的詩由此引起文壇嘩然，情形正如施蟄存給戴望舒的信中所說：“有一個南京的刊物說你以《現代》為大本營，提倡象征派詩，現在所有的大雜志，其中的大都是你的徒黨，了不得呀！”（注：施蟄存：《致戴望舒》、《施蟄存七十年文選》。） 施蟄存這一次詩歌革命的運作，不僅成就了中國的現代派詩歌，而且奠定了他自己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

對新感覺派小說家劉吶鷗和穆時英，施蟄存雖然沒有像包裝戴望舒那樣包裝他們，但在他們探索新感覺派小說的道路上，施蟄存是起到了要害性的作用的。劉吶鷗與施蟄存是朋友，在創作上他們互有影響，但劉吶鷗是個花花公子，看電影、上舞廳是他的主要生活，寫小說是這個花花公子所追求的時尚。施蟄存以他對文學的執著精神，影響著劉吶鷗，不斷地將劉吶鷗從交誼場拉回書齋。他們一起辦刊物，也是施蟄存做主編，劉吶鷗的小說是在他的策劃下形成氣候的。穆時英是小字輩，他是在施蟄存、劉吶鷗的影響下走上文壇的，也是施蟄存從眾多的投稿中發現了穆時英，施蟄存不僅在他們辦的同人雜志上大量發表穆時英的小說，而且在《現代》上集中推出了穆時英的十一篇小說，使穆時英一舉成名。施蟄存在《現代》二卷一期的《社中日記》中說：穆時英的《上海狐步舞》“論技巧，論語法，也已是一篇很可看的東西了。”“我覺得，在目下的文藝界中，穆時英君和劉吶鷗君以圓熟的技巧給予人的新鮮的文藝味，是可貴的。”

二

施蟄存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對外國文學引進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翻譯外國文學，第二、以編輯的身份有計劃的大量刊發外國作家作品和外國文壇信息。 20世紀初，世界各民族文學在逐漸交流和融合中，外部交流取代了內部交流，世界文學意識日益覺醒。“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最集中，最充分，最深刻地體現了東西方文學交流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規律。”（注：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學·導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國現代文學正是通過對外國文學的引進而走向世界的。同時，中國現代文學也是在與世界各民族文學的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和相互制約的進程中走向現代化的。

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創作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得著一些新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施蟄存的翻譯工作幾乎與他的文學創作同時開始，施蟄存清楚的熟悉到：“大量外國文學的譯本，在中國讀者中間廣泛地傳布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使他們獲得新知識，改變世界觀，使他們相信，應該取鑒于西方文化，來拯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國文化。”（注：施蟄存《北山散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410頁，第1329頁，第1204頁，第1224頁。） 大量外國文學的輸入，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的文學觀念也有很大的改變。一個思想開放、學貫中西的翻譯家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很大的，鄭振鐸說：“翻譯者在一國的文學史變化更急驟的時代，常是一個最需要的人。”（注：鄭振鐸《翻譯與創作》，《文學旬刊》78期·1923—7—2.） 施蟄存的意義是他終生從事翻譯工作，并且是以超前意識和現代眼光搜尋世界文壇上具有先鋒性的作家作品，他一直是走在時代的前列。他1927年開始翻譯《十日談》，翻譯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以及奧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蓓爾達·迦蘭夫人》，直到二十世紀末，從事翻譯出版工作六十多年。即使是施蟄存被錯劃右派下放勞動的1950年代，他也譯出了二百多萬字，翻譯二十多本東歐及蘇聯文學。施蟄存將翻譯作為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挑戰。通過翻譯，他使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距離拉近了。施蟄存的翻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我們主要從三個方面總結，一是引進世界文學的各種文體：小說、詩歌、戲劇、散文、日記、回憶錄等等，從而改造和充實中國的文學體裁；二是引進各種創作方法的作品，從而豐富中國文學的表現手法；三是從內容上注重引進弱小國家的文學作品，目的在于引進一種斗爭精神，從而增強中國文學、中國人民的自強不息的戰斗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