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以理性點亮歷史，奉行“論從史出”的治學理路和方法，注重實證，求實創新，是黃修己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品格和特征。從趙樹理研究到文學史編纂，再進而轉入學科史研究，顯示了文學史家黃修己抓住機遇、迎難拓進的學術歷程。他在這些領域所貢獻的，不僅是學術創新的成果，而且是具有方法論啟示意義的研究范型。

【摘 要 題】文學史研究

【關 鍵 詞】黃修己/作家傳論/文學史/學術史/方法論

【正 文】

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創建以來，已經有三、四代學人奮斗不息，推動著它的發展。王瑤等作為學科開創者是第一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的為學科第二代學人。這一代的特點，正如許志英先生評論黃修己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時用的標題——“繼往開來”。當他們成長的時候，正當共和國初建，國家蒸蒸日上，他們絕對沒有想到后來發生的巨變。當他們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時，已經是人到中年了。這時他們要改造甚至否定原先的思路，從頭學習，談何容易，其中可能還包含著痛苦的思想斗爭。但這痛苦，可能就是機遇。在第二代學人中有的抓住機遇，迎難而上，在一點一滴的進步中創造自己的新成績，享受跟隨時代前進的快樂。我現在評述的黃修己，應該是這后一種人中比較有代表性的。 黃修己（1935—）曾任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名譽理事。196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留校教中國現代文學。只因應主講教授的要求講了一堂趙樹理，成就了他的處女作《趙樹理的小說》，該書于1964年出版。從此他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嶄露頭角。但他取得突出的成就，是在“文革”結束后。黃修己撰寫多篇引起很大反響的“重評”和“翻案”文章，其中《魯迅的“并存”論最正確》、《在論爭中結束和沒有結束的論爭》等在現代文學研究的“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中起過較大作用，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后，黃修己不斷推出現代文學方面高水平的論著。迄今他在海內外出版著作20余種，發表論文100多篇， 曾獲國家社科基金優秀成果獎等多項獎勵。最能體現其治學特色，成就最為突出的是他的作家傳論、文學史、學術史諸方面的研究。從趙樹理研究到文學史編纂，再進而學科史研究，顯示了文學史家黃修己抓住機遇、迎難拓進的學術歷程。他在這些領域所貢獻的，不僅是學術創新的成果，并且是具有方法論啟示意義的研究范型。

一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黃修己致力于趙樹理研究，連續出版了《趙樹理評傳》、《趙樹理研究》、《不平坦的路》三部專著。這些論著特色鮮明，廣受贊譽，代表了當時趙樹理研究和作家研究的新水平。 《趙樹理評傳》是我國第一部關于趙樹理的評傳，知人論世，既懷激情，又能客觀冷靜，可謂別開生面。1980年代為作家寫傳或評傳形成熱潮，是在“文革”后重新為作家樹碑立傳的需要。趙樹理同樣面臨重新認識和評價的問題。一些人高揚趙樹理的成就和貢獻，似乎要重樹“趙樹理方向”。而改革開放后，“洋”東西走紅，趙樹理被另一些人視為“老土”，遭到輕視和貶低。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鄙夷趙樹理的作品“幾乎找不出任何優點來”。稍后的“重寫文學史”，對趙樹理的創作進行激烈批判。在這種背景下，黃修己不為時潮左右，用獨立、求實的態度作全面、客觀的研究。《評傳》打破歷來對傳主只言其善、諱談不足的慣例，既充分肯定趙的成就和貢獻，又評析了他在生活、思想和創作上的局限。對一些優秀作品，《評傳》也直言美中不足。《評傳》最后特辟“金無足赤”一節，總結趙樹理的局限。 堅持學術獨立的精神，善于提出新見解，重視實證的方法，是黃修己的趙樹理研究的特色。過去對《邪不壓正》和《三里灣》評價不高，黃修己突破舊說，認為應充分認識和評價趙樹理作品的反封建意義。《邪不壓正》最大的價值在于揭示了農民在取得革命勝利，手中有權后就以權謀私的現實。它的“意義遠超出題材范圍，它向我們提出了革命高潮和勝利時期，革命隊伍大發展時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提出從思想上批判封建主義，普及民主思想的迫切性；提出啟發農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教育農民的嚴肅意義”。他又認為《三里灣》的真正價值不在于表現兩條道路斗爭，而在于描寫農民的家庭日常生活，寄托趙樹理改造和拆解舊式封建大家庭的理想。《評傳》還將《李有才板話》中的陳小元、《邪不壓正》中的小昌、《三里灣》中的范登高等聯系起來，深刻地指出趙樹理很早就關注革命勝利后，出現“翻得高”階層（既得利益階層）這一嚴峻現實問題。《評傳》知人論世，由人及文，多方比較，考史解經，窮學究理，對趙樹理創作的理論歸納和透視非常深刻、精辟。許多論斷歷久彌新，至今仍有思想的啟發性。《趙樹理研究》則采用多種分析方法，通過傳記批評、發生學批評、審美批評、社會歷史批評、整體批評、比較批評等，多角度地剖析同一作家，開拓趙樹理研究新境界。《不平坦的路》是趙樹理研究的唯一的學術史，也是較早出現的作家研究史。《趙樹理研究資料》收集到20多種外國語言的趙的作品譯本和很多國外的評論，在那一套作家研究資料叢書中獨樹一幟。 黃修己的精辟評論是建立在精審的實證基礎之上的。有理論氣勢，立論嚴謹，是黃修己治學的長處，但他遵循的是“論從史出”的方法。有兩點格外突出，一是注意歷史情境的呈現，二是作實地調查。他首先做大量的史料鉤沉工作，“采銅于山，自鑄新錢”，尤其注意查找歷史情境和背景資料。譬如，他留意太行山區各種舊報上，關于孟祥英家鄉峧口的報道，因為嚴重缺水，人們很少洗臉。孟祥英要引導婦女走向現代文明，就得從教婦女洗臉、刷牙、講究衛生開始。從而知道《孟祥英翻身》所寫主人公事跡，并不平淡簡單。身臨其境的學術考察，是有效的實證方法之一。學術采訪和實地考察，可獲得真切的親身感受。感性的東西多了，理性的認識才可能更深刻。黃修己從北京出發，到晉東南趙樹理的故鄉沁水，又到過太原、陽城、晉城、長治、平順等地，凡是趙樹理足跡所至之處，他都“跟蹤”調查。親臨趙出生的尉遲村，去過他欲跳水自盡的“海子邊”，采訪過他的同學親人，調查過有關檔案和作品原型，吃過趙愛吃的“和子飯”，感受良多，收獲頗豐。這樣，對作家的人生，認識更深入了；對作家的創作，理解更透辟了。

二

黃修己的趙樹理研究以其創新成果引人矚目，但奠定他學術地位的，還是他的現代文學史的編撰。1980年代以來，黃修己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和編撰，先后出版《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等，還編了一部通俗的《中華百年文學史話》——這可能是當今唯一的一部用史話形式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 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功，需要一定的機遇。王瑤等第一代研究家的機遇是現代文學學科的創建。第二代學人的機遇可以稱之為“重寫”。“文革”過后還很難想像這一門學科的面貌會有如今的變化，用黃修己的話說，就是“重寫、重構聲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1] 了。1980 年代末開展了一場頗有聲勢的“重寫文學史”的討論，然而黃修己早在80年代初就已經得風氣之先， 著手重寫了。 最初的成果就是1984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這是中斷近30年后出現的第一部個人編著的中國新文學史著作。同年還有簡編體的同類著作出版，但唯有黃修己的《簡史》最具個性化，最具“重寫”的性質，因而影響最大，被認為在新文學史編纂過程中起了繼往開來的作用[2]。 機遇只對有準備的人表示青睞。黃修己能以一人之力編出現代文學史，接續間斷多年的個人編史的傳統，除了學力才華外，還有兩點重要的準備。一是史料的積累，“文革”期間他在北大圖書館舊期刊室查閱文獻，從《新青年》開始，一本一本地往下看，青春在頁頁發黃書報的翻卷中消逝[3]，那時的辛苦為后來的成功做了準備。二是思想解放的歷史氛圍，由于不滿現代文學史長期受政治的過度干擾，創新的呼聲很高，重寫的期望急切，這是一種有力的推動。應該說，黃修己抓住了歷史機遇。《簡史》應時代呼喚而生，也呼喚了新的時代，成為文學史重寫的報春燕。 《簡史》廣納新知，銳意求新：一、結構新。《簡史》將現代文學分為發生期和發展期兩大部分，以發生、發展期的順序為經，主要以體裁為緯，有時也以作家和流派設章立節，突出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突破了當時一統天下的作家論匯編體例。這樣的體例和章節設置，有利于描述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風貌、流變脈絡和內在邏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注：僅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采用文體論體例，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借鑒《史稿》的體例，但比較靈活，既依體裁，也兼及作家、流派，視不同情況分別處理。）。二、內容新。《簡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舊的文學史格局，把一些過去不能寫的，被遺忘、被忽略的或正在熱起來的作家作品，比較客觀地寫上去，傳遞了當時的新信息，適應了當時的需要。譬如，《簡史》給予胡適文學史上的正面地位，將他與康有為、梁啟超對比來肯定其先進性，這在當時是非常新鮮的。他又是中國大陸最早將張愛玲納入文學史視野者之一。當時，一般的現代文學史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仍然不可能提及張愛玲。再如，1920年代李金發等初期象征派詩、1930年代劉吶鷗等新感覺派小說等被作為文學流派寫進文學史。以往被忽略的錢鐘書、李健吾、豐子愷等名家開始占據相當篇幅。隱失的穆旦、辛笛等九葉派浮出歷史地表——“九葉派”的提出和命名始于黃修己。三、論述新。《簡史》注重時代背景的揭示，凸現整體感和歷史感。雖然一些評價不可避免地還打上時代的烙印，但解構文學政治化評判標準，注重文學自身內在發展機理探討和自主規定性分析，對作家作品的論析比較客觀，常有精辟獨到見解，體現辨證求實的精神。譬如，黃修己充分肯定有爭議的夏衍的《芳草天涯》，認為實際上表現了“愛是不能忘記的”思想；他分析老舍的《駱駝祥子》寫虎妞死后祥子的墮落，“缺乏充分的性格依據”；他把《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等概括為“新英雄傳奇”。這些論析深刻、獨到而令人信服，直言的批評更是難得[4]。《簡史》和后來的新寫本《發展史》發行達100多萬冊，被翻譯介紹到國外，還出了香港版，在海內外產生很大影響。 黃修己既因為有所準備而開了“重寫”的先河，又因為準備的有所不足留下缺點，好在他沒有固步自封。1985年，“20世紀中國文學”命題提出，帶動了學科格局的新思考。但是，要把這種新的文學史整體觀念付諸實踐，具體建構一部文學史，那要下很大功夫，也有許多困難。黃修己懷著突破學科格局和超越自身的意愿，進行“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編纂。1998年，他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作為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改的教材出版；2004年出版了重寫本，新邀北大、清華、復旦等校著名專家參加編寫，組成文學史編纂的“豪華陣容”。該書融入了黃修己的學術理念和指導思想。 黃修己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本質上是一種啟蒙主義文學觀，他不贊同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主題是“改造民族靈魂”，審美風格是“悲涼”等的論述，認為用啟蒙文學來概括20世紀中國文學，把上百年文學的復雜性、豐富性都簡單化了。但他接受了“百年文學”的觀念，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打通近代和現當代的時限，克服單講“現代文學”的局限性。又認為19世紀近代文學的主流仍是舊文學，進入20世紀這十幾年的近代文學，才大量出現現代性的因素。所以應把近代文學的19世紀時期，劃歸古代文學，為其終結期；把20世紀這十幾年的近代文學，劃歸現代文學，為其準備期。打個通俗的比喻，近代文學的前大半段是給古代文學“穿靴”，后一小段給現代文學“戴帽”。他認為這樣肢解近代文學，自有其歷史的依據，并且證明了20世紀文學有自身的完整性——從世紀初的準備，到“五四”時的轉型，到后來的曲折發展，再到世紀末的回歸“五四”，其內在有“正一反一合”的發展理路。黃修己在1988年出版《發展史》導言中，就提出“正一反一合”運動論，不贊同周揚的“三次思想解放”論。書出版后的第二年，在紀念“五四”70周年時，就有學者以“花甲輪回”、“五四怪圈”進一步闡述了這樣的思想。這種“回旋運動”論是切合實際、富有洞察力的，而整體文學史觀把現代文學史的編纂帶上一個新高度。

三

1990年代，新的機遇又在等待有識之士。經過80年代的思想解放，學科有了很大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黃修己總結學術上呈現“從學以致用到整理分析”的新趨勢[7]。在比較平和的社會氣氛下，要求學術“回應社會”的思想未成潮流，純學術研究有所抬頭。這時，黃修己開始現代文學學科史、學術史的研究，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主要成果是他的“扛鼎”之作《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作為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力作，其開創性是不言而喻的。對胡適之后幾十年新文學史編纂的冷靜、科學的總結，以促進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這是學科發展的需要。有學者認為在前人為現代文學史構建了框架后，黃修己又為現代文學史研究構建了框架，《編纂史》應是本學科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編纂史》見解精辟，氣勢恢弘，繼續表現出尊重歷史，重視實證的治學理念和學術品格。盥手捧讀，實學之風迎面撲來。該書取材宏富，對從1922年胡適的論著到1993年《編纂史》定稿的70余年間的成果作系統檢閱，除綜合性的文學通史外，還評述各體文學史、階段性文學史、地區性文學史、港臺版文學史，以及兒童文學史、少數民族文學史、翻譯文學史等。同時注意時代背景和精神氛圍的描述，從多方位立體展現現代文學學術發展歷程。對于走進現代文學研究的大門，想要在這里有所作為的人，或者想要了解現代文學研究歷史的人，該書提供了比較周全、詳盡、可靠的史實。 《編纂史》有自覺的理論追求，作為文學研究者，黃修己具有學習史學理論的自覺性，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很注意歷史的概括，在第一編的末尾和第二編的開始，對照1949年前后的編撰工作，分別概括出8個特點， 這些源自史實基礎上的分析和歸納，發人深思，很有利于作歷史的反思和總結。在《編撰史》第三編，黃修己又從70多年的160多部新文學史中，歸納出四種文學史觀：歷史進化論（如胡適、王哲甫）、階級論（如李何林）、新民主主義論（1950至1980年代的大多數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論（亦即啟蒙論），指出這四種文學史觀雖然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動的角度觀察新文學，都把新文學的發生、發展與社會前途、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本質上都是社會學的文學觀念與歷史的分析方法，不過有的偏重于政治方面，有的偏重于思想、文化的角度。這是最早的自覺的對文學史觀的歸納、分析。這些歷史和理論的洞見，對指引文學史的編纂實踐，對今后學科的發展都有啟示和助益。 《編纂史》對編纂主體也有分析，在描述新文學史編纂的艱難歷程時，也努力展現幾代文學史家的業績和學術風貌。在《自序》中，黃修己慨嘆學術史著“實只是‘著作史’，而不含‘編纂者’之史”。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將嚴格的科學精神與深切的人文關懷結合是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而直接對編纂主體的關注，是人文精神的顯示。《編纂史》開篇記述幾位師友之死，簡述兩代學人的坎坷境遇，令人百感交集；而最后章節對“四代研究家”的才、學、識、德以及生活經歷、治學理路、治學特點和學術前景的分析，不僅對全面評價和深入體察他們的學術業績和精神有所助益，而且包含了學科發展和人才培育的有益啟示。黃修己在《后記》中寄提高學術水準之厚望于來者，與《自序》形成首尾呼應，可謂用心良苦，洋溢其中的是濃郁的人文精神。 《編纂史》重在總結經驗教訓，避免為追求深刻造成苛刻的批評。黃修己認為歷史研究的價值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今天的“深刻”和“真實”，而在于探討當時出現那些觀念、方法的歷史“合理性”何在。譬如，丁易的《史略》因政治偏向造成文學批評的僵硬和失誤，黃修己不是簡單地否定，而是運用托馬斯·庫恩的科學史發展從前史到本史的圖式，指出在王瑤《史稿》建立新范式后，丁易不是對新范式進行深化、拓展，而是在沒有新力量積蓄的條件下去突破和否定王瑤，另起爐灶，結果走入歧途。對于丁易的缺失，他歸納有9條之多，但是不作集中批評， 而是拆開分散來談，追求“學問深時意氣平”的境界。

四

作為文學史家的黃修己，對現代文學研究的貢獻，還在于他自覺的文學史理論追求和有益探索。他提出的具有開拓意義的系列現代文學重要理論問題，包括方法論、文學史觀、學科論等，前人都還很少涉及，他的探求富有開創精神。 勇于開拓，與時俱進，是黃修己的學術個性，但他不與時俯仰，逐新獵奇。1980年代初“方法熱”尚未出現，黃修己就在北大開設“現代作家批評方法”課。但是“方法熱”來潮時，他卻沒有卷進去。與多數論者追尋和搬用西方理論不同的是，他的“方法論”建構雖然不乏西學視野，但不是為西方現代理論做一個完美的闡釋和注腳，而是切合中國經驗和現實的“自下而上”的自主性思考，挖掘其間蘊涵的研究方法，金針度人。他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收錄老、中、青三代著名學者關于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的文章19篇，側重科研實踐和治學經驗的總結。黃修己在代前言《終身不忘，唯此一言》中回顧自己求學經歷和所悟之“道”，以“點石成金”的故事來形容研究方法的重要。這本方法論集，后被論者稱為文學研究的“點金術”[8]。 王瑤曾指出，長期以來，文學史編寫停留在作家作品匯編水平，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對文學史的學科性質缺乏明確認識，“現代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它既屬于文藝學科，又屬于歷史科學”[9]。然而， 至今人們對現代文學史的史學性質認識不充分。黃修己在《文學史的史學品格》[10] 等文章中進一步闡釋和強調，文學史是文學與史學的交叉學科，又是史學中的一門專史，必須具備史學品格。他強調文學史研究者應該學習史學理論，加強史學方法的訓練，不要在文學史中只重主觀的評論，不要只用推理的方法，而要堅持以實證為基礎的方法。 以理性點亮歷史，把文學史作為一個歷史學科，注重實證，奉行“論從史出”的治學理路和方法，是黃修己文學史觀和方法論的核心。黃修己將迄今各類新文學史著的表現形態分為兩類：描述型和闡釋型[11]。這兩類形態各有所長，但王瑤《史稿》之后的新著，“往往是先有個理論的框架，再依之組織史料”，闡釋型文學史取代了描述型文學史。文學史研究步入一個重論輕史，重大膽假設、輕小心求證的時期[12]。針對這種狀況，黃修己曾極力強調實證精神。實證與推理是科學研究的一體二面。作為方法論層面上的兩個向度，二者都重要，互相依存和補充。在進行事理分析和理論概括時，就要依賴思辨推理，但在進行歷史研究具體過程中，單純的思辨推理是虛妄無力的，實證往往更切實和有力，而且史實本身往往具有思想價值。黃修己對此作過精妙的論述，以毛澤東心中的魯迅到底是什么樣子為例。這個問題吸引很多研究者，藍棣之用癥候分析法，從毛澤東論述魯迅的字里行間，感受毛對魯沒有直接表達的更為重要的態度[13]。藍棣之的發現出自他對文本的敏感。后來周海嬰的《我與魯迅七十年》披露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接見知識界人士時與翻譯家羅稷南的談話內容。黃修己指出：“藍棣之反復論證得出的結論，也只是一種推論，只是提出問題，而不能成為確論。而海嬰披露的一條史料，其震撼力遠遠超過藍棣之的長篇推論。”[14] 此語實為治學的金玉良言！特別是在當下，無疑具有警示意義。 黃修己有感于學風空疏的弊病，因而提倡求實之風，弘揚科學精神；同時，他并不認為可以輕視理論，相反的，認為應該把理論上的創新作為科學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他對“論從史出”有深刻和精到的論述，認為“論從史出”關鍵是第一和第四個字，即“論、出”二字。“論、出”就是“出論”，就是要引出理論來。怎么“出論”？那才是中間那兩個字：“從史”。可以說“從史”的目的是為了“出論”。黃修己指出，文學史研究常落后于文學理論，治史者思辨力弱化，不能出“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重大弱點。我們急切需要深入和切實的理論反思和建構。歷史研究以及文學史研究，從史而出論，因而發生大的影響，這是我們應該追求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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