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跨學科研究是文學批評的新領域，科際整合對于文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所創立的進化論即達爾文主義被視為人類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不僅推動了自然科學的進步，而且對于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達爾文主義與文學的契舍極大地豐富了文學創作，也為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視閾，形成了新的文學批評理論——文學達爾文主義。

[論文關鍵詞]進化論；文學達爾文主義；文學批評

20世紀后期日益明顯的重要學術趨勢是從學科界限分明的文學研究發展為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即對于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為人類意識形態之一的文學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創作活動，文學的發展歷程，文學研究的進行，都與人類知識活動的其他領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為了更好地把握文學，跨學科文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在“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學與科學的關系成為學者們矚目的焦點。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文學注重創作與欣賞的過程，在方法上主要訴諸于想象和虛構；而科學則具有中立、客觀、以事實(而不是主觀意識)為根據等含義，是一種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擁有各自的領域和功能，文學與科學的關系貌似遙遠，但是作為構成人類文明有機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的聯系是不容切斷的。在文學發展漫長的歷史中，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對文學觀念、創作手段及研究視閾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中生物科學中的達爾文主義即進化論學說便是一例。

一、達爾文主義對于文學創作的影響

英國生物學家C．R．達爾文于l9世紀中葉創立了以自然選擇為中心的生物進化理論，即通常所指的進化論。他運用大量地質學、古生物學、比較解剖學、胚胎學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現存多種多樣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漸演化而來的，揭示了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主要動因，從而使進化論真正成為科學。

英國生物學家A．R．華萊士與達爾文同時提出了類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達爾文的學說稱為“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主義沖破了支配生物學的“上帝創世說”的精神枷鎖，徹底地擊毀了科學思想界中的宗教統治，開辟了自然科學歷史上的一個新紀元。進化論的影響又遠遠超越了生物科學本身，它把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從神創論和形而上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突破了宗教神學宇宙觀的禁錮，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學意義。它用自然選擇的進化學說合理地說明生物的多樣性和適應性，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唯心主義的特創論和目的論利用生物的多樣性和適應性長期宣揚的上帝有目的地創造生物的觀點，這是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偉大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評價達爾文的進化論，并把它引為自己學說的自然史基礎。唯心主義者則試圖利用達爾文主義宣揚他們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觀點，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庸俗進化論等流派。圍繞達爾文主義所展開的哲學斗爭，一直延續至今。因此達爾文主義的重要歷史意義不僅在于它推動了自然科學的進步，而且對于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達爾文在其著作《物種起源》和《人類由來》中明確地把人類納入生物系統中，將人類視為生物進化鏈中的一環，這一觀點的產生隨即撼動文學世界。許多作家將進化論的觀點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中，產生了大量的自然主義作品。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左拉是第一個把人類當作動物(而不是像動物那樣)來對待的現代作家。在左拉看來，人即是動物，或善或惡由環境而定；動物性是人類的基本特性。此種人類獸性觀就是19世紀達爾文主義影響下歐洲普遍的人性觀念的反映。在《人獸》及《戴營絲·拉甘》兩部小說中，左拉試圖把當代科學融進文學，將達爾文的生物中心主義和機能主義渾然滲透于其中。

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的重要代表托馬斯·哈代對達爾文主義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并把它運用于自己的文學創作中。正如聶珍釗教授所評述的：“哈代的進化論思想并非表現在個別作品里，而是滲透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從小說到詩歌，哈代似乎都盡力按照進化的學說進行構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進化的科學思想為觀察點，運用全新的世界觀、生命觀、宇宙觀和方法論描繪和強調社會進化的規律”，對于達爾文主義的中心理論——“生存競爭、適者生存”這一自然法則進行了翔實的文學闡述。

最早將進化論思想與文學創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義創作，它雖始于歐洲，卻在遙遠的大西洋彼岸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是歐洲文化的傳承者、發揚者。自然主義文學貫穿于整個20世紀的美國大眾意識之中。威廉·迪安·豪威爾斯、哈姆林·加蘭、斯蒂芬·克萊恩、弗蘭克·諾里斯、杰克·倫敦以及西奧多·德萊賽，這一連串閃光的名字給世界帶來極目絢爛的作品：《一個孩子的城鎮》、《破碎的偶像》、《紅色英勇勛章》、《凡陀弗與獸性》、《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國悲劇》，其中很多都是描寫生存的小說，表達了作家們對于達爾文主義的理解。此后，在美國現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馮尼格特以及后現代作家德里羅的著作里也都繼續傳承這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學理念。除小說之外，達爾文主義也同樣活躍在美國戲劇舞臺上：尤金·奧尼爾的《瓊斯皇》、《毛猿》，田納西·威廉斯的《玻璃動物園》、《欲望號街車》，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以及薩姆·謝潑德的家庭悲劇三部曲《饑餓階級的詛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體現。

西方眾多的文學創作者通過這些傳世佳作對現實生活進行文學闡釋，進而印證了達爾文主義的正確性。他們重塑文學觀念、聚焦新的“真實”，記錄下社會價值觀從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質化和工具化的變遷，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心理本質，即生產欲望和消費欲望的社會化過程，再現人們的情感行為和物欲追求一體化的動物本性。

中國的現代文學也同樣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巨大影響。1897年，嚴復翻譯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闡述達爾文學說的《天演論》，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觀念引入中國思想界，喚醒了國人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給中國帶來了全新的文學觀，推動了五四的文學革命。當時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三種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國》都大力宣傳“文學進化”的觀點，為五四新文學奠定了人道主義的科學根基，成為一代文人學者進行文學創作和研究的主導觀念，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新的小說、詩歌、戲劇類型得以產生的一個理論前提。如果沒有進化論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也許就會是另一種局面。達爾文主義對于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方面，它也為文學批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二、達爾文主義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在西方文學史上，文學研究大致經過這樣幾個階段：在17世紀以前，文學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義一人文主義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為衡量一切文學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壞傳統，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視為劣品。18、19世紀，由于自然科學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響，文學研究轉向了歷史主義一實證主義的模式。這種研究對作家的生平傳略、思想發展過分偏重，對于作品的處理也比較機械。第一次大戰后，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歷史主義一實證主義的模式被美學一形式主義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認為，作品本身是一個自足的、封閉的系統，文學研究的根本是對作品在內的各種因素作審美的剖析和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批評界開始重視讀者的參與作用，將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反應，閱讀過程對創作過程的積極干預，以及產生各種不同反應的社會的、歷史的和個人的原因納入其研究范圍。此后，文學評論界更是空前活躍，產生大量“離經叛道”的文學批評理論。美國著名學者布賴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達爾文進化心理學、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一文的美國學者約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奪——重讀伊利亞特》一書的作者喬納森·高舍爾(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文學達爾文主義，即將生物學中探尋生物體的發展模式運用于探尋文學作品中人類行為的內部機制，將達爾文主義與文學批評研究相結合形成文學達爾文主義。 首先，對于文學存在的目的，文學達爾文主義本著科學實用論的觀點做出論述：第一，隨著人類進化，智商日益增高，對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獵奇心理日益增強，需要文學作品為人類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種程度上講，是文學作品滿足了人類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學作品為人類構設了訓練“適者”去“生存”的場景，從而使人類獲得了難能可貴的經驗。第三，文學作品能夠滿足作家創作時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悅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悅異性的手段。第四，文學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進化心理學家認為，隨著文學作品的廣泛傳播，人們的心理呈現出趨同之勢，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進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從而進一步促進人類社會共同繁榮發展。第五，文學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終歸于宗教，是人類精神領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學作品中豐富辭藻的絢爛魅力使得它成為人類愉悅身心的法寶。

其次，對于文本的分析評論，文學達爾文主義則立足于生物進化論的科學觀點進行解讀。傳統文學理論通常把文本視為在某種特定社會環境中的產物，而解構主義的創始人雅克·德里達則更為極端地認為，文學作品只不過是各種文本的交相印證，他曾指出：“文本外無他物”。因此，在文學達爾文主義者眼中，傳統的文學批評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尋找某種研究者所青睞的理論印記罷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人，讀小說是為了找出小孩想與雙親亂倫的暗示；而馬克思主義者要尋找的肯定是經濟與階級的沖突。對此，文學達爾文主義者強調指出傳統文學批評深受人的動機與認知偏見的影響，他們強烈呼吁文學批評中人性本質論的必要性，他們相信，文學所反映的是自然選擇下的普世人性本質，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從動物性的擇偶、遺傳基因、血親關系及適境生存等角度來對文本進行宏觀解讀，要去分析人類各種行為的根本動因。

在解讀英國著名女作家簡·奧斯丁最受歡迎的一部小說《傲慢與偏見》時，文學達爾文主義者不去考慮辭藻的優美、情節的曲折及藝術手法的巧妙等細節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閱讀中去檢驗特定文化生態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傾向。小說以“凡是有錢的單身漢，總想娶位太太，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開篇，以“班納特太太兩個最值得疼愛的女兒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親的生平最高興的一天”結束刪，通篇無人能擺脫擇偶及遺傳基因等一系列生物問題。高貴而浪漫的伊麗莎自·班納特(ElizabethBennett)與達西(Darcy)的結合便是以社交的優雅隱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權勢的配偶以保證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輕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遺傳，這便是人類擇偶的生物進化標準。盡管在奧斯丁的描述中班納特太太總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學達爾文主義者卻認為，她想方設法要把女兒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進化使命——遺傳基因。只有她的女兒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續，而基因延續則是一切生物體的終極本能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生物意義上的)人類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對此，英國偉大的生物學家荷爾登(J．B．S．Haldane)曾做出這樣的評述：我可不愿為救一個兄弟而犧牲生命，但如果換成兩個兄弟，或是八個表兄弟我便死而無憾了。

當我們耳邊再一次響起哈姆雷特的躊躇話語“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時，我們頭腦中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是：或許尋求復仇的機會還不夠成熟?或許俄狄浦斯情結使他猶豫再三?又或許是丹麥王子自身贏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學達爾文主義者則將其猶豫不決的原因歸咎于個人既得利益與基因延續的生物利益之間的矛盾：是要殺死自己的叔父進而繼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讓母親與叔父的后代——同母異父的兄弟繼承并延續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們姑且不談這種解釋的合理性尚有幾分，但文學達爾文主義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卻是不爭的事實。

文學達爾文主義總是選擇通過生物學而不是政治學或記號語言學的理念來研究文學，以自然法則為最高指導原則，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作為理論基石去解讀文學作品，將文本中的人類一切行為內在動因歸結為三點：后代的繁衍、資源的獲取、競爭與合作。

在這種新的模式里，《荷馬史詩》中的女人不再是地位與榮耀的化身，而男人所關心的也只是繁殖后代，因此，荷馬式的侵襲都涉及殺男奪女，史詩所反映的殘忍殺戮都源于男人要爭奪少數的配偶以及他們要可盡可能多地擁有女人、奴隸與宮女，盡可能久地擁有主宰權，這一切都是人類進化行為的內在動因之所至——彼此競爭、獲取資源進而繁衍后代。另外，世界各地的民間傳說基本都擁有一個共同的模式：一位勇士經歷了各種艱難困苦戰勝強敵，最終娶了美麗女主角，共度幸福人生。這些故事也從進化角度證明了達爾文主義的泛歷史價值。

我們不能否認文學達爾文主義的產生對于文學批評研究而言是件益事，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它喚醒了文學研究，為之提供了新的視閾，使之擺脫了文本印證的窠臼并將它帶到所有文學共通之人性的本質。但是筆者對于將文學達爾文主義視為要撼動文學評論的使命運動這一言過其實的觀點實難茍同。雖然文學是人類行為豐富的資料來源，是人種的自然史，但如果對一切文學作品的批評研究都從這一個模式出發，這豈不又將文學批評置入新的枷鎖?文學批評理論的選用最終還要取決于作品本身，對于文學達爾文主義者而言，左拉、斯坦貝克及德萊賽等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會更受青睞，而相比之下愛倫坡的《大鴉》、艾略特的《荒原》及喬伊斯的《芬尼根的蘇醒》等現代主義作品或許會令他們一籌莫展。因此，沒有任何一種理論能夠堪稱完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才是我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