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代文學史料是現代文學史的忠實記錄，也是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必須去關注、去審讀的一個重要領域，但是就“現代文學研究”而言，大家往往忽略并遺漏了該研究最重要的一個字：史。因此，精確地說“現代文學研究”應該是“現代文學史研究”。 這個“史”字特別重要，從語法學角度講，一旦遺漏“史”字，研究基礎就從“歷史研究”轉變成了“文學研究”，但從具體的研究范式上看，兩者并不是一回事。 歷史學家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里關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有這樣的說法： 即就史學而論，亦無不用考證學，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進步，則舊書可變為新，否則不惟不進步，而且呈衰頹之象，則新者亦變為舊矣。是故研究之對象，不論其為新為舊，而其研制之方法，則不可拘守固常，而應日求其進步，其所謂新，亦在是矣。 金毓黻認為，歷史研究要注重兩個問題，一是史料要舊，二是方法要新，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兩者并舉，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裔美籍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名著《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中，有著另外一段話，與金毓黻的這段話相比，兩段話放在一起，仿佛更能說明一些問題： 這一時期，顧頡剛的研究重心從“文獻批評轉向了社會批評”，說得更精確些，從對史料真實性的關注轉向了研究導致那些對于史料的歪曲的決定性的社會動因。盡管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顧頡剛的這一轉變是否是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示范 而引起的，但是在30年代他的史學方法與當時流行的史學方法是一致的。 兩者不約而同提到了“史料”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前者強調史料與新方法的并用，但是金毓黻并未闡明：究竟什么是新方法?但是德里克從對顧頡剛歷史研究范式的解讀，認同史料研究的方法是“研究導致那些對于史料的歪曲的決定性的社會動因”——這個是否是新方法，我們已然不得而知，畢竟時過境遷至今，方法層出不窮，顧頡剛所采取的方式，現在看來或許早已過時。 但是任何歷史研究方法若是放置到現代文學史(在這里我必須要強調“史”的意義)的研究中，我想稱其為新方法應該都不算是“過時”的。因為這么多年以來，關于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始終停留在對于文學研究理論的更新——譬如對于文本的解讀、對于社會文化環境的闡釋，甚至對于作者的心里潛意識的推測，都構成了被引入的新理論，但是作為歷史研究的“現代文學史”卻停滯不前、原地踏步，每年雖然都有不同的“文學史”問世，但是卻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通史、斷代史或是文體史，這些在歷史研究中早已不再被認為新的理論，卻在“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領域里不斷精彩上演。 弄錯了一門學科研究的基礎，這門學科的前途無疑是充滿憂慮的。部分學者們長期以來模糊“現代文學史”與“當代文學史”兩者的概念，甚至還有一些學者拿“20世紀文學史”來涵蓋現代文學史與當代文學史所包含的一切內容，希望兩者不但在研究范式上同步，而且還要在學術意義上統一。但事實上這兩者并不是一回事，我們可以參與構建“當代史”——若干年之后，我們或許都會從研究者變成研究對象，但是，我們誰也無法進入“現代史”，這就是兩者最大的區別。若兩者可以在一個空泛的“20世紀”之下統一，我們是否還可以將其上限再進一步上溯，形成所謂“19—20世紀文學史”甚至“公元以來文學史”? 當我們無法參與某項歷史的構建時，對于學者來說唯一要做的就是還原歷史的真相。而相對于元明清文學而言，“現代文學史”本身就是充滿了吊詭、疑惑甚至假象的。一批批“失蹤者”構成了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里的學術富礦，須知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與時間洗禮的史料，此刻顯得尤為珍貴。可以這樣說，現在是將“現代文學史”還原到“歷史研究”的最好時機。 二 就現代文學史的史料而言，若論重要性莫過于期刊雜志。 筆者此言決非武斷，因為“期刊雜志”本身是現代文學史的獨特產物，縱觀之前歷朝文學史，在晚清以前，哪朝也沒有雜志可供研究。尤其是“現代文學史”中的“現代”一詞，更使得了以期刊雜志為核心的史料研究有了重要的意義。 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繼承了亞歷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eve)的“前現代”與“后現代”的觀念，并進一步總結了“現代”這一概念的三重內涵。筆者認為，就布魯姆所言的“現代”應包含三重呈現方式：其一是信息傳播的革新。即與“前現代”相比，“現代”的信息傳播有了新的范式，這與科技的革新密切相關；其二是公共交往的產生，“現代”語境下的交往打破了之前點對點的交往，而是點對多點或多點對多點的公共交往，即一個人不再生活在“私人空間”中，因為交往，他的語言、觀念被迫走向了公共領域，從而形成了“意見”；其三是意識形態的進化，即“現代”不再是以“自我”為核心，因為每個人都是公共領域中的組成，這種網狀結構強迫每一個具備社會屬性的個人走向“大眾性”，精英階層因此萎縮，大眾階層與中產階級會在“現代性”的旗幟下走向勃興。 這一段關于“現代”的論斷及其諸要素分析對于強調“期刊雜志”之于“現代文學史”之意義，因為“期刊雜志”的意義本身所具備的三點特性實質上與布魯姆所闡述的三重“現代”含義不謀而合。首先，期刊雜志之于現代文學史的最大意義便是拓寬了文學傳播的渠道，當然，與此同時廣播、電影的興起使得文學文本在中國現代史中有了自由馳騁的可能，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文學創作不再是寫作者的“言語”，而是可以在公共語境中被任意闡釋的“語言”，這也是德里達緣何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論前因；其次，期刊雜志使得“寫作者”與“閱讀者”之間以及不同寫作者之間的關系走向了新的交往空間，文人結社雖是古老的傳統，但是文人絕少考慮到接受者們的愿望，期刊雜志的興盛，使得編輯者開始考慮閱讀者們的取向——在這樣的“逆向”狀況下，寫作者開始向閱讀者部分妥協，形成了全新的交往格局；最后，期刊雜志作為一種先進、現代的文學傳播方式，其編輯者、撰稿者所生產的文學文本都是充滿“現代”觀念的，即“進入到文學消費語境中的白話文與現代文體”——這里的“現代”并非意味著“先進”，而是一種與整體大趨勢的契合程度，與觀念自身無關。 如此看來，期刊雜志之于現代文學史之意義，并非其他史料如信札、檔案、書籍所能比擬，雖然書籍、檔案等等亦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但是并非如期刊雜志一樣，可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與現代文學史產生一種天然的聯系，因此，現代文學史研究必須要從現代文學期刊雜志人手，既有助于發現“失蹤者”，也可以管中窺豹地通過一些吉光片羽的細節窺得中國現代文學這一龐大體系的精神本質。 三

從理論上說，絕非所有的期刊雜志都有研究意義。 有些期刊雜志已經成了當代顯學，如《觀察》、《新青年》、《現代》與《萬象》等等，對于刊物的解讀、文本的分析、史料的辨酌，甚至裝幀設計的研究，在海內外中國文學界、史學界都有了成規模的論文與學術梯隊，甚至相關研究的專題專著在近年來也有了出版。縱然我們再獲得這些史料，已然喪失了研究新意。 所謂研究新意，不但是要“回到歷史現場”，更要尋找“歷史空白”。當然我并非在這里攛掇后學者做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標新立異，而是避免重復做無用功。“一手史料”研究的好處是，可以鉤沉史實，發現新論，但是其危險性就在于：若是沒有完全的準備，很容易與前人研究相“撞車”，如有著足夠的能力、充分的史料與敢于挑戰前人的勇氣，這種“撞車”未嘗不可，說不定還可以推翻前論，從而使得對某一問題的研究更進一步，但是對于更多的研究者來說，“論從史出”的前論并非如此容易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