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懺悔意識；俄羅斯文學；瞿秋白散文 論文摘 要：在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下，瞿秋白的散文具有了深刻的懺悔意識，在散文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和散文《多余的話》中他做了深刻的階級自我、個性自我、政治自我的懺悔。懺悔意識使瞿秋白的散文顯現真誠嚴肅的品格。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瞿秋白是一位優秀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堪稱散文史上優秀的作品。與其他現代散文作家的作品不同，兼具文學家與政治家于一身的瞿秋白的散文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筆者稱之為政治散文。瞿秋白散文的政治性體現在其散文中蘊含的憂患意識、使命意識、審丑意識和懺悔意識。本文討論的是其散文作品中的懺悔意識。 懺悔本是人類基于對原罪的恐懼和對天國的向往而產生的一種神圣的宗教情結，懺悔意識是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質。在西方出現了眾多體現懺悔意識的經典作品，如奧古斯丁、盧梭、托爾斯泰的《懺悔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懺誨意識向來不強烈，對懺悔心理的描述也不多。中國現代作家的懺悔意識是“拿來主義”的功績。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外文化接觸、碰撞中，汲取和借鑒了外國文學而發展起來的，現代作家在向西方學習、借鑒的過程中將懺悔意識注入中國文學中，使中國文學開始了自我認識和自我審判的旅程。 瞿秋白的懺悔意識來自于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瞿秋白和俄羅斯文學的關系最為密切，他一生的文學活動幾乎都和俄羅斯文學聯系在一起。瞿秋白的文學活動是在俄羅斯文學的影響浸潤下進行的，不論其文藝思想、文學評論還是文學作品的創作都擺脫不了俄羅斯文學的印跡。正如有人所說：“俄國和俄羅斯文學引導瞿秋白在尋求光明的道路上奮然前行。”懺悔意識是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特征之一，正如赫爾岑所說：“在俄羅斯精神中有一種特征，能夠把俄國與其它斯拉夫民族區別開來，這就是能夠時不時進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過去，能夠以深刻、真誠、鐵面無私的嘲諷眼光夾觀察它，有勇氣公開承認這一點。沒有那種頑固不化的自私，也沒有為了獲得別人的諒解因而歸咎自己的偽善態度。”懺悔意識滲入到俄羅斯文學中，主要表現為作家的自我反省精神、自我批判的態度或深刻的自我分析。在俄羅斯文學史上，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比比皆是：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通過表現主人公的思考、追求和苦悶，顯示出了貴族階級自我反省和檢討的意向；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畢巧林對自己虛度一生的總結和批判，對自己生命的意義的拷問，以及對自己每一個行為都作了無情的解剖，體現了個人內心世界的反省；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和《死魂靈》更是被赫爾岑稱為“現代俄國可怕的懺悔”；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是“無所顧忌地解剖自己”的最后的絕唱；托爾斯泰的懺悔意識集中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在《我的生活》、《懺悔錄》、《回憶錄》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無情的自我暴露和深刻的自我懺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同樣可以看到以“靈魂的拷問”為形式的懺悔。 對于俄羅斯文學中的懺悔意識，瞿秋白特別留意。他多次論述到俄羅斯文學中“懺悔的貴族”，贊嘆“懺悔綺年”的普希金，敏銳地注意到美海洛夫斯基在《轉變中》描寫的非個人而是“社會的自覺”的“貴族的懺悔”。體現懺悔意識的作品。如托爾斯泰的《懺悔錄》深深地影響著他的人生思索和文學觀念。在《餓鄉紀程》第二至五節中，瞿秋白以自傳的形式記敘了自己的家庭、出身、謀生、求學、思想變化的經歷，在讀者面前坦露真我，在《赤都心史》中這種自我認識、自我懺悔更加深刻和自覺。而其在就義前所寫的《多余的話》簡直就是一篇自我剖析、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懺悔書”。 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瞿秋白自稱“懺悔的貴族”，說自己具有小布爾喬亞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實際上，這種自我分析，自我解剖，正是瞿秋白作為一個正直真誠的知識分子突出的性格特點，李澤厚說：“知識者除了歌頌，便是懺悔”。瞿秋白對自我的懺悔是全方位的、徹底的自我否定與批判，正如他在《多余的話中》所說：“我愿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坦白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 一、破產的士的階級——階級自我的懺悔 對階級自我的懺悔首先表現在對自己所屬階級、社會地位的否定與批判。瞿秋白在提到俄羅斯“懺悔的貴族”時，尤為注重的是他們“自己犧牲家庭的幸福，上等人的特權”而“往民間去”的決心。作為中國的“懺悔的貴族”，瞿秋白首先否定了自己出身的階級。他誕生于“士”的階級的家庭中，舊時代在社會上享有特權，是所謂的“治人之君子”。對于這樣的階級，他清醒地看到了其丑惡、陰暗和腐朽的面目，因而他的批判便鞭辟人里：“好的呢，人人過一種枯寂無生意的生活。壞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經濟利益的沖突，家庭維系——夫妻情愛關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覷戴著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誹詛咒毒害，無所不至。”(《餓鄉紀程二》)對自己的出身階級，對自己的家庭，瞿秋白給予了無情的揭露，暴露出舊的封建官僚階級的無能、空虛和偽詐。對本階級的批判表現了瞿秋白封建社會“逆子貳臣”的叛逆心態。 對成長于這種家庭環境中的“自我”，瞿秋白是很不滿意的，對自己的弱點缺點，他毫不留情地揭發披露并加以自責式的批判。他懺悔自己“紳士階級”的死要面子，無能無為。在《多余的話》中，字里行間透露著瞿秋白對那段生活的懺悔，對自己“始終沒有脫掉的紳士意識”的譴責：雖然家境早已破落，但“紳士的體面‘必須’繼續維持”，“士的階級”的顏面還要維護。這一“必須”包含了多少辛酸、苦痛、無助、無奈，還有窘迫、屆辱：家里沒米煮的時候，還用著仆婦，積欠了她好幾個月的工資；為了穿長衫，在母親死后，還剩下40多元的裁縫債。而作為紳士階級的“少爺”他自己“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面對這樣的生活，瞿秋白倍覺心虛無聊：“破產的‘士的階級’大半生活筑在債臺上，又得保持舊的‘體面’，不讓說是無賴呵!”(《餓鄉紀程三》) 瞿秋白毫不避諱破產的士的階級的封建家庭對自己的影響，他坦然地說，悲慘的環境，“家庭舊道德培植扶助”，將“我牢鎖在心靈的監獄里”，“幾乎沒有把我變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人’。”(《餓鄉紀程三》)我心靈的“內的要求”與“這種最畸形的社會地位，瀕于破產死滅的一種病的狀態”相矛盾，這種家族帶給“我”的是與生俱來的“痛、苦、愁、慘”。(《餓鄉紀程二》)垂死的家族制給“我”造成的痛苦深入骨髓，“映射在我心里，影響于我生活，成一不可滅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顫我的肺肝，積一深沉的聲浪，在這蜃樓海市的社會里；不久且穿透了萬重疑網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來。”大家族之中道貌岸然的人際關系，使我感到人生的昏昧，懷疑人生的意義，導致“我心靈里雖有和諧的弦，彈不出和諧的調”。(《餓鄉紀程二》) 二、中國之多余人——個性自我的懺悔 對于自己的個性，瞿秋白作了深刻的自我分析，稱自己是中國之“多余的人”。“多余人”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一個經典形象，是貴族知識分子的一部分。這些人厭倦了上流社會空虛乏味的貴族生活，希望尋求有意義的新生活。然而貴族教育并沒有讓他們獲得有用的知識和培養他們克服困難的毅力，加之他們自身性格軟弱，沒有向貴族社會抗爭的勇氣，只是以憂郁彷徨的態度對待生活，最終成了一事無成、毫無用處的多余人。在《俄國文學史》中，瞿秋白認為這是當時俄國知識界的通病，他們“大概都不能實踐，只會空談，其實這些人的確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英雄的。這亦是過渡時代青黃不接期間的當然現象……他們的弱點當然亦非常顯著：這一類的英雄絕對不知道現實的生活和現實的人；加入現實的生活的斗爭，他們的能力卻不十分夠。幼時的習慣人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難于戰勝，——他們于是成了矛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