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與命名 自新世紀以來，市場經濟驚濤拍岸，思想文化瞬息萬變，帶有強烈商業色彩與市民氣息的大眾文化迅速崛起，諸類報紙網絡、雜志紛紛以先鋒、嬗變的姿態成為中國現代媒體轉型與公共空間拓展的重要范本，同時，被冠以新媒體散文的文類也隨之彌漫眾人視野，成為我們無法掩目的文學潮流。《羊城晚報》記者王義軍說，2000年的新媒體散文真是花團錦簇，幾乎所有的網站都在瘋狂地刊發這些以“酷“自居的小文章，而一些都市報、晚報或以都市人為目標人群的報紙也在這一年或新辟版面或增加分量，大力將這種新的散文推向前臺。（1） 何謂新媒體散文？首先，我們需要對其載體“新媒體”作一個大致限定。隨著經濟技術的全球一體化，互聯網以及數字電視技術、網絡技術等被稱為“新媒體”的高科技技術成為現代生活須臾難離甚至蝕骨銷魂的一部分，探究內里，我們還發現波濤洶涌的網絡電子信息常常與都市的紙質媒體互為表里，一篇熱文常常在網絡等電子媒體與紙質報刊上聯袂登場，相關消息也互通有無如孿生兄弟，就此而言，“新媒體” 不僅包括新興的網絡等高科技媒介還應該包括深入城市骨髓的流行紙質媒體，即上個世紀末大量繁衍、崛起的都市報、周末報、晚報、晨報等，它們與網絡形成的是合生共謀狀態，它們具有共生性與對傳統媒體的共同解構性。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新媒體散文”應該指孳生于網絡、電子技術與新興紙質媒體之間的隨筆短文、時評酷論以及閑情小品等。如今，上百家文學網站如榕樹下、天涯社區、紅袖添香等大都開設了散文隨筆欄目，民間業余散文寫手層出不窮；《三聯生活周刊》、《城市畫報》、《南方周末》、《瑞麗》、《悅己》以及各大城市“都市報”的副刊、生活雜志的專欄也都成為新媒體散文迅速蔓延的載體。2000年王義軍主編了五卷本《新媒體散文》叢書，接著，謝有順、王小山又主編了四卷本《新媒體女性》叢書，隨即，年選本《2001最佳新媒體散文》和《2002最佳新媒體散文》也相繼推出，從網絡散播到報刊發表到結集出版，新媒體散文的出場可謂轟轟烈烈，“新媒體散文”的概念也衍發開來。 但是，新媒體散文的驀然崛起以及它們草根的生存姿態仍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質疑和反對，不少認為對新媒體散文的指認與命名是籠統和非學理的，是一種粗暴簡單的命名方式，是文學概念符號化泛濫的表征，因此盡管有新媒體散文年選的逐年生成，但在學術界，新媒體散文卻似乎并不以一個完整的形象被探討，人們總習慣從個別散文對象和作家入手，對其進行局部的意義闡釋。從嚴格的學理視角來看，對“新媒體散文”概念的質疑是合理的，但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不同于可以精確測量和嚴格規范的自然科學，必須就對象進行精細的分類，畢竟“人文學科所面臨的研究對象往往不是通過定量化與邏輯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學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變得簡單明了，實際情況是，可能將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復雜性呈現無遺，從而使研究者在問題的質疑與追索中進入人性與思想的幽深地帶”（2）。因此，我們使用“新媒體散文”這個概念，不是為了簡單化符號化其文學現象，也不是對其加以神圣化的界定，而是爭取使這種復雜流動的批評對象能夠在一個相對有效的視野中被整體談論與研究，并引發更為人性與幽深的追索，我更相信，新媒體散文的概念是在共時的創作實踐與批評闡釋中逐漸形成的，“新媒體”作為一個新興的名詞被植于文學命名之中，不僅顯示了對于傳統散文“驅魔”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和散文寫作本質有關的一些東西，比如一種寬松的寫作環境，一種自由的主體精神，一些新質的創作現象等，并有可能成為散文未來指向的重要界碑。 自由與指向 新媒體散文是在商業化浪潮與高科技文化相融合的語境下崛起的，它不僅證明了中國散文的自我調適與自我革新能力，也以其時尚先鋒的姿態以及相對自由的形態展示了散文的未來指向。 首先，新媒體散文沖破了傳統散文的限制，帶來了散文生存空間的拓展與文體的解放。新媒體散文的生存空間與傳統散文不同。傳統散文受制于狹隘規范的出版限制，不僅受眾面相對狹小，而且其一貫抒情載道的文學理念使得它往往成為少數人怡情養性的高雅文學，有些甚至只能成為束之高閣作者自娛自樂的把玩之物。相對于傳統散文閉抑純粹的生存空間，新媒體散文游走于網絡與新興紙質媒體合生共存的交叉空間之間，相關內容總能共時在網絡與紙質媒體間互動傳播，新媒體散文的這種多維的生存空間，使得它能以最敏感的姿態凸現社會世相千變萬化的生態。譬如跨媒體寫手寧肯自1997年上網以來，其文章互動于傳統與電子之間；南方都市報專欄作者十年砍柴的小雜文不僅登載在面向普羅大眾的都市報紙上，同時被懸掛于十年砍柴的天涯博客中，又如南方都市報的城市副刊、羊城晚報的花地副刊、廣州日報的每日閑情副刊上所登載的小散文以及網易女人話題、天涯網絡社區上的諸多博客上的小文章，它們均呈現互動交流的立體面貌，紙質媒體與網絡形成了和諧共振的姿態。從這個程度而言，新媒體散文可以被稱為“新媒體中的散文”。 新媒體散文的文體不同于傳統散文的特點，就是有大量的作品都“法無定法”，而且勇于破體，即鐘嶸在《詩品》卷下所謂“有乖文體”。不少散文融合了詩歌、小說、書評、影評乃至網絡聊天的文體體例，形式多變，如收錄于2002最佳新媒體散文的《父與子》、《小夜曲》就宛然精悍諧趣的短篇小說，網絡寫手小e的《我比死者死得更慘……》片段化的段落、詩化的語言有如一首當代長詩歌，張小失的《俺沒得外遇》則詼諧地運用了口語聊天的形式。 相對于“純文學”或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概念而言，這種文體的肆意與喧嘩無疑體現了新媒體散文充滿活力和具有包孕性的力量。這些新語詞悄悄改變了散文的陳舊面貌，更受到前衛網絡讀者們的大力追捧。新語詞的出現不僅是形式的變遷，更是內質的反映，在新的語匯中，存在了新的價值觀念、新的思維方式、新的生活旨趣。 同時，新媒體散文生存空間的更迭也生產了一批生存方式與傳統散文作家迥異的寫作主體，傳統散文時代的寫作主體一般是被體制所供養的作家，他們不少是專職散文作者，有著優裕穩定的物質生活，自然地彌漫著濃重的精英氣息與啟蒙訴求，而新媒體散文作家，多以草根的網絡寫手、自由撰稿人為主體，不少屬于主流文學體制外的邊緣人，他們有的成為“網蟲”熟悉和喜愛的網絡寫家和“斑竹”，如寧肯、小e、遲宇宙、尚愛蘭、王小山、子非魚等；有通過文才的煥發與累積寫作成為頻頻出鏡的報刊專欄撰稿人和自由撰稿者，如廣州的“小女人散文”群體、南方都市報以及南方周末的專欄撰稿人沈宏非、潔塵、十年砍柴等，還有一部分則謀生于媒體之間，寫作成了媒體生涯中的樂趣，如李敬澤、任田、黃詠梅等，當然新媒體散文的作者隊伍還包括一部分早博大名的中老年作家，如陳村、林白、陳染、梁小斌、虹影等，但他們更多將新媒體散文寫作當成他們小說、詩歌創作之外的閑情偶寄，總之，相對自由的寫作身份和邊緣化的生存姿態以及寫稿支費的寫作方式使得新媒體散文的作者們獲得了一種更為自然、寬容的表達空間，就如評論家魏無天所言：“寫作即便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也與其對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對個人內心意志的尊重、對現實存在的不滿和反叛須臾不離”（3）。新媒體散文的寫作還為諸多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帶來了向上的通道和成名的希望， 譬如，王小槍的職業是醫生，但自2000年觸網，便被冠以“新浪第一快槍手”，迅速成名，被多家著名網站和報刊聘為專欄作者；寧肯的成名更離不開網上網下的潛水，這些草根作家不僅為大量潛在的文學愛好者帶來了希望，也給業已陳舊黯淡的文壇帶來了清新健康的風貌。 另外，相對于傳統散文寫作，新媒體散文寫作還身處一個貌似哈貝馬斯理念下的公共領域之中，在相對新質的言論空間中得以充分釋放傳統散文壓抑已久的個體經驗，并以個人體驗和經驗的私密性來對抗90年代以前散文創作中的宏大敘事模式。“公共領域”作為一種學術話語主要來源于哈貝馬斯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換》，按照哈貝馬斯的定義，公共領域建立在社會和國家相對分離的基礎上，它處于狹義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公共權力機關之間，是一片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充滿張力的區域，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屬于私人領域，公共性源于與公眾密切相關的主體性的私人經驗，公共性與私人性往往相互依賴。而90年代以來崛起的新媒體所具有的普羅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別是網絡的平等性、自由性打破了以往權力話語對媒體的精確控制，改變了過去自上而下的傳播格局，將一種頗具“公共領域”特質的言論空間展現在人們眼前，任何人都可隨意進入網絡空間，發表自己的言論，發布自己的得意美文，并可獲得操持信息的主動權，特別是網絡學者方興東等竭力推薦“博客”網站，催生了共享媒體與“交互式共享”的文章模式，使得文章的傳播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擴張。更何況，以往的紙媒散文發稿量極其有限，一期刊物能發表二十篇散文，就已達到最大容量，而網絡散文則可以無限制地蔓延，每天發稿兩三百篇都屬正常。這種消泯發稿限制與讀者身份界限的方式徹底顛覆了傳統的作者神話， 使得散文真正成為眾神狂歡的“大眾散文”，于是以往被壓抑在傳統散文之下的個體情感、情緒都得到了正面的抒寫與宣泄。 如果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諸如楊朔、秦牧等引領中國散文翹楚的大家那里，有關國家、人民、民族的宏大敘事常以權威的姿態成為教諭范本；如果說在八九十年代諸如賈平凹、韓少功、史鐵生等扛鼎當代散文的作家那里，對于人生、命運的終極追問，對于生存意義的感悟總成為他們文中難以淡去的背景，那么，在新媒體散文這里，精英化的作者姿態消失了，復雜的面容此起彼伏，細節的品味、私密的情緒以強悍的姿態消解了傳統散文中的精英面孔，以個性的方式精細地描繪著日常生存中的瑣事，在《開門N件事》里，黃愛東西絮絮叨叨講著她的家長里短“剛剛刷完浴室，廚房又要搞了，廚房搞完了，地板又要擦，地板擦完了，全屋玻璃已經不像樣，玻璃干凈了，好像又要抹沙發。……煤氣好像又要換了。飲水機也沒有水。都要叫人送。洗衣粉沒有了。要交水電費管理費。要交電話費……想想看基本上自己住的女友們都已經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人人憋急了都能上房揭瓦”。我想每一個讀著這些文字的人都會感到在面對一個牢騷滿腹的居家女子，雖然嘮叨但又如此真切可愛充滿人間煙火氣，因為，這的確就是每個人每天要面對的日常生活。在新媒體散文諸如此類的大量文字中，一己的悲歡、瞬間的感悟、日常的生活瑣事、甚至一碗味道濃郁的湯都能成為反復咀嚼的素材。2003年度新散文獎得主馬敘的散文，更是顯示了這種散文的細節力量，馬敘的文字可謂雞毛蒜皮、枯燥不堪，但他卻能讓讀者透過一地雞毛的表象透視有關生活的奧秘，在《冬日經歷：居室和城鎮》中，我們看見的是這樣平淡瑣碎的文字：“文聯辦公室位于市府門口，劇院旁邊。辦公室門口已成停車場。12月20日。上午：桑塔納、桑塔納、奧拓、昌河。下午：桑塔納、奧拓、昌河、昌河、哈飛。12月21日。上午：奧迪、奧拓、桑塔納、本田、長城皮卡。下午：長城皮卡、吉利、桑塔納2000……辦公室。汽車。材料。總結。無盡的循環。”通過這種洋溢著細節和原生態的文字，日常生活的無聊和枯燥逐漸變得透明并呈現出某種堅硬的本質，深深契入人的內心，馬敘的這種寫作方式無疑提供了散文的多種發展路向。 可見，在新媒體散文作者的主體意識中，日常生活才是他們最值得向往的地方，文中的價值與意義更傾向于對個人進行敞開。就如余榮虎所言：“新媒體散文是對建國以來的主流散文的極大反彈，它剔除了黑格爾式的宏大敘事，而專注于生活中的每一滴真感觸真體會，它不是普度眾生、指點迷津的智者，而是傾心向待、絮絮叨叨的知己；它不告訴你，你該如何如何，而是告訴你，我曾如何如何；它從不試圖成為你航程中的燈塔，而寧愿做你擦肩而過的朋友。一言以蔽之，新媒體散文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人的瑣細的真實，雖然瑣細卻那么真實，會心一笑之間，讓人領略出生命之真、智慧之美。”（4）因此，對照文論家利奧塔有關排他性與一元化文化霸權相聯系的宏大敘事的論述，針對宏大話語的新媒體散文以它個體的獨特性寫作顛覆了宏大話語的霸權，是新世紀公共領域逐步形成的表征，也為散文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革新意義。

迷失與限度 從文學的生態意義而言，新媒體散文是當代傳媒迅速發展的碩果，是文學語境多元化、寬松化的表征，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新世紀中國散文新的發展方向，但是，我們在充分肯定新媒體散文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看到，在商業化浪潮與大眾傳媒的挾裹中，新媒體散文自身的局限仍然存在，它仍屬于過渡形態的文學體式，甚至展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某些不良的精神癥候和畸形的社會心理結構。 在商業經濟大潮和都市網絡媒體的聯手操縱下，我們不難發現新媒體散文仍迷失于一種普遍化、商業化的生存策略之中，這是大多數草根作者無法遮掩的草根本性，更是作為載體的網絡媒體與都市報刊與生俱來的利益需求。 新媒體散文多為都市人消費而寫作，為贏取讀者眼球而寫作。在為誰寫和怎么寫的問題上，媒體編者和出鏡作者都達成了高度的默契，編者為了追逐辦網辦刊利益的最大化，適應乃至投合讀者口味，在版面、專欄的安排設置上都首先設定了讀者目標群，將讀者予以細分和篩選，譬如《悅己》、《瑞麗》針對的是時髦的白領麗人，《廣州日報·每日閑情》、《羊城晚報·花地副刊》的小短文就多以都市老百姓為潛在讀者。因此，新媒體散文所針對的，不再是傳統散文含混不清、可有可無的讀者對象，而是經過商業考慮目標明確的讀者對象。為博取大眾眼球、增加發行量，編者對文章也有明確要求，比如文章必須體例短小、內容凡俗、情調小資、能引起大眾共鳴等，要以可讀、好讀、受讀者歡迎為第一要義，由此，媒體不但參與文章的流通，而且參與文章的生產，甚至在制造和成就文學，建立了自身雄厚的批評權。就作者而言，為了贏得網絡點擊率，為了能在各都市報刊獲得可長年累月蔓延寫作下去的機會，那么就必須跟大眾和編輯達成共識。因此，流行坊間的新媒體散文往往文字通俗淺白，格調大眾化，包含凡俗人生的瑣碎和欲望，談美女、談內衣、談當紅明星、聊文藝八卦、說名牌品質……它們不再如魯迅先生的以筆為匕首，橫眉冷對社會民生弊端，讓人心有戚戚；也不再如冰心、賈平凹等精心構筑的美文欲留馨香在人間；新媒體散文是世俗中的煙火，是貼近讀者欲望乃至引導欲望的消費品，時時刻刻熏人醉。對讀者來說，他們也大可放棄以往對作者高山仰止的羨慕，再也不需如昔日鑒賞美文一樣，要凝神靜思，要慎重細讀，這些短、平、俗的散文使得他們獲得了生活的認同，從而變成塵世生活的一部分，常常成為讀者工作之余，乘坐地鐵、公交車時忙里偷閑的消閑品，總之，昔日清高雅致的文學欣賞成了快餐式的平民消費。 另外，新媒體散文還迷失在不斷的喜新厭舊與時尚追逐中，由此來刺激讀者麻木的神經，滿足讀者閱讀快感。但凡社會民間出現了某些焦點熱聞，都市的情緒悸動呈現何種面目，流行時尚刮起了何種旋風，老百姓的哀痛喜怒呈現何種變化，新媒體散文總是以最快的速度給讀者以解讀，準確地滿足讀者的好奇心，有效展示現實生活的人生百態。收錄于《2002最佳新媒體散文》中的《F4欠揍還是你欠揍》、《為什么我們不能庸俗》、《從美女作家到麥當娜》、《穿木履走過SOHO》等文章無不跟當下熱點亦步亦趨。新媒體散文的這種追新逐流與其載體網絡、都市報的日新月異有關 ，大眾傳媒時代是一個信息爆炸、層出不窮的時代，信息的大量繁衍復制不但使得信息本身貶值，而且也使讀者在信息的狂轟濫炸中麻木不仁，如何尋求新奇、引領時尚便成為媒體的主導傾向。另一方面，也與當代都市人日益繁雜匆忙的生存狀態有關，隨著競爭的加劇，鮮有人能靜下心來以舒緩的姿態來鑒賞美文，如何能在最短時間內獲取足夠的資訊滿足閱讀快感成為都市人特別是都市白領日常的精神需求，時尚、休閑的短文乘勢成了忙里偷閑的小點綴，簡短、通俗的語言、縈繞當下熱點情緒、焦點新聞的新散文越來越明確地適應了都市人匆促的生活節奏和浮泛的閱讀習慣。這種寫作策略就如青年批評家張檸所言：“新媒體散文的作者，是混亂的現代生活的參與者，而不是審判者。新媒體散文的表達直截了當，沒有微言大義的修辭學把戲，直接說事兒，什么階級說什么話，什么藤兒結什么瓜。他們公開以職業寫手的面目出現，不提供教育材料和閱讀范本，而是提供即時的消費品，刺激讀者的消費欲望。” 這種追新逐流的參與贏得了經濟效益，卻失去了文學本應有的超邁精神與批判意義。 在上述消費性的俗化寫作中，一些學者還敏銳地指出新媒體散文還漫著脫離現實生活的小資情調，有人因此稱其為小資散文，的確，在諸多時尚雜志和晚報副刊里我們不乏遭遇這些洋溢著懶洋洋氣息的文字，中新社甚至指出：“中產階層文學正在中國大陸崛起。對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和作者而言，他們正生活于相對富足而平庸的時代中……少了些激情、多了無聊。”它們就如一道外表鮮亮卻內容貧乏的廣告，用有點奢華、有點酷、有點別致的生活修飾著都市人日益焦灼的內心，它們著力消解了傳統散文厚重的載道之義，更沒有流芳千古、教諭后人的理念，它們只是那么仿佛不經意地走入文學，面孔優越、姿態優雅，以文學作為一種滋養貧乏生活的養分，描繪精致的吃食、品嘗醇厚的美酒、緬懷前朝舊事、展示異域風情，因此，在黃愛東西、任田的筆下，我們只看到風情萬種、伶俐八面的都市女子，看不到為生存奔波的底層喘息；在沈宏非的吃食主義、潔塵的咖啡聚會、悠閑旅游中，我們迷醉于這種仿佛屬于自己的情調生活中，麻木了尖銳的生存痛楚，這些操筆的作者儼然將這種小資寫作作為自身格調的標簽，寫作仿佛只是為了充分展示悠閑的生活與不同凡俗的品味，它們沒有傳統雜文的張揚凌厲，也不會去沉重地追問生活的本真，總之，它們溫存而理性，在彬彬有禮的自我展示中，優雅地為自己贏得良好的社會聲譽，對他們而言，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生活的復制，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城市中小資一族，永遠扮演著時尚實踐者和引導者的角色，在豐厚的收入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下，他們不妨以這種精致的方式，修復生活暗淡和不堪的一面，不僅固化了自身的優越甚至成為都市人崇拜的偶像，而且與體制形成了雙贏的共謀，因為，他們的文字能有效軟化讀者尖銳的生活觸覺，釋放平民百姓的生活壓抑與體制憤懣，讓這些天天為生存煩惱、處于掙扎中的都市男女們沉浸在文字營造的幻境中，體味到彼岸生活的樂趣，從而以柔軟的力量起到了安撫人心、穩定社會的功能。隨著技術資本主義的高度擴張與網絡文化的急速流行，孳生其間的新媒體散文由于文字狂歡的急劇繁衍還使得散文的文本詩性嚴重流失。以作詩的態度和精神寫出詩意盎然的散文，本來是我國散文的一個古老的傳統，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蘇東坡的《前赤壁賦》、明清時期的性靈小品等散文中呈現的意境和美學品格都遠勝于流于一般的平庸詩作。在古希臘，“詩”和“史”作為兩大門類截然分開，而散文便歸屬在“詩”的門下。可見散文與詩具有一種天然的因緣關系。詩性應該如波德萊爾所說的是“性靈的抒情的回蕩，沉思的迂回的輪廓”。散文的詩性既需要至純至美的性靈和悟性，還需要具備融入詩的藝術的感知方式，比如意境的營構、音樂的旋律，以至想象、象征等，當然，散文的詩性在本質上而言，更是一種內在整體性的美，是一種精神氣質，一種心靈對形而上追求的藝術表達，是作者對自然、人生、社會的總體性的感受，可惜的是，在大眾文化崛起中孳生的新媒體散文，由于其相對“自由”的生存空間，對諸多民間的網絡作者而言，他們的真實身份都得到隱藏，既可以乘興為之，又可悄然隱去，這種匿名寫作，也使網絡文學成了一個眾聲喧嘩的無序世界， 作者的筆調也往往在自由輕松的行走中濡染上不恭的游戲，呈現出巴赫金所言的狂歡化的奔放形態，在天涯社區的散文天下、紅袖添香的散文欄目中，不少文章都是在哀嘆“貧窮可恥，富貴真威”，在戲謔“人生是個屁”、“命運就是一連串的偶然性和BT（變態）” ，在顛覆愛情“狗娘養的愛情”、“愛情剩下的就是一堆雞零狗碎”、“愛情應該自私”等，新媒體寫手王小山在《一個恰到好處的屁》中說：“如果可能的話，我真愿意放一個恰到好處的屁，幫中國隊進球，來實現領導的世界杯目標。”他的《2002高考作文之我別無選擇》開頭便是：“我是詩人楊過，寫過流傳千古的名句：面朝雪山，冬暖夏涼，從明天開始做一個幸福的人。”以金庸小說的主人公和詩人海子的名句加以拆解和調侃，在《一江春水向東皺》里更是直白地向浮躁時代的欲望加以褒獎。但此類狂歡只承繼了巴赫金的狂歡理論中對神圣的褻瀆、對自身的放縱和粗鄙化的傾向，他們憑借網絡空間以及相對自由的寫作渠道從以往的文化精英手中奪回了發言的公共空間，卻沒有從精英作家那里傳承意義的追求與價值的肯定，他們常常通過顛覆經典、戲仿傳統對經典的文學進行肆意顛覆，卻省略了詩性體驗和審美品味，不少文字在公開隱私，顛覆經典、消解崇高中缺乏敬畏，人云亦云，追求刺激，削平深度，卻隱去了巴赫金理論核心中民主化、反抗性的一面，譬如遲宇宙在《從來不解醉紅裙》、《裙子底下的劇場》中就從現代IT的黃色笑話到唐宋的民間淫誨大談女人的內裙內褲，戴蘊的《美麗愛情所必需的》也是筆鋒恣肆，將傳統純真的愛情解構成范圍、成本、風險組合的物質碎片。大量諸如此類的新媒體散文都沉浸在缺乏詩性和崇高的狂歡中，狂歡過后，一切并沒有獲得巴赫金所期盼的新生，反而只剩下一片精神上的狼藉，這些蔓延的文章被作家莫言比喻為“亂寫大字報”，它們失去了往常散文所必需的詩性體驗與生存叩問的思索，呈現給世界的更多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縱然，新媒體散文還存在諸多缺陷，甚至被張檸比喻為“細節瘋狂蔓延的毒蘑菇”，但是，新媒體散文作為一種新的散文形式，它對于當代散文的意義，或許就在于確立了一種屬于新世紀媒體時代的寫作姿態，刷新了散文的傳統面目，拓展我們對散文未來的思考空間。 注釋： （1） 舒晉瑜：《盤點2000年·中華讀書報》，2001年1月31日。 （2） 饒芃子、費勇：《論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文學評論》，1996第1期。 （3） 魏無天：《新媒體時代的另類散文》，《中國出版》，2001年第9期。 (4）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換》 ，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5） 余榮虎：《從余秋雨現象到新媒體散文·2002最佳新媒體散文，附錄》，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