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國電視劇藝術需要積極扶植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與其他題材電視劇一樣，從1966年至1977年，農村題材電視劇的發展進入長達10年之久的停滯時期。

一、政策背景

（一）農業政策

受左傾錯誤影響，“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實際上實施了抑制農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國民經濟中工業的偏斜運行，“從經濟分析結論看，農業在‘文革’時期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二次大波折”[2]。

更為嚴重的是，農業科教事業遭受重創，農業院校被迫搬遷到農村，科研機構被撤消和下放，資料流失，人才斷檔，這使得本來就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的中國農業科教事業發展更為滯后。由于毀林、毀草造成嚴重水土流失，加上圍湖造田等，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這些造成了對當時及以后農業發展的無法估量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農田基本建設、化肥工業、農機化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農業生產力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從另一方面看，這一時期農民生產積極性長期受挫，農業生產力水平沒能發揮出來。

（二）文藝政策

文藝界極左路線的端倪早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爭時已經顯現出來。在左的思潮影響下，一場又一場文藝運動演變為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成為主導文藝的主旋律。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批示認為：“各種文藝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中對文藝工作做出了第二個批示，認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墮落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1966年1月21日，江青根據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請了劉志堅、謝鏜忠、李曼村、陳亞丁等四人，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錦江小禮堂看了十多部電影和三臺戲，座談了近20次。會后，經由毛澤東同志指定陳伯達、張春橋共同修改，最后形成了一個以文藝界“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舞臺”，“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為基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發《紀要》。《紀要》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系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反映了毛澤東同志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的通過和貫徹標志著“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

在毛澤東同志看來，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有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把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通知》要求“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極左文藝政策的第一個特征，便是否定建國十七年文藝的成就，認為“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把十七年文藝定性為“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潮流的影響或控制下”產生的文藝；認為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不多；認為十七年文藝有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其次，這種極左文藝政策還曲解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論斷，在創作方法上，采取所謂“三突出”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并將其作為一切藝術創作的佳臬。第三，否定古今中外優秀的文化傳統，認為“從《國際歌》到革命樣板戲，這中間一百多年是一個空白”。

1966年5月24日，中央廣播事業局召開全局職工大會，做關于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5月27日，貼出全局第一張大字報，中央廣播事業局“文化大革命”逐漸展開。

1966年12月31日，中央廣播事業局向中宣部遞交《關于停止電視播出的請求報告》。停播理由有三：電視觀眾絕大部分投入“文革”，能看的人很少；專業文藝團體早已停止演出，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8月1日）以前的影片又一律停止發行，缺乏節目來源；北京電視臺職工要求集中精力搞“文革”。1967年1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北京電視臺暫停播出。1967年1月6日，北京電視臺正式停播。

北京電視臺的舉動，引起各地方電視臺紛紛仿效。1967年1月1日，成都電視臺率先停播；1月5日，西安電視臺停止自辦節目；1月13日，沈陽電視臺停播；1月15日，長春電視臺停播。全國一度只有上海電視臺和廣州電視臺堅持播出。[3]1967年2月4日，北京電視臺停播近一個月后恢復播出。從1968年開始，天津電視臺、哈爾濱電視臺、西安電視臺、南京電視臺、沈陽電視臺、合肥電視臺等地方電視臺也陸續恢復播出，到1971年全國共有電視臺32座，其中，中央臺一座，省級臺27座，省轄市級臺4座，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各級電視臺雖然恢復了播出，但文藝節目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幾首歌曲；二是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以及交響音樂《沙家浜》等八個“樣板戲”；三是工農兵業余“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的節目；四是電影《南征北戰》、《地雷戰》、《地道戰》等“三戰”。包括電視劇在內的其他欣賞性、知識性、娛樂性節目的制作和播出基本上被叫停，這使得電視劇創作一片蕭條，“形成我國第一代電視劇創作隊伍，在長達10年的漫長歲月中，處于無事可做、視野封閉、技藝荒疏、人才失散的狀態”[4]。

二、題材內容

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范圍內只錄制了5部電視劇，除1967年錄制的以反修防修為主題的《考場上的斗爭》以外，其他4部均可視為農村題材，按主題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農業學大寨

代表作品為北京電視臺1973年錄制的《架橋》。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原本是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農業合作化后，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他們的先進事跡。并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國農村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我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一直流傳到20世紀70年代末，其中也被極“左”思潮利用過。

（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代表作品為北京電視臺1973年錄制的農村兒童生活題材的《杏花塘邊》。該劇根據山西省運城縣文藝創作組的同名小說改編，講述了小柱子等農村少年兒童與隱瞞了身份、犯有嚴重罪行的老地主刁懷西的破壞搗亂行為做堅決斗爭的故事。

（三）上山下鄉扎根農村

代表作品為上海電視臺1975年錄制的《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和《神圣的職責》。

當時，“文化大革命”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復，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希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有所改善成為廣大干部群眾普遍的迫切要求。1974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這時，毛澤東同志提議由已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并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同志，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同志隨后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四屆人大閉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同志，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毛澤東同志支持鄧小平同志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為了進一步闡明發動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澤東同志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幾次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希望鄧小平同志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鄧小平同志采取的一系列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勢必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為毛澤東同志所不能容忍。《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神圣的職責》利用藝術的形式肯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宣傳極左思潮，其用心不言自明。顯然，這兩部電視劇再次充當了政治詮釋的“從屬論”、“工具論”角色。

三、形態特征

與1958年至1965年的起步時期相比，停滯時期的農村題材電視劇創作雖然數量屈指可數、質量乏善可陳，但電子技術的進步客觀上促進了包括農村題材在內的中國電視劇節目形態發生顯著變化，為后來包括農村題材在內的中國電視劇的迅速發展奠定了技術手段和節目形態方面的基礎。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由現場直播向錄制播出過渡

在這一時期，國外的電視技術突飛猛進，便攜式攝錄設備的使用和推廣，使電視劇的制作技術產生了巨大飛躍，并由直播轉入室內錄制。

上述幾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電視劇都嘗試離開演播室環境，采取錄制的方式制作。早在1966年，北京電視臺就開始使用電視錄像設備，這為電視劇藝術創作提供了更能發揮特長的技術手段。北京電視臺1967年錄制的《考場上的斗爭》成為中國第一部錄制播出的電視劇，同時也是唯一一部用黑白錄像設備錄制播出的電視劇。

（二）由黑白電視向彩色電視過渡

1972年，中美關系的松動為中國彩色電視機的運用、試制提供了契機。1973年4月14日，北京電視臺彩色電視試播，5月1日正式播出。1973年8月1日，上海電視臺開始試驗彩色電視節目。10月1日，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試傳彩色電視節目。1975年初，北京電視臺向外地傳送的節目已由彩色、黑白交替播出改為全部彩色。

北京電視臺1973年錄制的《架橋》和《杏花塘邊》、上海電視臺1975年錄制的《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和《神圣的職責》都是彩色的。

（三）由戲劇美學向電影美學過渡

在這一時期，中國電視劇制作開始運用便攜式攝像機，場景由室內走向了室外，創作原則由主要遵循戲劇美學轉向了主要遵循電影美學。這種屏幕上的“小電影”相對于電視直播劇時期的“小劇場”，已然是中國電視劇發展史上的一個質的飛躍和歷史的進步。

四、歷史局限

（一）數量屈指可數

從1967年至1977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影響，全國錄制的電視劇屈指可數，有史料可查的只有5部左右，即北京電視臺于1967年錄制的《考場上的反修斗爭》、1973年錄制的《架橋》和《杏花塘邊》、上海電視臺1975年錄制的《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和《神圣的職責》。盡管《架橋》、《杏花塘邊》、《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神圣的職責》都屬于農村題材電視劇，并占了總量的五分之四，但加起來也不過4部，平均每兩年還不到一部。

（二）質量乏善可陳

彩色電視試播的1973年，北京電視臺根據一篇以農業學大寨為主題的同名小說改編錄制了中國第一部彩色電視劇《架橋》，但因內容貧乏、表演虛假以及技術不過關而未播出。[5]《杏花塘邊》、《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神圣的職責》在藝術性和觀賞性上也是差強人意。

商業部廣播事業局1976年對全國電視機的數字進行統計，截止1975年年底，全國有電視機46.3萬臺，其中國產彩色電視機4000臺，進口彩色電視機1900臺。68%的電視機分布在城市，32%分布在農村。按照當時的8億人口計算，每1600人才擁有一臺電視機，顯然，電視尚未普及。[6]

注釋：

[1] 本文為作者承擔的2010年度中國廣播電視協會學術理論研究項目《東北農村題材電視劇研究》（項目編號：2010ZGXH1003）和2011年度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東北農村題材電視劇研究》（項目編號：2011B318）的階段性成果。

[2] 鄭有貴：《“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業生產波動及其動因探析》，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3期。

[3] 還有一個說法是上海電視臺和太原電視臺。參見壯春雨：《中國電視概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

[4] 鐘藝兵、黃望南主編：《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頁。

[5] 參見郭鎮之：《中外廣播電視史》（第2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頁。

[6] 參見郭鎮之：《中外廣播電視史》（第2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