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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見刊

融合與發展——2010年中國電視分析綜述

趙艷明 劉一川 李文

2010年隨著“三網融合”進程的啟動,中國電視產業被推向了風口浪尖,面臨著重大的機遇和挑戰。與此同時,各種電視節目熱鬧喧囂,給電視界帶來了諸多思考的空間。本文通過梳理2010年發表的核心期刊論文、重要會議綜述等文獻,試圖整合中國電視業界及學界對電視實踐的各種論述,以期描繪出2010年度中國電視研究總體狀況的脈絡圖景。主要內容圍繞電視理論研究、電視節目研究、電視產業和策略研究等重要方面。

電視理論研究

電視理論不僅是學科建設的需要,也是電視事業發展和決策的理論依據。2010年度電視理論研究繼續穩步推進,充分運用了多學科交叉研究,在學理、美學、儀式觀等方面都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在構建更為開放成熟的電視理論體系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學理重構。隨著我國電視事業的飛速發展,電視藝術基礎理論明顯滯后,未能很好地實現同電視創作實踐相協調,于是歐陽宏生、閆偉主張從研究對象、研究框架、理論參照、研究實踐等幾方面對電視藝術基礎理論進行發展和創新①,對后人的研究及學科體系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意義。

黃勇試圖為廣播電視建立一個科學的概念體系②。他認為電視除了具有政治、經濟、社會的屬性外,還具有科技和文化的屬性,而其中科技是第一屬性,科技決定廣播電視的本體形態和自然屬性,決定廣播電視的生存和發展③;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屬性是廣播電視屬性的社會化,體現了它的社會性,決定廣播電視的意識形態性質和傳播目的,決定廣播電視的傳播內容和價值取向。他的再思考和新認識無疑是有著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

美學探討。電視的美學探討主要涉及視覺文化、媒體奇觀、后現代性等主要概念。

張晶從審美文化的角度對電視藝術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品性進行了思考。他認為,電視藝術以其與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系、視聽一體的圖像,使審美的內涵在當代發生了深刻的變異。它的情感興發的力度更強也更直接,它的現實介入的深度更廣也更強烈。因此,電視藝術應該以其藝術的完整性去突出文化的和人性的意義持存,通過圖像引發驚奇,通過娛樂啟發意義④。

洪艷、劉友林認為,作為影響力最大的影像媒體,電視利用視覺技術向消費者提供信息、意義和快感,使得“形象”代替實物成為消費的中心,成為“奇觀化社會”的主體力量。然而,世界的“奇觀化”將人類生活徹底變成了“美學場”,卻沒有帶來“美”的君臨⑤。

張興成從后現代性的角度探討電視媒介與當代審美文化變革。他認為,電視、網絡等電子媒介打破了藝術世界與生活世界的界限,以及此二者的鴻溝所維護著的精英與大眾、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權利和價值秩序。因此正是由于電視的高度發展,人類的日常生活不斷被審美化,或者說,藝術世界及方式正在不斷“日常生活化”⑥。

儀式觀。詹姆斯·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中區分了傳播的傳遞觀和儀式觀。與關注信息的傳送與接受的傳遞觀不同,作為儀式的傳播觀念更多關注時間概念上的社會的延續和發展,以及社會共享信念的表達。電視作為一種儀式,具有建構社會認同空間的功能,這種傳播的儀式觀在電視研究中屢見不鮮。

張兵娟認為《新聞聯播》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媒介儀式,并以“國家儀式”的視角,論述了《新聞聯播》的政治秩序功能、社會整合功能及身份認同建構功能⑦。各個學者通過具體分析我國語境下作為媒介儀式的電視節目個案,深化了電視理論研究。

電視節目形態研究

電視新聞。2010年中國電視新聞發展總體上較為平緩。然而各級電視臺在現場直播、民生新聞改革等方面也不乏突破和創新,并成為相關研究的熱點。雖然這兩個方面無法囊括所有研究問題,但是值得我們關注。

重大事件現場直播。現場直播是最能體現、發揮電視傳播特點和優勢的新聞報道形式。自央視新聞頻道改版以來,各類直播已逐漸成為常規報道方式;特別是在重大事件面前,現場直播更是成為電視新聞的殺手锏。繼國慶60周年慶典之后,在2010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電視直播的介入為觀眾隨時了解事件進展、增強電視的社會影響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電視直播也成為2010年度電視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之一。

王啟祥對我國重大事件電視直播作了較系統的回顧⑧。他把中國電視重大事件直播報道分為四個階段:初露崢嶸到長期缺位(1958年-1985年);缺位到復出(1985年-1993年):單一到多樣(1993年-2003年);預知到突發(2003年至今)。程蔚東也認為,中國電視新聞直播是一個不斷積累經驗、持續探索成熟的過程,而當下中國電視已然進入了“電視直播時代”,中國電視直播新聞正由過去偶然性、應急性的“非常態”逐步轉為機制性、規模化的“尋常態”,并開始引發電視新聞生產方式全面而深刻的急劇變革⑨。

在媒介融合的時代里,電視媒體如何利用直播技術發揮其優勢和影響力,成了學界和業界共同關注的話題。陸小華認為,電視直播應借助、發揮多種表達手段與傳播方式的優勢,成為媒介融合的平臺⑩。李戈從市場角度分析了電視直播的盈利模式。只有形成良性的盈利模式,電視臺才能實現現場直播的常態化。

民生新聞。2002年江蘇電視臺《南京零距離》開播至今已有8年,在此期間全國各地的電視民生新聞節目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民生新聞研究也一直是電視研究的熱點。然而,隨著中國社會和媒介環境的變化,在經歷了發展的高潮期后,各地的民生新聞節目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收視率下滑等問題。許多學者敏銳地察覺到了民生新聞正在遭遇的發展瓶頸,于是本年度對于民生新聞的關注主要集中于探討民生新聞如何突破和創新,繼而為民生新聞的發展獻計獻策。

在探討民生新聞收視率下滑的原因時,各界都進行了較多的討論。喻國明、趙晉在總結各方觀點之后,認為民生新聞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題材單調重復、同質化競爭嚴重;反映的生活片面、膚淺;媒介職能錯位;電視臺運營方式受到挑戰,增長乏力。

電視民生新聞如何提升品質、走出困境,各路學者紛紛獻計獻策。岳榮欣提出以下幾點:取材跳出地域局限、換角度報道時政新聞、深度報道凸顯新聞魅力、加強互動性、注重經營創品牌、建立一支業務能力強的隊伍。游景升認為民生新聞想要克服危機,就需要有鮮明的特色和獨家視角,這體現在節目定位、主持人、團隊、報道角度等多方面;同時要建設欄目品牌,還要重視同新媒體合作,互惠共贏。在丁玲華看來,民生新聞實踐已然背離了其原有的新聞理念,不可避免地要出現類型分化、概念淡化的趨勢,并將多元發展,呈現主流化、特色化和邊緣化多種走向。

紀錄片。對于紀錄片研究來說,2010年并不是特別有所突破的一年。不管是對于紀錄片真實性等理論問題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對紀實手法的爭議上;還是對電視紀錄片播出平臺和發展體制建設,也缺少具有創新意義的探索。然而2010年,作為一個十年的終結,是回顧和總結的一年;其中在大型電視紀錄片、民間影像等方面也不乏研究的亮點。

紀錄片回顧。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解讀社會現實、關注底層為旗幟的新紀錄運動蓬勃興起,對此后的中國紀錄片產生了重要影響。晨光對這一時期以來中國紀錄片美學形態及其特征的多元化發展狀況作了剖析,總結了其理論依托及其所呈現出的審美特質。

張同道、沈岳在梳理過去的紀錄片作品時,認為隨著娛樂化浪潮高漲,紀錄片的文化特色和美學功能明顯弱化,議程設置功能退化,對于中國紀錄片所呈現出來的“娛樂功能越來越強,現實關注越來越弱;參與文化慶典越來越多;思考公共問題越來越少”的特征深表憂慮。

在國外紀錄片研究方面,聶欣如對經典影片《意志的勝利》和《愚公移山》重新解讀,認為里芬斯塔爾和伊文思的作品是具有神話意味的或建構神話的紀錄片。當紀錄片制作者具有信仰情節時,他們的作品就會帶有神話的色彩,熱衷于表現儀式化的場面。聶欣如繼而認為,對此類紀錄片不能輕言孰優孰劣和簡單的褒貶。

大型電視紀錄片。相對于較固定的紀錄片欄目,大型紀錄片在表現形式、藝術內涵、社會影響力等方面都更勝一籌。2010年是電視紀錄片、尤其是大型紀錄片的創作十分多產并不斷走向成熟的一年。作為創作主體的電視臺及大型影視制作公司為電視觀眾奉獻了諸如《敦煌》、《澳門十年》、《公司的力量》、《西藏一年》、《中國通》等一批優秀的大型電視紀錄片,這也引發了學界對這些影片的熱烈討論。

“民間影像”欄目。DV技術的普及推動了民間影像創作越來越豐富,在這個媒介融合的時代里顯示了獨特的生命力。2009年10月,中央電視臺《人與社會》欄目開辦了周末版《DV·民眾影像》,雖然這不是國內第一個將電視平臺與DV民眾影像相結合的欄目,但卻因為中央電視臺的社會影響力、節目的精妙安排,不僅引發了社會的強烈反響,而且也引起學界的熱議。

劉潔認為《DV·民眾影像》的創新點在于,它將全國征集來的各種DV影像進行選擇后,通過補拍、重剪與主持人個性化解讀后獲得了嶄新樣態。萬衛和陳力指出,在主流電視媒體上為民眾影像搭建話語平臺,不僅對于民眾影像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繁榮具有重要意義,而且能夠給電視媒體自身的品牌創新帶來生機與活力,并認為民眾影像必將成為未來電視媒體的一個嶄新的亮點。

娛樂節目。電視相親節目。2010年電視上最火爆的娛樂節目非電視相親類莫屬。自2010年1月山東衛視《愛情來敲門》開播,短短幾個月以后,相親節目呈現井噴之勢,出現了湖南衛視《我們約會吧》、江蘇衛視《非誠勿擾》、浙江衛視《為愛向前沖》等近十檔相親類節目。其中,《非誠勿擾》曾連續幾周創下省級衛視綜藝類節目收視冠軍的紀錄。這樣一種節目形態或者電視現象,在學界及業界的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中成為年度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薛晉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電視相親熱進行了解讀。他認為婚戀情感掀起的浪花是時代問題與社會癥候相生相發的必然景觀,相親節目的走紅正是某種特定的社會癥候借助電視欄目的載體獲得了集中體現和總爆發。

2010年3月,《現代傳播》聯合各界人士舉辦《非誠勿擾》欄目研討會,許多與會者給予該節目高度評價。胡智鋒教授認為,《非誠勿擾》打破了此類節目世俗低俗的常規取向,體現了鮮明的主流價值。他最后總結說,該節目的收視率和影響力都是積極正面的,內容和樣式具有創新意義。

然而也有不少學者對以《非誠勿擾》為代表的電視相親節目持批判態度。項仲平、杜海瓊認為,此類節目存在的問題與其自身的先天不足有著天然的聯系:一方面是難免沾染“秀”的成分;另一方面則包含了主流價值觀念喪失、公共媒體責任缺失、真誠真情真愛流失等眾多隱患。在討論電視相親未來發展的問題時,他們認為,要倡導主流價值觀,提升電視相親節目的內涵和品質,重建和完善“服務化”的體系。

對泛娛樂化的再批判與再認識。學界對于過度娛樂化給中國電視帶來的各種弊端的論爭,伴隨著電視娛樂的發展從未停過。歐陽宏生、閆偉認為,泛娛樂化的電視傳媒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眾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降低了他們對公共事務保持熱切關注的態度,不利于成熟的市民群體的形成;另外,泛娛樂化的發展加劇了新聞等節目娛樂化的趨勢,過多擠占了對公共事務報道和評論的時間,阻礙了傳媒公共領域的建設,延緩乃至降低了社會文明的發展。

從電視娛樂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受眾的個性得以張揚,草根越來越具有話語權,民眾認同度日漸提高,然而蕭盈盈指出,隱藏在這種自我個性背后的卻是“文化工業”千篇一律的偽時尚與擬個性,大眾意識正在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人文精神訴求的缺失。

電視產業和策略研究

媒介融合。2010年伊始,國務院提出我國將在5年內實現廣電網、電信網和互聯網“三網融合”,隨即7月1日正式公布了第一批“三網融合”試點城市。三網融合工作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因此2010年被稱為中國三網融合的元年,標志著中國媒介融合時代的來臨。于是在2010年度,探討電視媒體如何在媒介融合的大環境中找準定位、謀求突破并實現發展,成為電視研究的重中之重。

金雪濤等學者通過論述美國有線電視網絡在“三網融合”背景下的發展,來觀照中國的電視業務。他們認為,有線電視應從戰略的高度開發光纖入戶,并提供“多重播放”的捆綁服務是其在未來競爭中取得突破的關鍵。楊鳳嬌認為,三網融合給我國的電視業帶來了發展的新機遇,不僅拓寬了電視傳播渠道,促進了電視業務的升級和創新,擴張了電視受眾,并為形成電視業新格局開辟了道路。弓慧敏通過分析電視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的現狀以及未來發展空間,認為電視必須要與網絡媒體多元互動,方能取得長足發展。

除了上述較為宏觀的研究外,更多學者針對電視媒體在媒介融合時代的發展展開了相對微觀的研究,包括組織機構變革、傳媒技術革新、節目內容生產等方面,不再贅述。

評估體系。電視節目評估一直是當今電視從業者及學者關注和探討的課題。現有的電視節目評估一般以收視率為主要標準,然而這并不盡如人意。特別是在媒介融合的時代里,社會環境的變化、消費方式的轉變以及新媒體技術對媒介格局的沖擊,使得原有的靜態的電視評估體系迫切需要得以改革和創新。

金兼斌、李先知認為,新媒體極大地拓寬了電視節目的傳播領域,電視節目得到二次甚至多次傳播,這使得傳統的評估體系已無法全面地適用于評估實施的各個層面。由此他們提供了一種在原有體系上充實和修正過的科學評估電視節目的模型框架。

當然,對于不同類型的電視節目的評估指標也應該有所不同,很多學者也針對各種具體的電視節目的評估進行了探討,包括電視劇、財經節目等。此外,國家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的李嵐等人對廣播電視品牌評估的理論框架和體系建構也進行了探討,對于廣電媒體制定和調整其品牌戰略,在市場競爭中提高競爭優勢、形成核心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

輿論監督和引導。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面臨著危機頻發的嚴峻形勢。而大眾傳媒在處理許多重大公共事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輿論監督和引導功能,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事件的進程。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研究大眾傳媒、特別是受眾廣、影響力大的電視媒體在危機事件中的輿論監督和引導功能,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

朱春陽、楊緒偉在探討電視媒體如何提高輿論引導的能力時指出,電視媒體要直面當下社會存在的問題,尤其是熱點問題,才能更有效地設置公眾議程,實現其輿論引導的功能。在尺度把握方面,電視媒體既要滿足公眾的關注需求,又不應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視自己的責任。

國際傳播和對外傳播。電視的國際傳播能力被看做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2010年是國家媒體在全球傳播格局中不斷擴大影響力的戰略之年。2010年度,由新華社主辦的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簡稱中國電視網或CNC)及其英語頻道相繼上星開播;央視九套于4月26日正式改版為英語新聞頻道,更突出了“國際化”的特色,貼近海外觀眾收視習慣,成為央視加強國際傳播能力的重要平臺。

程曼麗教授指出,對外傳播戰略應當包含語言戰略、內容戰略和受眾戰略。就中國電視對外傳播品牌戰略的實施,她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改變傳統觀念,樹立國際傳播或全球傳播意識。第二,細分受眾市場,提供精準的內容與服務。第三,以深度參與引導國際輿論,擴大影響力。

結語

電視發展同社會語境密切相關,電視研究熱點也同媒體熱門現象高度一致。2010年中國電視受到新媒體及三網融合政策的巨大影響,這使得學界及業界人士都在廣泛思考和探索電視業在媒介融合時代里,其節目、品牌、傳播平臺、社會功能各方面的定位和發展策略,以此構成了本年度的核心話題。然而這些問題并未形成成熟的結論,并隨著社會形勢的發展,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與以往常被批評為“輕理論重實務、現象多提升少”的媒體研究相比,本年度的電視研究在理論建構上更加深入,在策略思考上也更為實用,這也凸顯了電視人的危機意識。

注釋:

①歐陽宏生、閆偉:《論電視藝術的學理重構》,《現代傳播》,2010(2)。

②黃勇:《廣播電視屬性:建構一個科學的概念體系》,《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4)。

③黃勇:《科技是廣播電視的第一屬性》,《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5)。

④張晶:《電視藝術的審美文化尺度》,《現代傳播》,2010(3)。

⑤洪艷、劉友林:《電視奇觀的美學批評》,《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9)。

⑥張興成:《“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后現代性——電視媒介與當代審美文化變革》,《電視研究》,2010(11)。

⑦張兵娟:《國家的儀式——〈新聞聯播〉的傳播文化學解讀》,《現代傳播》,2010(8)。

⑧王啟祥:《我國重大事件電視直播報道回顧與反思》,《電視研究》,2010(5)。

⑨程蔚東:《直播時代:中國電視重裝上陣》,《新聞戰線》,2010(3)。

⑩陸小華:《媒介融合時代的多現場電視直播報道》,《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2)。

11李戈:《媒介融合背景下電視直播的商業盈利模式》,《電視研究》,2010(6)。

12喻國明、趙晉:《電視民生新聞發展瓶頸突破方式探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9)。

13岳榮欣:《對電視民生新聞的觀察與思考》,《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5)。

14游景升:《電視民生新聞的“七年之癢”》,《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3)。

15丁玲華:《電視民生新聞將成歷史概念》,《現代傳播》,2010(6)。

16晨光:《1989年—2009年電視紀錄片美學形態及特征》,《現代傳播》,2010(2)。

17張同道、沈岳:《建構媒介綠色長城——2009年中國紀錄片的文化格局與美學特征》,《中國電視》,2010(9)。

18聶欣如:《紀錄片和神話的建構——從里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到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新聞大學》,2010(4)。

19劉潔:《〈DV·民眾影像〉粗放而有機的欄目化創新》,《中國電視》,2010(8)。

20萬衛、陳力:《在主流電視媒體上搭建民眾影像的話語平臺——兼論〈人與社會〉欄目的創新發展》,《電視研究》,2010(9)。

21薛晉文:《電視相親節目的“時代之潮”與“時代之惑”——從〈非誠勿擾〉和〈我們約會吧〉說開去》,《中國電視》,2010(8)。

22張國華:《江蘇衛視〈非誠勿擾〉欄目研討會綜述》,《現代傳播》,2010(5)。

23項仲平、杜海瓊:《電視相親節目低俗化現象的反思與服務化的品質追求》,《電視研究》,2010(9)。

24歐陽宏生、閆偉:《快樂有度過猶不及——對當前“電視娛樂化”問題的再思考》,《當代電視》,2010(2)。

25蕭盈盈:《中國電視娛樂的產業動力與文化責任》,《現代傳播》,2010(9)。

26金雪濤、廖錦瑾、鄧磊:《“三網融合”背景下美國有線電視網絡業務發展與啟示》,《電視研究》,2010(12)。

27楊鳳嬌:《三網融合給電視業帶來發展新機遇》,《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7)。

28弓慧敏:《媒介融合視野中電視媒體的未來發展》,《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5)。

29蔡天佑:《媒介融合模式建構中電視媒體的角色定位》,《中國電視》,2010(7)。

30曾靜平:《從4C融合到4C營銷——中國廣播電視產業的融合與突圍之道》,《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4)。

31曾祥敏、孫羽:《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電視內容產品生產與集成》,《電視研究》,2010(4)。

32金兼斌、李先知:《媒介融合環境下電視節目評估體系》,《電視研究》,2010(7)。

33喻國明、李彪:《電視收視全效指標評估體系研究——以電視劇為例》,《電視研究》,2010(7)。

34吳定海、趙蓉:《簡論財經電視節目評估方法的突圍》,《電視研究》,2010(8)。

35李嵐、王雷、羅艷:《廣播電視品牌評估的理論框架和體系建構》,《電視研究》,2010(5)。

36朱春陽、楊緒偉:《電視媒體如何提高輿論引導能力——以輿論監督為分析視角》,《電視研究》,2010(7)。

37程曼麗:《中國電視對外傳播的品牌戰略》,《電視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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