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兩宋時期，佛教的普及和中國化對壁畫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佛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借助壁畫藝術滲透到人們的精神生活中，間接地反映出兩宋時期階級社會生活的面貌、特征和思想觀念，也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著兩宋時期的壁畫裝飾藝術的表現能力與制作的技術水平。中國壁畫因佛教文化而豐富多彩，對中國壁畫藝術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從而刺激了壁畫藝術走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關鍵詞]壁畫禪宗佛教美術 在中國歷史上，兩宋時期政權并立與更迭，民族的矛盾與融合，社會結構的發展與變化，都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局面。兩宋以來政局的變化，從總體而言并沒有影響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更未改變晚唐以來新經濟關系的形成和由之以來的文化變異，從而為中國美術的演變帶來了新的機遇。在經濟方面，宋初期，農業、手工業、商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推動了經濟的繁榮發展，這一切既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又給文化的演變提出了新的要求，導致了兩宋時期在學術思想、宗教發展、文藝和美學上的一系列變化。 佛教是公元前6世紀誕生于古代印度的一種以出世為基本特色的宗教。它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從此佛學就對中國古典藝術產生了極為深刻和廣泛的影響。壁畫是中國畫的組成部分，佛教傳入我國后，佛寺大批的興建，為佛寺壁畫的創作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唐、宋時期發展到了極盛。眾所周知的佛教壁畫藝術衍生出的“經變畫”，給中國的繪畫藝術帶來了新的創造意境，提供了新的創作源泉，推動了中國繪畫藝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佛教的繁榮和在思想觀念上的體現 佛教雖然在后周一度遭滅法之厄，但在南方十國和宋、遼、金、元一直受到崇奉，宋代諸帝幾乎一律扶持佛教。宋太祖時刻《開寶藏》，宋太宗則自覺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其他各帝亦復好佛，修寺塔，造佛像，鼓勵度人出家，利用佛教作為思想工具而大力提倡，以至北宋時期全國有佛寺四萬余所，南宋紹興二十七年，全國僧尼多至二十萬人。在宋代各派佛教中，以士大夫熱衷的禪宗較有發展。 裝飾，一種心靈的表達方式 形式和色彩燦爛而精美的結合，變成了一種活躍感情的方式，變成一種表達華麗而莊重或者其使用的場合可能需要某種激動人心的基調的印記的方式。當比較粗俗的魔力超越材料的限制，把所有原始美術約束在它的咒語之中，這時它的作用提升到往日未曾夢到的高度。 北宋初期壁畫中的五代因素大量存在，雖不及唐代，但亦有一定的時代特色。隨著一統政權的進一步鞏固，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繁榮，壁畫裝飾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世俗化與多樣化的趨向是兩宋時期佛教壁畫最具特色的兩個方面，它不僅根源于日趨消極的政治局面，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產技術、工具的進步，同時也與更傾向于現實的社會意識密切相關。雖然佛教經宋太祖、宋太宗的提倡，在全國范圍內再度興僧建寺，刻經譯經，修治窟像，但禮佛祀神已不為上層社會所倚重，取而代之的卻是宋代理學的逐步上升和中國式的佛教——禪宗的逐漸活躍。為適應本國各階層教徒的需要，禪宗的中心信仰對象已從高不可攀，威嚴神秘的佛教轉移到較有“現世得福”等現實意義的菩薩(觀音、地藏)、羅漢、祖師以及更生活化的布袋和尚身上，習禪悟道也與人的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社會意識更傾向于現實的結果，使得佛教的教義與傳播方式也結合世俗的現實生活而有所改變，在寺院里所流行的“俗講”和民間說唱話本對佛經故事的借鑒即為此之反映。這種大眾化的佛學思潮和由此產生的世俗化的傳教布道方式，不僅拓寬了佛教藝術的領域，也是此一時期開窟造像風氣漸衰而佛教壁畫裝飾與建筑走向世俗化與多樣化的原因。 在題材上的體現

宋代的壁畫創作由于皇帝尊崇佛道，繼承唐與五代余，寺院石窟壁畫尚有一定聲勢，故而寺觀壁畫仍具有一定規模。其中又以皇室主持繪制的壁畫尤為宏偉壯觀，尤其以大相國寺壁畫為其代表，此項工程有當時一流畫家高益、高文進等人參加。這些壁畫中世俗化傾向有所增加，與前代佛畫相比，佛陀形象趨小，而供養人變大，人間場景部分更為突出。 開封大相國寺為古代佛教名剎，始建于北齊天保六年，在宋初陸續加以擴建，寺內壁畫皆出自名家之手：如高益在大殿走廊左壁繪《阿育王變相》、《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高文進在大殿畫《降魔變相》、《擎塔天王》，在后門東西兩壁繪《五臺峨嵋文殊普賢變相》等。此外王道真、李用及、李象坤、王端、石恪、孫夢卿等人也參與了相國寺壁畫創作，其繪制的作品亦為時人所珍視。太宗、英宗兩朝對相國寺壁畫屢有修補，如太宗時，因高益所繪壁畫剝落，即命高文進、王道真等整修；英宗治平二年相國寺壁畫部分被洪水淹毀，又命崔白、李元濟等修補重繪。而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所修成的玉清昭應宮則尤為宏麗，壁畫創作隊伍也更為龐大：集中了全國各地名手3000余人，從中選拔出百余位，又以武宗元、王拙為首。其中張防畫三清殿之奏樂天女，高達丈余卻不起畫稿奮筆立就；龐崇穆繪山水列壁，變換精妙，為時人稱道；武宗元、王拙分繪五百靈官及眾天女朝元，場面浩大、人物眾多，蔚為壯觀。 宋代的壁畫題材內容較流行關于戰爭、樂舞、斗法、降魔等情節的刻畫，更多地攙入現實生活的場景，以取悅世人。高益畫阿育王變相中戰爭場面，受到宋太宗的贊許，認為他深諳軍事。高益在壁畫中畫樂隊吹奏。其中彈琵琶者以撥掩下弦，與管樂器所奏四字音調不合，因而引起爭論，后來有人申明撥掩下弦正好說明從上弦彈過(四字弦在上弦)，反映了高益運思周密、技藝精湛，這一些也反映出宋代宗教壁畫中的世俗化傾向；同時皇權和神權合一的思想在宋代壁畫創作中屢有體現，畫中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底色線條流暢，色彩絢麗，如武宗元在洛陽上清宮畫三十二尺帝像時，即將陽明和天帝繪成太宗趙光義的肖像，使真宗驚異而禮拜。 另外山西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東西北壁均保存北宋壁畫。西壁中間為西方凈土世界日月燈光如來及華色比丘尼、忍辱太子、轉輪王舍身佛像，南側為東方界喜王如來和須闡提太子本生。內容雖宣揚忍讓、孝行及因果報應，但畫中人物形象及生活景象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社會風貌，出現了航海、捕魚、織布、耕作等場景，而且行筆道勁流暢，構圖嚴謹。 盡管這些材料不全或者遠非原來的歷史實物，但由這類因素構成的內容和形式仍直接、間接地反映出過去的兩宋時期階級社會生活的面貌、特征和思想觀念，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著兩宋時期的壁畫裝飾藝術的表現能力與制作的技術水平。 總之，佛教的傳入普及和中國化對壁畫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佛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借助壁畫藝術滲透到人們的精神生活中。中國壁畫因佛教文化而豐富多彩，對中國壁畫藝術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從而刺激了壁畫藝術走向一個又一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