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前，蘇青曾與張愛玲齊名，現在，海內外張愛玲熱在逐漸升溫，而蘇青依然默默無聞，一生孤獨蹇運偏又才華過人的蘇青，生前熱鬧忙亂，身后凄涼無奈，為文恰值亂世，揚名不得其時。今天，由于其人其作的獨特品格與當前文化發展內在趨勢的一致性，終于有了被后人認識的機會。蘇青以她那明快、平實、凡俗的創作個性和風格被我們接納。 有論者認為：“如果我們要對淪陷區文學這一實體有一個較為全面的深入的認識和把握，是不應該忘記她的。”［①］我認為此說很有見地，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應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給蘇青留下一席之位。 一、淪陷區的自由人，賣文為生的女報人 蘇青祖籍寧波，家境小康，她的家族在新興城市寧波主營田產兼做商業買賣。祖父是清朝舉人但有“維新”和平民思想，父親謀職于洋行。少年蘇青生活在一個開通且受西洋文明薰陶的家庭，自小便聰穎過人尤擅言語。幼時寄居在鄉下外祖母家中，頗愛山里人的樸野直爽，寧波人素有的熱情耿直和鄉下人的樸實堅韌早已收養在心底。父親事業失敗使小康之家迅速墜入困頓。但蘇青仍憑出眾的天分讀完中學并得以進入南京中央大學學習。求學期間，經濟困窘使她幾次輟學轉學，生活的冷酷和艱辛過早地使這個有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姐失去了風雅和恬靜，而更多的是面對生活的實際與冷靜。這種經歷為她以后走向社會，獨立撐持家庭打下了基礎。“經濟”對生活的制掣給她留下了深刻影響，并決定了她以后的人生選擇和倫理價值標準。 在時斷時續的求學生活中，少年蘇青曾主演《娜拉》，參演《復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東南飛》等劇。在“一·二八”戰火中，自編愛國雙簧宣傳抗日，以后又閱讀了“二十八部長篇英文名著”［②］，看了“新文藝居多數”［③］的書籍。這表明了“五四”啟蒙文學連同外國進步文藝倡導的“個性解放”、“平等”、“自由”新風已或多或少吹進這個寂寞倔強的少女心中。 ３０年代，中國社會根本性質未變，但風氣已大為開化，經過“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和建設，女性與“平等”、“自由”、“解放”之關系已成社會無意識的一部分。然而，生活在大上海的蘇青卻突遭婚姻變故，在《關于我》中，作者不無感傷凄楚地說：“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連最低的生活費都拿不到，那時候大的孩子是七歲，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連娘姨之內都要我養活，要在社會上找一個立錐之地，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的回心轉意既遲遲不可期，而孩子們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視，我只好投筆寫稿了。”［④］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蘇青柔弱的雙肩始終擔負著家庭家族的重擔。對這種孤獨無援的境況，作為蘇青知己的張愛玲充滿無限感嘆：“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劈開生死路’那樣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對于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于我，蘇青就象征了物質生活。”［⑤］在生存成為蘇青生命的第一要素時，少年的經歷和倔強堅韌的性格使她在上海這個物欲世界保持了鮮明獨特的人生觀。對此，蘇青說：“我也可以用不正當的手段換得較好的物質享受，然而我沒有做過，因為我有自尊及尊重別人的心……”［⑥］。自尊自立、自愛自強是她個人主義思想和自由人格的核心。她還說：“我千方百計地不妨害別人，也千方百計地不受到別人危害。”［⑦］這表明，蘇青的個人主義思想中有求得自身發展無礙他人的自保意識，有圓滑世故、清高自重的自衛本能，但它是無礙別人而愛己的，利我而兼利他人的。 置身在上海這個“對實際效益精明估算”［⑧］的城市，面對柴米油鹽這瑣碎實際的生計，蘇青自謂創作的動機是：“我很羨慕一般的能夠為民族、國家、革命、文化或藝術而寫作的人，近年來，我是常常為生活而寫作的。”［⑨］作家“賣文為生”的無奈情境加上上海淪陷法西斯同封建主義相結合的時局，蘇青坦言相告其創作的審美價值選擇：“……我沒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⑩］這種謹慎實用的寫作宗旨加上生活經驗的單一不豐富，使蘇青在總結個人創作經歷時只能說：“我的文章材料便僅限于家庭學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職業圈子，也不外乎報館雜志社，電影戲劇界之類……”［①①］。這必然使她的創作以開掘個人生活和體驗兼及周圍市民生活為特點。尤其她少年喪父，中年別夫的遭遇，使她充滿著對女性生存境況的執著關懷，從而將個人心緒社會化、外化，將現世尋常人家的人生作為創作的中心題材，在中性話題，邊緣問題，“莫談國事”的題材中發抒個人的見解與智慧。在創作過程中，亟切單純的經濟考慮使其創作心態不同于許多作家要么優裕從容，要么癡迷執著的臨界狀態，蘇青的審美是紀實性的和世俗化的；她既漠視個人同市民階層趣味見解的差異，以俗世人的視角來觀察理解生活，又在個人稟性與世俗社會文化大異其趣的同時，以反諷、調侃的態度表現對所屬階層、世俗社會的批判。 作家的生活和創作是互動的過程，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懷總在作品中以各種方式表現，創作可以鞏固也可以改變作家的稟性氣質。蘇青獨立而從眾、超然而合俗的個性，創作的應景入世與適應節制，使她既不追風趕浪依附趨從政治上的某黨某團，也不附就追隨藝術創作的某家某派。因此，雖在淪陷區賣文為生，她卻沒有依附日偽當局做媚外作家、御用文人。她堅持恪守著自立自尊、自愛自強、實用生存的思想原則，以中間的自由文人自居，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尖銳的上海灘，以自己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在舉步維艱，如履薄冰的時局中，終于贏得了夾縫中的生存地位，保持著與反動的法西斯文化陣營、資產階級右翼文人、左翼作家、抗戰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的間距。以自己文章的趣味、以人生的智慧和見解及政治傾向上的模糊態度，求得了生存與發展。成為上海淪陷區《天地》雜志的創辦人，各家報刊爭相轉載其作的“紅作家”，并以其獨異的散文創作贏得了散文界名宿知堂先生的嘉許扶助。 蘇青創作非感于時代之召，非迫于文學精靈的叩擾，其創作的個人性、實用性、自由性，使她在即使是選擇“中性話題”作為創作的熱點時，哪怕是處在上海淪陷區文學以模糊性見長［①②］的時期，也有別于任何一位作家。“偉大的單純”［①③］是她的特色。“蘇青是喜歡充滿生活情趣的熱鬧人生的，世俗而無所顧忌，她的散文和她的生活態度一樣，平實而熱鬧，她的文字流利、明爽，坦白并含有幾分男性的豪放和奇想。心想筆到、信筆由韁、大膽率真絕無規避之處。她從女性的角度，寫男女之間的情感和情緒，寫家庭生活中女人的艱難和困惑，寫職業女性的快樂和失落，筆觸自如地觸及到細小瑣碎的角落。”［①④］這，概括了蘇青散文的取材特點和敘述方式，其內在的文化品格與周作人的平實風格有一脈相承之處，“不過周作人的是平實而清淡，她的卻是平實而熱鬧。”［①⑤］在具體為文中，又分明透露出女作家的風神氣韻。 二、關于女人種種…… 女人的話題是亙古常新的，古今中外眾多作家對此話題可謂妙語連珠，獨出己抒，但在“菲勒斯中心主義”的文化秩序中，男性作家總不可避免地以優越的態度表現對女性或觀賞或厭憎的情感，究其實質都是置女子以非對等地位。以女人視野體味和描寫女人，在古代社會早已有之。一部《中國婦女文學史》（謝無量編，中州古籍出版社）將女性對自我生命經驗的咀嚼、觀賞、發現及女性對時事、人生的見解照錄下來，分明已表現出女性文學的特點：脂粉氣與劍俠氣，女兒態與男兒骨有機糅合在一起，但這些女性文學都未脫“閨閣文學”之囿。蘇青散文則在前輩作家開辟的“新文學與人”之關系的大背景下，對女性生活的表現呈現出新的特點。 執著于女性生存境遇的抒寫，尤其執著于對現代社會走出家庭受新教育的女性境遇出路的考察，表現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的社會里，在歷史和現實的交匯中所受的性別歧視，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這是蘇青散文的主要內容，也是最為評論者關注的特色。但有論者認為，蘇青“糾纏如毒蛇般”的情節、人物癖好，表現了她強烈鮮明的女權主義態度情感：“她的這種相對狹窄的男女平等觀、影響了她作品對婚姻問題探討的廣度和深度”［①⑥］，我認為此說欠公允與準確。蘇青對現代女性生活境遇如此關注，既受她生活環境——喪父別夫的情感經歷及職業女性自立社會謀求生存的現實境況的影響、更有作家因此生成的情緒人格作用。作者曾說：“兩年來，生活可真是到處潛‘辛酸’的，但我還是咬緊牙關過下去了，因為有它（寫作及作品）在做我安慰，供我發泄苦悶，它便是文章呀；在白云悠悠的夏之傍晚；我辛苦地校稿樣，在更深人靜后，我還在防空燈罩下握筆凝思，究竟為的是什么？”［①⑦］為的是一個人“只有當他適應了自己的內心世界，也就是說，當他同自己保持和諧后，他才能以一種理想的方式去適應外部世界提出的需要，同樣也只有當他適應了環境的需要，他才能夠適應他自己的內心世界，達到一種內心的和諧。”［①⑧］蘇青對于現代婦女問題的“糾纏”還可在下述文字里得到解釋：“任何行為的反常都可能標志著某種情結……情結也可以表現對某些非常熟悉的事情喪失記憶，因為同一種無意識的情結有某些聯系而沉沒在無意識之中，此外對于某種情境的過分夸張的反應，也標志著這一情境與某種情結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①⑨］正是對現代新女性及女性生活的迷茫困惑，對自我現狀厭惡情緒的無意識，對辛酸生活的消隱，對女性問題的膠著態度，反映了蘇青人格的“情結”——對男權社會的冷面諦視及調侃揶揄，對現代女性生活的熱切關注，對男女關系、女人的現狀和未來的深情凝視，成為蘇青始終探討不盡和常談常新的話題。 筆者注意到，蘇青散文的極小一部分是作家對童年往事的抒寫，在接觸這類題材時，作家的筆調總是歡快輕靈跳動的，總敷以淡粉色和蔥綠色的情調，這兩種色彩包孕了兩層含義：一是往昔的天倫之樂是世俗人家的；二是塵世生活中蘊含了生命流動的某些秘密。這類散文有《朝花夕拾》的親切和暖，有《往事》的輕倩童稚，但這“愛”與“情”更有尋常人家的樸實或世俗，因此作者在娓娓道來時，總使讀者產生不可抵御的親和力。 可以說，蘇青的散文已突破了傳統女作家“閨閣之樂”的局面，顯示了“平民文學”的傾向，同時還更為深入地觸及到了生命生存狀態的某些側面。 （一）女性孤獨行旅者心緒心境的外泄 在現代文學史上，蘇青是個孤獨的存在，她不同于冰心、馮沅君、梅娘、張愛玲等，后者雖受“五四”新思潮影響，具有鮮明的獨立、平等、解放意識，但生活安定，屬于收入中等的知識階層；也不同于廬隱、蕭紅，雖為生活所迫輾轉底層，多嘗艱辛，卻依然以癡迷執著的文學追求撐持自己。蘇青首先是個負有家族家庭之累的市民婦女，為求生而無奈賣文，創作同生活處于同步對應的密合關系之中，她體驗并有切膚感受的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女性——受新文化些微影響走出家門的現代都市女性，在求生道路上的感受、追求和意緒。 《我的手》通過一雙手的外形變化，不僅寫出了自己一生的經歷，更發出了“手是衣食父母”的辛酸感嘆，文章有濃郁的感傷悲涼色彩，生之艱難于此可見一斑；《自己的房間》則以幻夢之筆寫求職女性在“滾滾紅塵”之外的自由欲求，心靈放松的亟切愿望和終不能得到的無奈。其他如《海上的月亮》等。這些篇什中主人公的情緒心境都是獨立自由的職業女性在求溫飽、求生存、求發展的道路上的細微情感，人物是紅塵中的尋常人，而意緒則緊扣一個“俗”字，密合常人易察的一個“情”字，卻無文人雅士、志士仁人的雅致或激昂。 同樣是“淡淡的哀愁”，但蘇青的“愁”不同于冰心，更不同于廬隱、石評梅，是面對人生窘境，渴望心靈片刻瞬時解脫放松而不得的愁緒，哀郁感傷的調子更多“紅塵”的樂符。

①①⑥②①胡凌芝：《蘇青論》，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②蘇青：《元旦演劇記》，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③④⑥⑦⑩蘇青：《關于我》，見《張愛玲與蘇青》，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⑤①③張愛玲：《我看蘇青》，見《張愛玲與蘇青》，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⑧余秋雨：《上海人》，見《文化苦旅》，知識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⑨蘇青《〈浣錦集〉自序》，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①①⑦②⑩蘇青：《〈浣錦集〉四版小言》，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②參見黃萬華：《淪陷區文學鳥瞰》，載《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①④見《蘇青散文精編前言》，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⑤胡蘭成：《談談蘇青》，見《張愛玲與蘇青》，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①⑧①⑨轉引自《榮格心理學入門》，三聯書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０、７９頁。 ②②②③《蘇青張愛玲對談記》，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④蘇青：《〈天地〉發刊詞》，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⑤蘇青：《〈浣錦集〉與〈結婚十年〉》，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