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必要正視網絡技術的存在及其危機。互聯網既然是一種高新技術，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反生態傾向和自身的危機。盡管網絡技術給上網者帶來許多方便，具有超越空間、節省時間、提高工作效率等多種優點。但是我們對網絡技術引發的生態危機決不能掉以輕心。網絡技術的危機至少表現在這樣六個方面。其一：這種高新技術產業大量消耗著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資源，并造成各種已知的和未知的污染。其二：這種高新技術產業使跨國資本主義財團賺得巨額利潤，加劇了世界上的貧富分化、生態失衡。因而一位美國批評家稱因特網“是一種電子殖民主義”。（注：轉引自魯樞元：《生態文藝學》，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頁。）其三：這種高新技術特別容易遭受高技術的襲擊，據報道，“計算機與網絡信息安全成為2000年美國甚至全球關注的重大問題”。（注：《邁入新世紀再看2000年》，原載2001年1月《科技日報》，轉引自《新華文摘》2001年第4期。）世界上的商務網站與官方網絡系統已經遭受計算機病毒與黑客的頻繁襲擊。其四：這種高新技術為欺騙與誤導大開方便之門，僅就所謂網絡文學而言，實際上其中充斥著垃圾，使上網者浪費時間與資金。其五：網絡技術產業的壟斷者挖空心思地誘惑消費者特別是青少年長時間上網，從而引發電腦病，危害身體健康。其六：網絡技術加劇了精神生態的危機。有人認為，“網民所暢游的網絡世界是自足自律的”。其實“網蟲”們只能在虛擬的世界“暢游”，其自由十分有限，結果是深陷網中不能自拔，與社會隔膜，使人性畸形。更危險的是大眾對技術的迷戀會導致技術控制與技術統治，結果物極必反轉而產生技術恐怖。 于是，我們不得不思考技術何為。技術決定論、技術否定論或技術工具論都無法解答這一根本問題。我想是否可以從文化與生態的角度思考。究竟什么是技術？技術工具論將技術當作人類征服自然的手段，技術決定論使人由迷戀技術轉而恐懼技術；技術否定論僅有批判而無對策。只有從文化與生態的思路來讀解技術，才能深入其本質掌握技術的兩重性。例如海德格爾不滿足于把技術看作一種工具、手段或行為，他提出：“技術是一種去蔽之術。”（注：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頁。）并補充說，“自由和去蔽即真理的發生有至為緊密的親緣關系”（注：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可見他把技術看成人類生存的一種需要。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使人們發現原來被遮蔽的世界，網絡提供了生命存在的一種新的方式，于是網絡技術構成一種新的文化之網。人們身陷于網絡，卻又創造著一種網絡文化。但是另一方面，海德格爾又指出：“支配現代技術的去蔽是一種挑戰，即向自然提出無理要求，逼迫自然供應既可以提出又可以儲存的能量?！保ㄗⅲ汉５赂駹枺骸度?，詩意地安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也就是說，技術有合于生態與反生態的兩重性。從技術的反生態傾向看，新興的網絡技術并沒有超越網羅文化的傳統，無“綱”的網絡目前還未能顛覆有“綱”網罟的權力，只是改變了權力話語的方式，因特網的力量最終表現在它讓整個世界都成為網絡上的“單面人”而已。人類為了生存而發明網罟技術，為了進步而創造新的網絡，然而無論新舊，都使人類自身陷入技術羅網。這似乎是一種悖論，一個怪圈，但卻是一種文化。 最后，讓我們回到技術與文藝的關聯上。技術本來就是藝術化的合于自然生態的技藝。在今天，它能否像優秀的文學藝術那樣重新擁有良好的生態，或者說，高新技術與文學藝術能否互惠共存呢？文學藝術在高新技術產業時代能否獲得可持續發展呢？我想，從生態詩學的觀點看，完全可以把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從生態的觀點解讀網絡，可知網絡技術實際上為人類創造了新的生態環境與生存方式。網絡的伸展性、關聯性、包容性和以柔克剛的性質都合于生態學原則，特別是合于“生態關聯的原則”和“生態智慧的原則”。（注：余謀昌：《生態哲學》，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生態演化中的優勝劣汰，要求每一生態系統總是趨向優化組合，例如網絡以柔克剛，涵蓋萬有，即合于生態智慧的原則。中國古老的《周易》中有一句關鍵的話：“生生之謂易。”盡管網絡技術有其反生態傾向，但說到底還是人類生生之變易。原來生態就是無形的網絡，網絡就是一種虛擬的生態。處在不同生態環境中的人生個性，通過互聯網進入一種虛擬的空間，也不失為一種新的生態方式。與傳統網羅相比，流行的網絡可以說是無“綱”的網罟，可以在虛擬的空間試探著消解權力與精神漫游的文學創造。而這些都可以成為生態詩學的研究對象。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日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