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從心態的角度解讀了沈從文自我標榜的“最后一個浪漫派”所蘊涵的美學特征以及這一心態與創作生態景觀之間的關聯①。余尤未盡，本文想進一步從浪漫主義思潮演變史的角度再來看看沈從文關于“最后一個浪漫派”的美學意義，以及浪漫主義與大自然，與生態之間的關聯。

一、浪漫主義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運演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發端的五四“文學革命”，被公認為是在外國文學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由于中國現代化啟蒙的需要，也由于現實斗爭功利性的束縛，再加上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積淀，在實行“拿來主義”，“別求新聲于異邦”的開放氛圍之中，現實主義是倍受青睞，一直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主潮，他們對浪漫主義不以為然，認為浪漫派慣于用冥想意繪的種種不確切的方法，作心靈的幻想與逍遙，不敢面對現實，其共同傾向是“浪漫主義對客觀現實的拒絕”(霍依德)。盡管如此，依然抵擋不了浪漫主義作為一種現代世界性的文學潮流對中國文壇的誘人呼喚，首先在五四這個大變革、大動蕩、大沖撞的浪漫時代中神采飛揚，大放光彩。第一階段，以郭沫若的《女神》與郁達夫的《沉淪》為代表，樹立起了浪漫主義在中國運演的兩種不同的范式，劉增杰教授將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思潮的文化特征概括為“自尊與自卑的共存”、“真誠與偽飾的交織”、“清醒與迷茫的滲透”②。可能是反抗封建的精神過于急切而缺少一種從容自如的氣度，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民族風格的印記，與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具有相當的懸殊，在文藝表現上，則是極端的崇尚主觀，極端的張揚主觀自我，而放逐了一切形式規范，蔑視任何藝術技巧。因此，回觀五四初期的浪漫主義思潮，可以說，影響很大，影響也很壞。陳國恩教授打了個形象的比方③，說這好像一個人長期受到束縛，一朝獲得自由，因缺乏思想準備和適應過程，反而會行動過火，舉止失措。

浪漫主義這一“醉舟”(諾思普·弗萊)在語言文學的海洋里風雨飄搖，忽起忽落。1925年的“五卅”使浪漫主義思潮在“方向轉換的途中”，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分化趨向:最主流的是尋找聯盟，與革命與現實主義相結合，成為最有“中國特色”也最具有時代特色的“革命浪漫主義”;另一類則主動退守邊緣，對種種苦難采取“看淡”了的姿態，用一種達觀寬容的心態面對現實人生，重在對人類遠景的凝眸，如沈從文、廢名;或干脆扭回頭，閉了眼，在幻想和朦朧中尋求情感的寄托與藝術的獨立，像新月派徐志摩。這是浪漫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時期的浪漫主義與西方浪漫主義思潮重在自然的抒寫、心靈的解放、藝術的純美方面達到了共鳴，對五四那種天馬行空式的浪漫主義起到了糾偏的效用，成為中國浪漫主義的最高成就。可見中國文藝理論界在接受西方浪漫主義概念上可分為兩個時期，界分點約在1930年左右。之前所接受的是以盧梭為代表的“美學的浪漫主義”;之后則是以高爾基為代表的“政治學的浪漫主義”了。④郭沫若與沈從文就分別代表這兩類浪漫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不同命運。政治學意義上的浪漫主義比較代表“中國特色”，也是因為時代與國情使然，自然的，沈從文所賴以生存的美學意義上的浪漫主義則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制控中處境唯艱，當邊緣也被主流瘋狂的侵占，不復存在之時，這種形態的浪漫主義只能歸于寂滅。難怪到四十年代戰火紛飛的時局下，沈從文感嘆到自己是“最后一個浪漫派”，他是洞察到了美學意義上的浪漫主義在主流話語的沖擊下必然銷聲匿跡的命運。浪漫主義在三四十年代的衰落，主要是因為:1. 現實主義“惟我獨尊”以及“左”的文學思潮的紛擾。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本來是一對既存在著差異和對立，又互相滲透和補充的“孿生姊妹”，結果在“左”的文學思潮的紛擾之下，不僅割斷了之間的天然聯系，而且把浪漫主義放到了與現實主義相對立的位置上而加以全盤否定，或者巧妙地整合到現實主義的屋檐下，降格為一種創作方法而存在著。2. 時代的冷淡。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對于剛剛從“鐵屋子”里蘇醒過來的人們來說，宇外來風正好與國內的大騷動相契合，使五四成為一個浪漫的時代，“西方的個性主義與傳統的名士風流在浪漫主義作家身上得到融匯的結果，就構建了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深層文化結構”⑤，這是一種十分獨特、又有鮮明時代特征和民族風格的文化模式，到三四十年代戰火紛飛的時局下，浪漫主義被現實主義所整合，抒情被放逐，“轟炸”炸死了許多人，也炸死了抒情。在中華民族解放戰爭處于最殘酷、最激烈的年代，作者和讀者選擇的，往往是短兵相接的利器，他們關注眼前的勝利，期待文學給他們提供戰斗的宣傳器械，而無暇聆聽個人私語的心靈感傷。文學思潮的起伏漲落，有著歷史時代的嚴格選擇。

在當時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浪漫主義被整合在現實主義的麾下，自身也迫不及待的轉向政治，以它包羅萬象的胸懷，由“賦予詩以生命力和社會精神”向“賦予生命和社會以詩的性質”了，如此一來，生活與藝術的界限悄然打破。現代中國的浪漫派作家經歷著一個重大的轉折，即從審美的非功利實現向審美政治化的轉化，耐人尋味的是浪漫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相結合，產生“革命的浪漫諦克”，這一“浪漫”結合應該是現實的促動，可是這種結合所產生的強大的社會能量簡直就像一股滔天洪流，把個本來就勢單力薄、缺陷十足的美學意義上的個體心靈解放沖刷得蕩然無存。在以后的新中國建立的“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之中繼續任憑這股“革命浪漫主義”泛濫，浪漫主義扭曲了，變形了，社會瘋狂了，荒誕了。80年代后，痛定思痛，浪漫主義又才和著血淚的感悟“回來”了。陳國恩總結道:“這不是天馬行空的浪漫主義，也不是怡然自得的浪漫主義，而是承擔著歷史重負的銘心刻骨的浪漫主義”⑥，成為“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的喊叫”(郭沫若)，這可以稱得上是浪漫主義在中國運演的第三個階段。

綜觀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演變，可以肯定地認為，它不是中國古典式的浪漫主義在現代的承續，古典式的浪漫主義主要以藝術形態上的瑰麗奇譎為主要特征而沒能觸及到人的自由、個性解放的清醒認識和不懈追求，因此我們堅持認為它是世界性的現代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回響。艱難曲折，難以純粹自立，三個階段猶如少年的狂歌、青年的憂郁、中年的滄桑，是各有魅力，也各有缺失。然后，到90年代，以其情感的深化與深層挖掘而滑向現代主義，整體性的被現代主義所收容，結束了它作為思潮的歷史使命。我覺得，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結合，是志趣相投的滲透與融合，比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結合，還有特定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要健康得多，有文化底蘊得多。

二、沈從文與“最后一個浪漫派”

一種潮流，一種氣候，作為個體的人要抵擋是極其艱難的，不為時風所動的品格又有幾人能夠做到?跟住時風，這是大多數文人的一種心態。沈從文自稱是30年代“最后一個浪漫派”，就是決心在這股洪流面前，以一個保守主義的姿態立意擺脫“這一個現代社會”，這種精神的逃離與后退，對當時瘋狂“拿來”，急切跟上西方現代化的國人心里，不亞于是“唱反調”，被視為歷史逆流而打入冷宮。人們將政治與美學混為一談，并且直接用政治取代了美學。他不會對一些時事性的東西過于冷漠，他在政治化的浪漫洪流中有過質疑、顧盼與迷惑，但這一切構不成他思維的核心，他關注的始終是人類和生存的最大奧秘，這是其文本一代又一代持續不斷的延續、積淀成經典的接力。

他選擇了一種與五四迥然不同的浪漫敘事。綜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績，基本是把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潮、主義統統“拿來”以鏡鑒，與陳舊的、落后的傳統文化抗衡，結果導致情緒化的反對傳統，正如潑洗腳水，把盆里的嬰兒也潑掉了。雖然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試圖“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中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借以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鄭振鐸)⑦ 。但呼聲在那個不純正的火熱的年代是那樣的難以落實，而且本身走向病態。沈從文針對此種現象，由衷的走向了傳統——“鄉土抒情”，不是還原傳統，更多的是對傳統作詩意解釋。從他混合著多種感情的自述中，我們可以隱約辨別得出他的寫作意向——“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贊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后一首抒情詩。我的妄想在生活中就見得與社會隔閡，在寫作上自然更容易與社會需要脫節”(《水云》)。一方是堅守，一方是質疑，主體的矛盾心理——源于主觀的執著與現實強大的解構——使得他也只是榮獲瞬間的美麗而沒能堅持到最后。

遠離塵囂與現代文明的煩擾，向著心中的神與詩意挺進，構成了沈從文創作的主觀意圖所在，而在客觀上，卻讓人產生“逃離”與“落伍”的印象。孤獨的拼殺，奮力的突圍，沒有陣營，沒有同盟，個體性的“獨家經營”著浪漫、鄉土、田園、抒情的世界，自然的，難以與常態規范相融合，時間久了，能量也為之耗盡。因此在他功成名就、新婚燕爾之際，他要“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因為“情感上積壓下來的一點東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需要一點傳奇，一種出于不朽的痛苦經驗，一分從我‘過去’負責所必然發生的悲劇”，而寫下《邊城》之后，痛快的說“這一來，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于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與彌補”。(《水云》)這“最后一個浪漫派”便在《邊城》里最后盡情的浪漫了一次，也便喑啞了牧歌歌喉。

云南幾年創作的所謂哲理散文或曰心跡散文，分明表跡著一個步入絕境的浪漫主義作家的創作心境:“我正在發瘋。為抽象而發瘋。我看到一些符號，一片形，一把線，一種無聲的音樂，無文字的詩歌。我看到一種最完整的形式，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實面前反而消滅”(《七色魘》)。詩的想象與情感的浪漫在現實中找不到原型，找不到!浪漫主義應該“不僅是一種創作方法，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也不僅是一種精神寄寓，更是一種人生追求”⑧ 。沈從文在對事物形態的特征與主觀自我的情感特征兩者之間試做糅合處理時，在“求差”與“求同”的權衡之中喪失了分寸與尺度，只是在小心翼翼的維護著一塊方寸之地，讓精神之樹在夜色里成長，這讓他如何做精神的飛翔?一個步入絕境的創作心理只有依靠這種隱蔽才能生存下來，他不是使自己的面目清晰顯露，而是盡力使之模糊含混。當作家失去了可供耕作的土地的時候，唯一頑強的維護方式就是退守心靈一隅，以心靈的解剖掩蓋外事的紛雜，在心靈殿園里保存和延長它那紛亂著的、敏感著的、鮮活著的感應。而文學向來就以傳遞心靈的感動為己任，他把那一刻，那一瞬中的震顫用文字固定下來以后，我們今天的讀者依然能夠感受到那份怦怦心跳，那份微微脈動。

他之所以感嘆自己是“最后一個浪漫派”，他是洞察到了美學意義上的浪漫主義在主流話語的沖擊下必然銷聲匿跡的命運，炮火也提醒著告訴他，這是“神”之解體的時代，在浪漫主義的文學之路上，是“后不見來者”的了。雖然他曾不無莊嚴的宣稱要“保留神性在人間”，可終究寡不敵眾，連這“最后一個浪漫派”自己都難以為繼，沒能堅持到“最后”。想當初，在兩種浪漫主義交相更替、此漲彼消的相持階段，他是繼廢名之后成為影響最大的具有田園風味的浪漫主義者，這既不是五四時期如郭沫若式的狂歌與傲視，也不是如郁達夫式的沉淪與感傷，更與四十年代彌漫文壇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區別開來，為此，他成為了中國國土上比較純正的浪漫主義作家。

之所以說他是中國國土上比較純正的浪漫主義作家，那是將他與西方比較純正的浪漫主義作家如盧梭、歌德、雨果、華茲華斯等相比較而言的，西方以盧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認為回歸自然環境與回歸人的自然天性，是人類健康生存的必需，從而提倡物質生活的簡單化、物質需要的有限化和精神生活的無限豐富化。凌宇曾問過沈從文是否接受過盧梭的影響，沈從文肯定的回答“沒有”，說他不曾讀過盧梭的書⑨，他是從神秘奇麗的湘西這塊鄉土上吸取的精神營養，沈從文與“湘西”這一對概念的組合，已經超越了通常意義上作家與地域文化聯系的模式，而是作為一種獨特的價值選擇—— 一種邊緣性的文化價值選擇而存在，體現了沈從文在五四思潮的基礎上開辟了“另一種”現代性:五四奠定了以進步為指向的社會文化發展圖式和將西方文化作為還魂草的現代性，而沈從文始終以自然觀照生命，是從人的精神層面關懷著人的現代性，主要是通過城鄉對比，對鄉村靈魂的贊美中呼喚一種健全的民族生活方式，以安置一個個漂泊無定的現代靈魂，進而實現民族文化人格的再造;五四更多的借鑒西方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現代性如同一性、理性，像魯迅以一個知識者的理性和先驅者的覺悟，立意要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使之適應現代性轉型的需要，能夠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輕裝前進，而沈從文宣揚的則是審美意義上的現代性如多元化、非理性，意在防止中國人在現代化的行進中只剩下一只軀殼，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于是便有了沈從文式的另類:“五四唾棄野蠻，呼喚文明，沈從文卻崇拜野蠻，嘲笑文明;五四文明對鄉土的描寫，永遠在批判愚昧的思想啟蒙模式中進行，沈從文的鄉土，卻是自由理想的境界。五四謳歌‘新’和‘變’，沈從文卻耽于‘舊’和‘常’。”⑩ 非常耐人尋味的是，他的“另類”與“獨立”是相對于當時流行文壇的西方話語而言的，面對中國傳統文化，他同樣是有依附的。他的哲學觀念，不是來自學校教育或域外熏染，而是在自然之中長養而成，是“無師自通”的取自中國老子的返歸自然，將自然作為宇宙的最高法則，又在文明批判的領域內與歐洲浪漫主義驚人的“暗合”。

需要申明的是，沈從文揭示都市之丑，是丑在人事，而沒有提到科技文明。這一澄清為他洗刷了反科技、落伍的罪名，呈現出一種對現存文明秩序的“修補性批判”，可是，用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來看，又表現出力度的不足。這是可以理解的。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主要目標仍然是“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充分發展之后主動的運用現代思考與能力去“求全責備”、“完善”是迥然不同的語境，面對歷史人物，我們不能神化，也不能圣化。落后是一種脫節，超前也是一種脫節，脫離了中國社會的現實，脫離了審美的傳統習慣，因此，沈從文的“浪漫主義”被冷落是可以理解的。而今，在城市文明大受污染，生態環保的呼聲日益高漲，回歸自然的美學命題又一次鄭重的復出，沈從文的價值也重新顯現出來。真正的藝術和深刻的思想總是有一種奇特的命運，接受他們，需要有一個長期的悟想思辨的過程，不同的思路和理解就在這個過程里沖撞和銜接，從而激揚出新的語境下方可出現的全新的東西——如果作家本人有幸見識，他也會為之一驚的。

三、浪漫主義與生態批評

在西方，從事生態批評的學者首先是從浪漫主義的研究開始的。最早將“浪漫主義”與“生態學”聯系起來的，是英國喬納森·貝特《浪漫主義的生態學》(1991)，這部著作使得“浪漫主義的生態學”一詞廣為傳布，并獲得了文學與文化的意義，這一“概念”包含兩層涵義:1. 浪漫主義具有生態性，正是本文挖掘的要點;2. 生態主義具有浪漫色彩，這在“作為活動的生態批評”一文里有專述。哈佛大學的勞倫斯·布依爾《環境的想象:梭羅、自然文學和美國文化的形成》(1995)一書，則為生態批評的操作找到了理想的范本。浪漫主義與生態主義的攜手，成為二者互生互惠的“友好交往”。

1.浪漫主義與大自然

浪漫主義在文學長林之中被公認為是最具生態性的文學，其原因就是其中介:“自然情結”。浪漫主義隊伍龐雜，涉及人文社科的各個領域;涵義又難以界定，被各自張揚的主觀自我所抵制;歷史進程中也難以獨立行進，對其他主義與流派存在著依附。但幾乎所有資料都證實了浪漫主義的這樣一個顯著特征:著力歌頌大自然，對大自然的景仰和趨同。可是追根索源，詢問:重主觀抒情的浪漫主義為什么與自然結下家園情結?對于學術研究來說，對公認的現象進行“尋根”式的探究，似乎有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的嫌疑，也有可能被指責染上了有意作難的毛病，然而，當我從生態學的角度研究沈從文時，鄉土、浪漫主義、大自然，都是必須正面應對的話題，而且，無論是主體，還是對象，都潛藏著生態特質以待挖掘、品味。

在西方浪漫主義詩人看來，自然不單是感官覺察的景物，更是隱藏于自然之中或其背后的事物的象征里的某種感悟和神啟，詩人通過想象，通過傾聽與訴說，尋找與美化，就是把心靈與大自然之間的象征性神性詮釋出來，然后將其雙手捧起來，獻給新的時代和需要它的人們。在自然——心靈——文明的三維結構中，主體心靈與自然結成聯盟，共同抵制文明的侵蝕，因此，自然是家園，現實是濁世，是排污場，形成了“回歸自然、心靈解放、文明批判”的經典模式。在沈從文的美學觀中，進一步將“自然”安放在他的鄉土湘西，把“文明”置放在城市，于是，形成了他的“鄉土抒情，城市批判”的創作模式，究其根本，這種模式原來是浪漫主義美學觀的結構原型，這一發現為他的二元對立模式剔除了情緒化的東西。由于國情、時代以及自身的原因，這種浪漫主義沒能在中國形成思潮效應，只是沈從文個體式的接應，而且是短暫的接應，當然也是一個美麗的接應。之所以難以被人們認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西方浪漫主義主要是詩歌，小說家們是不以為然的，而沈從文偏偏把浪漫主義運用于小說創作，你說叫人如何理解?

在浪漫主義者的懷中，他們緊緊的將人與自然摟抱在一起，提出消除人與自然的敵對的或冷漠的異他與異己關系，重建一種聯合的、快樂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借助家園感和親情感，讓人在與自然的交往中獲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態度，從而剔除人在與社會的交往中產生的統治欲、占有欲以及壓抑感、分裂感。無疑，浪漫主義者調動著他們“尋找”的眼睛，因為他們堅信大地之上“存在”著理想，這一“存在”，就是“大自然”，當然他們找到了，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完善”的工作，于是世界詩化了，建立在大地之上的家園是可以盡可能美妙的，有別于烏托邦的空中樓閣。可見，“浪漫”這個字眼所隱含的主體性涵義，非常適用于描述新興文學中大量存在的主體意味和追求，生態文學與浪漫主義就這樣自然而然的結緣了，無論是梭羅在瓦爾登湖畔“找到了”的親身體驗，還是徐剛在長江“不見了”的憂心呼喚，都以浪漫的情懷抒寫出多主題、多變奏的大自然情懷;無論是卡森在春天的“寂靜”，還是沈從文在邊城的“逗留”，都勾畫出了責任感極強的作家對大自然的隱憂，進而連鎖的引帶出人類生存的困境。這就是浪漫主義與生態主義的關聯，而其關聯的中介，就是大自然。

2.浪漫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

這個話題挺是微妙。按說，浪漫主義把世界詩意化了，在一片贊美與崇尚中體現了主體意識的合融，也體現了對自然的呵護，與以踐踏、掠奪、征服為特征的人類中心主義簡直是風牛馬不相及。然而，用生態理念來考察，也真是個問題:既然世界是人類對真實世界詩意化的產物，那么，浪漫派心中的世界依然與人類有關，浪漫主義標志著現代主觀性原則的顛峰，當然脫不了人類中心的干系。當代德國耶拿大學哲學理論教授沃爾夫岡·韋爾施{11} 通過對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中心透視法、浪漫主義詩意化藝術與20世紀現代藝術的“非人性化”的比較分析，認為浪漫主義“這種有悖自然常理的詩化世界只是夸大了的獨特體驗，人類中心論并沒有消除，只是變得更微妙而已”。“詩意化”遍布于自然之中，我們的視野仍然過分地專注于人類自身;而現代藝術通過對“非人性化”的追求，“引導我們超越這個為人類包圍的、處處充斥著人類的世界”，力圖爭脫人類中心主義的藩籬，結果以“對人性的逆向思維”導致對人性的否定，為其自身的桎梏所羈絆而“轉變失敗”。從而提醒我們:人類始終是深刻的世上的存在，“僅僅背離人類是無法克服人類中心主義的，當代藝術的當務之急是將注意力從自我中心轉向人與世界的聯系”。是的，“美在關系”(狄德羅)，間性理論成為改造中心理論的試金石。生態主義的核心問題就是剔除人類中心主義，說實話，人類中心主義確實有著存在的某種合理性，它對弘揚人的主觀能動性、主體創造性、主動進取性，從而使人們從自然界的嚴酷壓迫和絕對支配下“提升”出來，實現人的應有價值，具有深遠的意義，需要提醒的是，這種提升必須以尊重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為其前提條件，但是人類盲目無度的“發展”已經違背了這一根本的生態規律，時代呼喚并敦促人類應該而且必須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負面效應，我們堅持主張“為了人”，也必須“通過人”，但絕不是為了“人類”這個“中心”;而主張“為了人”，也“通過人”，只不過是一種“高階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偏向于某種微妙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為此，包慶德提出“揚棄人類中心主義”{12} 的觀點，也許“改造”、“揚棄”與“重返”的思路比“剔除”更能行之有效，而這一切，只有在“批判”中才能獲得。生態主義本身，也是形形色色，在人類中心主義的面前，位于“走出與走進之間”，如何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生態批評還在籌劃著。浪漫主義中所蘊涵的微妙的人類色彩，具有啟示性。

3.浪漫主義與生態批評

在社會工業文明和科技理性闊步前進的現代化背景下，浪漫主義是危機四伏，不亞于沈從文當年的困窘。主要表現為:1. 從康德浪漫哲學中淘選的主體自我以其先驗存在、自我欣賞而切斷了與人類文明的整體生存狀況的聯系，無法統攝現實的紛繁復雜，無法對現實人生作出積極的應答;觀念中的自我天然的具有“逆動精神”，具有“災難性”的迷向，容易使人“機械性反對”任何外部權威，而與世不相容，也使人對自由放任的過分耽迷而放棄了真正的追求與修養，許多人生悲劇都是浪漫主義惹的禍;2. 詩化中的自然固然美好，可是不是對現實自然的描摹，使真實自然處于一種遮蔽、無知的狀態，不利于科學常識的普及與宣傳，以至于常德動物園的獅子吃掉一個八歲的男孩，而記者采訪同齡人時，他們都以童話、動畫片中的印象回答:獅子很可愛!3. 藝術上主張以人的感性存在和真實生命活動為本體，以其對主觀自我的偏執癡迷容易導致主體在日益膨脹的現代性面前遮蔽重重，陷入尷尬的網絡而難以與現代化接軌，使藝術難以擔當歷史使命。{13}

浪漫主義之禍，生態主義來糾偏。在西方，浪漫主義思潮的興盛是針對古典主義的程式與規約，使得回歸自然、心靈解放、文明批判三大指標得以奠定，而今，在全球范圍內掀起的綠色風暴，賦予浪漫主義以嶄新的內涵與形式。浪漫主義這一醉舟在生態主義熱的21世紀，重新升起桅帆，舵手不再只是詩人，他們常常是些生態主義者;不再是以詩人為中心，而是帶著“以大地為中心的觀點進行文學研究”(格羅特費爾蒂)。在自然——心靈——文明的三維結構中，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首先是自然觀的變化。藍仁哲教授將生態批評與浪漫主義相比，認為:

與浪漫主義自然觀相比，生態批評超出了靜態地對自然的崇尚、默契與神交，被動地以“回歸自然”來抗議科學主義和現代文明帶來的惡果。相反， 生態批評采取一種實際的干預姿態，力圖以抵制的行動來拯救自然，制止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重要的是，必須維護自然而不止于贊美自然，自然不只是現實中的景物、描寫對象、閱讀與批評的審美觀照和心目中的精神導師，而且自然本身被視為批評的觀念或手段。一方面訴諸自然及其法則以挑戰工業文明的邏輯，不僅為自然的環境慘遭掠奪破壞而呼吁警示，還以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活力對照人類生命的短暫，以大地母親的忍辱負重的厚實鄙夷人為的機巧;另一方面，堅持浪漫主義的有機整體的自然觀，批判人類中心、人定勝天之類的妄想，宣揚萬物齊一、物類平等的哲學理念，斥責萬物皆備于我、任我宰割征服的傲慢兇殘。{14}

其次，是情感的超度。如果浪漫主義主張人的“自然情感”的釋放，“情”作為溝通現實生存與精神神性的中介，把世界純化了，經驗的現象界與超驗的彼岸趨近了，人的有限性生存與無限性的期盼溝通了，使人類“自然而然地”，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那么，浪漫主義托生而出的生態批評運用的是一種超理性，這種超理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它是一種體驗，一種智慧，一種“親證”，崇尚的是“大地倫理”、“生態情懷”，真正的實現高爾基所云:“傾聽世界的回聲”。

再者，是文明的求全。如果浪漫主義在反對工業文明時不可避免的帶有情緒化的色彩與反現代化的論調，那么生態批評則是以“求全”的心理“責備”現代文明對自然對心靈的傷害，并且堅信自身具有糾正這一“異化”的“現代能力”，能夠引領科技走向生態化之路。在環境危機日窘的背景下，生態批評更多的受到“問題的驅使”(勞倫斯·布依爾)，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發揮著自己應有的獨特作用:“從生態批評的視角重新闡釋文學作品，挖掘生態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批判滲透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反生態文學作品，重新建構文學經典，促成生態文學的繁榮，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重新鑄就一種生態文明時代的生態人文精神，并擔負起引領科技進一步發展的歷史重任”{15}。以干預現實的姿態言說現代化進程中潛伏的危機，起著“提醒”、“警示”、“修補”與“設計”的作用，對現代文明是批判而不是反對。

在文學“綠色化”的進程中，從生態批評的視角重新挖掘浪漫主義的自然觀，探討浪漫主義文學在自然之中寄寓的種種理想與追求，可以發現一個悄然變更的趨勢:浪漫主義與生態主義的合流，這一趨勢算不算浪漫主義被現代主義收容后所做的積極突圍與自我調節?預示著浪漫主義的新動向，21世紀文化界的新景觀?

注釋

①覃新菊:《“最后一個浪漫派”心態論——沈從文心態與創作生態的關聯研究》，《吉首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②⑤劉增杰等:《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7-102頁。

③陳國恩:《20世紀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思潮概觀》(上)，《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④俞兆平:《美學的浪漫主義與政治學的浪漫主義》，《學術月刊》2004年第4期。俞兆平的這一劃分為筆者的研究增加了思維的明晰性。本文正是立足此劃分，對沈從文所屬的“美學的浪漫主義”以及他的“最后”性、浪漫主義與生態的關聯進行思考的。

⑥陳國恩:《20世紀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思潮概觀》(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⑦劉增杰等:《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頁。

⑧劉增杰等:《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頁。

⑨施蟄存:《滇云浦雨話從文》，孫冰編:《沈從文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頁。 ⑩楊聯芬:《沈從文的“反現代性”》，溫奉橋:《現代性與20世紀中國文學》，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頁。另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2期。“社會文化的現代性”與“審美的現代性”的劃分，為我進行五四與沈從文的比較提供了思路。

{11}[德國]沃爾夫岡·韋爾施著，朱林譯:《如何超越人類中心主義》，《民族藝術研究》2004年第5期。另見《文藝理論》2005年第3期。

{12}包慶德，王志宏:《走出與走進之間:人類中心主義研究述評》，《科學技術辯證法》2003年第2期。

{13}王作:《浪漫主義的緣起與危機》，《保定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1期。

{14}藍仁哲:《浪漫主義·大自然·生態批評》，《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

{15}陳茂林:《質疑和解構人類中心主義——論生態批評在文學實踐中的策略》，《當代文壇》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