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馬丁·懷特的現實主義思想
王婉潞
論文摘要 在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英國學派是獨立于美國主流學派之外的一個學術特色較為鮮明的學者群體。馬丁·懷特是英國學派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對英國學派的建立及其學術傳統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懷特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思想,雖然后期選擇理性主義的中間道路,但是其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成分一直存在,現實主義思想與美國學派的現實主義觀點相似,但是又不同于后者。懷特堅持使用歷史的、哲學的和社會的方法來理解國際政治,深刻地影響著在其之后的英國學派學者的研究,成為英國學派方法論的重要特色,也是與美國學派最大的不同之處。
論文關鍵詞 馬丁·懷特 英國學派 現實主義
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二戰后英國逐漸衍生發展起來的一支獨具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其生長歷程獨立于美國主流學派之外,是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之外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學派。代表人物包括查爾斯·曼寧(Charles Manning)、馬丁·懷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亞當·沃森(Adam Watson)、約翰·文森特(R. J. Vincent),以及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在英國學派創建歷史上,馬丁·懷特是一位極其關鍵的人物,被稱之為英國學派的“教父”,提出的“國際理論”三個傳統的論述,是英國學派最具有原創意義的思想和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是,懷特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現實主義的成分,本文試圖從懷特的早年現實主義思想入手,進而分析其現實主義思想與美國學派現實主義的異同。
一、馬丁·懷特對英國學派的影響
馬丁·懷特于1913年生于英國布萊頓,早年就讀于牛津大學,后供職于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1946年完成了具有強烈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權力政治》,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國際關系三大思想傳統的分析模式。懷特的思想較為復雜,且前后變化較大,由早期的現實主義者變為理性主義者,甚至有學者認為懷特是一個“謎”。1939年愛德華·卡爾(EdwardCarr)的《二十年危機》出版,懷特并不贊同其中將國際政治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做法,認為兩分法的根本缺陷是將所有的國際政治思想簡單地分為對立和矛盾的兩部分,這種不完全的劃分方法易使國際政治理論研究陷入缺失的境地之中。在卡爾的基礎之上,懷特將國際關系理論歸納為現實主義(Re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三大傳統,并認為國際關系應當是這三大傳統間的對話。其中,現實主義意指“馬基雅維利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權力政治,認為沖突是國家之間的固有關系;理性主義意指“格勞秀斯主義”,強調理性原則、國際對話,重視均勢和國際法的作用,認為國際關系中不僅有沖突,而且還有合作;革命主義意指“康德主義”,注重人的關系、國際社會和“國際大家庭”的作用。懷特指出,三大傳統彼此間相互影響,其中,理性主義影響革命主義和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革命主義是兩大發展趨勢。 懷特對英國學派的形成和發展的開拓性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對英國學派的形成和建設的關鍵作用;其二是促成了英國學派學術傳統的形成。體現在國際關系思想三大傳統的分析模式幾乎貫穿于學派的發展進程、國家體系的研究開創了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研究傳統、堅持歷史——哲學研究方法被該學派其他學者所繼承,成為英國學派方法論的重要特色。
二、馬丁·懷特的現實主義思想
馬丁·懷特國際關系思想的形成與他本人的經歷以及不斷變化的國際政治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懷特早年的論著,特別是《權力政治》,表現出一種與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和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的思想風格相近的現實主義特征,屬于傳統現實主義。二戰之前,懷特是一個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現實使得懷特對國際關系的思考有了明顯的現實主義成分,開始否認國際關系中存在著“進步”的傾向,認為國際關系屬于重復和循環的領域,這在《權力政治》得以清晰體現。 在《權力政治》中,懷特用絕大部分篇幅來論述國家、支配性大國、大國、國際革命、國際無政府狀態、均勢、戰爭與干涉,指出國際關系的實質以及反映這種實質的根本的、持久的特點。其對權力政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國際政治的實質就是權力政治;(2)國際關系的核心是國家的生存;(3)戰爭是國際政治的常態;(4)均勢是權力政治的基本準則。這表現出一種與卡爾、摩根索、凱南等人既相同又相異的現實主義思想。正如赫德利·布爾所指出的:“卡爾的現實主義是以批判烏托邦主義為目標的;摩根索的現實主義是一套關于國家目標的系統理論;凱南則試圖批判道德主義并為決策者提供指導;懷特的現實主義則是松散的,他反對進步觀,不相信人們能夠遠離權力政治,認為不大可能建立一個更加和平公正的國際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與其他現實主義者相比,懷特的權力政治思想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悲觀主義情緒,將世俗的悲觀主義與基督教神學思想相結合,并以此作為其理論的基礎。基督教悲觀主義是聯系懷特信仰和現實主義思想的橋梁。懷特認為,人的本質屬性是罪惡的,而政治無關乎美德,人性中不道德因素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唯一原因,有缺陷的創造者創造出的國際體系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懷特現實主義思想的另一條重要哲學基礎是他的反對歷史進步觀。他不相信人們能夠遠離權力政治,認為不大可能建立一個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國際秩序。這種悲觀主義思想貫穿于懷特的一生;直到20世紀60年代,懷特還表示,世界不會從權力政治向一種新的更好的國際秩序轉變。
三、馬丁·懷特的現實主義思想與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比較
(一)同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相似之處 首先,國家中心主義色彩濃厚。同現實主義學派一樣,懷特具有國家中心主義傾向,早期的懷特更是十分重視權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權力政治》體現出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如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是主權國家,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等。雖然懷特后來從現實主義者變成了理性主義者,但其思想中的現實主義因素一直存在。 其次,理論起點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懷特認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這種觀點與現實主義相同。懷特將國際無政府狀態看作是戰爭的根本原因,由于無政府狀態缺乏共同領導,各個國家認為維護強權比福祉更為重要,因此國際政治是權力政治,形成了英國學者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所說的在國際政治中“絕對尷尬和處境亦即無法減輕的困境”,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約翰·赫茨(JohnHertz)則把它表述為“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這一概念后來為人們所廣為使用。 再次,強調大國的特殊作用。懷特將現實主義者關注的“均勢”、“戰爭”以及“大國關系”等均列為有助于國際秩序維持的國際制度,認為大國扮演著維持體系秩序‘管理者’的角色,更多地決定了國家體系的運行規則。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是“假制度”,國際社會中具有真正作用的制度是聯盟、外交、戰爭等。外交是談判的機制,聯盟是實現共同利益的機制,戰爭則是最終解決爭端的機制。從體系的角度來看,戰爭是維持或調整體系秩序和結構的秩序,如果國際社會的共同準則或權利分配受到挑戰,它可以通過武力來維持并恢復現狀。 最后,國家利益的界定相近。新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威機構可以確保各國的安全,所以國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自身安全。懷特亦強調一國政府的首要職責是維護國家利益,認為在諸多國家利益中,安全是首要的,一旦安全遭到破壞,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標都將淹沒在自我保存的斗爭中。各國將追求自身至關重要利益而放棄共同利益。 (二)同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不同之處 首先,對無政府狀態假設的認識不同。華爾茲認為國際體系是自助體系,國家不得不推行權力政治,以軍事手段維護自己的安全,導致安全困境出現。只要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國家之間就不可避免會發生戰爭,體現出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傾向。與此不同,英國學派認為無政府狀態并非等同于無秩序,而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秩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可以為了某些共同的目標組成一個社會,限制自己的行為、進行相互合作,即為“無政府的社會”。在其中,自助并不必然導致安全困境,而是國家努力使得國際社會中的規則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學派相比于現實主義更為樂觀。 其次,對國際社會的規范和制度的認識不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的物質力量分配是國際體系唯一的、決定性的變量,雖承認國際規范和規則的存在,但規則和制度只是權力和利益等基礎變量中派生出來的從屬變量,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對權力和利益因素的考慮,否定了國際規則和制度的獨立作用。與之不同的是,英國學派所定義的國際社會概念之核心為強調共享規范、理解的重要性和大國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其對物質力量和結構產生的意義。國際秩序并不取決于權力分配,而是取決于外交力量和國際政治文化;這種秩序的再產生依賴于成員國的一致愿望,以及遵守關于外交、主權和國際法的基本規范。 再次,方法論不同。現實主義借重社會學、經濟學和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新現實主義堅持科學實證主義,強調對國際關系進行科學和系統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體系理論才能稱為國際關系理論,相信國際政治的系統結構是獨立存在的社會事實,可以通過科學方法獲得關于國際政治現象的客觀知識和規律。相反,以懷特為代表的英國學派學者在方法論上堅持用人文科學的綜合研究方法,尤其強調歷史方法和對國際關系進行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采取一種更加寬廣的歷史、法律與哲學的路徑來研究國際關系。他們強調國際社會中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要素的并存性,權力和國家利益至關重要,而規范和制度也同樣重要,國際社會中既有沖突,也有合作;既有國家,也有個人。這些不同的要素不能被簡化與抽象為一種只強調其中一種解釋性變量(如權力)的單一理論,主張采用人文主義的方法,承認所有這些要素的共存性,以及用整體與歷史的方法研究產生于復雜情景中的問題和困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