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普希金對魯迅文學創作的影響無疑是全方位的，包括創作的主題思想、表現手法、語言風格，等等。本文以同是描寫“小人物”命運的經典作品??魯迅的《祝福》和普希金的《驛站長》為例，來探討魯迅對現實主義創作敘事結構藝術的繼承與重大發展。

敘事結構是小說布局謀篇的重要脈絡和綱領，選擇什么樣的敘事結構，直接影響到小說情節的展開方式、思想主題的表達效果。普希金崇尚自然平易的敘事，《驛站長》以敘事主人公親身經歷的敘事方式結構全篇。小說開篇議論，討論驛站長的社會地位和生活處境，將驛站長在當時社會卑微而可敬的整體形象展現給讀者，然后進入小說主體事件的敘述。作品通過敘事主人公三次來到驛站的所見所聞敘述了驛站長和女兒冬尼婭的遭遇，呈現一種雙層的敘事結構。敘事主人公的親身經歷采取順敘的方式，而小說主體事件即驛站長和女兒的遭遇采取倒敘的方式。為了引出主體事件，作者設計了“我”第一次來到驛站，結識驛站長，其女兒冬尼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令我十分牽掛，由此促使“我”在幾年后第二次來到驛站，驛站長向我道出冬尼婭如何受驃騎兵引誘離開父親，父親如何去彼得堡尋她回家未果的悲傷往事。為了展現主體事件的結局，作者又安排了若干年后“我”第三次來到驛站發現驛站易主，并被告知驛站長已死以及冬尼婭前來哀悼的過程。三次經過驛站串聯起驛站長父女的悲慘經歷。如果冬尼婭被拐的事件由驛站長一人敘述出來，整個小說就是一個完整單一的順敘結構。而驛站長在“冬尼婭被拐”事件中卻是一個擬敘述者，真正的敘述者仍然是敘事主人公。在父親對冬尼婭一段簡短的感嘆后，作者以“接著，他把他的痛苦詳詳細細告訴了我”做為過渡直接轉入倒敘模式，以敘事主人公的視角和口吻“轉述”了驛站長的故事，并以第三人稱詳細再現了冬尼婭被誘拐、驛站長尋女兒的全過程，而且在結束倒敘的部分仍以驛站長的感嘆話語和“以上便是我的老朋友老站長所說的故事。”為過渡回到順敘的模式中。

對比魯迅的《祝?！?，兩者在整體敘事結構上是非常相似的?！蹲８！芬詳⑹轮魅斯氐焦枢l魯鎮，因經歷祥林嫂的死引發對她生命片斷的回憶，從而將小說的主體事件一一展現出來。小說開篇寫“我”回到魯鎮，對祥林嫂的巨大變化感到詫異，不久又獲悉她的死，且在“祝福”這樣特殊的時間背景下?！跋惹八娝劦乃陌肷论E的斷片，至此也連成一片了。”由此開始對祥林嫂一生的回溯。這也是一個雙層的敘事結構：“我”回到魯鎮的所見所聞都是以順敘的方式展現，雖然在敘述“決計要走”的原因時有一段對“昨天遇到祥林嫂”的回顧，但這并不影響整體的順敘模式；而祥林嫂從第一次到魯家做女工，被婆婆掠走再嫁，喪夫喪子后第二次到魯家做女工，直至淪為乞丐的過程都是以倒敘的模式呈現的。與《驛站長》有所不同的是，敘事主人公在倒敘部分中不是事件的轉述者，卻是事件的主體敘述者：“我”親身經歷主體事件的片斷，祥林嫂兩次做女工，“我”都在場。而《驛站長》主體事件發生的時候，敘事主人公是不在場的；“我”雖然屬于主體事件的一部分，卻沒有親自參與主體事件，是主體事件的旁觀者，而做為擬事件敘述者的驛站長親身經歷女兒被誘拐又親自參與追尋女兒的過程，是事件的當事人。所以《祝?！窋⑹轮魅斯c主體事件的距離比驛站長與主體事件的距離遠，又比《驛站長》中的“我”與主體事件的距離近。還應該提到的是：《驛站長》中的敘事主人公雖然沒有經歷主體事件，但是卻在主體事件的敘述中加入了自己的評論，對主體事件的發生發展有所交代和反饋；而《祝?！分袛⑹轮魅斯允贾两K都沒有對事件做出任何判斷或評價。如果《驛站長》中的敘事主人公是事件的廣義旁觀者（實際上沒有旁觀，只是聆聽），那么《祝?！分械摹拔摇本褪鞘录[形的旁觀者，是更為客觀和不帶絲毫感情色彩的真實存在。敘事主人公雖然從屬于主體事件，但“我”的存在與否并不影響主體事件的原始形態，與主體事件是相互獨立的。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情節內容的需要，另一方面卻是對現實主義敘事手法的新拓展。

《驛站長》和《祝?！范疾捎脭⑹轮魅斯拖嚓P人物多語敘事的方式?！扼A站長》敘事主人公通過驛站長的敘述了解父女二人的遭遇。在“我”第三次來到驛站，發現驛站已經易主，對驛站長的下落進行追問時，驛站長死去和冬尼婭前來哀悼的事件是由“釀酒師傅娘子”和“紅頭發獨眼龍小孩”敘述出來的。作者沒有安排他們成為擬敘述者，而是以與敘事主人公對話的方式直接完成敘述。這就構成一個多語敘事的模式。敘事主人公不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而是連綴每一段敘事的線索，對整個事件起到組織和引導的作用。這是普希金敘事自然風格的重要體現。事件的片斷不是刻意拼湊在一起，而是通過敘事主人公的所見所聞自然結構而成，敘事主人公牽掛冬尼婭的情感同時也是讀者想要了解冬尼婭歸宿的情感，敘事主人公詢問驛站長的下落也自然問出了讀者心中的疑慮，從而使讀者與文本之間達成一種共鳴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