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今文言文教學的誤區

語文課堂上有一種較普遍的現象，一上文言文，學生筆記就記得唰唰響，滿滿當當全是關于文言字、詞、句的有關解釋、翻譯。而且，教師還不斷強調：解釋、翻譯必須準確、到位，才算完全正確。一節課下來，學生學到了一些與現代漢語相區別的文言語法規則，至于其中的文學韻味和文化魅力，卻并未品味到。久而久之，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多限于“與現代漢語語法有什么不同”、“翻譯得準不準確”等問題的把握。

這不能怪學生。長期以來，我們的課堂上，講述文言文不外乎這些主要的教學內容：特殊句法、實詞的用法、虛詞的用法、詞類活用、通假字，諸如此類，貫穿于串講課文的各環節中。隨著學齡的增長，教師傳授給學生的文言語法規則的數量和復雜程度日益增加。而其他帶有文化因素的教學內容，則只限于一些有關的古代文學常識的傳授而已。

誠然，文言文的講授離不開字詞句等語法規則。但是，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們的許多語文教師，將文言文教學單純地、膚淺地理解為古代漢語教學。在課堂上，以大量的語法知識淹沒了對課文本身人文內涵的理解，重視的是“正確性”，并歷來以此為文言文教學的正道。這種忽視文化內涵的傳授的作風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學生對文言文學習的興趣。在一些學生們的眼中，這些距離當今時代已很遙遠的文字，只是一個個符號，就如掘開古墓發現的一具木乃伊，毫無鮮活的生命力。事實上，多數學生希望知道隱含在文言文的更多的文化因素。文言文作為母語的源頭，它是和整個民族中人的心智的成長與精神發展血脈相連、息息相關的。古文家常說“文以載道”，語法只是思想的外殼。語文教材中選編文言文的初衷，也是希望教者以語法規則與文化規則并重。只是許多教師已背離了這一初衷。針對這一現狀，走出誤區，挖掘文言文中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給學生提供可以了解本民族優秀文化的機會，改變學生對學習文言文的淡漠感和厭惡感，已是勢所必然。

二、文言文中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

教師一般只注意到現代文中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而沒有想到，中國文化經過數千年的傳承，已流淌于今人的血液中。誰能說《荷塘月色》就沒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渴求回歸自然、厭惡世俗、追求高潔的《愛蓮說》情結呢?誰又能說，《為了忘卻的記念》就不是與《五人墓碑記》為國盡忠、為義獻身一脈相承呢?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所謂“現代意識”，與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緊密相聯。時代的進程已經顯示，我們無法拋棄傳統，另找一個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間。有位學者說得好：“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前的作品完全有可能與今天的時代精神水乳交融。”現代文與文言文，現代意識與傳統文化，既有這樣的相承關系，我們何不追本溯源，從文言文中，挖掘出豐富的人文內涵，以饗學生呢?

語文教材中選人的文言文，是文質兼美的典范之作。其精煉簡約、生動典雅的文言，負載著大容量的文化信息。教師應善于從有限的幾十篇文言文中，提取出中國數千年來思想文化發展中有價值的成分。

首先，中華民族作為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能經歷幾千年風雨滄桑、頑強拼搏而生存，是與其源遠流長的傳統美德分不開的。教材選編的文言文，無不體現了傳統文化強烈的道德色彩。如《記王忠肅公翱事》所著力贊揚的儉樸廉潔的美德；《勸學》體現讀書人頑強刻苦、勤奮好學的精神；《師說》勸導世人應尊師重教，謙虛好學，不恥下問；《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憂國憂民、關心民生疾苦的高尚情操；《五人墓碑記》中，為義獻身的五位平民百姓與《<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序》中的七十二烈士，同樣高尚；《涉江》、《歸去來兮辭》與《夢游天姥吟留別》中所表現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不愿與惡勢力同流合污的節操，一脈相傳。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文以載道，教以載德。語文教師不能滿足于“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對教材文言文中這類具有濃厚傳統道德色彩的文章，應吃透講透。久而久之，潛移默化，有助于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操守。這在思想觀念紛紜的現代社會，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古代文人學士，崇尚與自然親和，開放心靈，關照宇宙人生。因而，其文多體現出深刻的哲學思考，并且有將哲學美學化的趨向，讀來余韻悠長，耐人尋味。語文教材中這類文章不少。例如《游褒禪山記》，游山而悟出“學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的道理；《石鐘山記》通過實地考察石鐘山得名的由來，指出凡事不可“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蘇軾的《前赤壁賦》，由眼前的水與月，感嘆宇宙無窮，人生短暫，更進而闡明宇宙萬物“變”與“不變”的哲理以及隨遇而安的處世態度；至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與《齊桓晉文之事》中所倡導的修身養性，修己安人，以德服人，主張適中、和諧的儒家哲學，則更是數千年來影響著人們深層心理的文化因素。很顯然，如果語文教師能夠站在現代的高度，準確地把握住文言文中蘊涵的先人哲思，就能使學生初步洞悉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從而提高“人”的素質。

中國古代史家著作浩如煙海，體現了凝重的歷史反思。雖然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這種反思不一定符合歷史本身的規律，但它畢竟凝聚了先人的智慧，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如語文教材中選編了《史記》中的片段故事《完壁歸趙》和《鴻門宴》，讓我們了解到司馬遷的歷史觀，即在歷史事件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阿房宮賦》認為秦朝敗亡的原因在于統治者的奢侈腐化，耽于享樂而不能體恤民意；《過秦論》認為秦亡是由于其“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六國論》認為六國互喪，“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可以說，這類文章都體現了古代史學家樸素的歷史唯物觀，是在汲取前朝歷史教訓的基礎上，警示后人應以史為鑒，修明政治方能受萬人擁戴。雖然他們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維護其統治地位而作出的歷史反思，但對今人同樣有深刻的啟示。

文言文是座豐富的寶藏，它包蘊的文化因素還遠不止這些。如果我們的文言文教學能夠重視從宏觀、從整體上去把握文言文中蘊涵的文化內涵，就會使學生走出困境，主動去探求更豐富更深遠的民族文化之源，從而提高其整體的文化素養。

三、加強文化因素的滲透是當今語文教學的大趨勢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語文教學的性質的“工具說”與“人文說”兩種界定，爭論得很激烈。應該說，兩者不是互相對立的關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語文學科涵蓋了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一切屬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因素。語文教學的人文性，是它本身固有的特點。之后修訂的《語文教學大綱》也強調：“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這表明，當今教育已將文化教育提高到了與知識并重的地位。

在我國，傳統的語文教學很重視對學生進行文化教育。傳統語文教學中的文化教育，陶冶了諸如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氣象學家竺可楨、數學家華羅庚、建筑學家梁思成等一代有深厚國學素養的大家。反觀當代的年輕學者，在這方面反不及前人。這不能不歸結于當代語文教學對文化知識的傳授有所偏廢。表現在文言文教學中，只重語法規則而忽視文化規則的現象尤為普遍。近年來，提倡人文教育，主張重視文化因素在語文教學中的重要作用，越來越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語文教學中這一傳統文化回歸的現象，固然與當今整個社會思潮有關，但更應看到，重視語文教學中的文化因素，其實就是重視人的因素的培養。

因此，文言文作為融入、文、史、哲等諸多中國本源文化因素為一體的重要文化載體，更應順應教育發展的潮流，在教學中挖掘出蘊藏其間的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內涵，加深學生個體的精神底蘊，使我們的下一代能擔當起弘揚和振興民族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