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關鍵詞:邵雍詩歌 酒文化

論文摘要:邵雍是北宋理學五子之一，以先天象數哲學理論在中國思想史上卓然自成一家。他留下畢生的詩歌總集《伊川擊壤集》，存詩1500余首，其中大量的詩歌和酒有關，反映了酒文化的很多側面，本文擬從三方面進行簡單分析。

(一)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游情思莫如詩——酒與詩

中國文人自古就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詩與酒成為文人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形成具有獨特審美意味的詩酒文化，尤其是魏晉至唐宋，以詩酒聞名的大家名流代不乏人。魏武帝曹操對酒當歌、慷慨悲壯，留下千古名句“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竹林七賢”率真自然、標榜個性，每日在竹林下肆意暢飲，盡顯放達與超脫;盛唐的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把詩與酒的藝術發揮到極致……邵雍生活的北宋，經濟、文化發展到高峰，宴飲唱和之風盛行，酒成為文人詩詞中屢見不鮮的話題，有“擬把疏狂圖一醉”的柳永，“把酒問青天”的蘇東坡等，飲者留名的人不勝枚舉。生長于太平盛世的邵雍，自然也不能免俗，詩歌中飽含濃濃的酒意。

首先，酒與詩都是邵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是其滌蕩胸懷的媒介，詩是其優悠情思的載體，兩者相互作用，成為邵雍人生的慰藉品。邵雍終生不仕，自38歲起閑居洛陽，著書立說，優游度日。如他在《安樂窩中四長吟》中自述的生活狀態:“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一篇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嚴驚鬼神。一炷香清沖宇泰，一罇酒美湛天真。太平自慶何多也，唯愿君王壽萬春。”另有《安樂窩中詩一篇》、《安樂窩中酒一罇》分別敘述自己喜歡寫詩、飲酒的原因。寫詩是為了“自歌自詠自怡然”，以期達到“直恐心通云外月，又疑身是洞中仙”的飄然忘世的境界;飲酒則是“非唯養氣又頤真”，不求酣醉，只求微醺，做一個“逍遙客、自在人”。

其次，酒是詩人進行詩歌創作的催化劑，酒飲至一定狀態，可使人詩興大發，才思泉涌。日常生活中的文人受理性、道德的束縛，不能直抒胸臆暢所欲言，借助了酒，他們可以暫時擺脫現實，得以進入物我兩忘、無拘無束的自由創作狀態。邵雍晚年詩歌創作頗豐，講究“興來如宿構，未始用雕鐫”，沒有任何格律限制，隨意而發，這也和他借酒吟詩的習慣有關，如其在《后園即事三首》中所說?“年來得疾號詩狂，每度詩狂必命觴。”可見酒在其詩歌創作中的重要性。

(二)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酒與花

邵雍自稱其《伊川擊壤集》是“一篇詩逸收花月”，因此他的詩歌中吟詠花的詩句比比皆是，從而形成一種特色，有花必有酒，有酒必有詩。邵雍對花的喜愛充分表明他并非一個面目可憎、道貌岸然的理學家，而是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熱愛生活的藝術家，把自己的隱居生活經營的詩情畫意。如《南園賞花》:“三月初三花正開，閑同親舊上春臺。尋常不醉此時醉，更醉猶能舉大杯。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詩中用簡單的筆墨描述了他與親友的一次賞花行動，一個酒至半醉、憨態可掬、“醉把花枝仍自歌”的老人形象呼之欲出，讓人不禁莞爾，從詩中也可看出他的生活悠閑自得、率意天真。

邵雍之所以對賞花飲酒情有獨鐘，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受隱居地洛陽的愛花、重花之俗影響。他年輕時游歷四方，最終定居洛陽，正是喜愛其山水風俗之美。而洛陽以牡丹冠絕古今，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記載了當地賞花的盛況:“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可謂“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喜若狂”，這樣的城市氛圍自然會感染性情中人邵雍，激發他對花的眷戀和喜愛，因此花與酒成為他詩歌中一種意象符號，表達一種超脫世俗的歡樂和天真，同時也滲透著他對生活的哲理性思考。如《對花吟》中:“百年光景留難住，十日芳菲去莫遮。對酒有花非負酒，對花無酒是虧花。”看似把酒對花的一時醉語，其實不僅反映出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曠達，而且透露了他對時光飛逝的慨嘆和對當下良辰美景的珍惜。 另一原因是花和酒是文人生活和藝術創作中的重要素材，花是審美對象，酒是感情的發酵劑，兩者一起構成文人特有的詩意人生。邵雍的詩歌基本上再現了他的生活狀態，其中對花與酒的描寫有《囑花吟》、《插花吟》、《落花長吟》等等，如“把酒囑花枝，花枝亦要知”，依稀可見一個老者端著酒杯，癡癡的對著盛開的花朵喃喃自語，在他心里花是一個可以對話的生命，而不是自開自落的植物。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插花吟》:“頭上花枝照酒巵，酒巵中有好花枝。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況復筋骸粗康健，那堪時節正芳菲。酒涵花影紅光溜，爭忍花前不醉歸。”滿頭白發的老人頭上插著一朵鮮花，把酒吟詩，自得其樂。這樣的場景在宋代其他文人作品中也并不鮮見，如:蘇軾詩中“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黃庭堅詩中也有“醉里簪花倒著冠”;歐陽修詞中“白發戴花君莫笑”;李清照詞中有“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憐春似人將老。”文人插花、簪花總是和醉酒有關，或許其中蘊含某種特定的文化意義，還有待挖掘。

(三)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深夜歸——酒與人

酒文化的主體當然離不開人，所謂“酒有別腸，唯文者近”，文人用自己的行為方式和作品賦予了酒多重的審美意義，使酒文化廣泛而深入的滲透在歷代的文學作品中。文人是酒真正的知音，酒性外冷而內烈，文人則大多是外儒而內剛，自然相見恨晚、難分難舍了。只有文人嗜酒如劉伶者，能提一壺酒，命仆人帶鋤跟隨，說“死便埋我”;只有文人如酒仙李白者，能“狂歌痛飲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文人與酒，是天生的精神伴侶，彼此神交而相得益彰。

從《伊川擊壤集》的千余首詩歌中可以看出，酒同樣成為邵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自斟自飲，或對席勸酒，或酹酒懷人，或以酒會友，甚至沒酒喝了就問人乞酒，可見也是個無酒不歡的酒中豪杰。邵雍的詩歌傳達的是一種快樂詩學，沒有無病呻吟，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一般文人普遍的懷才不遇之感，酒在其生活中是一種能帶來快樂和滿足的東西，即使是一個人，“一杯酒美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也能喝的“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沒有絲毫的孤獨落寞之感。當然最愜意的是以酒會友，邵雍在洛陽時，詩酒雅集之風盛行，洛中耆老名宿經常舉辦“真率會”、“同甲會”等，城中名流文士齊聚一堂，飲酒賦詩，不亦樂乎，邵雍交游廣泛，也經常參與其中。尤其是與“洛中四賢”富弼、司馬光等人時相往返，交情匪淺。如卷九《和弼》“貫穿百代常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兩人談古論今，飲酒賦詩，不覺竟至夜深，足見兩人“酒逢知己千杯少”。邵雍飲酒也有傷感的時候，如《哭張元伯職方》:“近年老輩頻凋落，使我中心又惻然。洛社掛冠高臥者，唯君清澈如神仙。昔者與君論少長，今日與君爭先后。把酒酹君君必知，為君灑淚西風前。”昔日洛社詩酒之交，一個個撒手人寰，只能把酒酹君，獨自追憶往事，感傷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總而言之，酒在邵雍詩歌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醞釀詩歌的工具，是賞花感懷、醉酒放歌的契機，是宴飲交游，烘托氣氛的媒介，沒有了酒，邵雍的詩歌將會是另一種面貌。

[1]邵雍著.陳明點校.伊川擊壤集[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長弓，國艷主編.中國酒文化大觀[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3]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M].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