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環境倫理 環境整體主義 和諧發展論 環境正義觀

論文摘要：中國國內的環境倫理學界在移植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同時，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倫理學——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既涵蓋了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又包括完整的環境正義觀。

西方的環境倫理學創立于2O世紀7O年代，在8O年代傳人我國，對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然的價值、自然的權利等西方環境倫理的重要范疇也相應地成為我國環境倫理中的主流話語，以至于有學者認為，我國學界“對激進的自然中心主義比較重視，幾乎是全面接受，相反對美國的環境正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理論討論和介紹的卻很少”。但是，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國內的環境倫理學界在移植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同時，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倫理學——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既涵蓋了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又包括完整的環境正義觀。

西方環境倫理學誕生之初就出現了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兩大對立的派別，它們都具有關注自然的傾向。2O世紀7O年代以來，隨著正義運動的興起，對環境正義的研究也變得日益顯著，西方環境倫理學逐漸從對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的研究，轉向了對受人與自然關系影響的社會倫理(主要以正義為主題)的關注。

1、自然中心主義

圍繞著自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人類是否對自然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等問題，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tL，主義(非人類中tL，主義)爭論不休，但自然中心主義借助民眾覺醒的環保意識而占據了優勢地位，成為直至7O年代為止的主流環境倫理主張。

自然中心主義認為，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人視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排除在人的倫理視野之外，從而導致了對自然的掠奪，并引發了生態危機。所以，必須承認非人類存在物的內在價值和權利，承擔起對自然萬物的道德責任。然而，由于依據的核心概念不同，自然中心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眾多派別。辛格的動物解放論、雷根的動物權利論以及史懷澤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論”都以傳統的西方道德理論(如功利主義、目的論等)作為原點，將傳統人際倫理中的“內在價值”、“權利”等范疇直接移植、延伸到動物和所有的生命身上，得出了關愛動物乃至所有生命個體的結論，因而屬于個體主義陣營。與此相對，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和納斯的“深生態學”則力圖擺脫傳統的束縛，以生態學為基礎賦予整個生態系統以內在價值，強調關愛物種和整個生態系統，以生態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作為道德評價的標準，甚至要求人類為了自然放棄發展，所以，屬于整體主義陣營。雖然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理論起點不同，但它們共同致力于顛覆傳統的價值觀，力圖拓展人類道德關懷的范圍，因而帶有鮮明的激進主義色彩。

不可否認，西方的自然中心主義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思，體現了人類為走出生態危機、生存困境的積極努力，在全球都有廣泛的價值意義。但必須看到，自然中心主義并非是一種普適的倫理，它是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針對西方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代表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此，自然中心主義對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抽象論證遮蔽了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不同地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地區在環境利益上的差別，“對‘反增長哲學’的欣賞表明他們根本無視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以至使環境倫理可能陷入‘倫理的不倫理性’困境”。所以，環境問題的解決僅僅局限于人與自然的框架是無法給出答案的，而需要在人類社會關系內部探求合理的解答。

2、環境正義

事實上，隨著由環境因素引發的社會不公正問題逐漸凸顯，自然中心主義因缺乏對現實的細致關注而無力回應，環境正義論開始取而代之。環境正義論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抽象論爭，認為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學和世界觀方面的問題，而是源于存在著特權等級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會結構模式。正是社會關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義性，才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才塑成了一種試圖主宰自然的價值觀念。所以，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通過重建社會正義秩序來實現環境權利與環境責任在人類之間的公正分配。

從歷時態的角度看，社會正義秩序首先要解決代內正義的問題。這意味著現實生存著的當代人必須謹慎考慮正義的擴展性，當代人之間應當在環境利益和責任上公平分配。具體而言，代內正義表現為國內環境正義和國際環境正義兩個層面。國內環境正義關注同一國家內部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區域間在環境利益、責任分配上的公正性。因發達國家較早地遭遇了生態危機，國內環境正義問題首先在發達國家表現出來：富人的居住區和工作環境通常都是很環保的，而重污染工業企業一般都坐落或毗鄰窮人和少數民族的生活區，窮人和少數民族承受著不合理的環境負擔。但后來弱勢群體的抗議以及西方一些學者們的披露，迫使西方國家在法律的制定和環保機制的建立方面作出改善和調整，因而國內環境正義問題并未引發持續的理論紛爭。然而，在國際層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問題的成因及責任劃分上爭執不休。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和浪費造成了全球性生態危機，要求發達國家為生態危機承擔主要責任并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侵害做出補償。但是，發達國家不僅利用有毒廢物輸出、不平等貿易等手段將垃圾運往發展中國家從而轉嫁生態危機，而且還指責發展中國家過多的人口導致了生態危機，他們才是受害者。翻例如，美國學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論就是無視公平的利己主義方案，“嚴重地侵害了分配正義的原則，完全忽視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人權”網。實際上，環境正義絕不僅僅是發達國家內部的正義，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類的正義。如果不能突破民族和國家的域限，人類只能因戰爭而毀滅，沒有“共同的未來”。

代際正義也是環境正義關注的重點，它強調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在環境利益和責任上的公正分配。雖然一些學者因未來人的不在場和不確定性否認對后代的責任和義務，但主流觀點認為，我們的理性能夠超越現在把握未來，能夠預知未來人的利益。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將使人類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為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代人必須為后代人承擔責任和義務。羅爾斯的“正義的儲存原則”為解決代際正義問題提供了一個理論視角。他主張在人類的各代之間確定一個合理的儲存率，每一世代都按其進行財富的傳遞。雖然這只是單向的恩惠，當代人不可能從遙遠的后代人那里得到回報，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能貫徹正義儲存原則，從歷史過程來看，就實現了人類整體在代際間的公正。羅爾斯的正義儲存原則涉及的是經濟財富的代際傳遞，但可以把資源與環境的代際傳遞加入進來，這樣就可以作為代際環境正義的原則，指導人類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

環境正義不僅僅涉及代內正義和代際正義，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理論還從性別和社會制度的視角揭示了環境正義的內涵。生態女性主義將環境退化與對女人的壓迫聯系起來，將環境正義歸結為男女正義，認為解放自然必須解放女性。生態社會主義則將批判的矛頭對準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引發的整個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要求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以社會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社會變革，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公正的生態社會。

環境正義諸理論看到了人類社會內部不同主體在環境問題上的差異性，表達了不同主體維護自身環境權利的要求。但是，環境正義論關注的焦點僅僅是人類的社會倫理，卻忽視了自然對人類社會環境正義問題所具有的先在性和決定性意義。實際上，環境正義不僅僅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公正，同時更應是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公正。因為，人與自然血肉相連，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中國的環境倫理學是在譯介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者們批判地采納了西方自然中心主義派別中的整體主義陣營之整體主義價值觀以及環境正義思想，將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與受人與自然關系影響的社會倫理關系聯系起來考察，建構了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 中國學界的主流聲音強調，“我們不贊成以人為中心的人道主義，也不贊成以自然為中心的自然主義。如果硬要說以什么為中心，或者，人類行為以什么為尺度，那么，要在它的更高層次，即‘人一自然’系統這一層次，也就是說，以‘人一自然’系統為中心。這一系統的完整性和健全，它的和諧發展共同進化(‘雙贏’)是人類行為的最終尺度”。因為，生態學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由人、生物群落和自然環境所組成的有機統一體，有機體以及有機體中的所有存在物(包括人)都有內在目的，因而，不僅僅人，自然萬物都有內在價值和權利。所以，生態倫理學要求人類必須正確處理以下利益關系：“①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關系；②現代人與子孫后代的利益關系；③人類與自然界的利益關系。它的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表示人類行為中對全人類公共利益的關心，以及對人與自然共同利益的關心。因而這是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把世界看作有機統一整體，當代世界是‘經濟一社會一自然復合生態系統?！?/p>

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中國有學者認為西方自然中心主義主張放棄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西方自然中心主義預設了一個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極地適應，這不僅僅忽視了人與自然相互沖突的一面，而且把人降低為生物，一筆勾銷了人的社會性本質。實際上，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是對立統一的，當二者發生沖突時，作為地球上最智慧和唯一具有道德能力的物種，作為主體的人，有責任也有能力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節和控制，我們將“在確立正確的自然價值觀的基礎上，轉變人對自然的對策，調節人對自然的作用機制，加強人對自然作用的科學管理，實施對自然價值和文化價值的科學的多價值管理……既不是以損害根本自然價值的方式實現文化價值，也不是以減少文化價值的方式保護自然價值”，而是“既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又維護生物圈的健全、穩定和整體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和共同進化”。所以，與西方自然中心主義不同，中國的生態倫理學不是僅從自然環境的角度來尋找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而是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層次去思考問題，相信人類能夠贊天地之化育，能夠成己成物。這是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

人不僅與自然之間存在矛盾，人與他人、社會的利益關系也存在矛盾?！疤幚磉@兩類矛盾的關鍵是承認自然價值，因為它的根本問題是‘公平’，即公平地分配自然價值的問題”同3170也就是說，“在自然價值的分配上，要求既兼顧當代人之間的利益、當代人和后代的利益，又兼顧人與自然的利益，既保障社會安全，又保障生態安全。在此，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西方學者強調的社會領域內的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iustice)，我們還關注人與非人類存在物之間的生態正義(ecologicaliustice)。因為，“環境正義的主張過分強調了人與人的環境關系中的經濟政治維度，而忽視了生命共同體中非人類生命對生存環境的客觀需要，看不到生態正義的實現對環境正義的實現是同一過程不可忽視的兩個方面，因此它對非人類生命物種的健康生存的生態正義沒有足夠的重視和關心。是故其環境正義觀也是一種片面的環境正義觀，而不是一種完整的環境正義觀。完整的環境正義觀不僅包括對人的環境正義，同時也包括對非人類生命的生態正義”。

在環境正義的原則上，中國學界對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比較重視，并對其進行了修正。中國學者要求發達國家、強勢群體承認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弱勢群體平等的環境權利，要求發達國家承認發展，尤其是反貧困對發展中國家的優先性。同時，還要求在環境保護領域實行污染者付費原則和環境受益者付費原則，在資源開發利用領域實行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付費原則和受益于資源消費付費原則，以使作為受益方的發達國家、強勢群體對作為受害方的發展中國家、弱勢群體作出補償。在解決生態正義問題上，佘正榮先生提出了“作為共生的正義”的原則：“作為共生的生態正義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存利益的調解，首先應該是種際層次的，而不是人類個體對非人類個體層次上的……共生的正義就是要允許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存?！盵噠就要求我們做自然的道德代理人，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學者從中國國情出發，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對西方的環境倫理進行了揚棄。采納了自然中心主義、環境正義的一些主要范疇以及將環境倫理建立在生態學基礎上的致思理路等，但得出了與西方環境倫理完全不同的結論。這意味著西方環境倫理在中國發生了轉型。為什么誕生于西方文化傳統中的環境倫理能夠在中國轉型?

首先，西方的自然中心主義思想本身就具有“東方轉向” l。自然中心主義要顛覆西方傳統文化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突破主客二分的機械思維方式，改變事實與價值分離和對立的緊張關系，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眾生平等”等生態智慧成為西方環境倫理重要的理論源泉。如，深生態學的代表人物德韋爾(B．Deval1)和塞申斯(G．Sessions)就高度贊揚道家思想，認為道家提供了一種“整體自然觀”，即宇宙是一個包括人在內的互補、平等及均衡的生態系統，這種自然觀已經突破了西方主客二分的傳統，而相通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國哲學”，這樣就使“我們愈益接近兩種文化的交匯點”。

其次，“自然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沿用的是道義論和社會契約論等西方倫理傳統，是在權利和義務的‘相互性’(reciprocity，又譯互惠性)的框架內來討論人對自然的義務的根據的”。雖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缺少這樣的話語背景，但從中國現實來看，“市場經濟的實行，多元主體或者說普遍主體的平等的契約關系開始成為經濟生活的基點，因此，我國的契約化的過程已經從經濟領域開始，而契約倫理觀念也將隨著契約的社會化的過程，成為我國生活中占主導的倫理觀念”。所以，由西方移植人中國的自然的價值、權利等思想雖還未在民眾中產生廣泛的影響，卻被一些精英人士接受，并對政府決策起到了導向作用。中共十七大將生態文明建設寫入報告，表明中國的環境倫理將為建設生態文明服務，將在促進人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轉變的同時，促進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生態化轉變。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生態文明點燃人類新文明之光，以生態文明引領世界的未來。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使命，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