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經濟生活道德維度現代社會

論文摘要：經濟生活作為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有符合人類目的的價值，而道德不是某種消極的、外在于人的規范。從根本上說，道德是人們的一種內在的基本要求，有道德地活著才是人生意義的根本內容。在人的經濟行為中，既要有“利”，還要合“義”。人的行為要合乎一定的行為規范和法則才是正當可能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經濟行為不會特別注重道德因素的積極作用，但如果人們考慮到道德因素的積極意義，他們的經濟行為將會變得更合理、更持久，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還會更有效用價值。

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道德問題是現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但這個話題不只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也存在于古代社會中，可以說它是一個既古老又常新的道德課題。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人類文明初期，有關經濟和倫理的相關性議題就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即所謂“義利之辨”。

一、義利觀

（一）義利關系

義利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倫理范疇。“義”在廣義上是對人們一切社會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的理論概括和抽象，它為規范和評價人們各種社會行為的是非善惡提供了道德標準。把這種廣義的行為規范的道德準則與人們具體的利益關系相結合，形成對經濟利益的獲取與其行為規范的道德準則之間的關系，即義利關系。

在人們共同的社會中所形成的某種社會關系，必然會產生一種與個別人的個人利益相對并獨立于個人利益之外，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現出來的共同利益，它以觀念形態的“神圣力量”決定著、制約著人們的取利行為，用中國傳統的經濟倫理思想來表述，這便是“以義制利”。在義利范疇中，“義”與“利”是一對相互對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統一體。它們之所以相互矛盾和對立，是因為兩者體現的是各自不同的利益；它們之所以有同一性，并構成一個矛盾統一體，是因為兩者有著相互依存的關系。義利關系所體現的這種個別與一般、局部與整體、目前與長遠之間的利益矛盾是一切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二）中國傳統義利觀

關于義利之辨的話題從春秋時期一直延續到先秦諸子百家，中經宋明理學、明清實學，以至近現代的各種道德學說。儒家認為第一要務就是辯義務，別理欲，主張先義后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孟子則強調仁義，不必談利。荀子主張“隆禮貴義”，認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王充則提出“禮義之行在谷足”（《論衡》）。西漢董仲舒繼承并進一步發揮了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繁露·度制》）的觀點，這些對宋明理學家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程顥、程頤、朱熹等都持有這種觀點，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認為義和利是相互排斥的。而墨家卻主張義利合一，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法家則主張功利，反對空談仁義。道家既不談俗世的道德，也不講世俗的利益，而是講“絕仁棄利”。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的這種“義利之辨”，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東方式的古典經濟倫理，一種充滿著中國古代道德智慧的經濟倫理，其所包含的文化價值資源非常豐富，值得我們好好的溫習和利用。

二、經濟生活中的道德意義

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正是由于有了這種不斷超越的目的性追求，因而經濟生活本身不僅是合乎人類目的的，而且它也在不斷地實現和提升著人類自身的目的。從合乎人類生活需求和價值目的的這一根本性意義來看，經濟生活本身是合乎道德的，具有道德意義的。富蘭克林說過，追求財富是上帝賦予人的權利，也是人應盡的義務。馬克斯·韋伯發現資本主義精神的奧秘在于工作倫理的建立。因為，資本主義運動如果沒有某種根本性的人力資本，特別是人的行為動力的支持，僅僅依靠資本和技術的變革是無法實現的[1]。韋伯還發現，新教倫理精神諸如：勤儉、接生、敬業等等，實際上成為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得以啟動的一種精神動力。正是由于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當時的人們能夠積攢資本，逐步形成強烈的追求更大財富的普遍社會心理和行為動機。同樣，在談到人類經濟生活本身具有內在的道德目的的時候，也可以做類似的推理。就人類道德生活目的本身來說，并不排除也不應該排除人們的正當的經濟利益。正當的經濟利益追求本身就是人的一種基本的道德權利，因而是合乎道德且應當也是道德所提倡的價值行為。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道德是引導人們尋求幸福生活的實踐智慧或學問，是讓人們過得更加幸福的生活藝術。從這個角度來說，追求正當的經濟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價值基礎。過去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道德學家們很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一開始就站在與經濟學相對立的立場上來談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倫理學家不理解現代經濟科學，甚至不理解經濟生活本身。他們把道德看成是超越于經濟生活之上的某種更高的價值層次，殊不知道德本身實際就體現在人類正當的經濟生活之中，而不是懸空無著的精神幻覺。

三、經濟倫理的現實意義

（一）何為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是一個組合名詞。它是由“經濟”和“倫理”兩個詞組成。“經濟倫理”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概念出現迄今不過30年，最早是由德國人開始這方面的研究[2]。與經濟學相比經濟倫理大約是在20世紀后期才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并在現代社會狀況開始受到日益嚴重的理論與實踐的挑戰時，逐漸從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交叉地帶脫穎而出的。經濟倫理的研究不是一般地面對現代經濟生活和現代經濟學的各種問題評頭品足。經濟倫理研究不是也不能是現代經濟問題的簡單裁判，它必須深入到人們的經濟生活中間，能夠成為人們對現代經濟生活解釋的一個基本要素。所以，它要為人類及其經濟生活、經濟行為達到一種既具有道德倫理的正當性，又具有合乎經濟理性的有效性的理想狀態，提供它獨特的倫理價值分析和解釋。經濟倫理實際上就是在參與現代社會的經濟生活實踐中，成為其合理有效運行的內在價值力量。

（二）經濟倫理存在的重要性

在短短的20多年里，從倫理學者到經濟學者都在關注經濟倫理，且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研究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就能產生這么大的理論魅力，足以顯示經濟倫理的重要價值了。經濟倫理之所以突顯其重要性，大體有以下三個因素：第一，社會現實的生活，特別是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使得經濟倫理成為了一種時代性的普遍課題。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談到，資本主義創造了比以往所有時代的財富總和還要多的財富。但他在驚嘆以資本主義為先鋒的現代市場經濟的巨大威力的同時，也發現了現代經濟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道德問題。諸如：自利最大化行為動機引發的利己主義，社會不平等狀況下的價值剝削（“勞動價值說”“剩余價值論”）；商品經濟對人際倫理關系的沖擊和侵蝕（人際關系的冷酷性）等等。

現代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許多經濟問題凸顯。經濟生活的問題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性問題。所以經濟問題也引發了其他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由于社會分配過度不公所引起的社會不安。如果一個社會的貧富差別過大，那么這個社會的公正與秩序就是可疑的。由此，民眾的普遍心理及其對社會環境的反應，包括對政府，乃至對整個社會制度的態度就會是消極的，甚至是否定的。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經濟問題當做純粹的經濟學問題來看，它涉及的問題很多，很廣，很復雜。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倫理的概念就顯得更為重要。經濟作為一種價值，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義，它要服從更高的目的性價值。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倫理學揭示了人生的終極目的：人應該如何活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的經濟問題最終都必定導出或演化成一個更深刻、更復雜的價值問題。

第二，現代經濟生活所產生的經濟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學的知識處理范疇，經濟學本身無法獨立處理這些問題。比如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厲以寧教授提出所謂“三次分配”的理論。首先是市場分配；其次是政府調節（通過制度的安排來減弱貧富之間的差異）；最后是道德分配。諸如：鼓勵社會慈善事業，就像希望工程一類的措施[3]。無論是制度安排，還是道德分配，這些都不是經濟學所能單獨做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德的方式恰恰是一種非經濟理性的方式，所以有的經濟學者說“經濟學不講道德”。經濟學的一些主張常常受到倫理學的批評。

第三，從價值角度看，經濟問題本身具有工具性的價值意義，因此，它的解決歸根到底要訴求于倫理的價值解釋。這就是所謂的道德價值解釋。作為以“人應該怎樣生活”為目的的倫理學，它所研究的價值主題，始終就有人生根本目的的意味，經濟問題最終也必然會演化為經濟的倫理問題。

四、結語

在中國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的經濟行為不僅要有“利”，而且要合“義”。人的行為要合乎一定的行為規范和法則才是正當可行的。只有考慮到道德因素的經濟意義，人們的經濟行為才會變得更合理更持久。在市場經濟中，只有樹立正確的經濟倫理觀，用正確積極的道德倫理指導企業、個人的經濟行為，才能使經濟正常、有序、健康、快速的發展。

然而，經濟生活只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方面，不是全部。環境問題也是經濟倫理研究要考慮到的。因為自然生態環境本身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構成了我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參數。而生態環境的惡化大部分是由于我們人類的經濟行為所造成的。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經濟的手段，但僅僅靠經濟的方式或手段是不夠的。由此經濟倫理就成為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所必須建立的一種有效方式。這也是經濟倫理的一個新的維度。經濟行為的環境代價問題一方面涉及經濟本身的費用與成本，同時也涉及到經濟生活所涉及的社會成本和社會費用。環境代價最終表現為社會的代價，因此這個問題也有待于我們的關注和解決。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三聯出版社，1987

[2]萬俊人.義利之間[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

[3]厲以寧.經濟學著作導讀[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