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經濟倫理的要求既包括現世性的要求，又內含終極性要求。其中，現世性要求主要體現為社會主義功利主義或稱效益精神，終極性要求則體現為以人為本精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現世性價值集中表現為通過規范政府、企業和個體的經濟行為，降低交易成本，倡導合作規模經營等途徑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其終極性價值則在于對于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肯定和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是現世性價值要求與終極性價值要求的統一。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終極性價值；現世性價值 我國目前尚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經濟形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以理性化、自由競爭和利潤最大化為標志的市場經濟轉變。先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被逐漸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確立，各種利益關系因而變得錯綜復雜，人們對經濟關系和經濟利益的關注空前地敏感和突出；市場經濟的逐步推進和展開在誘發新的經濟倫理觀念的同時，也促使我們對市場經濟制度本身作出價值判斷，市場經濟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優劣成敗成為經濟學界和倫理學界共同的話題。理論和實踐都需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這一課題作出回答。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堅持現世性價值判斷與終極性價值判斷的統一，應該成為我們始終堅持的原則。 一、現世性價值判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 現世性價值判斷，是指以稀缺資源配置和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作為標準的判斷方法。市場經濟與這種對資源配置和財富生產分配的關注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它強調效率和效益，強調合理的市場規則對市場個體的制約，以理性和實用主義為基礎。在人們對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異常關注的現實條件下，離開現世性價值判斷，不顧人們日益增長的提高收入、改善經濟生活的愿望，對公眾提出的任何“清高的”倫理要求，只會成為空中樓閣似的玄談，對于解決形形色色的經濟倫理問題無能為力。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時，“利”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因素，而是義利關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義利矛盾運動中動力源泉的核心。在這種背景下，可以用社會主義功利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指導原則。 功利主義的萌芽，在人類歷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并在西方奠基于近代社會前期，最終形成于19世紀。然而，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主導精神是“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的尚義精神，具有反功利的傾向，而這一切是與自然經濟的運作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市場經濟推動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巨大威力，是通過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來發揮作用的。這三大法則與規律無不體現著市場經濟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客觀精神——效益精神。效益精神反映了市場經濟求利性本質的根本要求，效益精神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和生命。 功利主義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倫理精神和道德原則，無疑有著重要的社會價值。在利益關系成為一切社會關系的核心時，調整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就成為現代倫理學的主要任務之一；重視人們的行為后果，不僅使道德評價具有比較客觀的標準，而且對于人們的務實精神具有促進意義；強調趨利避害，不僅符合現代社會復雜的生活本質，也符合現代人的基本心理趨向。當然，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精神——社會主義功利主義，與資本主義功利主義既有著因共有市場經濟的一般而產生的共同要求，又有著因所有制的特殊性而產生的特殊要求。這種特殊的倫理精神主要是：其一，它把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作為道德的基礎；其二，它雖然側重以行為后果作為評價道德現象的標準，但也兼顧行為動機的評價意義；其三，既反對重義輕利，也反對重利輕義，而主張義利統一，既求效率，更講公平。 經濟倫理在市場經濟中的現世性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經濟倫理可以規范個人和企業的經濟行為。市場經濟社會中，市場運行的主體是有著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和個人。要保證市場經濟秩序健康、有序，離不開完善的法制對企業和個人的規范。法制是建立市場經濟的第一種規范，市場經濟應當是法制經濟。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客觀上要求市場活動的主體以及市場經濟的各種行為，都應當在法律規定的秩序中進行活動，受法律的規范和制約。沒有有序化的市場，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僅有法律的維持是不夠的，市場經濟還必須有自己的道德基礎。經濟倫理在這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規范作用。 與傳統的自然經濟相比，市場經濟是通過交換來實現資源的配置，來實現人們之間的經濟聯系，因此，交易成為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方式。交易打破了傳統封閉的生活，也在根本上改變著人們的道德世界。與傳統的非市場經濟社會生活相適應的道德世界，其核心在于“忠誠”。血緣紐帶、宗法制度以及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嚴格的上下級層次結構都要求某種人身依附的“忠誠”。市場經濟作為對傳統自然經濟的歷史對立，在經濟倫理上所要求的核心在于“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最重要的道德基礎是“責任感”。這種責任感緣于每個人對自己的一切后果負責的道德感。沒有基于道德基礎上的責任感，對于社會，它不能有效地實現職業職能、創造效益、組織社會結構、穩定社會價值；對于個人，它不能進行個人技能的積累，為社會創造服務與作出貢獻。離開了這種責任感，市場經濟的活動基礎——契約倫理和經濟信用就難以為繼，分工合作的價值前提也會喪失殆盡，交易成本費用將會大大上升。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大量經濟信用失常、權錢交易中的“尋租”等違反市場經濟倫理的行為極大地危害著正常的市場秩序，也使得分工合作和規模經營的效益難以實現。另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倫理要求個人和企業堅持平等、自由等經濟正義原則，這些經濟正義原則構筑了人類分工合作的秩序。因此，強調經濟倫理對個人和企業的規范行為對于建立和維系健全的經濟秩序大有裨益。 第二，經濟倫理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但同時又承認社會意識的能動作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在馬克思看來，“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及其“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既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產物”，更是非物質生產即“精神生產領域”。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文動力即精神生產力可以作為第二種動力，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倫理是這種人文動力中一種現實的、強大的力量。西方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近代以來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得益于新教倫理的推動，新教倫理構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的人文動力，其中“天職”觀念形成的職業倫理，“蒙恩”觀念構成的經濟合理主義，“節欲”觀念構成的積累精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基本的人文動力，它通過“資本主義精神”的中介，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有效率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是構成經濟發展的內生的變量。由此我們也可以判定，與經濟發展要求相契合的倫理道德，也可以產生經濟效益，并對經濟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現代經濟發展，首先來自于社會生產率的提高。社會生產率的提高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分工和專業化；二是個人和組織的積極性。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分工和專業化已成為普遍的現實，人們的積極性或進行投資、創新、經營和創造的經濟努力，對于經濟增長無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人們的經濟努力，尤其是涉及長遠利益的投資與創新，需要社會激勵提供心理與輿論支持。由于人類行為具有尋求合理性依據的偏好，經濟倫理的激勵就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合乎市場經濟需求的經濟倫理可以為人們的經濟努力提供合理性辯護，使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從事各種創造性的經濟活動，它也可以喚起人們的責任感和榮譽感，調動人們的熱情和信心，推動人們創造更好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