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職業(yè)的道德；有醫(yī)學倫理，有教育倫理，有商業(yè)倫理，

有企業(yè)倫理，有司法倫理，還有網絡倫理，學術倫理……

各行各業(yè)職業(yè)的道德這是一點；

二、 各個領域的部門倫理，如：政治倫理、經濟倫理、環(huán)境

倫理生態(tài)倫理等到，另外還有生命倫理，科技倫理等；

各行各業(yè)的職業(yè)道德和各個領域部門倫理的總和就是應用倫理學；而職業(yè)道德和領域部門倫理都是道德在實際中的具體應用。這是我以前的觀點，也是現在從事應用倫理學的研究的大部分人的觀點。但是，經過考察研究，我得出這么一個結論：應用倫理學就是倫理學的當代形態(tài)。強調當代形態(tài)，就是說他是和傳統形態(tài)相對而言的，當然我不是說他是對立的。相對于倫理學傳統形態(tài)而言，我們現在要有一個當代的形態(tài)，這個形態(tài)就叫做應用倫理學。

金律銀律是傳統倫理學所推崇的道德規(guī)范。金律——你要別人怎么對待你，你就怎么對待別人；銀律——你不想別人怎么對待你，你就不要怎么對待別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金律，銀律都是道德律，銅律——別人怎么對待我，我就怎么對待別人；從道德價值上來看，它比金、銀律要低，他不是道德律，它是非道德律，當然，非道德不等于反道德，非道德就是不善也不惡，是一種價值中立；反道德律就是鐵律——已所不欲，先施于人。銅律是非曲直從個人利益的算計出發(fā)的，也就是行為對等的原則，但他不是公正原則，對等不等于公正，從個人利益算計上，可以體現出利益的博奕過程，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但你有可能因為我對你太好了反而不知足了呢？所以，我要有保留，像下棋一樣，要照顧后面的幾歲甚至幾十歲，銅律反映了利益博奕的規(guī)則，不經過利益的博奕，即不知道別人會怎樣對你，又不知道該怎樣對別人，正是利益博奕產生了社會不公正的基礎，為什么從私利可以到公義？為什么可以從公利到公義？就是建立在這種利益博奕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利益博奕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近代政治學基礎，社會契約是從哪里來的？人一開始，是生活在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要維護自己的自然利益，所以互相爭斗但經過利益博奕，為了達到利益平衡，他們就訂社會契約，把部分權利轉讓給政府，讓政府代理行使權利，保護他們全部的利益和權利，這就是一個從私利到公利理到公義的博奕的過程，在政治當上是這樣，在經濟學上，雅當·斯密經濟人假設，認為人要最大限制增加自身財產，但是不能為所欲為，否則又會喪失所有，那么要有市場規(guī)則和平等貿易，這就產生了“看不見的手”所以，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也可以認為是在博奕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的平衡，市場規(guī)則就是建立在利益博奕基礎上的。所以，利益博奕已被廣泛應用到社會各個層面上了。應該成為用倫理學的基本規(guī)則，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也許更接受銅律，接受利益的博奕和從私利——公利——公益的轉變，但是，傳統的金律，銀律還有作用，我們并不是不要他們，金律和銀律可以與銅律結成同盟，共同抵制鐵律。鐵律是反道德的，有冒險性，光靠利益的博奕是不行的。銅律可以建立一個體系，而他總會有漏洞，為防止鐵律鉆空子，只有用金，銀律進行補充，創(chuàng)造社會善意的氛圍，防止鐵律橫行。

傳統道德哲學是從上到下的拔高，先建立一個道德形而上學，從最高的，統一的原則出發(fā)，把人向上提升，提升人的道德境界，而應用倫理學是相反的轉向，即從低向高的升華從私利——公利——公義的升華，美國哲學家丹尼做比喻說：“現代人與傳統人的思路有一個區(qū)別，傳統思維方式是一個吊車型的，現代人的思維方式是一個舉重機。”一個拔高，一個是升華，但低到什么程度？甚至可以低到動物的層次，生物社會學提給我們一個思路，從動物利他行為出發(fā)點考察人的利他主義的根源，一步步往上升，那么這兩條路是不是殊途同歸呢？最后是不是還是把人提高到道德，精神的境界呢？實際上，看起來結果一樣，過程是不樣的，按吊車型的思維方式會做過多的假設，路徑不是很通暢，但從低到高的上升，就不需太多假設，技術非常牢靠，這條路更通暢。”

在現代條件下，必須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但要挖握中國新的傳統，一定要有新的詮釋，一定要經過現代詮釋，才可應用到當代。現代闡述應該有所轉變，即把重點從儒釋道轉向墨荀法。中國儒釋道學說是中國傳統倫理學的本體，佛教談“心”談“性”，為中國倫理學做出貢獻，到了宋代，理學就從佛道教中吸收因素，發(fā)展了一個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學的新興學說。但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墨子，荀子， 法家這一部分被忽略。墨子，荀子法家，我認為更適合應用倫理學的轉向問題。墨子是一種功利主義學說，他談兼愛，但為什么要兼愛？就是為了交相利，他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fā)談愛的，他也從功利角度談國家的起源，他的理論與之后的社會契約論非常相似：為了達到利益的平衡，不使大家爭斗，就是一種公利，國家能列好保證每個人的利；荀子是講“性惡的”，但他講的惡并不是那么可怕，并不是一種反道德的東西，而是非道德東西，是一種利已之心，即從自己的私利出發(fā)，即為惡，但荀子同樣認為從惡中司化出“善”，即由圣人創(chuàng)造善，那么圣人也是人，也是“性惡”的，為什么能創(chuàng)造出善呢？因為他們是圣人，他們可以知道人的長遠利益所在，圣人即“善積”而已，所以他才可以創(chuàng)造出理性；法家不但講人性是“自立”的，而且提出人的“自立”之心即為“算計之心”君主不應該違返這個事實，而要順應他，這樣才能使利已之心為公益服務。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我們發(fā)揮墨荀法的理論優(yōu)勢，中國的應用倫理學的發(fā)展一定是會順利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