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倫理學的關系最近在《讀書》上成為一個話題，自六月號以來陸續有 文章發表。倫理學是古之顯學，經濟學則是今天的顯學，有時甚至被批評為“經濟 學帝國主義”，觀察兩者在今天的關系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況且這一問題還涉 及到我們今天社會許多問題的解決之道或解釋之道。所以，我現在也想借這個話題 談一點閱讀亞當·斯密著作的體會。

斯密一生的主要著作就是兩部：一部是《道德情操論》(一七五九年初版)；另 一部就是奠定了近代經濟學學科基礎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七七 六年初版，下簡稱《國富論》)。斯密被視作是經濟學的創始人，他同時又是一個 重要的倫理學家。一些經濟學家引斯密為典范，認為經濟學家也應關心道德問題， 也有些經濟學家則認為斯密只是個例外。

斯密的著作讀來親切有味。斯密首先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伯克在對《道德情 操論》發表的一篇評論中說，書中的例證豐富而且確切，表述平易而生動，表明作 者是一個具有非凡觀察力的人，能使事物完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一評論不僅適 合于《道德情操論》，也適用于《國富論》，只是前者主要觀察人們內在的情感活 動，而后者則主要是觀察人們的外在經濟行為。斯密與康德一樣終身未婚，一生也 大半在學院里和書齋中度過，但從其書中卻可看出其知人甚深——知一般的人性和 人心甚深，這種知識構成了他展開理論闡述的一個制約性基礎。

斯密早年在愛丁堡大學講授過英國文學的課程，還愛好過詩，不過，他具有無 須等待社會上作出判斷就領悟自己失敗的辨別能力(其生平可參見約翰·雷《亞當· 斯密傳》，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版)。他很快就發現他的天職是在學術，在一七 五○——一七五一年，他講授過一個冬天的經濟學，這份經濟學講義中已經有了自 由貿易的思想。不久他又獲選擔任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隨后轉任道德哲學 教授。按照蘇格蘭大學當時的學科分類，邏輯學包括修辭學和文學，道德哲學則包 括四個部分：(一)神學、(二)倫理學、(三)法學、(四)政治學。由此我們可以想見 當時“道德哲學”學科的廣博性，以及對教授所要求的知識的廣博性。可惜這全部 “道德哲學”的講義原稿都在斯密的堅持下，讓他的朋友在他逝世前燒毀了。后來 出版的《有關法律、警察、歲人及軍備的演講》只是一個學生聽他講第三、四部分 的課堂筆記。當然，《道德情操論》實際上就是從他第二部分的講義中發展出來的， 而在第四部分講義中，也包含了后來《國富論》的基本胚胎。

這四部分的具體內容怎樣，它們之間是如何聯系的，它們是否構成一個體系？ 據斯密最喜愛的一個學生米勒說，斯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證據和特性， 以及作為宗教基礎的人類大腦活動所必須遵行的各項原則。其時社會還沒有那種“ 上帝死了”的震撼和挑戰，神學的地位和內容主要還是沿襲，這方面看來并不是斯 密注意的重心所在。第二部分我們從《道德情操論》可以看出，這部分內容是一種 較嚴格、狹義的倫理學，而尤其是一種涉及個人的道德心理學或心態學，但它仍然 主要是圍繞著行為的適當與合宜性，圍繞著正義與德性展開的，而并非全面地論述 人的精神世界或心靈最高境界。第三部分即法學部分，據米勒說，斯密在這部分詳 盡地論述了與正義有關的那部分道德學，亦可說是一種涉及政治制度的倫理學，而 其中也包含了法律社會學和法律史的內容，斯密遵循了孟德斯鳩的方法，在公法與 私法兩方面，追溯了從野蠻時期一直到文明時代的法學演進，以及如何相應地引起 法律和政府的改善的演變。而在第四部分即政治學部分，斯密考察了那些不是建立 在正義的原則上，而是以權宜原則為基礎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進國家的 富強和繁榮為目的的行政法令，探討了與商業、財政、宗教和軍事建制有關的各種 政治制度。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第三、四部分的內容構成了倫理學的主體，這一倫理學 包括個人道德(突出地表現于情感)與社會倫理(突出地表現為法律)兩個方面，只是 前者尚偏重于個人倫理學的一個方面，而后者有些內容如法律社會學的內容是在倫 理學的范圍之外。這也基本上符合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兩個方面：即一方面是 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另一方面是德性的形而上學原理。康德的體系形而上學色彩遠 為濃厚，從內容到方法都更重視理性，重視邏輯的推演，這與重視情感、經驗和觀 察的斯密相當不同。相同的是，他們的學術都有努力脫離神學而獨立的傾向，不過 康德主要是為理性爭地位(可參見其書《系科之爭》及《僅僅在理性范圍內的宗教》 )，斯密是為經驗和情感爭地位。重視哲學思辨的康德倫理學是從一種形而上學的 基礎推出，而重視經驗觀察的斯密倫理學則向經濟學延伸或者說“擴張”，前者較 缺少經濟學的內容，后者則沒有明確的形上學的基礎。

斯密也確曾想過要系統地闡述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變 革，其中不僅涉及正義，也涉及其他任何成為法律對象的東西。他說他的《國富論》 已部分地履行了這一諾言，至少在警察、國家、歲收和軍備問題上是這樣。他在一 些著作和書信中，也曾把他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合稱之為“我的體系”。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古典的、包含四個方面的“道德哲學”體系是令人神往的 一種體系，它既有向上和縱深的維度，又有向法律政治、經濟等社會制度的橫的延 伸。經濟學在當時還沒有獨立的學科地位，它是包含在第四部分“政治學”的范疇 之內的，而“政治學”又放在“道德哲學”的名下。所以，今天我們在《關于法律、 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中讀到后來發展為《國富論》的一些思想是放在“論警 察”的一篇中是會感到有些奇怪的，但當時的學科分類情況就是如此。斯密自己比 起重視《國富論》來似乎也更重視自己的《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論》不僅是 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幾年里竭盡全力進行修訂的一本 書，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經時日無多的情況下，對這本書進行了最重要的一 次修訂，這說明了倫理學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對于道德真理的探討在斯密那里是 貫穿始終的，正如《亞當·斯密的生平與著作》的作者斯圖爾特所說：“這些崇高 的真理在他年輕時離開學院之際，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熱情，他最后的精神努 力也是寄托在這方面的。”(見《道德情操論》“譯者序言”，商務印書館一九九 七年版)

但在迄今為止的后人看來，顯然一般都認為《國富論》要比《道德情操論》更 為重要，在斯密的墓碑上寫的也是“《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安眠于此”，斯 密被視作是現代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和開創人，而他對現代倫理學的影響 卻不如康德。康德使倫理學立足理性，并擺脫目的、效果方面的爭議，建立了一種 以規范為中心的普遍主義的倫理學，這顯然更切合近代向價值多元社會發展的趨勢。 康德的倫理學可以在原則規范方面溝通社會領域與個人領域，斯密的倫理學則較集 中于個人的道德實踐和自我控制，尤其是對人們道德情感的分析，其分析獨到、深 刻。但這方面內容固然重要，在今天的社會里卻畢竟落入了第二義，對何為正當， 何為合宜的問題在紛爭的現代社會無疑需要更優先地予以闡明和論證。不過，未來 時代是否會變化得使斯密的道德理論更為重要亦未可知，如若其然，那一定是一個 比現在更為幸福的時代。

斯密的《國富論》之所以較之《道德情操論》發生了更大影響，還與經濟生活 在社會中越來越占據中心位置，經濟學也越來越發展有關。近代以來許多新學科的 建立，往往經歷了一個首先擺脫神學，然后又從道德哲學、自然哲學中分離出來的 過程。而斯密也確實順應了時代所需，在理論上對當時已經呼之欲出的許多經濟學 思想做了一種相當完美的綜合，這不僅要歸因于他的天才，也要歸因于他所投入的 勞動量，歸因于他的嚴謹、細致和長期不懈的努力。(這方面的評價參見熊彼特《 經濟分析史》第一卷第275—294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年版。)

《國富論》是相當獨立的一部經濟學著作，斯密并沒有讓他在《道德情操論》 中表達的道德觀點進入該書起支配作用，這后一本書并不是從前一本書發展和推演 出來的，它們確實有著相當不同的主題、領域和重點，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斯密 在前書中強調同情、強調利他和自制，但是他并沒有試圖在后書中以此來規范人們 的經濟行為。后書中所表現的基本上是一種客觀的、獨立的經濟分析。當然最終的 目的還是明顯的，即指向“國民財富”、“國富民裕”，斯密把這視作是政治經濟 學的目的，但他認為這一目的并非能通過個人的禁欲和利他加上嚴格的政治控制來 達到，相反，它倒是可以通過個人分散、自由的自利行為來達到。

斯密兩書看上去的分立實際上正表現了人的兩面性，即一方面人是更關心自己 的，自愛自利的；另一方面人也有一種同情別人，從而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省和自 我節制的能力，這種同情和自制是通過設身處地、對自己心靈中的“一個理想的旁 觀者”發生共鳴，從這個第三者的觀點進行觀察來實現的。羅爾斯正義論的“原初&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