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Analys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Economic Studies of ChineseCountrysideHOU Jian-xin

【【內容提要】該文就所有制、雇傭勞動的地位和人口因素等三個問題，對中國農村經濟史研究中往往也是實踐中的誤區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認為應當繼續清算所有制的神話和迷信。所有制是歷史的產物，其本身并沒有獨立的生命和意識，它總要依賴于生產力及社會分工的發展水平，總要以國民個體及其發展水平為載體，而其價值標準的判定，最終也要看能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能否改善廣大民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條件。過于重視生產關系的另一例證，是在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片面拔高雇傭勞動史例的作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首先應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生產者和市場的交往程度聯系在一起，而基本依據不是個別史料，而是較嚴整的統計。最后該文批評了人口決定論，指出忽視人口問題和將一切不發達的原委都歸為人口問題，同樣不是科學的和負責任的態度。

【英文摘要】This paper makes a intensely analysis of those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always perplexed the rural economic historian，as well as the peasants' economic practice in perspectives ofthe ownership，the status of wage labor and the population fac-tor.It is pointed out that，we must continue to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myth and the blind faith in the ownership.The systemof ownership，as an outcom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outindependent life and consciousness，depends always upon thedevelopment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 and pision of labor insociety，and takes always the national inpidual and theirdevelopment degree as its carrier.Another illustration ofoveremphasizing the productive relations is many scholarslopsidedly overstated the role of wage labor played in theseeds of capitalism.This research must do according to themore rigorous and complete statistics，not to one or two histo-rical facts.At last，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populationfactor in modern China wants a scientific judgment，it is not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o neglect the population problem orput all the blame on overpopulation for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關 鍵 詞】中國農村經濟/誤區/所有制/雇傭勞動/人口問題Chinese rural economy/misunderstanding/ownership/wage labore/population problem

【 正 文 】

19世紀中葉以后，作為向工業化緩慢邁進的農業大國，中國農村現代化問題，引起中外學界的普遍關注。從學術角度而言，中外學者都有不少真知卓見，同時也有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有的至今還在實踐上起著直接或間接的誤導作用。這里僅就中國農村的所有制問題、雇傭勞動的地位問題以及人口問題等談一點看法，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

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以往我們格外看重所有制問題。所有制固然重要，大概沒有哪個國家經濟的起飛不是伴隨著所有制的創新。不過，值得深思的是，所有制及其他制度本身并沒有獨立的生命和意識，也不能自行運轉，它總要依賴于生產力及其社會化、社會分工的發展水平，總要以國民個體及其發展水平為載體，因此，似乎很難孤立地談論所有制之好壞。正如馬克思在批評蒲魯東時指出的那樣，“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范圍內制造呢絨、麻布和紡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1]（第1卷，P108）。 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所有制，不能一廂情愿，否則，不管革命、暴力還是某位曠古的賢達，也不管內部的或是外來的力量，都奈何不得；即使一時成功，也斷不會長久。世界近代史上一個著名的實例，就是英國殖民者在印度進行的嘗試。印度村社制度下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牢固結合，曾長期阻擋著英國商品進入印度，于是英國人憑借著自己作為殖民統治者至高無上的權力，強行破壞了印度傳統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使一部分印度村社變成生產鴉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的專業農場，去交換英國的商品；一方面則把紡工安置在靛朗卡郡，把織工安置在孟加拉，或者干脆把印度古老的手織機和手紡車以及一部分印度紡工和織工一起消滅。馬克思起初曾說這是亞洲歷史上生產關系的一場真正的革命，盡管這場革命是由披著強盜外衣的英國人所推動的。而事實上，這場所謂的革命事與愿違：由于這樣的所有制變革與印度現實的生產力現實社會關系的發展狀況相脫節，結果，英國殖民者遠未能如愿以償，對于印度，則陷入一場更加深重的災難。馬克思后來也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1]（第2卷，P64） 太平天國強制推行“天朝田畝制”的失敗，則從另一方面證明，僅憑借強權或暴力，脫離社會現實的所有制“革命”，都是短命的。不論英國人強制推行“先進”的社會分工，還是太平天國強制推行理想主義的“公有化”，也不論推行者有何等的權威，最終都不免被那個現實的社會所拋棄。其實，太平天國農民領袖設想的那種“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分配制度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會經濟生活方案，連太平天國本身都沒有認真實行，一旦天京出現供糧緊張的情勢，很快就回到了“照舊交糧納稅”的老路。 我國歷史上最近的一個實例，是20世紀中葉以后農村全面推行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制度。解放后，在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進的思想指導下，我們曾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當作一種獨立于社會經濟之外的、有生命力的實體來看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把公有制簡單等同于社會主義現代化，認為只要通過“人民公社”（公有制）這座“金橋”，社會主義的富裕與大同就指日可待了。于是，不是依靠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積月累的改善和發展，包括人們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其中最重要的是與市場的交往，不是所有制去適應現實的生產力和現實的人，而是人為地定出一些公有化程度的標準和公有化進程的時間表，然后要求生產者及其經濟生活去適應那些標準和進程，本末倒置，為此我們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到70年代末，我國國民經濟包括農村經濟在內，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除了政治等因素外，不適宜的所有制對生產力造成的破壞無疑是重要原因。在當時人們的頭腦里，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軸線不是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主要是不同生產關系的機械的依次演進圖。這是一種單線發展的模式，而且被說成放之四海而皆準。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提一下我國理論界流行的“五種生產方式說”，后者對人們認識偏見的形成似難辭其咎。 五種生產方式的單線發展圖示，最早是由前蘇聯理論界提出的。現在一般都追溯到列寧對蘇俄大學生的一次演講，這次演講在1929年首次發表。正式提出該圖示的是斯大林，他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明確提出：“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2](P199)不久，該提法被完整地引進《聯共（布）黨史》，從此被奉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解釋人類歷史演進的正統學說。“五種生產方式說”強調，所有的民族都要經歷基本相同的道路，都要按照這種既定的規律，由一種生產關系向另一種生產關系依次更替。應當嚴肅地指出，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中關于某一歷史問題或某一歷史進程的觀點奉為一般發展道路的哲學圖示，是后來者附加上去的，這既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歷史與現實業已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實。人類社會的發展并非無規律可循，但就其表現形式而言，既是線性的，又是非線性的，既是時間的，又是地域的，無論如何不是“單線”發展的。國內一些學者如羅榮渠先生、胡鐘達先生等，已對該圖示作了頗有說服力的批評（注：相關論文請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第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胡鐘達：《胡鐘達史學論文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高仲君、侯建新：《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載《天津社會科學》，1988(10)。），這里不予詳細展開。 我們這里只是特別分析一下斯大林關于該圖示的要點：顯然，斯大林把歷史上“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視為相繼演進的五種社會形態的核心。生產關系包括社會生產過程中的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等諸方面，它對既定社會形態的性質無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客觀標志最終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種流行的五種生產方式說完全按生產關系來排列社會發展順序，衡量社會發展的主次就完全被顛倒了。先進的生產力是很難一蹴而就的，而按階級斗爭動力說的觀點，先進的生產關系卻是可以通過革命手段迅速達到的。先進的生產關系一旦“制造”出來，那就不是努力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是相反，要使生產力的發展跟上“先進”的生產關系。羅榮渠先生尖銳地指出：“要在理論上解決這一矛盾，必然要把革命的國家政權的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這樣，往往為唯意志論代替歷史唯物論大開方便之門。”事實上，上述革命公式為一些不發達國家漠視經濟發展規律從而嚴重損害了經濟發展的“大躍進”，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前蘇聯，30年代，斯大林可以斷然命令剛從農奴制枷鎖中解放不久的個體農戶“全盤集體化”，同樣，我國也可以在50年代刮起“共產風”，相繼在農村宣布成立初級社、高級社、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與此同時，隨著城鄉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生產者與國內外市場愈來愈隔膜，“文革”以后，愈發視市場經濟為洪水猛獸，從“半截子”商品經濟，到全部拋棄，全民動員起來“割尾巴”。當然，這是以對生產力的摧殘為沉重代價的。 我國70年代末開始的農村改革，首先打破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進的神話，順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并逐漸恢復、建立和發展起農民家庭經濟與國內外市場的聯系，喚起了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再次說明，發展經濟不能離開市場，不能離開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產權形式。而所有權形式本身并沒有獨立的價值標準，它最終要由生產力來判斷，或者說看它最終能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能否改善廣大勞動者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條件。此外，對生產力的理解也需避免片面的物化，由于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是人，因此生產力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在一般的情況下，生產力是財產和財富靜悄悄的、緩慢的積累過程，是包括工具、技術、信息等在內的所有生產要素的逐漸改造過程，與此相關則是市場環境和法律環境的逐漸健全與發展過程。從主體方面講，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是生產者本身素質包括新的觀念、語言、需求和品質逐漸鍛造和開發的過程。 所有制不是孤立的，難以對其作出獨立的價值判斷。如前所述，公有制不一定導致經濟增長，有時甚至恰好相反；其實，私人財產所有權與經濟增長的聯系也不是無條件的。私人財產所有權制度及其觀念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概念。私人財產所有權及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并非一向如此。近代私人財產所有權在西歐最先確立，并刺激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奇跡；同時我們在西歐歷史上還可以發現，土地的公有制安排，共同的牧場，共同勞動或一定程度的協作勞動方式，勞役地租和貨幣地租，以及近代早期非純粹私有化的租地農場等，都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有效地支持了經濟的發展。西歐中世紀晚期以來，經濟發展要求產權制度越來越明晰的總趨勢難以否定，但在歷史長河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所有權孰優孰劣卻不可一概而論。

在中國農村經濟史研究中，尤其在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中，由于我們以往過于看重生產關系，所以也就不適當地夸大了雇傭關系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好像發現了幾例農業雇工經營的證例，就可以宣布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事情果真是這樣嗎？ 幾十年來，國內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主要著眼于舊的生產關系內部變化和新的生產關系滋長上，哪怕是蛛絲馬跡。翻開80年代以前國內出版的任何一本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文集，就會發現大部分論文，幾乎都在圍繞尋覓雇傭關系的史例、史例本身能否成立以及這類史例到底有多少等問題上做文章。似乎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完全要靠雇傭關系的情況來證明。這樣的討論，往往分歧頗大，有人將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追溯到明清，有人追溯到宋代，有人甚至追溯到漢代的雇傭勞動。不是說這樣的研究毫無意義，而是說這樣的觀察視野過于狹小，不足以說明什么問題。即使所舉實例本身確屬資本主義萌芽，卻不能說明為什么那樣的萌芽沒有成為資本主義的生長點。也就是說，如果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沒有與生產力尤其勞動生產率以及社會分工的水平聯系在一起，沒有與農民的物質、精神生活過程及其與市場交往的程度聯系在一起，就不能對社會的整體發展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20世紀中葉以前，舊中國農村存在著多種生產方式，其中租佃制與雇傭制是兩種較為典型的方式。前者表現為出租地主和佃農的關系，后者表現為經營地主和農業雇工的關系。按照國內學術界流行的觀點，經營地主的出現是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標志，所以應該是經濟越發達，農業雇工經濟越普遍；反之，亦然。這種理論邏輯聽起來似乎無可厚非，可是在解釋20世紀中葉前的中國農村經濟史時，卻使人頗為迷惑。當時的實際情況基本與這種理論邏輯相反：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租佃制盛行，而在商品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雇傭關系大量存在。舉例說，在20世紀上半葉的農村調查資料中，華北地區如冀中的雇工勞動和經營地主經濟存在并不少見，在鄉村經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因素較為活躍的蘇南地區，包括經濟較發達的無錫地區，反倒難以發現經營地主的蹤影。（注：見陳翰笙等1929年和1930年的無錫、保定農村調查資料，現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顯然，僅從雇傭關系這一表象來考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社會的發展是不夠的。 對于上述問題，筆者以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不過個體農戶的生產能力和交換能力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不論華北地區還是蘇南地區的農業剩余總量和商品交換、商品流通的總量盡管有差異，卻都沒有出現實質性的增長，缺乏雇傭經濟滋長的溫床。所以，無論南方還是北方都沒有出現一批具有一定規模的農業雇傭經濟組織。華北地區農村雇傭經濟多一些，也有一些所謂的經營地主，但規模仍然很有限，所占比例只有幾個百分點，而且就雇傭經濟的大多數情況而言，不過是小康農家臨時找幾個幫工而已，不成氣候，根本無法與西歐近代早期農村雇傭經濟的普遍性相比，亦不能與他們資本主義租地農場的規模相比擬。有人說起華北地區的經營地主或農業雇傭經濟，便簡單地冠以“普遍的”、“大量的存在”這樣描述性的判斷詞，缺乏數量的概念和比例的分析（雇傭經濟數量與非雇傭經濟數量之比），因而不能說明問題。舊中國的小農經濟是個汪洋大海，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全國就有幾千萬個生產單位。即使我們舉出十條、幾十條乃至幾千條的事例，也還不到萬分之一。它們在整個農業生產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事實上，直到1949年前，華北地區農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可忽視，也不可夸大。 華北和蘇南的農業雇傭經濟成分畢竟有所區別。為什么蘇南商品經濟較發達而農業雇傭經濟反而較少呢？有人從產業間的比較利益方面作了解釋。舊中國產業發展不平衡，在蘇南，收入彈性大的新興工商業發展較快。由于新興工商業與傳統農業存在不同的利潤率，就會改變社會資本與勞力的投入規模和方向。吸收了大量社會新增資本的工業部門，能夠率先利用最先進的生產手段，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傳統的農業部門由于受到資本積累率低等多種因素的限制，生產方式依然停滯于傳統的水平上。在產業間比較利潤的驅使下，蘇南地主紛紛離鄉進城，躋身于新興工商業，因而經營地主在這一地區趨于消逝。該觀點的解釋者還指出了這種探討的現實借鑒意義：我國產業間的比較利潤之不平衡至今仍然存在，甚至益加嚴重。在商品經濟中，農業仍然是最缺乏競爭力的產業，這就是為什么當前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出現了農業滑坡的原因。它在客觀上要求政府的經濟決策層必須對農業投入采取傾斜政策，以保證社會各產業間的協調發展。[3](P5) 上述兩種解釋，如果從不同的角度上看都各自有一些解釋力的話，那是因為它們都沒有局限于那種狹隘的生產關系領先的邏輯，而是從生產力及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出發，從具體的史實和經濟社會的各種實際聯系中出發。以上，我們僅在于說明，脫離經濟與社會活動領域，原則領先，偏重生產關系的研究思路是如何的狹窄，沒有出路，既不能解釋問題，也不能給人們提供啟示。此外，過于依賴沒有數量概念的個別事例，而不靠比較嚴整的統計方法，同樣也很難說明問題。

三

過去我國曾經忽視人口因素及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結果吃了大虧。有權威機構估計，如果說“大躍進”或“文革”的失誤可以用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得到調整和糾正的話，那么我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誤導所產生的后果，顯然要延續到21世紀，大概整整一個世紀都難以完全消化掉。（注：見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第二章，科學出版社，1996。）這樣的評估并非危言聳聽。現在談人口問題的愈來愈多，不僅談現實，也追究歷史，一部分學者包括有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人口問題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關于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研究中，人口也成了一個熱門話題。筆者認為，人口問題固然重要，但人口因素也同樣有一個科學定位的問題，忽視人口問題和將一切不發達問題皆歸罪于人口，同樣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人口根源說”是二戰以后西方興起的一個史學流派。以人口數量的變化為中心，來分析社會歷史發展的學說被稱為“新人口論”，以區分于過去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新人口論的代表人物是劍橋大學的波斯坦(M·M·Postan)等人。（見注①）波斯坦很重視經濟基礎的作用，但這里的“經濟基礎”有其特定內涵，主要指人口、物價和農業生產這些“經濟事實”，其中人口因素最為重要。波斯坦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人口數量的波動為依據，以14世紀初為分界線，將12-15世紀的西歐分為兩個階段，由此形成波斯坦的經濟周期說。第一階段從12世紀到13世紀，隨著人口的穩步增長，對糧食需求的壓力增大，導致了大規模的墾荒運動。這是因人口膨脹而引起生產和貿易的擴張時期。不過，當人口增長過快而使土地無法承受時，勞動生產率和農民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于是引發黑死病，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第二階段從14世紀到15世紀，一方面人口銳減，農村經濟凋敝；另一方面則由于領主之間對日趨匱乏的勞動力的爭奪，抬高了勞動力的價格。于是，帶有較強的人身依附特征因而不受人們歡迎的勞役地租，逐漸以貨幣“折算”，以至領主最終放棄了農奴制。也就是說，“人口的災禍決定了農奴制的崩潰”（注：波斯坦的新人口論已寫進他主編的《劍橋歐洲經濟史》第2卷中的第一章，標題是《中世紀農業社會的最佳部分：英格蘭》，劍橋，1966。）。顯然，不論是經濟的擴張，黑死病的蔓延，還是農奴制的崩潰，波斯坦學派都將其主要歸因于人口要素。 曾長期居于正統地位的新人口論，70年代末受到布倫納、布瓦等西方學者的廣泛批評。（注：相關論文請參見R·布倫納《前工業歐洲農村的階級結構與經濟發展》，載英國《過去與現在》，1976年(70)，引號內的話是布倫納概括的。布倫納的批評文章亦見同期雜志。布瓦：《反對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正統》，載《過去與現在》，1978(79)。）雖有波斯坦等人的一再辯解（注：相關論文請參見波斯坦和哈徹《封建社會的人口和階級關系》，載《過去與現在》，1978(78)。L·R·拉杜里《答布倫納教授》，《過去與現在》，1978(79)。），但仍然難以改變“人口學模式”漸受冷落的境況。不過，對于新人口學派或應用新人口學觀點研究中國問題的著述，似乎還未見到有分析力的批評，不僅如此，在某種新的形式下還有膨脹的趨勢。 “高水準均衡陷阱說”(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頗為流行的一種理論，始于英國學者艾溫(M·Eleiv)1972年的論文和1973年的專著《舊中國的模式》。（注：相關論文請參見M·艾溫《高水準均衡陷阱：中國傳統紡織業技術發明衰落之原因》（"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見W·E·Willmot主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137～172頁，斯坦福，1972，并參見［美］王業鍵《明清經濟發展并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3)；M·艾溫《舊中國的模式》(The Paten of the Chinese Past)，斯坦福，1973。）艾溫從鄉村紡織業入手考察中國的歷史，他的結論是，中國的落后是技術的落后，而技術自14世紀處于停滯應歸咎于人口的過度增長。當人口增加，而土地不能相應增加時，農田不足以維生，農民必須從事副業生產，賺取輔助性收入。這就促使農民家庭手工業（紡織業）的興起。只要少許投資，購買簡單的設備，農民便可利用家庭中的閑散勞力（包括婦女兒童），在家從事紡織，然后每天或定期送到當地市場出賣。只要出賣的價錢超過他們原料和工具的成本，他們便覺得有利可圖。同時，由于在市場上有許多農戶出賣紡織品，棉布商或經紀人可以相當低廉的價格買到所需產品，比設立工場，親自監督工人生產更經濟。結果形成市場與生產技術的分離，即商人所關心的是市場的運行，不是生產的經營與技術的改進。 在解釋中國技術停滯的基本原因后，艾溫把公元600年到1800年間的中國經濟發展分為三個時期：600——1300年，1300——1600年和1600——1800年。在頭兩個時期，伴隨人口和耕地的擴張，以及一部分技術的創新和推廣，農業產量大致能跟上人口的增長。但在第三個時期，人口大幅度膨脹，而耕地開墾殆盡，傳統技術達到頂峰，即使投入再多的勞力，也不會刺激農作物的總產量。這樣，農業被困在一個“陷阱”(trap)里。也就是說，中國傳統農業在當時的資源和人口條件下，生產和消費已達最高水平的平衡，以至失去潛在生產力的積累，即失去內部動力，這時候，只有西方的現代化農業生產技術的介入，才能解脫困境。（見上頁注⑤） 問題是在什么條件下，即人口與土地等其他資源配置處于何等比例時，農業才會進入一種“卡脖子”的狀態？該理論提出一個模式，但并未給出數據。按艾溫的意思，中國在18世紀時（當時人口接近4億）即達到“卡脖子”的境地；敦伯格(R·Deruberger)認為在19世紀末，王業鍵認為應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前期，而珀金斯認為到20世紀中期也未見到真正的困境。[4]實際上當時中國的人口增長并不是很快，據何炳棣、珀金斯的研究，明清兩代中國人口的增長率不超過5‰，乾嘉年間最快時也不超過10‰，而現在第三世界人口增長率常在20～30‰。我國人口的迅速增長乃是晚近30多年的事。因此，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從全國范圍講，得不出一個“陷阱”的結論。馬克堯先生說，“艾溫的學說是一種變相的人口論”，而且“所論不實”，該學說“仍以人口與資源關系為社會發展的杠桿，只是加上了制約技術進步這一曲折”[5]，這一分析是中肯的。 黃宗智(Philip·C·Huang)是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關于他的著述，有一批介紹和討論文章（注：相關論文請參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農村發展1350-1985》，中華書局，1993；《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載《史學理論研究》，1993(1)；《商品化過密與農業發展——部分經濟史學者討論黃宗智〈中國經濟史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載《史學理論研究》，1993(4)；葉顯恩《評價〈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載《歷史研究》，1986(6)；馬敏《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史的新探索》，載《近代史研究》，1993(2)等。），筆者也曾談過一些意見。[6]為避免重復，這里僅述及與本課題直接相關的主要方面。黃氏關于中國農村的觀點最初在他的《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概括為“內卷化”(involution)，后來在他的論著里又將其改譯為“過密化”。“過密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及由此推及的“過密型增長”(involutionarygrowth)兩個概念成為黃氏理論的核心，我們的分析主要圍繞它們展開。 “過密化”觀點源于恰亞諾夫關于家庭農場適度規模經營理論的延伸。恰亞諾夫是俄國農村問題專家，被西方學術界認作農民學的重要創始人。恰亞諾夫認為，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上，家庭農場的要素結合，客觀上要求最適度的生產規模。在人口過剩地區，家庭農場不總是能夠從手工業、商業等部門找到多余勞動力的出路。于是，農場常常增加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勞動和資本，提高農業集約化程度，雖然它也會增加農業總收入，但必定會降低單位勞動的報酬。（注：相關論文請參見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第三章，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關于恰亞諾夫理論的評價文章參見徐建青“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理論》簡介”，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4)。）黃宗智將恰氏理論用于明清以來的小農經濟研究，即人口壓力使人均耕地面積縮小，在達到一定極限后，不是收入與勞動力投入同步增長，而是勞動邊際報酬遞減。這就是所謂過密化的小農經濟。長江三角洲的過密化主要通過擴大經濟作物經營的形式進行，尤其是植棉和棉紡織手工業。“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的維持生計的策略”，盡管自明清以來“有五個世紀蓬勃發展的商品化”，然而，“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推動的過密型的商品化，必須區分于推動近代發展的質變性的商品化”。他認為，這種過密型的商品化以單位工作日報酬遞減為代價，它解釋了“沒有發展的增長”，即“過密型增長。”（同注①） 首先，說“明清時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這一估價是否過高。許多學者認為即使在江南，這種說法也是過分的。1840年左右的國內市場，總的看，農村還是自然經濟占絕對優勢。衡量商品經濟水平，不但要看到產品進入流通領域多寡，還要考慮社會分工規模、價值規律作用的范圍、市場發育的程度等因素。即使進入市場部分，也要具體分析。許多實證性考察也證實了這一點（注：參見侯建新博士論文《20世紀上半葉冀中農村經濟研究——一項關于農民家庭收支的統計分析報告》。），愈是歉收年份，市場愈活躍；越是租債逼人，農民愈需賣出產品或買進產品。這不是與“看不見的手”打交道，而是與死神打交道。這是“饑餓型”商品交換，“萎縮型”商品交換。分析現代商品經濟，這些“虛假”成分須予排除。黃氏本人其實也發現中國小農經濟為謀生而非謀利，指出明清江南商品市場和各種要素市場的局限性，這些均與其“明清高度商品化”的結論相抵牾。真實的歷史事實是，中國農村沒有現代化，是由于農民普遍的貧窮以及在此基礎上農產商品化發展之嚴重不足，而不是由于“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 其次，我國人口過多，農村有剩余勞動力，但何時期能稱“過密”，怎樣為“過密”，似難以確定。就像艾溫的“陷阱論”難以確定人口與土地等資源配置處于何等比例才會“卡脖子”一樣。據統計，以每畝田投入勞動日計，我國低于日本和韓國。而且，當勞動力人均占有耕地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農戶的勞力就大量投入非農業的工副業生產，在一定范圍內，很難說過密不過密。退一步說，這種人口危機或人口過密化現象，在某一地區、某一時期內是可能的，但未必是一個普遍的、持續進行的過程。目前沒有一套完整的數據證明中國農業近五百年的完全停滯；相反，我們看到，盡管發展極其緩慢、有時甚至相對停滯，但總體講中國農業是發展的。 最后，我們發現，盡管黃宗智試圖用三種方法（形式主義、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小農經濟作出綜合分析，并說尤其注意兼顧人口和生產關系兩方面，但他的理論模型中的深層次的因素，顯然還是歸結于人口壓力。黃宗智和艾溫一樣，都不是直接談人口問題的，艾溫從鄉村紡織業入手，黃宗智討論的視野則更為寬闊，包括勞動生產率問題在內。黃氏提出了若干相當具有挑戰性的見解，但他最終將人口再生產凌駕于物質再生產之上，則屬可商。 人口問題在農村的現代化過程中固然是重要因素，不過我們需要有具體的分析和科學的定位。它與土地等資源的比例，何謂適度，何謂超載和過剩，依據不同的時段和地區等條件，會有不同的答案。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需要作出具體分析的問題。就中國大多數地區而言，晚近30多年來人口增長顯然過快，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把中國農村特別是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的貧窮與落后完全歸咎于人口。我國70年代后農村經濟取得巨大進步，并非人口與土地資源比例變化的結果，如果說有變化的話，是人均耕地更加狹小了。另一個經常可見的簡單事實是，同樣的人口和土地等資源比例，往往會有較大不同的農業發展水平。何況，人口無節制的過度增長，像第三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發生的那樣，本身就是貧窮和愚昧的表現，它會隨后者的改善而改善。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口問題是派生物，不具有決定性作用。 從非人口決定論出發，可以重新審視近代以來的中國農村經濟史，尤其是20世紀中國農村的發展與不發展問題。首先需要指出，盡管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飽受內戰、外患的蹂躪和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沖擊，農村經濟變化相當緩慢，可從整體上講并非完全停滯，毫無作為。尤其是隨著國內外市場的開拓，經濟作物種植和鄉村工副業的一定發展，農村的經濟結構有所調整，農戶的相當一部分產值已在耕地以外實現。這表明了小農家庭經濟頑強的生命力和相當大的適應能力。同時，我們還有理由認為，這一時期的中國農村本來可以發展的更快些，而障礙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僅僅是人口問題。 我們發現，社會安定程度，政府的扶植以及產權關系明晰的力度，都是20世紀中國農村發展和不發展的關鍵環節，其作用似乎并不亞于人口因素。如果20世紀上半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夠對農戶及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更多的資金和技術，家庭農場的產出和整個農村生產力本應增長得更快。現代社會中的行業發展，都需要政府的有效扶植，農業尤其如此。要解決旱、澇以及灌溉等問題不是一家一戶甚至一村一鄉能完全承擔的。改良和推廣優良作物品種也是一樣，政府都有不可替代亦不可推卸的經濟職能。而國民政府在這方面乏善可陳，幾乎沒有任何作為。此外，農村的發展還與經營規模、土地資源、生態環境等關系甚密，同時也離不開國內國際市場條件、城鄉關系以及市場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而且筆者不認為在一定條件下這些因素不起決定性作用。實際上，各個因素是相互聯系的整體，包括人口因素在內，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各個因素的作用是不平衡的。例如，在20世紀上半葉戰爭帶來的社會動蕩以及政府的低效、無能是農村不發展的主要原因；50～70年代人口激增和“大鍋飯”即產權缺乏必要的保護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主要障礙；當前的主要問題則是土地的過度碎化，產業結構不合理、土地市場流通弱化，以及特定條件下城市工業接納剩余勞動力的狹隘化等。這已超出本文的范圍，恕不進一步論及。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斯大林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業經濟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4]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5]馬克堯．資本主義起源理論問題的檢討[J]．歷史研究，1994(1)． [6]侯建新．中世紀晚期的商品化與現代化啟動[J]．歷史研究，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