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農村始終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最廣闊、最深厚的基礎，因此關于農村調查及發展研究傾注了幾代中國人的心血。20世紀上半葉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調查與研究主要有：晏陽初、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試驗區以及社會學家李景漢的定縣調查；陳翰笙領導的保定、無錫農村重點調查和全國性抽查；國民政府首次以國家機關名義進行的農村經濟普查與定期統計。此外，還有南京金陵大學美國人卜凱組織的大規模的農村調查和日本人“滿鐵”的華北農村調查。這些農村調查的目的不一，深淺有別，但客觀上都為日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留下了頗有價值的資料。

【英文摘要】

Rural area is the broadest and deepest foundation of Chinesemodernization so that Chineseforseveralgenerationshavethrown all their energy into their rural survey andresearch.The author reviews and makes ananalysisofChineseruralsurvey and researchintheperiodofthefirsthalfof20century，especially in the 1920s-30s，including YanYangchu'sand Ling shuming's experiment area of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investigation in Baoding、Wuxi and other ruralarealedbyChen Hansheng，and general survey and statisticsorganizedby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ddition， JapaneseandAmericanmaderuralsurvey. Thoseinvestigatorsleft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economic researchofruralChina，even though they had different purpose.

【關 鍵 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村調查The 20th Century/1920s-30s/rural investigation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K263；C912.6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583—0214(2000)04—0125—07

對于20世紀中國農村，我前幾年因做中西農村現代化進程比較研究，接觸了一批資料，結果印象和感觸都很深，其中之一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上下對農村的熱情關注以及各種形式的農村調查研究，現在似有必要做一扼要歸納與評述（注：新中國誕生于一場新式的農民革命中，而這場革命的社會內容，至少對占中國絕大部分空間與人口的農村而言，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偉大實踐，而且土地改革過程中對中國農村的認識和研究，以及土改過程中逐村逐戶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土地資料和農戶分析資料，也是中國經濟史上最具開發價值的信息寶庫。不論就其社會價值還是學術價值而言，大概是現存舊中國農村研究的任何資料都無法比擬的，需專文另論，此處不表。）。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間，中國掀起了一股對農村社會經濟頗為關注的熱潮。農村問題不僅經常見諸書刊報端，而且還第一次出現了用現代方法對農村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實地考查的學者群。到農村參加調查研究或實施某種“建設”的人們，不僅有學者、學術研究機構和高等學府，還有政府機構和外國學者。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這樣幾方面：一是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中國農村經濟凋敝的情況日形嚴重，出于對農村前途的關注而調查農村；二是西方的社會學、經濟人類學的調查方法傳入中國，“秀才不出門”的傳統學術作風發生變化；三是當時政治斗爭和思想文化爭論的表現和反映。例如，轟動一時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五四”以來關于“孔化”還是“西化”、“農化”還是“工化”爭論的繼續，鄉村建設運動很像是中國式的“民粹運動”。又例如，陳翰笙先生組織的農村調查，是為了以事實來闡明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與第三國際和國內取消革命的托派進行斗爭。國民政府此時也開始進行農村調查，這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機關的名義定期對農村經濟情況進行記載，并成為國家統計工作的一部分。外國人的農村調查，尤其是日本人“滿鐵”的調查，則有明顯的政治背景?？傊?，風行于30年代的農村調查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不可一概而論。不過，無論如何，客觀上或為舊中國農村經濟的改造作出嘗試，或為日后的農村經濟研究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值得我們作一較系統地回顧與分析（注：錢俊瑞同志1981年口述寫成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成立前后》一文中提出，30年代中國農村問題大約有如下流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主張農村已資本主義化的托派，金陵大學的卜凱組織的大規模農村普查，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和國民黨政府的農村復興委員會。載《文史資料選輯》，第84輯，1982年12月。）。

一晏陽初、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實驗區

自20世紀20年代末葉以來，在河北省定縣（以晏陽初為代表）、山東省鄒平（以梁漱溟為代表）、南京曉莊（以陶行知為代表）、江蘇昆山徐公橋（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為代表）以及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學為代表）等地，出現了一批以平民教育為中心的鄉村建設運動實驗區，這一運動基本上是由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搞起來的。這些人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文化”或“教育”問題；中國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應返回到“農本社會”、“倫理本位社會”，于是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當然，這支以農立國派的隊伍是很復雜的，并非都像梁漱溟那樣有明確的理論模式，不少人或者出于痛惡資本社會影響之弊端，或者是深感農村之急需救濟，或者是出于一種農村烏托邦思想。

晏陽初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后從事平民教育。1926年選定河北省定縣為平民教育實驗區，并與他的同事們舉家遷至該地。在定縣的十年間，針對他們認為的農民四大缺點，即愚、窮、弱、私，開展四大教育，這就是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為了更有效地進行上述教育，他們同時進行了農村調查和統計工作。作為保留下來的文獻，大概后者的工作更具有長遠意義。當時擔任調查部主任的是留學美國的社會學家李景漢，手下經常有一二十人，還培訓了一部分當地人做調查員。調查工作原計劃一年完成，由于當地農民的不信任、不合作以及工作人員不得力等種種原因，結果調查進行了七年，到1934年才告結束。他們先對全縣情況進行了概況調查，然后開展分村調查，包括戶口、土地、生產、賦稅、集市、教育和風俗習慣等。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以縣為單位的實地社會調查，內容務實而完備。主要成果是83萬言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問世后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1933年出版，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重版。不過，更多的資料以原始狀態保留下來，可惜在“文革”中大部分丟失，其中許多是未及整理的（注：李景漢：《回憶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的社會調查工作》，載《河北文史資料》1983年第11期。關于對定縣實驗的評論見千家駒：《中國農村建設之路何在——評定縣平教會的實驗運動》，原載《申報》第二卷第十號（1934年8月），編入《中國鄉村建設批判》，舊知書店出版，1937年3月。李濟東：《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如果說晏陽初搞“識字救國”，那么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更象“是一場民族文化的復興運動”。鄉村建設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1931—1933年為第一個階段。此階段的工作主要是思想發動和培訓人員。先后共培訓兩屆學生400余人，然后分赴山東省內27個縣，試辦鄉農學校77處。這些鄉農學校，按照梁漱溟的理論從教育入手進行訓誨。不過，這種教育是發揚固有的禮教精華，以培訓內在的能力為內容，將自治的工作與教育形成一體，將自治的機構融合在教育的機構里面。換句話說，即是以習慣代替法律，以柔性的感化，代替硬性的行政。第二階段自1933—1937年，在國民政府和山東省政府支持下，實現縣、鄉、村的行政改革和社會改進。鄒平的最高理想是“政教富衛”合一，實行的辦法是行政機關教育機關化，用“村學”代替“村公所”；縣自治機關的系統，便是“縣政府——鄉學——村學”。這個模式中，除“政”、“教”外，還有“富”的方面，這就是組織各類合作社，尤其重視運銷合作社，并從事農產優良品種的推廣。關于“衛”的方面，即訓練民團。七七事變后，韓復榘拒絕梁氏關于守土抗戰的勸告，而且還利用鄉農學校抓壯丁，搶民款，不戰而逃，因而鄉建派聲名狼藉，為人所詬病。至此，梁漱溟慘淡經營七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壽終正寢?？杀氖?，這位中國的民粹主義者所進行的文化復興與政權建設的種種努力，沒有任何結果，保留下來的實證性的資料也頗為有限。據說，只有在發展經濟和引進農業科學技術這方面略有成效，如小規模的技術推廣、市場組織改進等，而這些本是梁先生最不在意的（注：詳見曹躍明：《梁漱溟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343頁。）。

二陳翰笙：農村調查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

30年代前后陳翰笙先生領導的農村調查，有著深厚的社會政治背景。二三十年代，在共產國際內部，在蘇聯，發生了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這場論戰是由中國革命的實踐問題引起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上，就明確提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從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從那時起，就有人對中國社會的性質提出反對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社會只有官僚和勞動者之分，不存在封建社會。沒有封建社會，當然也就取消了反封建的任務，革命性質也要改變。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他們認為，這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沒有弄清中國社會的性質，采取錯誤的方針、政策所致。當時陳翰笙先生及其夫人正在蘇聯，他與上述謬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同時暗暗決定，返回祖國后，一定對中國農村進行一番全面的調查研究，用扎實的第一手材料，證明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并科學地說明土地革命在中國勢在必行。

1929年，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的聘請，陳翰笙主持該院下設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并立即進行了一系列的農村調查。中國地域廣闊，農村情況也千差萬別，經過分析摸底，確定北方的保定農村、長江流域的無錫農村和珠江流域的廣東農村作為三個重點，從而盡可能反映出中國農村社會的全貌。

1929年7月至9月，陳翰笙組織了45人調查團，首先進入無錫農村，調查了55個村落和8個農村市場，其中對22個村1207 戶村民進行了挨家調查。共發出40多種表格，獲得2000多個數據。調查方式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事先設計，即預先造出調查表裝訂成冊（每冊大約二十多頁），一戶一冊；第二步挨戶進行實地調查和記錄；第三步是事后進行分析。這三個步驟，每一戶都要由同一個人自始至終進行主持，避免前后不一致或情況不確。以后的調查，特別是保定農村的調查，基本都按此方式進行。

1930年5月至8月，陳翰笙組織了另一個更大規模的68人的調查團，進入保定清苑縣農村。在4個月的時間里重點調查了11個村莊2119 戶農民，同時普查了72個村莊和6個農村市場，以作概況性考察。 在保定農村調查接近尾聲的時候，陳翰笙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之發軔”一文中，直接介紹了保定農村即清苑農村經濟調查的情況，現摘要如下：

保定農村經濟調查團，由調查員、向導員、辦事員，共六十六人組織而成。辦事處設清苑城內。調查員分組，一如在無錫。惟組長不復兼調查員，所以增加工作之效率也。清苑各鄉地勢水利大不相同；但農村中村戶田權尚無甚分化。故依農作地利，可分全縣為四區。每區中擇其最普通之村莊，作分村經濟，村戶經濟，城鎮分業，及農戶抽樣，四種調查。第一種注重分配。第二種注重生產。第三種注重消費。第一二兩種各自獨立。第三四兩種則系補充性質。據無錫挨戶調查之經驗，若干事項非每戶所能詳答。所答含糊，反有礙統計。故在保定，擬作農戶抽樣之調查。保定挨戶調查之表格，其形式較無錫者大加改良。紙張大小劃一，免折疊與展開之煩。表格布置整齊，節省總面積三分之一。表格內容，更多進步。例如田畝上之各項農業成本，不以每一作物畝設問；而以每塊作物畝設問。又如人工與畜工，不以作物之各熟所需總量設問，而按工作之種類分別設問。關于典地，賒賬，作物，作物副產，畜養副產等項，亦較無錫表格為詳。（注：原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單行本1930年7月，現載陳翰笙等主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6頁。以上可知，清苑農村調查分為四種。如陳先生所言，第三四種系補充性質，第一二種各自獨立，并且第一二兩種又有所不同。原始資料本身表明，這里所謂的村戶經濟，就是對精心選擇的11個村莊2119家村民的入戶訪談調查，內容極為詳密，居此次調查的主要地位。而所謂的分村經濟，即概括調查所選取的72個村莊（其中有6 個村莊與分戶調查的村莊重復）居輔助地位。顯然，11個村莊及其包括的2119戶村民的情況是原始資料中的重點。）

在這次調查中，還制定了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的經濟標準。同時，陳翰笙還組織了另一批調查團奔赴營口、大連、長春、齊齊哈爾等地，考察流亡到東北的難民狀況。這實際上是從另一側面研究北方農村經濟。

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陳翰笙又組織了廣東農村調查。 由于孫夫人宋慶齡的幫助，工作進展順利。調查范圍包括梅縣、潮安、惠陽、中山、廣寧、英德、曲江、茂名等16個縣，歷時三個半月；而后又在番禺的10個典型村中調查了1209戶。同時還進行了50個縣335 個村的通訊調查。1933年，陳翰笙領隊調查安徽、河南、山東煙草地區，目的在于研究與國際資本發生聯系的煙農的生活。此外，陳翰笙還組織了三江流域（珠江、長江、黃河）和杭嘉湖20縣內近百村的調查等。

從1928年至1934年共6年時間里， 陳翰笙領導的農村調查團的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科學的調查方法，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使調查團得出了中國社會性質的科學結論，也為中共在農村實行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利用這批資料，陳翰笙用中英文寫成的大量論著以及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等人經濟論文，對國內外理論界以及對革命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注：如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載《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1號，上海，1932年； 《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載自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中國土地問題和商業高利貸》，1937年4月。錢俊瑞：《中國農村經濟現階段性質研究》， 載《新中華雜志》，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中華書局出版，1933年12月。薛暮橋：《貧困現象的基本原因》，載《中國農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值得一提的是，陳翰笙是中共地下秘密黨員， 而這次調查是在國民黨民主人士蔡元培和楊杏佛的資助和保護下，利用合法機構和身份進行的，表現了陳翰笙靈活的斗爭策略。結果，不僅在理論斗爭上取得很大成就，而且鍛煉出一支專業理論隊伍，如當年來自無錫的進步青年錢俊瑞、薛暮橋和孫冶方等人，后來都成為我國知名的經濟學家。同時，以這次農村調查為基礎，還發展起我國關于農村和農民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學派。1933年，陳翰笙同吳覺農、孫曉村、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張錫昌、馮和法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陳翰笙被推為理事會主席，并一直擔任到1951年該會解散。中國農研會及其《中國農村》雜志以合法公開的活動方式，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土地革命，嗣后還引導大批知識青年奔赴延安。

陳翰笙領導的農村調查，在學術上也有不可磨滅的價值。陳翰笙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同時又接受過西方的科學訓練（注：陳翰笙1921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2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具有很高的科學素養。他們以農民家庭為考察的主要對象，調查資料以客觀、詳密、系統、準確見長，留下的農村調查資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在30年代關于中國農村性質的爭論中，陳翰笙、薛暮橋、錢俊瑞和王寅生等經常引用這批農村調查資料，現多載于陳翰笙、薛暮橋和馮和法主編的《解放前的中國農村》一書中。該書共分三部分，1985年后由中國展望出版社陸續出版。遺憾的是陳翰笙等人寫的專題調查報告失傳。1930年，清苑農村經濟調查結束后不久，陳翰笙、王寅生、錢俊瑞等將調查資料進行整理。在整理過程中繼續補充資料，并進行統計分析，寫成研究報告。但由于這個研究報告觸及了國民黨政府，被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扣押，不讓發表，以后一直沒有找到這個報告的原稿（注：見陳翰笙文章，載《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8年第2期增刊。）。不過，保定、無錫調查的原始資料基本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解放后，先由中共南京軍管會接管，后來轉移到北京，分別保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內。還值得一提的是，保定、無錫農村調查有了新發展。1958年春，在薛暮橋、孫冶方主持下成立了保定、無錫經濟調查小組，由江蘇、河北省統計局分別組織力量，在兩地區當年調查過的村莊用同樣的辦法進行追蹤調查，補充了40年代至1957年以前的資料。其后兩省統計局分別寫成：《江蘇無錫縣近卅年來農村經濟調查報告（1929—1957年）》和《廿八年來保定農村調查報告（1930—1957年）》，從而使30年代的農村調查得到了可貴的延續。

三國民政府和其他農村調查與成果

1933年，國民黨實業部所屬中央農業實驗所開始主辦全國性農業調查，并納入國家的統計工作。他們在全國各地設有農情報告員，1934年時農情報告員已達6000多人。他們按照規定的項目和指標，對所在地區的農業情況進行調查，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匯報上來，每月報告一次。該所調查的重點是生產技術、生態環境、自然條件、土地利用等內容；同時也涉及到各種農作物的總產量和畝產量，農產品的價格，租佃關系，田賦數量和借款方式等方面。此外，還有關于旱澇災害、人口增減以及耕地的變化的有關情況。在資料匯編的基礎上，每月出版一次《農情報告》，每年還出一本匯編。

1933年，農村復興委員會成立，它附屬于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務是為行政院制定農村政策提供參考依據。如果說《農情報告》側重于經濟和技術方面，那么農村復興委員會則側重于農村的社會問題，如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占有關系的現狀與變化等。參加此項調查工作的有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的王寅生、張錫昌等人，孫曉村主持，陳翰笙曾參與了總體設計。復興委員會先后對浙江、江蘇、陜西、河南、廣西、云南等地進行專題調查，其資料均有一定參考價值。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所有調查報告后面，均附有調查日記，以作為調查報告的注解和補充。有時這種調查日記比調查報告更為生動具體，留下許多有價值的信息。比如，調查陜西潼關時的日記寫道，城內有500 多家商店，其中就有100多家是鴉片商店，這是正文調查報告中所沒有的。 又如在陜西石家磨村調查時，記載了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吃野草和樹皮，即使在收獲以后也是把糧食摻進野菜煮成糊湯充饑。每人每餐只吃不到二兩糧食，有的每天只能吃到一頓這樣的飯。陜西小唐村在1928年還出現過吃死人的現象，餓死、逃走以至被賣走的現象頗為普遍。這些都豐富了農村復興委員會調查資料的內容。上述兩部分資料，包括原始資料、調查報告、匯編，以及與此相關的論文與專著，都較完整地存檔、保護下來。70—80年代臺灣與美國學術界合作曾把這批資料全部影印成《中國土政研究叢書》，卷帙浩繁達上千冊之巨，成為當前國際學界研究中國土地問題的重要稱引資料，據說援引率僅次于下面還要提及的“滿鐵資料”。

日本“滿鐵”的全稱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在大連成立，自此即開始收集我國的政治經濟情報。比較正規的農村調查，從30年代初期開始，其后，斷斷續續，一直進行到1944年。調查的范圍主要是東北、華北和華東一些地區。日本戰敗后，調查人員將所搜集的原始資料帶回日本，并于1952—1958年在東京以《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為題，先后分6大卷出版。對于滿鐵資料，國內已有較多的介紹， 并已被一些作者使用（注：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45頁；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緒論部分。），此不贅述。

在高等院校中，最早進入較大規模農村調查的是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由當時的系主任美國人卜凱教授主持。該調查是在太平洋協會中國分會的資助下進行的，耗資幾十萬美元。從1921年至1925年進行第一次調查，涉及7個省17個縣，2866家農戶。嗣后又于1928—1936 年進行了第二次調查，歷時9年，調查范圍涉及22個省、16個地區、38256家農戶。根據兩次調查的成果，先后寫成《中國農村經濟》和《中國的土地利用》兩書（注：這兩部書分別是：John Lossing，LandUtilization in China，上海，1937年版。Chinese Farm Economy.芝加哥，1930年版。）。此調查范圍之廣是空前的，除東三省以外，幾乎遍及全國。從調查成果上看，其統計成果的深度、廣度和系統上，也是以前少有的，因此該書至今仍為國內外專家經常引用。不過，該成果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其一，是調查內容偏重于生產和技術，難以反映農村社會的全貌。誠如陳翰笙先生在1930年評說的那樣：“金陵大學美國教授主持之農村調查，所利用表格大都不適于當地情形。不但對于各種復雜之田權及租佃制度未能詳細剖析，甚至對于研究農村經濟所不容忽視之雇傭制度，農產價格，副業收入，借貸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保ㄗⅲ宏惡搀希骸吨袊r村研究之發軔》，最初發表于1930年中央研究院單行本，現載陳翰笙等主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二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其二，是調查中帶有不少估計成分，而且推算方法過于粗糙和冒險，所取樣本又多偏于富裕戶。對此，章有義的評議是：“利用這兩套資料時不應盲目信賴，而應進行一番具體分析，謹慎斟酌。如對作物播種面積等數字，只能從中獲得一個大致印象，決不能當作具體數據，加以利用?！保ㄗⅲ赫掠辛x：《關于中國近代農業生產計量研究的幾則根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不過， 卜凱的調查也有過人之處，例如他當年就提出節制人口，保護生態環境等問題，值得重視。

最后，在解放前中國農村研究中，還值得一提的是單槍匹馬獨辟蹊徑的費孝通教授。費孝通以《江村經濟》（注：此系費氏博士論文，原題是Kaihsienhung:Econ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 該書的英文書名是出版社給加上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本見《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書名聲鶴起，許多外國人是通過《江村經濟》一書知道費孝通的，同時也通過該書認識和了解中國農村。不過，西方人也有微詞。例如，該書出版數十年后，費孝通當年留學英格蘭的同窗埃德蒙（Edmund）對通過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反映中國國情的作法還在表示懷疑。年逾80高齡的費先生仍然堅持自己的初衷，他溫和而堅定地答道：自《江村經濟》發表，50年過去了，可我更加認真地相信，“從個別出發是可以接近整體的”（注：費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載《讀書》，1990年第5期。）。 費孝通用人類學的調查方法，堅持深入生活，體驗生活，往往從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出發，以微觀世界來洞察宏觀世界，收到了知微見著的成功，對后學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