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雖然發展經濟學文獻認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等同于向城市轉移，但在中國卻產生了另一條路徑：農民通過在農村地區創辦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實現了非農就業。這條非經典轉移路徑不僅顯示了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具有特殊性，也顯示了中國工業化乃至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農村勞動力非城市化轉移模式反映的是農民在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移時對其自身轉移成本-收益的比較與抉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 非經典轉移 鄉鎮企業 收入-支出彈性

在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盡管城市化發展迅猛，但長期存在著數額巨大的進城農民工和鄉鎮企業就業性質的非城市化轉移人群。而起源于劉易斯（1954）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型，雖然經過了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961）、托達羅（1969），稍后的明瑟（Jacob Mincer，1974）、貝克爾（Gary S.Becker，1975），以及斯塔克（Stark，1991）等學者提出的各種新勞動力遷移理論予以修正和補充，但是在空間上仍然將工業化和勞動力轉移目標等同于城市化。

國內的多數學者在研究農民遷移問題時基本沿用了上述模型和思路，一些學者盡管也強調農業內部吸收和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性，例如彭連清（2001）認為提高農業吸納力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一個途徑；劉永紅（2001）和朱巧玲（2003）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靠發展第二、三產業的同時加大城鎮化發展進程。這些分析盡管重視了挖掘農業、農村的就業容量問題，但其在理論上仍未擺脫“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即等于向城市轉移（rural-urban migration）”的經典分析方法，這意味著上述那些非城市化性質的轉移都不會被認為是實質性的轉移。

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非經典路徑

（一）勞動力轉移的另一條路徑

盡管國內文獻在描述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時都附帶農村勞動力遷移即等于城市化這一“經典假設”，但是在中國卻存在著無法回避的現實：78%以上進入工業部門的農民工并未真正放棄農民身份和遷入城市定居。這樣，總數約2.5億多的城市務工者和鄉鎮企業就業者遂成為否定劉易斯經典轉移路徑的證據（詳見表1所示）。

回顧歷史，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模式早在計劃經濟初期就已產生。盡管中國從1956年實行集體化和對私有制經濟進行嚴格限制，但是從1958年以后仍出現了數量眾多的農村社辦工業企業，從1984年至今又進一步演變為私有性質的鄉鎮企業。在2007年，統計顯示全國工業增加值的49%、出口價值的39%、農民收入的40%以及就業量的30%，都是由鄉鎮企業所提供和創造。同時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工業人口比城市人口增長率平均快5-7個百分點。

（二）非經典轉移的性質和特征

假如上述的非城市化轉移模式在中國具有長期性，那么，對該轉移模式的產生根源、特征及經濟績效的研究，便成為具有現實意義的經濟學命題。

首先，目前的非經典轉移者都基本符合劉易斯的定義：其農業邊際生產力很小甚至為零，提高自身邊際生產力和收入的手段只能是職業的轉換。其次，非經典轉移者又都具有一個顯著的共同特征，即就業的非農性質與居住的非城市化并存。因此，任何的由于其農業邊際生產力為零而選擇了脫離農業部門和從事非農產業經營、同時卻未能實質性遷移進城市定居的就業行為，就可以被視為不同于劉易斯模式的、“非經典”性質的轉移。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工業化擴張實際上是從城市和農村兩個空間地帶同時展開的。計劃經濟時期主要依靠制度限制農民轉移的自由，1978年中國在政策上逐步取消就業的限制，農民開始了大規模創辦鄉鎮企業、進城務工和從事第三產業。而且這一趨勢在短期內也沒有減弱的跡象。

當前，學者們盡管對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民工現狀予以了重視，但如果一味遵從劉易斯的經典轉移模式和單一的城市化轉移目標，就需要以非經濟的和政策性手段幫助農民工遷入城市定居，這恐怕需要巨大的財政力量支撐才能夠辦到。尤其是在當前，農民工遷移和融入城市不僅需要戶籍、福利和教育等制度障礙的解決，還需要對其城市住房、就業穩定性、工資收入與城市支出保持對稱等等實際困難的解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多個大問題的總和。

農民選擇非城市化轉移的原因

（一）兩種轉移模式初始投資的比較分析

農民是選擇遷入城市還是以非城市化方式實現轉移，首先是對家庭的轉移成本，即為完成轉移而必需的初始投資量進行精確度量。如果兩種轉移的初始投資量基本相同，農民就沒有必要對上述不同的轉移方式做出嚴格區分。如果兩種轉移的初始投資量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農民必然選擇投資量較低和收益較高的轉移方式。

農民向城市遷移的初始投資項目主要包括：購置為保證家庭在城市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資產，這包括住房、家具、家用電器和其它必需的耐用消費品。假如這些城市資產中的一部分在效能和價值上與其在農村居所的資產基本相同、且能以較低的成本進行移動，那么，為完成經典轉移的初始投資總量，就等于其農村資產的移動成本加上城市資產凈購置的價值量：

TI = TC + MC（1）

TI是初始投資量，TC是城市資產凈購置價值量， MC為移動成本。如果城鄉存在著相互統一的資產交易市場，轉移者可以通過出售農村不動產和購置城市不動產的方法，來完成其不動產的區位置換。當然，現實中的不動產因城鄉區位差異、交易市場完善程度及私有財產制度的特征，會表現出較大的價格差距。例如，一個美國農民可以出售農村私有土地和住宅在內的資產，中國農民的土地不僅未實現私有，而且人均數量比美國農民少很多。這樣，在勞動力轉移的收益率相同的條件下，中國農民選擇非經典轉移所需的初始投資量比經典轉移要少十幾倍。

（二）農民工收入與城市支出對比分析

除初始投資以外，農民遷移進城市以后還需面對另一個問題：家庭收入與城市必需支出是否能夠保持平衡。如果以勞動產品價值量比工資成本，則中國農民工的該項比值不僅大大高于國際水平，也高于本國城市居民的同類指標。相關統計數據也顯示，中國多數選擇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收入一直較低，近10年來一般穩定在800-1500元左右，只有在2003-2007年間物價上漲時才增加了17%左右（見表2）。這種狀況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也必然對本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和城市化進程產生影響。

從城市人均支出水平的變動趨勢看，中國目前的高速城市化浪潮已經造成了消費支出水平的快速增長，例如近幾年僅城市商品房平均價格就增長了1倍以上，醫療、教育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支出增長率也遠遠高于農民工工資的增長率。尤其是在當前階段，由于一些行政部門對城市發展規劃和預期不足造成了許多公共設施項目的提前折舊，使城市財政負擔、地價、房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有加快增長的態勢，這些因素必然會作用于城市物價和居民的支出水平。因此，農民工收入與城市支出這兩者變動趨勢的長期不對稱，必定會阻止占相當比重的農民工順利遷移進城市定居。此問題的另一面是：不僅城鄉收入差距、而且城鄉必需支出差距也在持續擴大。

因此，劉易斯的農民工工資固定論所對應的現實，就是中國迅猛而高價的城市化，即城市生活支出成本的快速上升，農民工收入彈性與城市支出彈性不對稱。農民勞動力市場供給大于需求、農民工集體談判機制缺失以及勞動密集型工業的邊際生產率缺乏彈性等等，是造成農民工工資收入彈性較低的主要原因。而在長期狀態下，影響城鄉勞動者收入和支出水平因素的則是兩者的勞動生產率長期變動趨勢的對比。

結論

中國的非經典轉移模式的短期績效十分明顯：在遷移進城受限制的條件下，解決了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中的實際困難和增加了農民收入。但從長期看，如果任憑其自然和盲目發展，必然會遺留很多實際問題。尤其在當前，農村地區工業污染、鄉鎮企業經營分散、技術和設備落后、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已經積累得越來越重。不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將會造成鄉鎮企業發展缺乏后勁，而且遺留的時間越長、解決的難度就會越大、代價越高。

一部分農民工收入與城市支出彈性的非對稱性，可能會造成這部分農民在農村長期從事非農產業，這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問題。

當前迫切需要對正在發生的非經典轉移和相關企業進行規劃與管理，這在世界歷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創新工程。這主要包括：將非經典轉移、尤其是發展鄉鎮企業戰略納入全國土地資源、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長遠規劃，未來鄉鎮企業應該向小城鎮和農村工業園區集中，加快開發城市遠郊區、交通線、口岸和具備較好交通開發前景的荒地；將其納入國家總需求管理；納入全國環境保護與綜合治理規劃之中；納入全國產業發展規劃、城鄉協調發展和國土綜合開發的規劃之中；要充分重視研究農村地區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的特殊規律。從當前情況看，勞動密集、技術設備簡單、生產規模小、訂單式生產，是多數鄉鎮企業的共同特征，農村地區比較適合發展零部件加工型產業。

參考文獻：

1.葛正鵬，王寧.我國城鄉遷移人群就業狀況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07

2.陳建軍.中國高速增長地域的經濟發展[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