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愛國主義由古典到近代的形態轉變是時代的要求。近代中國海防危機牽引下的愛國主義噴涌澎湃。既有古典愛國主義傳統中御敵獻身精神的延續傳承、發揚光大，又有學習西方這一愛國主義近代要素在反侵略中孕育萌芽。鴉片戰爭前后海防前線的愛國實踐，開啟了愛國主義的形態轉變，“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近代愛國主義萌芽是在海防反侵略實踐中孕育、在總結反思海防戰爭失敗中被明確提出來的。

關鍵詞：愛國主義；形態；轉變；海防愛國主義

近代百余年，中國處于劇烈的變革轉型時期，既有的愛國主義傳統頑強地發揮了其特定的歷史作用并逐漸得到更新，新的愛國主義內涵艱難孕育并日漸形成。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形態的發展轉變，濫觴于海防領域。海防是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國家海洋權益，防備外來侵略而進行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建設和斗爭。海防事務主要是指防御外敵從海上入侵的事務。可見，海防和愛國主義緊密相連，從一定意義上講，愛國是海防事務的必然主題，熱愛海防、關心海防、建設海防是愛國的必然要求，海防事務是愛國主義的重要表現途徑。因此，凡是本著熱愛祖國的海防、維護祖國海防利益而進行的建設海防、保衛海防的思想和實踐，都可稱為海防愛國主義。海防愛國主義既是愛國主義在海防領域的一種特殊形態，又包含著愛國主義的一般。我們把近代史上國人保衛海防、建設海防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愛國情懷稱為近代中國海防愛國主義。

一、中國社會從古代到近代的性質轉變，對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的形態轉變提出了必然要求

1840年的鴉片戰爭決不是一次普通的海防反侵略戰爭，它的爆發是一個標志。在此之前，中國是一個與外部世界來往不多、獨立發展的封建社會；自此之后，中國由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漸演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往往要打上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烙印，表面看起來中國似乎是獨立的，實質上國家主權已受到帝國主義的嚴重侵害。這樣的社會性質，從晚清到民國，一直也沒有改變。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止，近代這110年的社會性質，前不同于秦漢以來任何一個歷史朝代，后不同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特殊的社會歷史形態，即在封建社會崩潰中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近代中國政治黑暗，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國家瀕臨滅亡的邊緣。巨大的屈辱和災難，給中華民族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正如十五大報告指出的：“鴉片戰爭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后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在強烈的愛國精神的鼓舞下，中國人民開始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艱難而執著的探索。一個又一個救國方案被提了出來，又在社會實踐中逐個失敗，經過了一系列這樣不可缺少的發展環節之后，直到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才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第一個任務，也為第二個任務即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這一時期里，中華民族能夠歷盡千難萬險，百轉千回，卻矢志不渝，不屈不撓，終于迎來了最后的輝煌，離不開愛國主義提供的強大精神動力。在異常強大的敵人面前，我們的民族沒有屈服，在極端深重的危機面前，我們的國家沒有滅亡，如果沒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強大支撐，這是不可想象的；在這一時期里，偉大的中國人民在百般屈辱中卻能夠漸漸覺醒，我們的社會在千災萬難中卻能夠始終保有進步的動力，我們的民族獨立逐漸淪喪最后卻能夠失而復得，如果愛國主義一直停留在與封建社會農耕經濟條件相適應的古典形態，同樣也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次反對外敵入侵的抗爭，無不凝結著愛國主義的熾烈激情；每一個救國方案的提出，無不閃耀著愛國主義的理性光芒；每一個救國方案的實踐，都向愛國主義本身提出了順應時代潮流而發展升華的必然要求；而每一次救國實踐的失敗，又都激起了愛國救亡的更大浪潮。同一段歷史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解讀，近代百年既是中華民族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救亡圖存的歷史，是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歷史；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自身在仁人志士的探索奮斗中蛻變轉化的歷史，是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孕育、生成、發展、成熟的歷史。

愛國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屬于社會政治文化范疇，是一定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過程中，由于國家在不同時代所面臨的矛盾、困難、任務和目標的不同，反映在愛國主義上會使其呈現出一定的時代性特征，因而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愛國主義的不同歷史內容，反映了不同時代或同一時代不同發展階段中，國家民族最高利益所面臨的挑戰和矛盾的不同。中國古代社會長期的封建農耕經濟文化條件，形成了以“華夏中心主義”為基調、以“忠君”為表現形式的古典愛國主義傳統。中國社會從古代到近代的轉型，必然要求發展出與近代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相適應，滿足近代中國需要，符合近代中國特點的愛國主義形態。

二、近代中國海防愛國實踐的噴涌澎湃，為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的形態轉變提供了現實可能

令中國“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主要來自海洋方向。“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帝國主義侵略是近代中外民族矛盾的直接起因，并且加劇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在近代歷史上，“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們，都打過我們”，百余年間，帝國主義先后發動了數百次侵華戰爭和事變，這些侵略，絕大多數來自海洋方向，或是與海軍有很大的關系。“在一百余年的中國近代史中，真是有海無防，僅來自海上的外國入侵竟達四百七十余次。”甚至有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更是一部列強從海上侵略中國并頻頻得手的歷史。如果說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是構成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演變的重要內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與反入侵的軍事斗爭，則關系著侵略與反侵略戰爭的勝負成敗，從而也就決定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命運。”

我們經常說，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近代中國的大門，其實，這不僅僅是對鴉片戰爭一例個案的生動描述，也是對以其為代表的整個近代期間帝國主義侵略特點的準確概括。首先，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本上都是海上強國，其侵略行為帶有濃厚的海洋背景——通過海上霸權對外侵略擴張是當時資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共同特征。其次，對中國的歷次侵略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依賴海軍，列強的海軍在戰爭中或為主力或為先導，平時也動則以武力相威脅。嚴 復曾感嘆：“自道咸以來，沿海諸邊，往往多事”。“邇者江淮之間，英日最盛，而德亦狡焉思逞矣。俄涉東省，法人滇粵……凡其淺水軍艦，隨時皆有直達腹地之憂，而地方官吏始棘手矣。或交涉稍有枝節，或萑苻稍見鴟張，動且鼓輪而來，裝炮懸旗，肆行恫喝。”即使是與中國陸地接壤的俄羅斯，海軍力量在侵略中國時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璦琿條約》的簽訂，奕山就受到了俄國兵船鳴槍放炮的武力威脅。在后來的北京談判過程中，俄國故伎重施，派兵船集結在天津附近海面。

列強侵略接踵而至，萬里海疆頻頻告急，觸發了海防抗爭的風起云涌，隨著民族戰爭依次爆發，海防愛國主義在近代反侵略抗爭中首當其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近代中國在列強堅船利炮的沖擊下海禁大開，海防形勢異常嚴峻，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海防建設一方面任務異常復雜艱巨，另方面卻要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意無意制造的重重阻礙與困難。此雖非中國之福，而中國必自此而自強。正是這緊張嚴峻海防形勢、脆弱如卵的海防安全和一再失敗的海防斗爭，給國人上了最生動直觀的海防教育課，極大激發了愛國主義熱情，加速了民族覺醒，令“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成為時代的呼聲。

為建設海防、保衛海防，中國人民外與侵略者、內與賣國勢力進行了尖銳的斗爭，表現出熾熱的愛國情感、深沉的理性探索、堅韌的愛國意志和無私的效國實踐。尤其是“在民族戰爭期間，愛國主義為社會接受的程度最廣泛，其傳播的范圍和速度急劇擴大和加快。”在列強堅船利炮的沖擊下，愛國主義凸顯為一切要求進步的中國人反抗侵略的共同思想基礎，“救亡圖存”的口號將各個階級和階層的志士仁人都召集到愛國主義這面旗幟之下，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一方面，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本主義海上強國對中國進行非正義的侵略，占據反侵略正義地位的中國封建主義在生產力上卻落后于敵，而且始終以維護自身狹隘統治利益為最高目的，往往置民族大義于不顧投降賣國，使得以忠君為表現形式的古典愛國主義在海防斗爭實踐中雖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卻最終被證否；另一方面，海防愛國主義應時代召喚而噴涌澎湃，海防慘敗的苦果一再激起新的探索，列強侵略造成的一切負擔，最終都轉嫁到勞動人民的頭上，使得廣大民眾具有最頑強的反抗精神，形成了近代愛國力量的堅定主體。由海防形勢演變引起的如此種種情形慢慢匯集成某種客觀條件，使古典愛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心理基礎發生了動搖，為愛國主義內容實現蛻變超越，孕育出符合時代要求的近代形態提供了現實可能。 三、海防愛國主義孕育了近代愛國主義的萌芽，開啟了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形態的蛻變超越

反抗侵略，鞏固海防，是近代中國海防愛國主義的中心主題。在這一主題之下，中國古典愛國主義傳統中的御敵獻身精神在海防領域延續傳承、發揚光大，“華夏中心主義”等陳腐思想在嚴峻的海防危機中得到批判擯棄蛻變超越，“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近代愛國主義要素在海防需要中得以孕育萌芽傳播擴散。

抵御外侮、反抗侵略，是愛國主義的永恒主題，既是中國古典愛國主義與近代愛國主義的相同主題，也是近代中國不同形態愛國主義共同的基本主題。在中國古代史上，凡是外患襲邊、民族危難之際，就是愛國主義噴涌高漲之時，就會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英勇抗敵。霍去病、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抵御外侮、反抗侵略，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一種的象征，是千百年來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光輝閃耀，世代流傳。

帝國主義頻繁的海上入侵，決定了民族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最為直接、最為激烈、最為悲壯、也是最為人們所熟悉的愛國主義表現形式。歷次海防戰爭本身就體現著中國愛國主義的光輝，戰爭的根源是“西人東來”的侵略意圖與國人保衛家園的愛國精神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古典愛國主義在近代海防戰爭中的自然延續，一方面使御敵獻身精神發揚光大，如眾多將領的以身殉職、無數無名戰士和百姓的血灑海疆，另方面也逐漸產生出愛國主義的近代因素。

近代愛國主義有三個基本要素：一，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是近代愛國主義的基本主題；二，向西方學習，是反帝愛國的合理手段和核心要素；三，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是反帝的邏輯要求和學習西方的歷史流向。

如前所述，反抗外敵侵略也是古典愛國主義的基本主題之一，所以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這一要素的近代特性只能是“帝國主義”。很明顯，這只能是中國愛國主義近代化的一個外部動因和邏輯前提。歷史表明，近代早期，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最初所表現出來的恰恰也只能是古典愛國主義的自然延續，而它又無技以制夷”從少數先進分子的個別思想，發展為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進而形成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最終趨向反封建的歷史道路，代表了近代愛國主義層層遞進的展開過程。這一過程的核心要素是向西方學習，這一要素的最早萌芽，是在海防實踐中孕育并被明確提出來的。

鴉片戰爭期間，購置和仿造西式武器裝備的師夷制夷活動已經在海防前線出現，開啟了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最早實踐。林則徐認識到“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提出引進西方“良器”，學習西方“熟技”。他曾組織編譯有關西式大炮瞄準發射技術的書籍，還委派龔振麟等人對西式武器加以研究和仿造。佛山的軍工廠采用了許多西方造炮技術，在加工工藝、瞄準儀器、炮彈種類、發火裝置、炮座、火藥配比等技術上進行了模仿和改進。林則徐到粵后“購西洋各國洋炮二百余位，增排兩岸……并購舊洋船為式，使兵士演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又曾“捐資仿造兩船，底用銅包，篷如洋式”。廣州知府易長華和士紳潘仕成模仿夷船式樣制造了戰船。潘仕成和大城知縣高邦哲還分別制成水雷并進行了實驗。在浙江戰事吃緊之時，嘉興縣丞龔振麟首創鐵模鑄炮法，大大加快了鑄炮速度。魏源稱贊該法“一工收數百功之利，一炮省數十倍之貲，且旋鑄旋出，不延時日，無瑕無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1842年，龔振麟著成世界上最早全面論述金屬型鑄造的科學著作《鑄炮鐵模圖說》，并印發沿海各省參用。

即使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成果，1842年6月攻陷吳淞后，英軍在當地軍工廠中發現了中國仿制的西式大炮和滑臺。因此。在近代反帝愛國運動中先后登上歷史舞臺的兩種潮流，向西方學習和反對封建制度，才是近代愛國主義的關鍵因素。近代愛國主義在反侵略中孕育，在學習西方中萌發，在反封建中確立。可見，“師夷長技”：“這并非第一次看到中國人的才智和善于模仿，我感到這次戰爭在某些方面，將使他們得到的好處比壞處要多。戰爭將啟發他們的智能，將來任何時候如果和中國人再發生戰爭，我們將比這次遭到更多的困難。”如果說戰爭真能啟發智能，那么也只能是外因，它的啟發離不開內因的作用，鴉片戰爭在中國首先啟發的是那些戰時堅決抵抗侵略和戰后繼續關心海防、建沒海防的有愛國心、報國志、效國行的人的智能。

理論來源于實踐。鴉片戰爭期間及戰后，嶺南地區和江浙、福建等東南沿海抗英前線曾經一度出現購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雖然由于技術障礙及戰后清廷上下茍安思想抬頭和對海防建設的忽視，它并未帶來近代軍事工業在中國的勃興和西洋軍事技術的大規模引進，說明此時尚未形成向西方學習的普遍自覺。但它畢竟是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的初次嘗試，是中國早期近代化的第一次啟動，是國人御侮抗敵激情和理性的結晶，展現了近代中國海防愛國主義的一個方面，為海防愛國主義的后續發展提供了一個起點，開啟了一條道路，為心憂海防的人們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營養，對戰后一些目光敏銳的思想家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進主張提供了啟示和借鑒的材料。曾參加過鴉片戰爭浙東抗英的魏源，戰后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如何抵御和戰勝列強侵略上面。他與林則徐交游甚密，承其志，繼其業，在林所輯《四洲志》的基礎上，歷經十余年之艱苦努力，幾經擴版，增補編撰成長達百卷的《海國圖志》。在序言中他明確指出：此書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并稱“攘剔”外敵，“奮武”海防，“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愛國激情躍然紙面。他在書中飽含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地總結反思了鴉片戰爭失敗的經驗教訓，勇于承認先進技術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則力強技巧者勝”，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以期達到“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的目的。可見，“師夷”只是其海防思想之手段，而目的則是“攻夷”、“款夷”、“制夷”。

四、結語

中國古典愛國主義與近代愛國主義區別的關鍵在于反侵略的途徑不同，不同的反帝途徑又形成不同的歷史流向，嚴守“夷夏大防”與師夷制夷革新變法是二者區別的重心所在。愛國主義在近代中國正是以其古典形態作為出發點。在反抗帝國主義海上入侵的偉大斗爭中，應海防需要而逐漸孕育出學習西方這一近代因素的最早萌芽。“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萌芽誕生得異常艱難，它沖破了“華夏中心主義”的思想樊籬，驚醒了“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迷夢，顛覆了“用夏變夷”的單向文化傳播思維定式，給近代中國帶來了思想解放的第一縷曙光。雖然其成長壯大仍然阻力重重甚至因而一度停滯不前，但是巨大的軍事功利價值賦予其頑強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就會沿著自己的邏輯向前發展了。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上升過程，愛國主義從古典到近代形態的蛻變超越，歸根結蒂是從海防愛國主義肇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