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中國城鄉關系與城市化發展的低速緩進

蔡云輝

[摘要]近代中國聯系性加強與對抗性加劇同時并存的城鄉關系，是近代中國社會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這種二律背反的矛盾體的存在，不僅弱化了城鄉關系中聯系性加強所產生的對城鄉發展的積極拉動作用，而且導致了鄉村的殘破和城市的畸形發展，及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低速緩進，導致了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和農民運動的風起云涌，最終滯緩了近代中國的早期現代化進程。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撰稿人之一、美國學者斯金納爾曾專門對清代的城市及人口作了定量分析。據他估計，1843年中國超過2000人的城鎮有1653個，城鎮人口為2072萬人。[l]在總人口40500萬中占5．1％。1843—1894年，中國城鎮人口從2072萬增至2351萬，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從1894一1949年，城鎮人口從2351萬增至5765萬，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長達近11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5個百分點的增長。[2]從世界范圍來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僅比中國高出約3個百分點，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達到17．6％，比中國：1949年的水平高出7個百分點。1850年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率為4．4％，低于中國水平。但到1950年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達到16．7％，高出中國6個百分點。185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落后工業發達國家5個百分點，1950年，差距擴大到約42個百分點。[3]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狀態是低速緩進的。

一、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特點

古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被維系在自然經濟的古老軌道之中，它們彼此直接聯系在一起，加之中國深厚的中央集權統治，所以，城鄉關系便體現出鄉村在政治上依附城市，而在經濟上制約城市的特點。城市與鄉村被自然地劃分為政?臺中心和經濟中心，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職能，實現著“城市與鄉村無差別的統一”[4]，城市與鄉村的關系表現為一種牧歌般的天然聯系。

進入近代后，由于城市與鄉村均在外力與內力的作用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故而存在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普遍聯系和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互動關系，也因之而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這些變化隨著城市與鄉村，特別是城市的早期現代化運動的不斷深入，以及早期現代化因素由城市向鄉村的滲入，并釋放出的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使近代中國城鄉關系呈現出兩極發展的新特點，即：城鄉間聯系性的加強與對抗性矛盾的加劇的兩極化態勢。城鄉關系中的近代性與前近代性，封建性與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織的過渡性特征極為明顯。

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逐步加強，緣于兩個方面的因素：其一，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經濟功能的抬升和需求的多樣化，城市日益增強了對鄉村的商品糧、工業原料、勞動力、市場等的需求；其二，鄉村自然經濟的逐步瓦解，手工業從農業中的分離，鄉村被迫與城市發生越來越多的聯系。近代中國城鄉關系聯系性逐步加強，集中表現在：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日益加強；城鄉經濟的雙向聯系性加強；城市對鄉村依賴性加強[5]，這是近代中國城鄉關系進步性的表現所在。

近代中國城鄉間對抗性矛盾的加劇，是近代中國特殊社會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產物，其表現在：第一，城市在經濟上剝削鄉村，在政治上統治鄉村，這是中國城市自產生以來，便被賦予的雙重社會功能；其二，近代中國城市所固有的濃厚的封建性及近代以來強加給中國社會的殖民地性，使城市對鄉村的剝削、壓迫程度更高，手段更加多樣化。它不僅延續和強化了原有的封建剝削統治方式，還增加了新的殖民掠奪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手法，因而使近代城市與鄉村的關系變得更加殘酷與不協調，“城市與鄉村無差別的統一”關系，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6]和壓迫鄉村的關系所取代。

二、城鄉關系與城市化的關系

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講，城鄉關系與城市化是一種相互影響的正向關系。當城市與鄉村之間消除對抗，變對立關系為協調、平衡、融合的分工協作、共同發展的關系時，社會經濟就能以較快的速度健康發展，并由此推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反之亦然。這是因為，在一定區域內，城市和其相鄰的鄉村共同組成一個區域系統，在這一系統中，城市和鄉村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這種依存和影響關系通過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技術信息等具體方式表現出來。同時，城市與鄉村在資源上的互補性，在生態上的共生性，在經濟上、發展上的相依性，決定了二者在發展變遷上的互動共進關系是不可分割的。

從理論上講，廣大鄉村產生城市(城市產生的第一前提是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出現；第二個前提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現)，并為城市的發展提供物質和人口支持。同時，在城市產生后，城市又反作用于鄉村，給廣大鄉村提供各種物質產品、信息及服務。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和鄉村的發展相互影響，二者任何一方的發展或滯后都會影響到另一方。在區域內，城市的發展變化，取決于自身以外的其他地域，主要是廣大鄉村的支持力度。鄉村的發展雖然處于被動地位，但它卻是一個區域發展的基礎，是推動城市發展的基礎。在一定區域內，鄉村的發展除了自身必須具備的條件外，與之相互依存的城市的輻射、擴散作用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發展和融合增長，其結果便是鄉村的繁榮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近代中國，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加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社會背景，使社會在體制創新和政策更新方面，并未產生出有利于傳統城鄉關系發生質變的社會經濟條件，城鄉之間固有的對立關系不僅沒有本質上的改變，矛盾對立關系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日漸加劇。以鄉村的高利貸為例，“在華外國銀行的利率為4—8％”[7]，而在我國則為“24—300％”[8]，城鄉關系在經濟方面的對立尖銳程度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城鄉關系的維系下，城市不僅在政治上壓迫鄉村，而且通過鄉村中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大地主、官僚、買辦等，以價格、利息、地租、賦稅、徭役等等經濟剝削手段剝削鄉村，導致鄉村經濟的凋敝。亞當。斯密在論述城鄉關系時曾這樣說：“鄉村居民須先維持自己，才以剩余產物維持城市居民，所以，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余，才談得上增設都市。”[9]近代中國城鄉間的矛盾對立關系的存在和日漸加劇，造成廣大鄉村經濟的殘破和農業生產者的貧困，導致近代城市的畸形發展和近代中國城市整體發展水平受到諸多制約，使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無法得到必要的物質基礎支撐，從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發展。

三、近代城鄉關系對城市、鄉村、城市化發展的影響

前文所述，近代中國城市不僅在政治上壓迫鄉村，而且通過鄉村中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大地主、官僚、買辦等，以價格、利息、地租、賦稅、徭役等等經濟剝削手段剝削鄉村。這種對抗性城鄉關系，使一些城市出現畸形繁榮，但廣大的鄉村則日漸殘破凋敝，城市與鄉村之間出現了極不協調的景觀，城市與鄉村發展嚴重脫節，城市化發展滯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畸形化的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變遷。

近代中國沒有像西方的英、法等國那樣真正出現“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前，整個中國鄉村仍是自然經濟的一統天下。中國社會也沒有因明清之際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而使自身從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中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近代中國社會是被外國強行從中世紀的宗法農業社會卷入世界一體化的滾滾洪流中的。城市與鄉村的發展變遷相互影響、相互聯系、互為因果。近代中國城市，特別是通商口岸城市，由于其不是因遼闊鄉村土地上自然經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產生出城市發展變遷的強大推動力量，而是由于西方的介入，使屈指可數但卻至關重要的城市在廣闊的自然經濟環境中率先獲得神奇發展，并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獲得了畸形發展，如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與此同時，地處封閉的內陸省份以及落后的西部地區的城市發展卻相當緩慢，有的甚至出現停滯和倒退，如下表所示。

1843—1993年中國西部主要城市

造成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變遷出現畸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有歷史的、地理的因素，也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然而，如果我們從城鄉互動的經濟學角度出發，便不難發現城鄉關系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歷千年而仍其故的農工結合體因在近代受到的沖擊程度不同，造成了不同區域間傳統農業區域和商品化農業專業化區域的同時并存。在小農經濟一統天下的傳統農業區域，城鄉間的聯系和互動性差，鄉村對城市產生的推力小，城市對鄉村產生的拉力也弱，故而城市與鄉村均發展緩慢。在商品化程度高的農業專業化區域，城鄉間的聯系性和互動性強，鄉村離不開城市市場，城市更需鄉村作為發展的依托。鄉村對城市產生的推力強，城市對鄉村產生的拉力大，故而城市與鄉村就會出現迅速的發展．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城市發展畸形是近代中國的必然產物；城市發展畸形必然造成鄉村發展變遷區域間的不平衡；當這種鄉村發展的不平衡反作用于城市吋，則會進一步加劇城市發展的畸形。

2．城市對鄉村發展變遷拉力的不足與區域性不均，導致鄉村發展變遷的滯緩和區域間的不平衡。

城市對鄉村的輻射拉動作用是城市自身基本功能的體現，也是城鄉關系的本質體現。近代城鄉關系中聯系性的加強，為城市對鄉村輻射性拉力的發揮創造了客觀條件。但是，由于近代城鄉關系中聯系性與對抗性共存于城鄉關系這一矛盾體中，且自身又無法克服，對抗性矛盾關系在客觀上勢必削減因聯系性加強所產生的對鄉村發展的輻射性拉動力，使這種拉動力在強固的鄉村自然經濟結構面前顯得孱弱無力。不僅如此，由于近代中國城市自身發展滯后，城市化率低，真正完全意義上的早期現代化城市又屈指可數，從而造成城市對鄉村發展變遷的拉力客觀上就嚴重不足。來自城市的拉力不足，鄉村自身母體中所生成的早期現代變遷因子又極為有限，這就造成了終近代百余年而自然經濟并未完全解體的社會歷史現實結局。另外，由于近代新興城市多集中在中國東部、中部的沿海、沿江和鐵路沿線地區，廣大內陸和西部地區多為一些傳統性的中小城市。這種城市空間分布的不平衡性，又使城市所產生的對鄉村的輻射性拉力在不同區域大小不等，故而，就必然導致近代中國鄉村發展變遷的區域間不平衡性的形成。東南沿海地區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商業性農業的形成與發展，同廣大內陸及西部地區自然經濟一統天下局面的同時并存，就是近代中國鄉村發展變遷不平衡性的歷史寫照。

3．對抗性的掠奪關系最終導致鄉村的破產，也使城市的發展受到制約。

近代中國的城鄉關系是城市片面掠奪鄉村的關系，這種對立關系不僅直接破壞了前近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高度同質性，造成了傳統的城鄉一體化結構的破裂，而且使新的一體化結構遲遲無法建立。在這種城鄉關系條件下，使“1840年以來的中國鄉村，基本都處于危機之中，并在不同的層面制約著近代中國社會諸領域的變化”[11]。廣大鄉村的危機與衰敗，不僅使城市失去了賴以生存發展的腹地，失去丁城市工業品市場擴大的有效空間和城市工業必需的原料供應市場，而且成為城市發展變遷的一大阻拖。與此同時，發展受制約的城市又因其城市工業的幼稚，無法吸納進入城市的移民。以北京為例，在1930年上半年，近1300萬人口中有80萬市民僅有臨時職業或無正當職業。[12]流入城市的人口不能迅速轉化為有效的社會生產力，并取得市民的合法身分，這就使城市的發展規模和城市化發展受限。城市與鄉村在這種對抗性的矛盾關系中雙雙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這一惡性循環的淺層結果是城市愈發展，鄉村愈落后，城鄉差異愈大。深層結果則表現為鄉村愈落后，城市進一步發展的阻力越大，整個社會經濟起飛和：仕會轉型的任務愈難以完成。

4．缺乏鄉村支持力量的城市化運動只能低速緩進。

近代中國盡管有少數至關重要的城市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城市的商品化也在日趨迅速地促使著部分鄉村自然經濟形態的分解，商業性農業在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區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由于此兩者的發展變遷不是由于自然經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順理成章地發展起來的，而是由于“第三者”插足導致的結果。因此，傳統的農工結合體并未在早期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退出歷史舞臺。直到20世紀初，黃河上游和華北地區的農村也僅有少數的農業專業化區域，其他邊遠的山區農村，自然經濟的破壞程度微乎其微，中國農業的大部分仍然是傳統的生存型農業。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近代中國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不僅沒有提高還出現倒退現象，除個別年份外，水稻畝產長期低于明代和前清時期，與歷史相比較，糧食生產出現了低落現象。[13]農業剩余產品不足的直接后果是必須有大量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人口因此而被拴在土地上，無法向城市大規模轉移，據有關學者研究統計，在1935年21個省1001個縣中，只有1．7％的農戶和4．2％的鄉村青年棄農進城。[14]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和鄉村人口占壓倒多數的社會現實，成為制約近代城市化運動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因素。與此同時，近代中國城鄉關系中的對抗性矛盾所導致的城市與鄉村的全面對立，以及城市通過賦稅、地租、利潤、利息等方式對鄉村進行的超經濟掠奪，使日漸衰敗的鄉村無法、也不可能對近代中國城市化運動產生應有的支持力量。在總計100余年中，城市化率僅增長了5．54個百分點[15]，直到1949年，中國仍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不僅如此，近代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還呈現出極不平衡的地區性差異，如下表所示。

城市化過程是一個鄉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發展的過程，其根本目的之一是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改造與轉型，但在近代中國，這種改造和轉型不僅沒有得到鄉村自身的強有力的支持，反而表現為鄉村對城市化的阻拖，由此便產生了近代中國城市化運動中的二律背反現象。這一獨特現象是城市與鄉村發展嚴重脫節，城鄉關系的對抗性矛盾在城市化運動中的具體體現。

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對抗性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自身無法克服的。這是因為：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所帶來的各種因素雖然與中國固有傳統相脫節，卻不能不給自然經濟各因素施加影響而使這些因素發生變化，但卻又不能從根本上消滅它；而中國本身自然經濟因素雖然與侵入的資本主義各因素不發生內在聯系，卻無力抗拒它，既不能不受其影響，但卻不會輕易地放棄自己從而完全地依附于它，被它所消融。正因為如此，近代中國的城鄉關系才呈現出聯系性的加強與對抗性矛盾日益加劇的畸形發展格局。終近代百余年，西方資本主義沒有吃掉中國的自然經濟，使中國變成徹底的殖民地；中國的封建主義也沒有被資本主義所代替，從而進入資本主義自由發展階段。在這種有變遷，但又不徹底的社會大背景下，城鄉關系便呈現出一種新舊交替、由傳統向早期現代化過渡的復雜的形態特征。

近代中國聯系性加強與對抗性加劇同時并存的城鄉關系，是近代中國社會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這種二律背反的矛盾體的存在，不僅弱化了城鄉關系中聯系性加強所產生的對城鄉發展的積極拉動作用，而且導致了鄉村的殘破和城市的畸形發展，及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低速緩進，導致了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和農民運動的風起云涌，最終滯緩了近代中國的早期現代化進程。正如張朋圓先生所言：“現代化的一切發展，經濟條件最屬重要。如果一個國家的物資貧乏，人民生活困苦，維生不易，欲求政治社會變遷，那是一種奢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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