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各種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

直到最近，人們對國際關系的起源沒有表現出多少興趣。新現實主義(Waltz， 1979)[6]只是假設國家在孤立狀態中發展起來，但隨著它們互動能力的增加，最終達到能夠相互威脅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體系產生了。利用人類學和考古學的證據，布贊和利特爾(Buzan and Little， 2000)[5]提出了一種非常不同的評估。他們證明：在極為廣泛的前國際體系的背景中形成的以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和社會，首先是由采獵群建立起來的。此外，由于這些延伸的前國際體系，在不同地方形成的各種國際體系／社會迅速相互接觸，并迅速建立起貿易體系，結果是經濟領域里的互動遠遠延伸到社會領域和政治／軍事領域里所發生的互動以外。布贊和利特爾(Buzan and Little， 2000)[5]還顯示國際體系和社會能夠以兩種非常不同的途徑出現：一種途徑導致城邦國家的無政府體系的建立，另一種途徑導致更為等級制結構化的帝國的形成。雖然還不能解釋這種差別的理由，但新現實主義理論家卻預見無政府結構會被證明是反彈的。事實上，歷史證據表明無政府是一種比新現實主義的預見更為脆弱的結構，總是讓位于帝國體系的等級制度。例如像巴比倫和亞述這類帝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波斯灣居首位組合起來的蘇美爾城邦國家。所以隨著時間的流逝，盡管存在著城邦國家崛起的途徑，但反過來城邦國家又讓位于帝國。

然而最早的城邦國家和帝國體系都與反映了一種共同文化存在的禮俗社會的社會形式聯系在一起。由于這種共同的文化，主要的國際行為體遵守同樣的標準原則，以這些原則為基礎，行為體能夠建立賦予國際行動以合法性的“集體判斷”('collective judgements')(Wight 1977:153)。[18]例如，沃森認為蘇美爾城邦國家和巴比倫帝國接受了一套共同的宗教信仰，這套宗教信仰在這些背景(settings)中產生了一種權威的合法意識。這些信仰繼而傾向于反對一種赤裸裸的國際關系的強權政治觀念。就像沃森觀察到的，在同一文化的范圍內，人們是“趨向于贊同他們相信應該如此的事情，即使這樣并不符合他們的物質利益”。這個評估導致這樣一種結論：因為“法和理論以及什么是適宜和恰當的觀念是以文化為條件的，并且與傳統和先例結合在一起”，它們“相對地更為堅固，抵制變化，所以是一種它們賦予的合法性”(Watson1992:130， Wight 1977:152)。[19][18]然而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檢驗這個結論，或至少以某種謹慎的態度來對待它。這個結論表明當一種社會的禮俗社會形式支持一種無政府社會時，那么應該有明顯的由這個體系中單位施行約束的證據。例如，里斯·司密特(Reus-Smit， 1997，1999)[37][22]提供了希臘城邦國家代表一種禮俗社會類型的充分的證據。但也可能找到范例顯示社會約束如何迅速消失，并被與霍布斯式國家本質相符合的情況所取代。盡管這里不能進行詳盡的闡釋，但這一論證與普萊斯(Price， 2001:5)[38]對休昔底德斯極具說服力的解讀聯系在一起，他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應該被視為“一場極具破壞性的內戰”。普萊斯(Price， 2000:190)認為，在這樣一場戰爭中，交流中斷，“過去曾經享有共同語言、宗教信仰和實踐、道德體系和社會與政治制度的”人們，“不僅停止分享所有這些相互認同的要素，而且喪失了相互理解的能力——即使在他們想要這樣做的時候——一旦那些相互關系的基礎消失了。”交流的中斷也與特別突出的野蠻行為和對確立已久的宗教和道德標準的持續侵犯相伴隨(Price 2000:273，328)。這種現象代表著一種非常重要的反常(anomaly)，無論英國學派還是建構主義者都沒有對這種反常予以重視。同樣，它也是一種新現實主義沒有能夠識別和較少解釋的現象。

然而，如果把這種反常放置一旁，英國學派的奠基者們確曾設法確立布贊禮俗社會／法理社會區別的基礎。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最早的國際社會都是被一種共同文化和一種現存的世界社會所支撐著的。例如蘇美爾不同城邦國家的居民享有一整套共同的宗教信仰，這種宗教信仰有助于為國際行動提供合法性。例如，有一種這樣的信仰：每個城市都屬于一個特別的神。在眾多各種各樣的神之中，有一個最高領主，發揮著最高仲裁者的作用。同樣，城市國王與天國里的最高統治者聯系在一起，就像萬王之王，在城市中間發揮著一種類似功能。后來，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上游的閃米特人王國的居民征服了蘇美爾城邦，但他們適應了流行的共同文化，吸納了當地人的宗教信仰，所以無論巴比倫還是亞述帝國，都是通過依靠擁有一個就像天國里的最高統治者那樣行動的神，來使他們的帝國權威合法化的。這樣一種合法化規則的存在有助于確認這些帝國接受了一種禮俗社會。

然而，沃森承認并不是所有帝國都按照這樣一種原則運行，從而為法理社會的思想創造了空間。例如波斯帝國不僅遠比先前的各帝國更為廣闊，而且是由信奉一神論的部落建立起來的。它們的宗教信仰否定本土的、嫡傳的和泛神論的原則。結果波斯人不得不依賴說服和贊同而不是合法性，所以他們的生存是“基于為那些愿意與他們合作或至少默許波斯人權威的人提供一種好處的平衡基礎上的。”(Watson1992:46)[19]可以認為這樣的國際社會是在法理社會原則的基礎上運行的。

波斯帝國與希臘城邦國家共存，因而這兩個實體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種非常有用的案例，用以說明英國學派把國際體系和社會聯系起來的顯著特征。希臘人幾乎總是被描述為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內行事，這個體系由公元前8世紀后出現的大約1500個城邦國家(poleis)組成。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非常小，不比設防的村莊大多少。雖然人們把絕大部分注意力都用在了像底比斯、雅典、科林斯和斯巴達這樣被視為頂級強國和錫拉庫扎這樣愛琴海群島上的國家身上，但當時還有一批像麥加拉(Megara)、埃吉納(Aegina)和西息溫城(Sicyon)這樣的中等城邦國家(Starr 1986:46， Cohen 2000:13)。[39][40]英國學派非常清楚，希臘城邦國家構成了一個初生的國際社會，以諸種泛希臘制度、一個簡單的外交體系和“戰爭與和平的調停以及溝通規則”(Watson 1992:50，Reus-Smit1997，1999)[19][37][22]為特征。希臘城邦國家還被認為已經構成了一個明顯的文化單位，反映在“共同的語言、共同戲劇、建筑和宗教儀式上。”(Watson 1992:50)[19]結果是希臘人建立起一個明確的邊界，把他們與被視為野蠻人(barbarians)的周邊地區的居民分離開來。最初野蠻人還是一個中性用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有了輕蔑的內涵(Wight 1977:85)。[18]

與此相反，波斯人被認為在一個等級制結構化的帝國體系和一個多元文化國際社會的法理社會形式中活動。由于其迅速地拓展，波斯帝國容納了各種各樣不同的和古代的文化。當人們發現，就像在埃及和巴比倫一樣，在帝國的中心區有一種流行的文化，也有對帝國持續的不滿時，不會感到驚訝。然而這些不滿在公元前545年之后有了不祥的含義，當時波斯帝國皇帝塞勒斯把注意力轉向小亞細亞，征服了已經在愛琴海東部愛奧尼亞建立起城市的愛奧尼亞人。盡管斯巴達人派了一個代表團去威脅塞勒斯說，如果傷害了愛奧尼亞希臘人，他要遭到懲罰，但事實上波斯人很快就發現希臘人已經被內部紛爭所分裂，以至于難以團結起來抵抗波斯人，他們還發現能夠通過金融刺激的手段鼓勵這種希臘人的內部紛爭(Balear 1995:63)。[41]所以，通過功能性手段，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被帶進了波斯人的國際體系和社會。但就世界社會而言，他們仍然留在大陸希臘人的范圍之內，扮演著一匹潛在的特洛伊木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