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華林甫先生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以下簡稱<<研究>>，該文涉及的論著、論點不再另注出處) ，以宏闊的視野、高屋建瓴之勢，全面系統(tǒng)地回顧了上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歷程，展示了該學科的發(fā)展前景，讀后使人大開眼界，啟發(fā)良多。然令人略感遺憾的是，<<研究>>第二部分“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中的第六節(jié)“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 論述篇幅過于單簿、回顧時段過于簡短、擇取內(nèi)容過于集中、推介研究人員過于專業(yè)，以致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成果。筆者不揣冒昧，班門弄斧，欲對此作一補充，并就20世紀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的研究特征、成果評估、學術主張、發(fā)展趨向等略陳管見，以求教于行家。

一 歷史社會文化地理在歷史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地位

<<研究>>全文約4.5萬字，除去首、尾，正文3.5萬字，涉及研究人員200多人、論著400多篇(部)( 以下“部” 字省略) 。介紹歷史社會文化地理部分約0.24萬字，提到作者27人、論著35篇，分別約占正文的1/15、研究人員的1/10和文章篇數(shù)的1/13，信息量在歷史人文地理的七個分支中處于平均值。作者之所以作如此安排，基于該分支“起步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 。但事實并非如此。

(一)歷史社會文化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起步最早的分支學科之一

<<研究>>對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論著的介紹，上下限是1986-2000年(內(nèi)<<顧頡剛紀念論文集>>出版時間不詳) ，即上世紀的最后15年。但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的研究幾乎與歷史地理同步，其成果早在禹貢學會成立(1934年) 及<<禹貢半月刊>>發(fā)行前就問世。常被學術史點睛的論文有劉師培的<<南北學派不同論>>(<<國粹學報>>，1905年第2期) 、梁啟超的<<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清華學報>>1卷1期，1924年) 、張耀翔的<<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4卷1號，1926年) 、<<中國人才產(chǎn)生地>>(<<晨報副刊>>第1480-1481號，1926年) 、黃炎培的<<清代各省人文統(tǒng)計之一斑>>(<<人文月刊>>2卷6期，1931年) 、陳序經(jīng)的<<南北文化觀>>(<<嶺南學報>>3卷3期，1934年) 、潘光旦的<<近代蘇州的人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1卷1期，1935年) 。論著有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1947年) 。論集如吳越史地研究會編的<<吳越文化論叢>>(上海江蘇研究社，1937年) 。據(jù)粗略統(tǒng)計，僅20世紀上葉研究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的論著就有數(shù)十篇，且多數(shù)出是名家之手。正是前賢夯實的基礎，才使半個世紀后該學科發(fā)展勢頭強勁。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科學>>8卷1期，1923年) 。丁文在代表當今中國人文地理研究水準的<<中國人文地理叢書>>(序)中也有一席之地。

(二)歷史社會文化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發(fā)表成果最多的分支學科

要恰當估算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成果的數(shù)量，就得確定何謂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竊以為，通俗地講，歷史社會文化地理就是一定時間、空間發(fā)生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及其分布。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與區(qū)(地) 域文化史往往重疊，也與社會史關聯(lián)。如<<研究>>收入王振忠的<<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無疑是正確的，但把其列入?yún)^(qū)域文化史、經(jīng)濟史或社會史、徽學等也都沒有錯。而<<研究>>中如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等8篇論著，本身就以地(區(qū)) 域命名。故相當一部分區(qū)域文化史、社會史方面的論著，如徐吉軍對浙江區(qū)域文化史的長期探索、陶用舒對湖南人才的系列研究、吳仁安對明清江南著姓望族的切實討論，以及張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李學勤、徐吉軍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那樣的專門史研究和羅運環(huán)的<<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人文論叢>>，1998年卷) 、張景秋的<<1900-1970年中國人文地理學的發(fā)展與回顧>>(<<人文地理>>，1998年第1期)這類學術史回眸的文章等也基本能劃入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范疇。此外，還有一個研究的層次問題。如果把短小精悍的普及性成果——劉巖的<<河北地域文化景觀分析>>也入主世紀回顧，那么，1990年代盛行的普及性區(qū)域文化研究成果，如遼寧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地域文化叢書>>，以及十部左右屬人文地理學的通論性著作等，也大都可進入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的框架。若按此衡量，20世紀的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的論著大概在500-1000之間。故以數(shù)量計，歷史地理學中成果最多的分支學科非歷史社會文化地理莫屬。

以上兩大特點決定了歷史社會文化地理是20世紀中國人文地理乃至歷史地理研究中的核心分支學科之一，也是內(nèi)容最豐富、最有魅力和最有現(xiàn)實意義的分支學科之一，研究人員的構成和成果發(fā)表的形式、載體也最為龐雜。

二 橫看成嶺側成峰——從文章被引率的視角切入

以上情況，并非<<研究>>作者不曉；產(chǎn)生的分歧，皆因趣味不同。這也是我提筆的一個原因。<<研究>該節(jié)取文有三個特點：一是當代的專業(yè)標準及其作者的學術傾向；二是各文本作者以歷史地理專業(yè)出身或從事該專業(yè)研究的為主體；三是論文發(fā)表在歷史地理專業(yè)期刊和學報上的最多。但是，若換個視角，如按學術評估中較為通行的文章被引率來取舍，看到的是另一番風景。

歷史社會文化地理論著中被引率前十名的初步統(tǒng)計

姓 名 論著題目 出處 轉引次數(shù)

丁文江 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 科學8卷1期，1923年 23

陳正祥 中國文化地理 · 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 三聯(lián)，1983年 21

梁啟超 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清華學報1卷1期，1924年 20

錢基博 近百年湖南學風 啟明印刷局，1943年 14

繆進鴻 長江三角洲與其他地區(qū)人才的比較研究 教育研究，1991年1期 12

何炳棣 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明清進士……) 歷史地理11輯，1993年 12

張耀翔 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布 心理4卷1期，1926年 12

胡樸安 中華風俗志 上海文藝出版社等，1988年 11

盧云 漢晉文化地理(含相關論文) 陜西人民教育，1991年 11

朱君毅 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 廈門大學學報1卷1期 10

張仲禮 中國紳士(中譯本) 上海社科院版，1991年 10

資料來源：據(jù)對本人收藏的部分(200篇左右) 發(fā)表在1902-2000年的相關論著統(tǒng)計。

說明：1、統(tǒng)計以尾注、腳注為主；某一文章在同一論著中出現(xiàn)多次，也均按1次計；自引不計。2、僅粗略地統(tǒng)計一次，沒有校對，容日后再作詳情考論。

被引5-9次的有13篇。其中9次：梁啟超的<<中國地理大勢論>>(限于篇幅，此13篇均不注出處) 、張家駒的<<兩宋經(jīng)濟重心的南移>>、林增平的<<近代湖湘文化試探>>；8次：周振鶴、游如杰的<<方言與中國文化>>(含相關論文)；7次：王會昌的<<中國文化地理>>、張文奎的<<人文地理學概論>>；6次：潘光旦的<<近代蘇州的人才>>、<<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5次：譚其驤的<<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qū)差異>>、范金明的<<明清江南進士數(shù)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肖啟慶的<<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陶懋炳的<<論我國文化重心南移成于五代>>、何佑森的<<兩宋學風的地理分布>>。(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歷史地理>>，雖在業(yè)內(nèi)享有聲譽，但由于都不是非郵發(fā)刊物，一般讀者很難看到，導致一些優(yōu)秀的論文，如劉海峰的<<科舉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1期) 等被引率不高。這說明，歷史地理的專業(yè)期刊的發(fā)行工作做的不是很好。為此建議：1、爭取公開郵發(fā)；2、加入全國非郵發(fā)報刊征訂組織；3、向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等贈送刊物。這些雖是細節(jié)問題，但操作的好，有利于學術交流和和擴大影響。)

不難比較，上述論著的作者構成、涉及題材、發(fā)表的形式、時間等與<<研究>>大異其趣。除了盧云、周振鶴和游如杰、王會昌等的三部專著重疊外，被引率較高的論著都沒有入圍<<研究>>；而<<研究>>中的論著都鮮有被引率。這頗有玩味。也許上述文章能否歸屬文化地理(故標題暫且稱“論著中”)仍可斟酌，作者調(diào)查的文獻可能會受興趣的影響，統(tǒng)計的精度也不是很高，但離客觀實際不會太遠。因為，即使按<<研究>>的論著考查被引率，也大致如此。再如，被<<研究>>譽為“反映了國內(nèi)的最高學術水準、更具權威性” 的<<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的第十章，講的就是歷史社會文化地理，該章的

此外，<<研究>>收錄的文章所討論的時段和內(nèi)容也過于集中。作者雖也推崇鄒逸麟、吳松弟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歷史時代應盡量后移，尤其要加強對明清乃至民國時期歷史地理的研究” 的建議。從實際情況看，20世紀的歷史社會文化地理也始終以明、清及近、現(xiàn)代為主體。如專論近代湖湘文化的論著就超過半百。<<研究>>中標明(或較可以區(qū)分)時代的論著共計23篇，其中，討論宋及以前的有16篇，尤以秦漢、兩晉為甚；兼跨宋及后的2篇；分析宋以后的僅5篇，其中元、明及近代的專項研究均空缺。再看分析的內(nèi)容，<<研究>>似乎也不夠全面。如在“某種社會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 部分，共有12篇論著，有9.5篇的題材集中在方言、宗教和風俗三個方面，而與文化地理聯(lián)系似乎更為密切的、成果也不少的藏書樓、刻書業(yè)、書院的分布及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直接制約區(qū)域文化盛衰的學額和會試的區(qū)域分配等要素的專題研究也都闕失。再如，最熱門的課題——科舉人物的分布和文化中心的變遷等專題研究也無。容筆者直言，<<研究>>重點推介的周振鶴的<<中國歷史文化區(qū)域研究>>，嚴格地說是一項成果匯編，內(nèi)除胡阿祥的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該文已被<<研究>>單獨列出) 外，其他基本上是“文化要素” 論著的重復。這與研究時段和內(nèi)容大面積空白、許多經(jīng)典被拒之門外、甚至20世紀我國為數(shù)不多的學術大師及國際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和社會史專家撰寫并業(yè)已在國內(nèi)產(chǎn)生很大影響的相關論著也只字不提的語境，顯得不那么和諧。事實說明，這樣一個內(nèi)容豐富、薪傳者甚眾的學科的百年盤點，僅靠當代部分(確切地說是作者的同事或比較熟悉的)專業(yè)人才的成果是難以涵蓋的。(按：第一作者葛劍雄教授在<<研究>>全文里，對自己的成果僅一筆帶過，體現(xiàn)了大家的風范) 。

三 歷史人物的地理分布是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

人是歷史和文化的載體；人物是文化地理的首要表征。當前，一些地方的歷史文化景觀之爭，也大抵是歷史名人的地域歸屬之爭。從先秦到近代的所謂中國文化往往指比較狹義的精英文化；文化的創(chuàng)造與傳播者，一般也是消費型的知識分子。除農(nóng)民起義領袖和軍事人物外，極大多數(shù)的歷史人物與教育、家學、師承、郡望、藏書等文化因子和支撐這些要素的經(jīng)濟條件關系密切。雖然，經(jīng)濟、教育、交通等發(fā)達、政治穩(wěn)定的地區(qū)不一定人才輩出；但人才較多的地區(qū)一般是經(jīng)濟、教育、交通和治安較好的地區(qū)。反之，個別人才出現(xiàn)在交通閉塞、經(jīng)濟、教育落后的地區(qū)是可能的；但在這種貧瘠狀況下出現(xiàn)人文鼎盛的局面即使有，也是絕個別的。以明清而論，有哪一個較大的地域學派或人才發(fā)皇的城市產(chǎn)生在經(jīng)濟、教育、交通等落后的地區(qū)或時段？{按：復旦諸教授喜歡舉例的當代浙江東陽人文薈萃與經(jīng)濟條件不成比例的個案屬特殊情況，且其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即八年抗戰(zhàn)時期，作為半淪陷區(qū)的東陽，曾為當?shù)厍嗌倌辍皫砬八从械木蛯W條件”（蔡一平語）……}。在基本沒有諸如人口構成、教育狀況、學術水平、出版事業(yè)等量化考核的時代，人物的地理分布最能反映區(qū)域文化的水準和變遷(王會昌的<<中國文化地理>>第107頁也持這一觀點)。如果說最狹義的文化是指學術文化(盧云語) ，那么，我的看法是，最狹義的社會歷史文化地理乃至歷史人文地理就是人物地理；人物地理與經(jīng)濟因素構成了歷史社會文化地理乃至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流和核心。宗教、風俗、方言、郡望、會館、移民、藏書、書院、學額、舉額等因素，則是歷史人物何以分布？文化中心怎樣確立與位移的各種條件；這些東西可以單獨探討，也可交叉研究，但忽略了人物這個中心，往往不是難成主流，就是曲高和寡，抑或是建樹主要在其他專門史。(按：當代專業(yè)人才盧云撰的<<漢晉文化地理>>之所以能躋身被引率前十名，主要原因正是文章有人物地理，他人引用的大多是其根據(jù)對人物籍貫統(tǒng)計得出的結論) 。

故人物的地理分布成為這一領域人們最感興趣的課題，成果也最豐富。其中最堪稱道的是上表丁、陳、繆、何四文。最有價值的論文集是繆進鴻主編的<<中國東南地區(qū)人才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3年) 。然而，由于這些“流傳甚廣的論文和地圖” (葛劍雄語)基本上是根據(jù)籍貫統(tǒng)計出來的，其結果與區(qū)域文化的實際情況是否符合，至少從上世紀30年代就受到陳序經(jīng)的質疑。近期的代表人物是葛劍雄教授。葛教授對按籍貫分布來反映區(qū)域人文升降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他認為，按人物的“出生地和生長地”來處理更符合實際，或應“將與人才有關的種種因素疊加統(tǒng)計、綜合分析” (<<歷史人物分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個問題>>，見上揭論文集) 。葛教授的觀點我也樂意接受，但具體操作，談何容易？

張偉然先生曾試圖實踐葛氏的理論。他在考察南北朝僧人時，按“生長地點” 為標準。但接下來操作時，又不得不首先聲明：“本篇所謂生長地點，一般而言相當于籍貫” 。張先生是實在的。若要清清楚楚地查到513位出家人的生長地點，恐怕他至今還不曾動筆？因為許多歷史人物的出生地，本身就是歷史學中的一串串迷、一個個結，若能逐一破解這些迷與結，就等于完成了一篇篇論文，而有些迷、結是一時三刻所揭不了的。君不見，前幾天滬上文化界人士不正是在為當代名人宋慶齡的出身地而忙碌嗎？更何況是千年前的、包含兩個意義的“生長地點”——出生并成長的地方。尤其是在量化考核業(yè)績的時代，有多少學者有這個能耐，這實在是個問題。故葛教授的觀點提出十年來，我們似乎還沒有見到按“比較全面的指標”研究歷史人物地理分布的成功例子。收入<<研究>>中的9篇關于人才地理分布的論著，似乎都是按籍貫統(tǒng)計撰寫的，研究的方法與拙表中的文章并無二致；而有的論文，如葉忠海的<<南宋以來蘇浙兩省成為中國文人學者最大源地的綜合研究>>，恰恰是以繆進鴻、丁文江、陳正祥的論據(jù)做基本史料的。如此取舍，似叫人難以信服。

順便說說，當代歷史地理的專業(yè)研究機構和人員，似乎對歷史人物不甚感興趣。這可以從本文的統(tǒng)計可看出來。再如，作為研究龍頭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在已形成的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四大特色(宗教、風俗、語言、藝術) ， 沒有人物和經(jīng)濟一席。故盡管該中心約占據(jù)了<<研究>>中35篇論著的三分之一，但沒有一篇是專論人物地理的。然比較全面地論述文化地理又離不開人物。故在相關課題中，一些業(yè)內(nèi)人士就只好屈尊地采取“拿來主義” 。 如<<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壓軸章的壓軸節(jié)——也最能反映學科綜合性研究水準或有可能寫得最出彩的篇章——“學術文化中心的轉移與政治經(jīng)濟的關系” ，作者使用的基本上是第二手資料；接受的仍是海內(nèi)外學人以籍貫為主考證出來的公卿將相、儒林道學、文苑藝人、進士鼎甲的地理分布。如此“復述” 若是用來寫些推廣性的東西，也無可厚非。但來反映“國內(nèi)的最高學術水準” ，似不是我們的期盼。可見，在歷史人物地理分布這一重大課題上，前沿學者對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顧、新的理論與實踐又沒有很好銜接的現(xiàn)實，已制約了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水準整體的提高。

我覺得，在人物分布研究中，新的探索仍要不懈。但是，由于人物地理所展現(xiàn)的往往是對某一文化區(qū)的相對宏觀的勾畫和概況評估，個別人的籍貫差異，不會對群體的結論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如明清進士的分布，即使500-5000人的籍貫有誤差，也僅占總數(shù)的1%-10%，不會對結論產(chǎn)生太大的影響。更何況他們之間還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問題。即如果按祖籍(鄉(xiāng)貫) 歸入甲省、甲府、甲縣的人實際戶籍(現(xiàn)籍)或出生地、居住地是乙省、乙府、乙縣的，那么，反之亦然。誠如顧誠在談到明代軍人的衛(wèi)籍(戶籍) 與祖籍時借用古語所指出的“有所得必有所失”(<<談明代的衛(wèi)籍>>，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 。故傳統(tǒng)的籍貫統(tǒng)計方法至少目前仍可大膽使用，但應盡量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同一項目，研究對象要采取相對統(tǒng)一的標準，并對個別特殊情況作適當處理；2、研究的時空單位盡可能縮小，并進行多種人才的比較分析；3、把人物分布的表征與原因結合討論；4、實事求是，并一一交待資料出處。如同高考制度存在諸多問題，但目前還無法替代一樣，歷史人物的籍貫或出生地的統(tǒng)計，仍是當前歷史人物地理分布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文化地理考證的最客觀的指標。歷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在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中仍可大有作為。

四 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希望：在精度和交叉研究上努力

20世紀的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內(nèi)容豐富，成果眾多，且發(fā)展勢頭強勁。但無庸諱言，高水平的文章不多；有相當多的論文可寫可不寫，或者說是為了職稱而寫。不要說“全面論述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的專著” 沒有問世，就是一些重要的專題研究也乏力作。如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不僅是歷史地理的重要課題，也是中國歷史學家必須弄清楚的一個問題。遺憾的是，全面系統(tǒng)討論先秦至近代的中國文化中心遷移的論文至今仍沒有出現(xiàn)(陳正祥重點討論止宋)。再如，區(qū)或經(jīng)濟與文化、教育、人才的關系等基本問題的討論，恐怕還沒有真正展開。在科研隊伍里，更沒有出現(xiàn)象旁支學科，如人口史、移民史研究中形成的葛劍雄. 曹樹基. 吳松弟那樣的黃金組合。要提高學術品位，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就研究方法而言，當前要做的誠如<<研究>>所概括的“提高研究精度” 、“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性的努力” 。

(一)提高精度的前提------縮小研究統(tǒng)計的時空單位

目前，這一領域討論的地理單位偏大，或比較模糊。如在討論書院的分布時，往往以省為單元，或按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作參照。使得人們對較大區(qū)域如省級的文化枯榮比較清楚；省以下的，不要說一般讀者，就是專家的定論，也時有偏差。如王振忠根據(jù)譚其驤前輩的觀點，鏈接何炳棣先生并非直接的分析，斷定明代“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蘇州和揚州3處” 。可事實是，明代蘇皖的文化，首推蘇州；徽州、松江、南京、常州屬第二梯隊；揚州似乎進不了前三名。如果我們多把研究的視野瞄向府、縣，就不會下這種不那么確切的結論了。

以人物地理來說，把一省的人文地理景觀按縣計量的有王尚義對山西、陶用舒對湖南歷代人物的探索。相對而言，把全國性的人物分布細究到縣級的，工作量更大，一般說來也更有趣。如前引繆進鴻的論文及陳國生的<<<明史>入傳人物本貫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芻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2期) 、沈登苗的<<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系>>(<<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都是在以統(tǒng)縣為單元考核的基礎上展開討論的。盡管這些論文還不是很成熟，但為文化地理空間坐標的刻度收縮提供了示范。

在時間單位方面，一般以朝代為主。我國大一統(tǒng)的封建朝代，存世通常是二、三百年，期間，東西南北的經(jīng)濟、文化、風尚會發(fā)生較大的變化，遇到戰(zhàn)爭與動亂，區(qū)域人文地理更是此一事，彼一時。如太平天國前后江浙的文教設施及湖南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語了。若都按朝代劃分，較難揭示內(nèi)在的發(fā)展規(guī)律。故縮短研究時段，也是提高精度的一個有效措施。就明清而言，根據(jù)筆者十年浸淫的體會，如果以縣為緯，以科年為經(jīng)所反映的全國各省、府、縣的進士和巍科人物的分布，對明清全國縣以上行政區(qū)的文化地理的劃分和發(fā)展趨勢的洞察，是其他任何單一的史料和研究方法所無法比擬的。當然，這種費時、枯燥的研究方法也是眼下受學術成果量化評估制約的多數(shù)學者所望而卻步的。如果待宋元(唐似已不可能) 進士題名錄的整理出版，效用此法，輔以正史列傳人物等材料，近千年間全國及各省文化重心的分布和遷移的軌跡可基本鎖定。據(jù)筆者對多種人物和社會文化要素的疊加分析，堅信，進士(人物)的地理分布是人才地理乃至廣義社會力量地理分布研究的最佳資料(何炳棣語) 。但探索者要盡可能縮小時空坐標，以便更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因此，要提高研究精度，首先要縮小統(tǒng)計的單位，同時，盡可能采用比較權威的文獻和吸納較多的對象。

(二) 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性的研究

歷史文化景觀總的來說是各地區(qū)長期的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但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明清學術大師一般產(chǎn)生在文教發(fā)達的地區(qū)，然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是例外。故以為數(shù)不多的某種人物或個別文化因子來判斷區(qū)域文化的盛衰往往是不可靠的。如王會昌在<<中國文化地理>>中僅根據(jù)<<明史>>108位的儒生、文士的籍貫，就斷定明代江西的學風“集中分布于贛江主流的贛州、吉安、臨江、南昌和撫河中流的撫州等地。浙江學風的重鎮(zhèn)在紹興、金華和湖州等地，浙北盛于浙南”。這段話差不多有一半的結論是不妥的。據(jù)綜合分析，明代江西的學風首推吉安、南昌和撫州，贛州則接近墊底；浙江學風的前三名是紹興、寧波、杭州，金華屬中等水準，全浙文化重心在東部的寧紹平原。可見，用單一的史料往往會以偏概全；要比較客觀地點評區(qū)域文化，就要進行綜合的分析。

20世紀的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方法比較單一，象潘光旦的<<中國畫家的分布、移值與遺傳>>(<<人文月刊>>1卷1期等) 這樣跨專業(yè)的論文很少，在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性的研究方面存在諸多空白。仍以熱門的人物地理來說，即使有較多比較史料的論文，也大多沒有跳出如列傳人物、文官武將、專家學者、進士舉人等人物與人物之間進行比較的模式，缺少人物與其他社會因素的分析。相對而言，臺灣學者陳正祥的<<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就比較考慮綜合的作用。雖然，陳文以圖的形式來表達量化結果的方法不值得稱道(我主張這一領域講究精度的論文盡量用表，教科書等普及性文章用圖更形象) ，但作者是把多種人物指標與自然環(huán)境(氣候、山川、河流、) 、經(jīng)濟條件(物產(chǎn)、水利、交通、貿(mào)易) 、人口要素(分布、密度、遷移) 、政局時勢(都城、戰(zhàn)爭、動亂) 、文化傳播(造紙、印刷、藏書) 及風尚習俗等綜合闡述得出結論的。更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作者說的是自己的話，用的大多是第一手資料。故陳文的出現(xiàn)，曾是大陸歷史地理學界耳目一新，至今，我們在宏觀研究中國歷代(尤其是先秦至宋) 文化重心的分布與遷移方面，似乎仍沒有多大突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但若能正視它，這何嘗不是我們發(fā)憤的一個動力呢？

好在最近20年來，我國歷史科學研究成績斐然。經(jīng)濟史、教育史、人才史、科技史，交通史、人口史、移民史、社會史和區(qū)域文化史等相關學科的探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人們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性的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也為我們的努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總之，<<研究>>對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的介紹雖無門戶之見，卻有近水樓臺之嫌；采擷的文章雖不乏力作，但沒有網(wǎng)羅經(jīng)典；厚今薄古是學術史回顧的特色，各種不同的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和對象界定都可以商榷、爭鳴，但對前人(20世紀前80年) 的 成果和不符合自己理念的、那怕是“流傳甚廣” 的論著也一概不表，對學科的自身建設并無益處。又由于權威人士在權威論壇上所作的世紀回顧，不僅是對學科已走過的歷程的總結，更會對未來的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故當古老而年輕的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地理在新世紀啟航揚帆之際，對該學科的研究方法、結構布局、趣味傾向和存在問題作一些即使幼稚的探索與爭鳴，也不無意義了。而 積極開展嚴肅、認真的學術爭鳴，不啻是歷史人文地理學界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