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建國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現代歷史地理學在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發展前景廣闊。本文在侯仁之教授《歷史地理學四論》的啟迪下，對本學科的理論與實踐、國際接軌意識、綜合系統性、時間特性以及促進學科發展的內外動力等幾個方面，從有助于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健康發展的角度，作了簡要的回顧和展望。

關鍵詞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四論》理論與實踐國際接軌意識綜合系統性時間特性

歷史地理研究在中國有著以沿革地理為主要內容的悠久傳統，但現代歷史地理學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逐漸形成的。４０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學于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在西方現代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Ｈ·Ｃ·達比教授的指導下，系統、正規地接受了現代歷史地理學思想的薰陶。學成歸國之后，侯仁之即結合教學科研實踐，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國大力倡導現代歷史地理學。然而，正當中國歷史地理學剛剛邁上現代科學軌道之時，十年“文革”阻止了它的健康發展，使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與西方本已縮小的差距再次拉大。１９７９年，“文革”結束不久，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即開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現代科學的正軌，侯仁之的《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①］一書，無疑是這一時期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最主要的理論研究成果。８０年代以來，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和歷史地理專題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但歷史地理學理論的探索卻沒有取得相應的大發展，對實踐的指導還沒有新的突破。正是在這一中國歷史地理學界俳徊前進之時，侯仁之將他先后發表的四篇理論探討論文及“附錄”四篇、“資料”兩篇共十篇論文結集成冊并題為《歷史地理學四論》［②］（以下簡稱《四論》）出版，既顯示了他個人對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認識歷程，又從理論思維和實踐研究兩個方面展現和強調了現代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發展的幾個新舊問題。

一、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

在漫長的“神”本位觀念（自然界的“地心說”、人類社會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歷史時期，歷史地理研究只是為治史提供疆域政區變遷的地理沿革背景資料，以及在這些治史資料基礎上編繪的讀史地圖。隨著近代科學文明的興起，科學觀念、規律意識和理性精神逐漸沖破“神”的樊籬，哥白尼的日心說與牛頓的力學，使人們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有規律可循可觀察可認識可判斷可推理的客觀存在，把握客觀規律后，就可以對客觀世界進行科學地改造和利用。這種科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也逐漸滲入歷史學，要求歷史學不僅要研究人類社會自身的歷史，也要研究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環境及其歷史，以及人類活動疊加于自然環境的人文地理環境及其歷史。在近代科學文明的大潮中，正是這些科學實踐的客觀要求，使地理學迅速脫離歷史學而成為一門獨立的近代學科。而在近代地理學誕生之初，歷史地理學就已經蘊涵了它在地理學中的潛在位置。［③］

在西方，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問題，曾經長期地困擾過許多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Ａ·赫特納認為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地理學科，但又模棱兩可地自我懷疑［④］，Ｒ·哈特向既不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又否定它的獨立學科地位，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⑤］。在現代歷史地理學誕生前夕，來自歷史學界和地理學界的歷史地理研究者們，還為此進行過激烈的面紅耳赤的爭論。［⑥］由于爭論者們本身缺乏深厚的歷史地理研究實踐，故未闡明歷史地理學科的本質問題。而同時代的Ｈ·Ｃ·達比［⑦］、Ｗ·Ｇ·伊斯特［⑧］等少數幾位歷史地理學家，用他們堅實的具體歷史地理研究實踐，奠定了歷史地理學理論的基石。１９４０年，Ｃ·Ｏ·索爾在達比等人研究的基礎上，第一次從理論上全面系統地概述了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研究要點、研究資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諸多方面。［⑨］從而宣告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誕生，同時也結束了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之爭。其后不久，Ｒ·Ｈ·布朗［⑩］、Ｄ·懷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Ａ·Ｈ·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論文又豐富了誕生不久的現代歷史地理學理論。

在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國初年，其研究方法類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數量不遜于西方，至本世紀２０年代以來，才逐漸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國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國沿革地理”視為歷史地理學的代名詞而規定為大學歷史系的選修課程。對此，學成歸國不久即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講授地理學課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將“中國沿革地理”盡早改為“中國歷史地理”，并在中國首次提出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范圍：“其內容不以歷代疆域的消長與地方政治區劃的演變為主，而以不同時代地理環境的變遷為主，這樣應該從先史時期開始，舉凡每一時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變遷，如氣候的變異、河流的遷移、海岸的伸縮、自然動植物的生滅移動以及地方的開發、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狀況、都市的興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討論范圍之內。”［①③］經過幾年的教學實踐，侯仁之發表了第一論《歷史地理學芻議》［①④］，在中國首次闡述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總體理論以及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的關系，不久又發表了第二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①⑤］，在北京地區歷史地理與西北干旱區歷史地理的研究規劃方面，進行了理論與實踐的探討。

７０年代末期以后，我國學術界逐漸恢復了與西方的學術交流，學術理論研究也逐漸與西方接軌。強調綜合整體研究的系統論，經過十幾年的研究和嘗試，至９０年代已經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許多分支學科中得到充分運用，科學哲學界和地學界提出的“地球表層學”概念是否獲得學術界普遍承認暫且不論，但其綜合統一的系統研究理論符合地理環境的客觀現實。侯仁之敏銳地把握了這一時代的脈搏，連續推出第三論《再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①⑥］和第四論《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認識問題》［①⑦］，吸收并倡議在歷史地理研究實踐中運用系統理論，著重強調了人—地系統的綜合統一研究。如果說侯仁之《四論》中的前兩論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研究成果的話，那么，后兩論則是他對新理論與新研究實踐在新科學技術發展的背景下所獲取的新認識。

經過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者幾十年來長期、大量的現代歷史地理研究實踐證明：純理論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從學科發展的整體上看，唯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是一條正確的唯物辯證之路：理論涵蘊于具體研究之內，具體研究凝縮于理論之中。

二、理論探索中的兩種偏向

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各門科學領域中的內在規律，經過更高層次的概括和總結，最后將升華成科學哲學、乃至哲學的普遍性規律；哲學是科學的向導，具體科學的發展，無不有意無意地受到哲學的影響，經受了各種哲學思潮的影響之后，盡管構建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大廈為時尚早，但現代歷史地理學理論的探索，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指導下，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目前，國內歷史地理學界對于歷史地理學理論問題的探討存在著兩種偏向。

一種偏向是對歷史地理學的性質及其各分支學科的名詞、概念，作知識形態的學科體系表述。在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階段，這樣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在歷史地理學的發展經過方法論研究、新哲學思維等幾個階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時期［①⑧］，再將過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識形態的表述，對學科的發展沒有更為重要的意義。Ａ·Ｈ·克拉克和Ｊ·帕藤在國際《歷史地理學雜志》創刊號的《社論》中明確地指出：“《歷史地理學雜志》將不是提倡有關歷史地理學的性質、或歷史地理學與地理學或歷史學之間關系的教條”［①⑨］式的討論。中國《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兩雜志的主編及編委們，在這個問題上也具有共識。

廣義的歷史地理學理論應該包括各種歷史地理學說與歷史地理知識體系，但歷史地理學說與歷史地理知識體系在屬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質的差異。更不能將歷史地理知識體系作為歷史地理學的核心理論。“因為要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建成一門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中國歷史地理學，決不是一件輕易辦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種偏向是對歷史地理學理論問題探討的漠視和輕視。“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②①］歷史地理學科的發展，不可能、也不應該回避理論問題。任何一項對本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價值的具體歷史地理研究，無論研究者持什么樣的態度，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某種理論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反之，一項具體的歷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論事地敘述或狹隘的考證，而事后又不進行分階段的概括與總結，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規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實和完善各種層次、各種專題的現有理論，這項研究對學科的發展就沒有更大的意義。

中國歷史地理學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論研究中的知識形態體系的簡單敘述，也要糾正輕視和漠視理論研究的偏向，這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

三、國際接軌意識

就任何一門學科而言，要想獲取重大發展，就必須接軌于國際學術領域，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舉凡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注重學術研究的國際性，并在某些學科或某些分支學科領域中成為國際研究中心。綜觀國際歷史地理研究現狀，發達國家的歷史地理研究總是國際性的。從國際《歷史地理學雜志》編輯部在英國的事實講，英國是現代國際歷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從該雜志設立“總編”與“美洲總編”的事實來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是現代國際歷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國家。由于英語已成為最主要的國際性通用語言，因此，其它現代歷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進展的國家如法、日、俄、德等國，都注重與英語世界的國際交往，將它們國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紹、翻譯成英文版進入國際學術領域。［②②］

中國歷史地理學界已經越來越意識到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紹國外歷史地理研究現狀的基礎上，開始向國際歷史地理學界宣傳和介紹我國已經取得的重要歷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應當逐步深入、廣泛地進行中外歷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層次比較，在保持中國傳統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鑒西方研究的資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達到真正與國際接軌的目的，并在國際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中爭得中國應有的學術地位。

四、綜合系統性

在漫長的古代歷史時期，學術研究以人文社會科學占絕對統治地位。這一時期的地理學作為歷史學的附庸，以對人類居住環境的描述為主；而歷史地理學則以沿革地理為主要內容。

近代以來，人類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積累、創造和改進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識、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漸被人類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業革命的興起，更使人類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②④］。自然科學的每一項重大發明和創造，都給人類社會帶來文明的躍進，同時也使人類逐漸注意到由于人類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性開采而帶來的自然界不可逆變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學的研究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以至逐漸形成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頡頏、甚至自然科學聲勢蓋過人文科學的學術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學已經脫離了歷史學，并伴隨著地質學、氣候學、植物學等近代自然學科的形成與發展，成為一門以研究自然地理為主、人文地理為輔的學科；而歷史地理學則以描述歷史時期人類居住環境以及詮釋歷史地理文獻為主要內容。

本世紀以來，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并創造著前所未有的人類生產力，使人類對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斷遭到自然界的惡性報復，最終迫使人類反思人類自身的行為與社會活動，重新辯證地認識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反映在學術研究領域，則出現了一系列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研究、邊緣研究與綜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綜合學科。［②⑤］現代地理學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大力加強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內容，從本世紀二十、三十年代開始，形成了強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現代歷史地理學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現出來的。［②⑥］

提倡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類對自然的影響越來越大、人類與自然越來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觀現實，也反映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聯袂研究的趨勢［②⑦］，其本質是提倡歷史地理的綜合研究，強調在歷史地理研究中要綜合參考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雙重要素，從人文與自然相區分的二元論研究向統一綜合研究方向發展。

歷史地理研究的客觀對象具有四級客觀系統：地理環境各要素的一級子系統；地理環境各要素之間的二級子系統；所有地理環境要素組成的地理環境三級子系統；以及更高層次的人類與地理環境系統組成的地理系統—地球表層巨系統。所有各級系統都是相互間進行著物質遷移、能量轉換與信息傳輸等內外部循環的開放系統，又都是從無序到有序、從低序到高序、再從有序向無序演化的動態平衡系統。歷史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客觀系統性符合系統學理論的主要觀點，這必將要求研究的系統性。與其被動地經過長期、無數次地分門別類的單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統研究，不如主動地接受現代科學研究中普遍運用的系統學理論去系統地研究歷史地理學的客觀系統。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侯仁之在《四論》的第三、第四論中一再強調歷史地理研究的系統性。系統論的認識方法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獲得普遍的應用，既表現在層層深入、內外聯系的歷史專題地理研究之中，也體現在逐級綜合、分類歸納的歷史區域地理研究之內，而動態的觀點，則貫穿始終。以往的定位、定時研究應當逐漸向綜合、系統和動態的研究過渡。

總之，伴隨現代歷史地理學科的誕生而出現、至今仍然困擾著部分學者的歷史地理學科屬性問題，表面上看來是學科的歸屬問題，實質上反映了在整個科學領域內，從分門別類的單一學科研究向交叉聯系的多學科綜合系統研究方向發展的趨勢。現代地理學是一門綜合系統學科，現代歷史地理學更是一門綜合系統學科。

五、時間特性

客觀現實的地理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構成這一系統的每一種系統要素都能發展成為一門地理分支學科，而每一種系統要素在歷史時間延續中的發展變遷過程及其與系統內外其它要素的交互關系，都是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

現代歷史地理學研究所涉及的時間與空間，均為有限的時空，既不是具體技術科學的時空，也不是哲學意義上的時空。它的空間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類影響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時間的上下限為：人類出現并產生農業而對自然界產生影響以來、直至人類發展的全過程，包括將來發展的未來趨勢。關于歷史地理研究的時間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論》中有精辟的論斷，他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堅決主張現代地理學的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當前的這一段時期內，必須推向過去的時代，一直上溯到人類開始出現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產生了日益顯著的影響之后，這項研究就屬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而且這一研究領域，同樣是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嚴格地說，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為歷史地理”［②⑨］。

關于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時間特性，從科學哲學的辯證認識來分析，有三種對立的時間觀念：⒈靜止的歷表時間和動態的歷時時間；⒉單純歷史文獻記載的歷史時間和整個人類歷史時間；⒊簡單“過去”的歷史時間和“過去”、“現在”與“未來”三位一體的歷史時間。靜態的歷表時間，反映不出人類歷史的“活動”特征。歷史文獻記載的歷史時間有明顯的缺陷：首先，歷史文獻記載以前的歷史時間，沒有歷史文獻記載；其次，如同地表大陸的荒漠和地殼巖層具有間隔、裂隙和斷層一樣，歷史文獻記載的歷史時間存在著大量的斷缺和空白；第三，文獻記載的人類歷史地理活動，如果沒有考古學、地質地貌學、民族學等學科研究成果的輔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確地加以反映；最后，歷史文獻如果沒有近代與現代文獻記載的延續和補充，現代歷史地理研究就顯示不出它的現實發展意義。如果研究者持有簡單“過去”的歷史時間觀念，就不可能重視近代和現代歷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過去、總結現在的基礎上，去科學地預測未來。國際《歷史地理學雜志》創刊號《社論》是這樣論述歷史地理研究的時間性質的：“至于所考慮的時間性質，我們傾向于有部分近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驚訝。可是，既然我們已經廣泛地意識到：所有、或幾乎所有的地理現象，在或長或短的歷史時期內，都幾乎不可避免地發生或大或小的變遷。那么，基于這種公認，我們將對近現代（包括本世紀）的歷史地理研究給予關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國歷史地理學界也已經注意到“研究的歷史時代盡量后移，尤其要加強對明清乃至民國時期歷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時開始關注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動向。［③②］

從學科理論的整體上講，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時間特性，當然是動態的、整個人類發展過程的、以及“過去”、“現在”和“未來”三位一體的歷史時間，但要克服具體操作中的難度，還需要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

六、內外發展動力

歷史地理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現代歷史地理學若要取得長足的發展，需要學術界內外雙重動力的合力推動。外部動力包括：⒈歷史傳統延續的慣性；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⒊科學技術進步的促進；⒋社會機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種動力一般只是有無或大小的問題，而取決于人為決策因素的第四種動力，除了有無和大小問題外，還會涉及正負的問題，若把握不好，將會直接、即刻和長期地影響到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健康發展。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隊伍長期分屬歷史學與地理學兩個部門、且側重于歷史學部門的社會機制事實，使現代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學傳統烙印，這對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歷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一大傳統特點。我們一方面應當積極地正視這一客觀現實，并根據現代國際歷史地理學發展的多元化趨勢，以穩定本學科發展的態度來維護這一現狀。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種局面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嚴重問題，以便積極地加以改進。比如，我國現代地理學系統內大量涉及歷史地理問題的實際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學基礎的歷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許多具有扎實歷史學功底的歷史地理學者又無法參與，最后只能由做具體研究的非歷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著解決。這就使得中國歷史地理學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一種畸形現象：當前經濟建設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決的許多歷史地理現實問題沒有歷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參與研究，而與現實脫節、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傳統歷史地理專題卻有相對多的歷史地理研究者爭相參與。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歷史地理學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時，還必須顯示出為現實經濟建設服務的直接應用性一面，方能在現代地理學、乃至現代科學之林中顯示出它真正的力度。這是現代國際歷史地理學發展的趨勢之一，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應該加強這一方面的努力。

現代歷史地理學發展的內部動力主要是歷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識，包括：⒈對學科理論問題的不斷反思和持久評估，以指導研究實踐。⒉研究資料的新發掘、新發現。一方面要正確地對待歷史文獻資料，意識到歷史文獻資料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歷史地理研究資料不局限于歷史文獻資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誤區。既要加強歷史文獻資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為歷史文獻資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與最佳選擇。隨著歷史地理研究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各種研究方法，均有它們的成功之時和成功之處，歷史地理學經過長期的研究實踐，已經可以舉出不下２０種有名可指的具體研究方法，但具體研究對具體方法有具體選擇，最終的目的是真正解決問題。既要反對為趕時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詞新詞藻，也要注意對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與更新。⒋研究思維的角度、深度和廣度，是研究者保證研究質量的自身主觀意識。⒌不斷地創造性地研究實踐，是學科發展的本源。

現代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是幾代學者群體長期共同努力的結果，以往每個發展階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點，而新的發展趨勢又必將有新的學術要求。本文在侯仁之《歷史地理學四論》的啟迪下，評述了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幾個新老問題，懇請前輩與同仁的賜教。

注：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年再版。

②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院士文庫”叢書，１９９４年。

③Robert E. Dickinson，The Makers of Geography，England:Frederick A.Praeger，(1969).

④Alfred Hettner，Die Geographie:Ihre Geschichte，Ihr Wesen Und Iher Methhoden，Ferdinand Hirt in Breslau，(1927);又（德）Ａ·赫特納、王蘭生譯《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１—１７２頁。

⑤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Photo-Lithoprint Reproduction，Edwards Brothers，Lnc.，(1964)，PP.184-5.188.［按Ｒ．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一著最早于１９３９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刊》(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第２９卷第３、第４兩期上全文連載。此后于１９４６年單獨出版；１９４９、１９５１、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再版了四版；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又由科學出版公司(The Science Pressprinting company)修訂了兩版。］

⑥"What is Historical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17.(1932)，39-43.

⑦H.C.Darby(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

⑧W.Gordon Eas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London:methuen，(1935，1943，1948，1950，1956，1962，1966，1967);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Thomas Nelson & Sons Ltd.，(1938，1965，1967，1994).

⑨Carl o. Saure，"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

【關 鍵 詞】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No. 1，(1941).

⑩Ralph H.Brown，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48);又有秦士勉中譯本，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３年初版“內部讀物”，１９９０年２月再版。

①①Derwent Whittlesey，Environment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Century-Crofts，Lnc.(1949).

①②闕維民：《西方現代歷史地理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１９９２年第２期，２２７—２４０。

①③侯仁之：《“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歷史地理學四論》，第１３８頁；原載《新建設》第２卷、第１１期，１９５０年。

①④原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１９６２年第１期，７３—８０。

①⑤為慶祝北京大學建校８０周年的五四科學討論會地理系分會上的報告，原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①⑥原載《北京大學學報》（歷史地理學專刊），１９９２年，１—５。

①⑦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３年第４期，１０６—１１０。

①⑧John Radford，"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16，No.1，(1990)，PP. 1-2.

①⑨③⑩A.H.Clark & J. Patten"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 (1975).

②⑩譚其驤“序”，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②①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６７頁。

②②如《法國歷史地理》(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GeographieHistorique de la France，Paris: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88)一著，１９９４年成為“劍橋歷史地理研究”叢書的第２１種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③Weimin Que，"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1，4 (1995)，361-370.

②④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５６頁。

②⑤筆者認為“交叉研究”與“邊緣研究”一旦成為學科，則應統稱為“綜合學科”。

②⑥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 (1941)，17-20.

②⑦譚其驤先生曾經“在８０年代幾次學術會議上既提出過歷史地理工作者應重視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見，也曾做過兩次有關歷史人文地理的報告”。（譚其驤《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０１—２０２）。

②⑧V.I.Vernadsky，"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American Science ，33 (1945)，1-12.

②⑨侯仁之：《歷史地理學四論》，第２２頁。

③①鄒逸麟、吳松弟：《重視歷史地理學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求是》，７（１９９３），２９—３２。

③②韓光輝：《可持續發展的歷史地理學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３（１９９４），４３—４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