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已經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回顧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學的衰敗，并被資產階級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所代替，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迅速發展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外國史學理論的引入、傳播，引起積極的回響，中外史學的撞擊、交流和融匯，始終貫穿其間，成為影響中國史學發展的不可缺少的動因之一。本文擬就這一過程的各主要階段的基本內容，及這些內容所反映出的某些規律性現象作一初步探討。

一

20世紀初，梁啟超作為中國新史學思潮的旗手，針對封建史學的弊病發起“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的《中國史敘論》（1901年）和《新史學》（1902年）等著作振聾發聵，尖銳地批判封建史學，明確提出了資產階級史學和資產階級史學家的任務。中國史學開始脫離2000余年來的傳統，揭開了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序幕。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近代新史學思潮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出現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同時應著重指出的是，反映了當時西方史學進步潮流內核的西方史學理論的引入，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史學理論較之西方一般歷史學著作引入中國稍晚，而且在20世紀初主要是通過社會學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學中的社會進化理論。這是19世紀后半期西方用進化論解釋社會變遷和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的實證主義思潮，在我國引起的直接反響。這批譯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西方學者的著作，如馬君武譯《斯賓塞社會學原理》（1903年）〔1〕、 趙蘭生譯《斯賓塞干涉論》（1903年）、吳建常從日文本轉譯美國吉丁斯著《社會學提綱》（即《社會學原理》）等。另一類是介紹西方社會學理論的日本學者的著作，如章太炎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1902年）、麥仲華譯有賀長雄的《社會進化論》（1903年）、歐陽鈞譯遠藤隆吉的《社會學》（1911年）等。

社會進化理論強調人類社會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是當時中國進步知識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它不僅沖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傳統思想，而且對中國封建史學的復古觀及“一治一亂”的循環史觀也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梁啟超論及歷史研究的基本任務時明確指出：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嚴復、 章太炎、康有為等在探討歷史問題時，也都曾把社會進化論作為重要的理論武器。

20世紀初，大批中國學生赴日留學。1905年后，每年達1—1.5萬人。1909年庚款獎學金設立后，大批中國學生又赴歐美留學。這些留學生對西方史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五四”運動前后，隨著大批留學生歸國，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學理論著作譯成中文出版，致使20—30年代外國史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第一次高潮，并產生了較大的反響。

20世紀初期對西方史學理論的介紹，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兩個階段。“五四”之前，主要是譯介日本學者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則主要是直接譯介歐美學者的著作。從日文譯介的著作計有：汪榮寶根據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論著編譯有《史學概論》，在《譯書匯編》第九期發表；1903年，浮田和民所著《史學原論》有李浩生等六種譯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日本學者對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克爾（Henry Thomas Backle）歷史思想研究的著作，以及巴克爾的代表作《英國文明史》的部分章節，也譯成中文出版。巴克爾是19世紀中葉實證主義史學大師，這些譯介加速了實證主義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傳播。

20世紀初西方史學理論引入中國，促使一些中國學者較清醒地認識到當時中國史學的弊病，并提出向西方史學學習的問題。蔣夢麟認為當時中國的歷史研究和教學“泥古”風氣很盛，“著作家本此惡習，集往日之糟粕而美其名曰新歷史。教員本此惡習，聚臭腐之糟粕以釀新酒，學子之受之者無異飲酖毒而甘美酒也”。“欲救斯弊，莫過于棄往日之惡習而革新之。革新之道奈何，曰利用西洋近年來教授歷史之經驗，體察吾國社會生活之需要，適用吾國歷史之資料”。像美國史學家那樣，“擴張歷史范圍”，“改變歷史方針”，“革新教授方法”，從而改變中國史學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進步〔3 〕。朱希祖則明確指出：“我國現在的史學界，實在陳腐極了，沒有一種破壞，斷不能建設。”〔4〕至于如何建設，不少學者認為首先是“介紹現在西洋史學名著”，以“先明了現代西學的趨勢”。這樣，從上述認識出發，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一批頗有影響的西方史學理論名著陸續譯成中文出版，主要有法國朗格諾瓦（Langlois）、瑟諾博習（Seignobos ）的《史學原論》（李思純譯，1926年）、美國魯濱遜（Robinson）的《新史學》（何炳松譯，1924年）、美國班茲（Barnes）的《史學史》（向達譯，1930年）、美國塞格利曼（Seigman）的《經濟史觀》（陳石孚譯，1928年）等。

西方史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后，使中國史壇耳目一新。當時一些學者充分肯定了西方史學理論對中國史學發展的積極影響，認為這些“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使“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西方史學理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下，中國史學家撰寫的史學理論著作也開始問世，影響較大的有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26年）、《歷史統計法》（1922年），李泰棻《史學研究法大綱》（1926年）、朱謙之《歷史哲學》（1926年）、楊鴻烈《史地新論》（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義》和《歷史研究法》（1927年）、盧紹稷《史學概要》（1930年）等。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介紹和討論了歐美史學理論與方法，從某種意義上可被認為是對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西方史學理論的回響，對當時的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學理論中，當時以魯濱遜代表的美國“新史學派”的理論，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最為突出。1916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史學和政治學的何炳松歸國，次年，他在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西方史學原理時，即以魯濱遜的《新史學》為教材，1920年至1922年講授歐洲史時，使用的也是魯濱遜編訂的講義，廣泛地宣傳了魯濱遜的史學理論和方法。由于“新史學派”的理論是被當作代表了西方史學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新理論而加以宣傳和介紹的，所以在中國史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重視。除上述魯濱遜和班茲（即巴恩斯）的兩部名著外，“新史學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也大都譯成中文出版，主要有約翰生的《歷史教學法》（1926年）、紹特威爾的《西洋史學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巴恩斯的《西洋史進化概論》（1932年）、《新史學與社會科學》（1933年）及海士（即海斯）的《歐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等。不僅何炳松在《新史學》中文版的《導言》中，對魯濱遜及新史學派的觀念備加推崇，陳訓慈、陶孟和、衡如、谷鳳池等學者也都在報刊撰文，高度評價“新史學派”〔5〕。他們認為“新史學派”所倡導的擴大歷史研究的范圍；對社會歷史現象進行綜合研究；用進化的觀點考察歷史變化，強調人類歷史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成長過程，以及明確指出史學的功能是了解現實和預測未來等等，使中國史學家對“科學的歷史學”有了不少新的認識。他們結合中國史學研究的狀況進行了有的放矢的闡釋和發揮，使之成為批判中國封建史學的武器，“建設中國新史學”一時成為頗引人注目的鼓舞人心的口號。

“五四”前后，西方歷史哲學思想也開始傳入中國，主要有美國杜威（J·Dewey）的實驗主義，英國羅素（W·Russel ）的新實在論和邏輯實證論，德國杜里舒（H·Driesch）的活力論，德國新康德主義弗賴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李凱爾特（H·Rickert）的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或文化科學的理論，法國孔德（A·Comte）的實證主義，法國柏格森（H·Bergson）的生命哲學和直覺主義，德國赫爾德（G·Herder）關于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歷史哲學理論，德國朗普勒西特（G·Lamprecht）的文化史觀和德國斯賓格勒（O·Spengler）的文化形態史觀等。上述歷史哲學思想集中反映了西方史學中盛極一時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思潮，在中國史學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章太炎曾指出：歷史研究應“深識進化之理，是乃所謂良史也。因是求之，則達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說，庶幾不遠矣”〔6〕。杜威應其弟子蔣夢麟、胡適等的邀請， 在“五四”爆發前三天來華講學，曾目睹京、滬等地愛國學生運動，胡適認為杜威及其實驗主義影響了他的一生。他說：“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近幾十年來我總歡喜把科學法則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導。”〔7〕

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似更具體。20年代末，這一理論開始傳入中國。1928年，張蔭麟譯美國學者葛達德和吉朋斯的《斯賓格勒的文化論》在《學衡》雜志發表，引起學術界對這一理論的重視。到30年代末，中國學者有20余部頗有價值的文化問題的專著出版〔8〕。這些著作大多直接或間接地受文化形態史觀理論的影響，葉法無在《文化與文明》一書中，有專篇論述斯賓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沒落》及文化形態史觀，并對其詳加評述，認為該書是一部“文化史杰作”〔9〕。1933年， 朱謙之在《文化哲學》論述“文化之地理上分布”與“文化與文明”等問題時，也較詳盡地探討了文化形態史觀，他認為斯賓格勒的最大貢獻，在于區別“文化”與“文明”兩種概念。

抗戰爆發后，中國史學界出現了以文化形態史觀為指導思想的“戰國策派”。1940—1941年，陳銓、何永佶、林同濟和雷海宗等在昆明創辦《戰國策》雜志，后又在重慶《大公報》創辦《戰國》副刊。此時，繼承并發展了斯賓格勒理論的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的著述，也開始較系統地介紹到國內來。

早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講授西方史學名著時，便選用《西方的沒落》作為基本教材。1936年，他以文化形態史觀為理論基礎，撰寫了《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后來此文改名為《中國文化的兩周》，同其它舊作合編為《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于1940年出版。該書表明，雷海宗的歷史觀與文化觀的理論淵源來自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1946年，林同濟和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態史觀》出版，該書匯集了他們在《戰國策》上發表的主要文章，集中反映了戰國策派的理論和思想。

林同濟在《形態歷史觀》一文中指出，他本人及戰國策派的歷史觀，同文化形態史觀有著密切的聯系，他說：“大凡對歐美三四十年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曉得他們各科門的權威學者正在如何不謀而合地朝著我所指出的方向邁進。其中尤堪參照的，我認為是所謂‘歷史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者”〔10〕。

雷海宗認為人類文化達到高度發展的地區有七個，這七種文化各有其區別于它種文化的特點，因此應強調每一獨立的文化為其對象，而不存在著人類統一的歷史，這同斯賓格勒的理論同出一轍。林同濟歷史觀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戰國時代的重演”。他認為“世界史上的大戰國時期”在16、17、18三個世紀已漸呈雛形，而本世紀40年代，則可明顯看出又一度“戰國時代”來臨。這一時代的主要特點是弱肉強食，沒有什么正義、民主可言，同斯賓格勒認為世界已是極權主義時代的看法極其相似。當“戰國時代”來到時，任何國家都無法躲避殲滅戰，小國、弱國“沒有幸存的余地”。“這乃是無情的時代，充滿了殺伐殘忍之風，卻也是偉大的時代，……人類的大運所趨，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蠻橫行為來迫著我們中國人做最后的決定——不能偉大，便是死亡。我們更不得抱著中庸常態，泰然捻須高唱那不強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懶國家的生涯”〔11〕。

戰國策派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卻占有一席之地，以至半個世紀以后，對其評價仍褒貶不一，甚至大相徑庭〔12〕。這使人們從一個側面看到，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引入中國后，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曾對中國史學研究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 二

20世紀初，當西方史學理論開始傳入中國時，不可忽視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通過留日學生也開始介紹到中國來，成為“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在中國傳播的先導，并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

1903年，留日學生馬君武撰文《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附社會黨巨子所著書記）》。作者認為馬克思把階級斗爭看作歷史發展的動力，是唯物史觀的奠基人。文末附有系統闡釋唯物史觀的經典著作的書單，其中包括《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13〕。1905年，朱執信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中，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業，并對《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所論述的唯物史觀原理進行了簡要的評述。他說：“馬爾克（即馬克思）之意，以為階級爭斗，自歷史來，其勝若敗，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一非階級爭斗之陳跡乎？取者與被取者相戕，而治者與被治者交爭也，紛紛紜紜，不可卒紀，雖人文發展之世，亦習以謂常，莫之或訝，是殆亦不可非者也。’”〔14〕此外，“五四”運動前，《共產黨宣言》、日本早期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英國社會黨主席漢德曼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等論述唯物史觀著作的部分章節，也都譯成中文公開出版，有的還不止一個譯本〔15〕。譯者介紹這些著作時所闡述的唯物史觀，使當時中國的學術界大開眼界，《天義報》記者在《〈共產黨宣言〉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譯后記中寫道：“《共產黨宣言》發明階級斗爭說，最有裨于歷史。”〔16〕劉師培在《〈共產黨宣言〉序》中寫道：“欲明歐洲資本制之發達，不可不研究斯編。復以古今社會變更均由階級之相競，則對于史學發明之功甚巨，討論史編，亦不得不奉為圭臬。”〔17〕齊民社同人譯《社會主義經濟論》時，在《中譯者序》中，明確指出中國歷史研究的弊病：“今中國言史學者，鮮注意經濟變遷，不知經濟變遷實一切歷史之樞紐”。譯者對唯物史觀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自馬爾克斯（即馬克思）以為古今各社會均援產業制度而遷，凡一切歷史之事實，均因經營組織而殊，惟階級斗爭，則古今一軌，因格爾斯（即恩格斯）以馬氏發見此等歷史，與達爾文發見生物學，其功不殊，誠不誣也”〔18〕。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傳播。李大釗等開始用唯物史觀認識和分析中國歷史，向封建主義史學和當時頗有影響的歷史進化論提出強有力的挑戰。1919—1920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等刊物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史觀》、《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會生活和科學研究的實踐中，徹底擺脫了庸俗進化論的影響。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還對史學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初步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概括，明確指出“發明歷史的真義的是馬克思”〔19〕。

1920年秋，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唯物史觀研究》，同時還開設《史學要論》、《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如果說《史學思想史講義》是我國最早用唯物史觀總結西方史學發展歷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著作，那么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則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專著。李大釗在深入批判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的基礎上，較完整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他在分析了作為社會基本矛盾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后指出：“從來的史學家，單欲從社會的上層說明社會的變革，——歷史，——而不顧社會的基址；那樣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歷史。社會上層，全隨經濟的基址的變動而變動，故歷史非從經濟關系上說明不可。”〔20〕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闡述有的放矢，矛頭指向中國舊史學“循環的、神權的、偉人的歷史觀”，因此他明確提出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改造和重作”中國的史學，寫出新的中國歷史。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同火熱的社會現實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荷天下為己任，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實踐中，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結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回答中國社會發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銳問題。除李大釗外，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如蔡和森、李達、瞿秋白和李漢俊、陳望道等，或譯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唯物史觀的著作，或親自撰寫介紹、宣傳唯物史觀的文章及專著。這對于宣傳新文化和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建立和發展，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21〕。

繼李大釗之后，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侯外廬等堪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優秀代表。他們結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刻苦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這不僅使他們自己的學術研究獲得了新的生命，同時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本世紀3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問題和中國農村性質的論戰，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公開交鋒。郭沫若1930年3 月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將這一論戰推向高潮。這部專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一部力作。郭沫若通過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發展變化來認識中國古代歷史，將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生產方式的變化，明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自然歷史過程。他公開宣布，他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是以唯物史觀為“向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辟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郭沫若還針對胡適等人提倡“整理國故”指出：“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22〕。這場論戰使唯物史觀在中國史學界更加深入人心。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積極投身社會和思想文化斗爭的實踐，在粉碎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圍剿”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受到鍛煉和考驗。她異軍突起，在同形形色色舊史學的斗爭中，日益發展壯大，并產生愈來愈加廣泛的影響。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開始關注和研究唯物史觀，并以此來指導自己的史學研究實踐。這一切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界更加廣泛地宣傳和運用唯物史觀，批判唯心史觀奠定了基礎。 三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史學仍一如既往地，甚至是更強烈地受到外國史學理論的影響。由于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占絕對統治地位，所以1949年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史學研究，特別是史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深入批判和清除資產階級史學理論及封建主義傳統史學的影響；其二是譯介、宣傳和學習蘇聯的史學理論及研究實踐。從以上兩個方面來看，后者似乎影響更深。由于蘇聯史學一度被奉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典范，對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史學的批判，往往是全盤吸收和接受蘇聯學者的某些觀點，其中不少重要文章則是直接從俄文轉譯過來的〔23〕。

為了適應向蘇聯史學學習的需要，50年代明顯加強了對蘇聯史學論著的介紹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自1953年1月聯合編譯《歷史問題譯叢》，至1954年6月共出版9輯，內容主要是介紹蘇聯歷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如民族問題、封建社會與奴隸社會問題，以及關于歷史教科書的結構問題，等等。《歷史問題譯叢》除供高等院校歷史系教學參考外，還在整個史學界廣為發行，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它對中國歷史學界“學習蘇聯歷史科學的最新成果與先進經驗，是有一定作用的”〔24〕。

1954年2月《歷史研究》雜志創刊后，《歷史問題譯叢》轉由《歷史研究》編委會編輯，同時易名為《史學譯叢》，由中國科學院公開出版，直至1958年后停刊。《史學譯叢》雙月刊是綜合性的翻譯刊物，特別是熱心譯介蘇聯史學論著的園地。該刊以發表“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科學理論的論文”和“蘇聯歷史學者的學術論著”為主，同時也刊有書刊評介及國外史學消息等〔25〕。以1954年7月出版的創刊號為例， 該期發表的10篇文章中，有蘇聯《歷史問題》雜志1953年第11號社論《論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科學研究工作》1篇， 蘇聯著名歷史學家基姆和加里科夫的論文《關于蘇維埃社會史研究工作的幾個問題》及其他蘇聯學者的論文7篇，關于蘇聯史學及民主德國史學研究動態的報道各1篇。以后各期的情況也大體如此，蘇聯學者的論文在該刊占有絕對的優勢。

《歷史研究》自1954年創刊到60年代初，先后編譯出版有《蘇聯關于封建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討論》（三聯書店1956年版）、《蘇聯關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關系問題的討論》（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封建社會發展階段問題譯文集》（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俄國農民戰爭譯文集》（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等譯文集。這些譯文集廣泛收集了蘇聯史學家有代表性的論著，就某一問題較系統地向中國史學界介紹了蘇聯史學家各種不同的觀點，對于當時向蘇聯史學學習及中國史學研究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蘇聯關于封建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討論》一書，共收入波爾什涅夫等人的論文13篇，蘇聯《歷史問題》編輯部關于封建經濟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討論綜述或總結3篇， 這些文章包括了1953年至1955年，蘇聯學者關于封建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討論的所有重要文章。其他幾部譯文集的結構也大體如此，讀畢能使中國史學工作者對每一重大理論問題討論的來龍去脈、主要觀點及傾向性意見或總結，能有比較完整的了解。

除《歷史研究》編輯部編的幾部譯文集外，在50年代向中國史學界介紹蘇聯史學理論，并產生較大影響的還有不少譯文或譯文集，其中有以下兩部值得一提。其一是尚鉞編的《封建社會歷史譯文集》，該書收有Б．Х格列科夫和Л．В切列普寧等著名史學家的論文10篇，書前附有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書中論文涉及到封建社會歷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如封建所有制問題、封建社會基本經濟法則問題、封建社會各發展階段的劃分問題、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及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問題，以及封建制度解體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等。其二是《蘇聯史學家在羅馬第十屆國際史學家代表大會報告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本書收入А．Л西多羅夫、Б．А雷巴科夫和Н．М德魯日寧等1955年9月在大會上的報告7篇。 內容包括史學理論及蘇聯史、世界史的斷代史或專史研究，西多羅夫在論及蘇聯史學發展的基本問題時指出：“蘇聯的歷史科學是在1917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后，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形成的。它承繼著在馬克思主義中獲得最徹底和完善的表現的唯物主義傳統。蘇聯史學是新的歷史科學，因為他的任務是要從馬克思主義唯物立場獨立地、創造性地研究祖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一切根本問題”。在蘇聯，“唯物主義地認識歷史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并且為年老一代和年輕一代歷史學家所公認”〔26〕。西多羅夫所談的上述內容，正是建國初期我國史學發展所致力于的目標。蘇聯的“新的歷史科學”成為中國史學的努力方向和學習榜樣，由此不難理解，蘇聯史學理論為什么在50年代會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50年代到60年代初，蘇聯史學理論對中國史學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表現在當時中國史學界展開熱烈爭鳴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討論上，如被稱為“五朵金花”的中國古代史分期（即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期）、中國封建土地制度、中國古代農民戰爭、漢民族形成、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歷史人物評價等。尚鉞在談到編輯《封建社會歷史譯文集》的目的時曾說：“我國史學界行將展開對于我國古代分期問題的討論。具體地說，對于我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問題的討論之際，把蘇聯歷史科學家關于封建社會的各方面問題的研究，介紹到我國來，對于我們的研究和討論工作是有意義的。”該書公開出版，便于“我國歷史學家們在處理封建社會的許多問題時參考”〔27〕。其二，表現在批判胡適以及梁漱溟、雷海宗等人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上，通過這些批判清除唯心史觀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

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進、介紹和學習蘇聯史學（包括史學理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對中國歷史學家和廣大史學工作者自覺地掌握和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或學習中外歷史，有著積極的意義，為培養新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促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毋庸諱言，在學習蘇聯史學積極、合理的因素的過程中，蘇聯史學理論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以及運用唯物史觀所存在的教條主義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傾向，也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這一切妨礙了廣大史學工作者對唯物史觀的深入理解和研究。盡管有些學者在當時公開指出了蘇聯史學存在的上述弊病〔28〕，但是這種呼聲畢竟太微弱了，在當時不可能產生什么實際的影響。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出現了主要表現為“左”的失誤和曲折，則更使那些負面的影響長期得不到克服。這一切使廣大史學工作者不能科學地運用唯物史觀指導自己的學習、教學或研究，歷史研究只講階級觀點，忽視歷史主義；只重視政治史、階級斗爭史，而輕視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在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中還存在著不去詳盡地占有史料而多是套話和貼標簽等傾向。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向蘇聯史學學習也成為昔日黃花，但克服全盤向蘇聯史學學習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

1961年4月中旬， 召開了由周揚主持的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會議明確提出了既不要照搬蘇聯，也不要照搬資本主義國家，而是要建設自己的教材的任務。而要完成這項任務的重要條件之一，便是有選擇地批判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吸收對我們有益的一切東西，為我所用。

為此，1961年底，在上海召開了由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杭州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等校教師參加的外國史學史教材編寫會議。會議較充分地探討了當代西方各種史學流派的形成和發展，一致認為應當把外國史學史列入高校歷史系的教學計劃中。外國史學史主要是指西方史學史，其中包括各種有影響的西方史學理論。會議決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編寫《外國史學史》，由田汝康先生主持編譯西方史學流派的資料〔29〕。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為契機，西方史學和西方史學理論開始取代建國后對中國史學發展有深刻影響的蘇聯史學和蘇聯史學理論，陸續系統地被介紹到國內來。在這期間，開始出版吳于廑先生主編的《外國史學名著選》及其他西方史學名著的全譯本或選擇本，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也開始較深入地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有不少頗有影響的重要成果問世〔30〕。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西方史學理論以至整個西方史學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大毒草”而遭到政治上的嚴厲批判，被全部否定。 四

“文革”結束后，我國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說本世紀初到“五四”前后是外國史學理論引入中國的第一次高潮，新中國成立初期到60年代初是第二次高潮，那么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則開始了第三次高潮。這次高潮至今仍方興未艾。它同前兩次既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同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表現出明顯的特點。

這些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進一步明確了振興和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必須研究包括外國史學理論在內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論。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科學，這已成為廣大史學工作者的共識。由于強調理論對歷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有力地促進了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這已成為新時期史學復興和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而為人所稱道。

早在1983年5月在長沙召開全國歷史科學規劃會議時， 就曾作出加強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譯介有代表性的外國史學理論名著的決定。自1984年起的歷屆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上，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都是熱點問題之一，為了推動外國史學理論研究，提高其研究水平以有益于中國史學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創辦了《史學理論》（1987—1989年）和《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創刊）雜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成立了外國史學理論研究室，該研究室成員主持或參加的一些課題，如《西方史學理論》、《戰后蘇聯史學理論》、《西方史學思潮評析》和《現代史學導論》等，分別被列為國家或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近年還開始招收外國史學理論專業的研究生，以加強這方面專業人材的培養。

其二，對外國史學理論介紹和研究的廣度，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是空前的。從時間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紀、近代、現代，直至本世紀90年代；從空間上看，則包括西歐、北美、拉美、前蘇聯、東歐、非洲，直至東方的日本和阿拉伯國家；從內容上看，則包括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歷史哲學、史學史等方面。這表明，中國學者對外國史學理論的研究，已完全改變了只局限對某一斷代或某一國別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這是中國的外國史學研究在坎坷的道路上歷經挫折和磨難，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還應該指出，近年一批在國際史壇有較大影響的史學理論著作相繼譯成中文出版〔31〕，這對于加快外國史學理論的傳播及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其三，對外國史學理論研究的深度，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說以往對外國史學理論研究主要的缺點是介紹較多，而深入研究不夠的話，那么這一缺點在近十年來正在不斷得到克服。在較深入地介紹和普及外國史學理論知識的前提下，一批有相當水平的論文和專著問世，填補了不少空白。如西方近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在20—40年代，僅限于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在50—60年代則是全盤接受蘇聯學者的觀點，對文化形態史觀給予徹底的否定和批判。而在70年代末以來，我國學者不僅以嚴肅的科學態度重新研究和評價了文化形態史觀，而且對西方歷史哲學的其他主要問題，如歷史哲學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及意義，歷史規律性問題，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基本特點及發展趨勢，近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和現代西方分析與批判的歷史哲學。其中包括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和分析哲學的歷史哲學等等，都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并有不少豐碩成果問世〔32〕。

對外國史學理論研究的深度，還表現在對某些問題多方位多層次的系統研究，而不像以往那樣，僅僅停留在某些側面，如對法國年鑒學派的研究即可明顯地看出是一種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我國學者對年鑒學派的研究，包括對該學派歷代代表人物的研究，對重要代表作的研究，對該學派重要的學術觀點和史學方法的研究，以及法國及其他國家對該學派的評價，該學派在法國及世界史壇中的地位和影響等方面的研究。這樣，人們可較全面地了解年鑒學派的理論、方法以及這些理論與方法形成及演變的過程，從而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做出不符合實際的甚至是錯誤的判斷。

其四，70年代末以來，對外國史學理論的引入和研究，是在中外史學家交流日趨頻繁，中國歷史學研究徹底改變了自我封閉，開始走向世界的情況下進行的。“五四”之后，杜威、羅素、杜里舒、泰戈爾等曾來華講學，但歷史哲學思想只是講學主題之一，在中國史學界影響不大。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史學家多次來華講學，并在北京大學等高校開課，為培養歷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做出貢獻，但這更多地是蘇聯專家單方面傳授，中國學者同蘇聯專家之間缺乏具有真正科學意義的學術交流。在接受蘇聯史學理論的過程中帶有某種盲目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80年代初以來，情況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方面，來華就史學理論方法論問題進行學術交流的史學家來自西歐、北美、拉美和前蘇聯、東歐、日本等國和港臺地區，同時，中國史學家也走出國門，出席包括國際歷史學家代表大會在內的各類學術會議，進行學術考察，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這里應特別指出的是，這是名副其實的學術交流，中國學者根據自己獨立的研究成果，在許多問題上同外國學者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中國學者對外國史學理論研究所取得的成績，遠遠超出歐美學者的想象；中國學者對外國史學的了解，遠遠超過外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的了解。

正是在同多國家、多學派頻繁的交流和深入討論中，追蹤當代外國史學理論發展的最新信息，并結合中國史學的歷史與現實，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才使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對當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有益的影響。如通過對西方歷史哲學的研究，中國學者提出如何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問題；通過對戰后西方史學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研究，中國學者提出如何進行歷史學跨學科研究，并對歷史進程進行理論性描述問題，一些史學工作者并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收獲。此外，在當今歐美史學中頗有影響的歷史社會學、歷史人口學、歷史心理學和文化史學、家庭史學、婦女史學和計量史學、比較史學等歷史學分支學科，引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史學工作者的重視，不少史學工作者開始嘗試用這些分支學科所體現的新的理論與方法來進行科學研究。

當前，在世界文化轉型和中國社會發展還在發生深刻的歷史性變化的影響下，我國歷史科學進入了新的轉型時期〔33〕。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中國史學如何繼承和發揚其優良傳統？中國史學如何走向21世紀？轉型中的史學今后將如何定位？凡此種種，都需要中國史學作為一個開放的科學體系，認真了解、研究和借鑒外國史學理論。隨著時間的推移，外國史學理論方法論對中國史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將會更加明顯。 五

外國史學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后，近百年間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路。人們雖褒貶不一，但其在不同的時代，對中國史學發展的深刻影響卻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們進行簡要的歷史回顧，目的是展望未來，清醒地認識在即將到來的新的世紀中，它對中國史學發展可能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或以什么樣的形式來發揮其影響。因此，頗有必要對近百年來這一過程中的某些規律性現象，作一必要的概括。

首先，外國史學理論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從來不曾脫離中國社會發展的廣闊的歷史背景。它雖然直接表現在學術上，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則往往是時代的客觀需要。它絲毫不掩蓋其鮮明的時代精神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20世紀初，社會進化史觀成為我國早期資產階級史學的重要理論基礎，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知識分子不甘心亡國亡種，而奮起救亡圖存的要求。“五四”前后，唯物史觀為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并廣泛宣傳，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則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無產階級已經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了政治斗爭的歷史舞臺。它是和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聯系在一起的。50年代，蘇聯史學理論成為中國史學的指導思想，蘇聯史學成為中國史學的樣板，這是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特點的具體反映，不僅是歷史學，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藝術等方面都是如此。“文革”結束后，外國史學理論的廣泛介紹和深入研究，已成為新時期史學的主要特點和重要內容之一，那種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對外國史學理論用政治批判代替科學研究的做法已被徹底摒棄，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必然結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的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不可逆轉的。當前，我們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這樣，便對歷史科學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做到歷史研究的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統一。而要達到此目的，離不開對外國史學理論的研究和借鑒，特別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外國史學發展特點和趨勢的研究，更有現實意義。改革開放愈深入，對中外歷史知識的需求就愈加迫切。因為任何一個重大的問題如果缺乏歷史的認識和分析，那是不可能真正搞清楚的。只要史學不冷落社會，不逃避現實，就一定不會被社會冷落。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是和整個中國史學發展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在今后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其次，外國史學理論的引入和研究，從來是和中國史學的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本世紀以來的簡要回顧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其社會發展的特點所決定，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有不同的側重點和內容，但其共同之處則是介紹和研究的目的是為我所用，其主流是吸取外國史學理論中有益的營養成分，以豐富、完善和發展中國史學。因此，我們應該注意避免一種有害的傾向，即對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或研究遠遠脫離中國史學的歷史與現實，無的放矢，使本應充滿生機的理論研究成為玄學，令人不知所云或望而生畏。此外，還需注意不要把對外國史學理論的介紹代替深入的科學研究。一般性的概括介紹或較深入的專題性介紹，都是必要的。但是，這畢竟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和準備。誠然，這個階段是不可避免和不容忽視的，但長期停留在這一階段，或把這一階段誤認為是外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全部內容，則是不妥的。從我國史學發展的現狀看，雖然必要的介紹應該繼續下去，但更重要的卻是在此基礎上對外國史學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論方法論問題，結合我國史學現狀開展研究。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客觀需要。 注釋：

〔1〕嚴復作為中國社會學的先驅，最早引進了社會進化理論。 他曾夾敘夾議譯介了斯賓塞的名著《社會學原理》，中譯名為《群學肄言》（1903年）。

〔2〕梁啟超：《新史學》，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

〔3〕蔣夢麟：《歷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雜志》1918年1月，商務印書館編。轉引自劉俐娜《西方新史學與“五四”史學思潮》，《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3期。

〔4〕朱希祖：《新史學·序》，《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24 年版。

〔5〕這些文章主要是：陳念慈《史學觀念之變遷及其趨勢》， 載《史地學報》第1卷1期，1921年11月；陶孟和《新歷史》，載《新青年》第8卷1號，1920年9月；衡如《新歷史之精神》，載《東方雜志》第19卷11號，1922年6月；谷鳳池《歷史研究方法之管見》， 載《史地叢刊》第1卷3期，1922年2月。

〔6〕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141頁。廓氏，即廓模德，今譯作孔德；斯氏，即斯賓塞；葛氏，即葛通哥斯，今譯作吉丁斯或季廷史（Giddings），美國社會學家。

〔7〕《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7 頁。

〔8〕這些著作主要有：葉法無《文化與文明》，黎明書局1930 年版；楊東莼編《本國文化史大綱》，北新書局1931年版；陳國強《物觀中國文化史》，神州國光社1931年版；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南京鐘山書局1932年版；丁留余《中國文化史問答》，大東書局1933年版；陳登原《中國文化史》，世界書局1935年版上冊，1937年版下冊；王德華《中國文化史略》，正中書局1936年版；陳安仁《中國近世文化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此外還有王云五編《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9〕葉法無：《文化與文明》，黎明書局1930年版，第34頁。

〔10〕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上海大東書局1946年版，第7頁。

〔11〕《文化形態史觀》，第93頁。

〔12〕對戰國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評價，近年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一是從政治上學術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其二是對其學術思想一分為二，既有批評，也對其某些內容予以肯定。參見郭圣銘著《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250頁；史念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72頁； 王敦書《雷海宗關于文化形態、社會形態和歷史分期的看法》，《史學理論》1988年第4期；侯云灝《文化形態史觀與中國文化兩周說述論》，《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3期。

〔13〕《譯書匯編》第11期，1903年2月16日。

〔14〕《民報》第2號，1905年11月26日初版。

〔15〕如1903年初版于日本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在“五四”前，至少有3種中文譯本。

〔16〕《天義報》第15卷，1908年1月。

〔17〕〔18〕《天義報》1908年春季增刊，即第16—19卷合刊。

〔19〕《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頁。

〔20〕《李大釗史學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頁。

〔21〕這些著作主要有：蔡和森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藍本撰有專著《社會進化史》；李達譯作有《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和《馬克思經濟學說》，撰有論文《馬克思主義還原》、《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專著《現代社會學》；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撰有《社會科學概論》、《社會主義大綱》、《帝國主義概論》；陳望道譯有《共產黨宣言》；李漢俊譯有《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瞿秋白譯有《列寧主義概論》等。

〔22〕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頁。

〔23〕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史學界批判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蘇聯學者的兩篇重要論文，科斯明斯基的《湯因比的歷史理論》和艾·阿拉布—奧格雷的《阿諾爾德·湯因比的文化史觀》分別譯成中文，在《史學譯叢》1957年第4期和1958 年第3期發表。 中國學者曹未鳳在論文《對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批判之一》（《學術月刊》1958年第9期）， 王繩祖在《批判湯因比的歷史觀點》（《南京大學學報》1959年第2期）， 郭圣銘在《批判阿諾德·湯因比的反動史觀》（《文史哲》1962年第1期）中，均接受了蘇聯學者的觀點。有的論者直接引用蘇聯學者的論文，認為他們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24〕《〈史學譯叢〉編輯部聲明》，《史學譯叢》1954年第1 期，第202頁。

〔25〕《〈史學譯叢〉征稿簡約》，《史學譯叢》1954年第1期，封三。

〔26〕《蘇聯史學家在羅馬第十屆國際史學家代表大會報告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

〔27〕〔28〕尚鉞：《〈封建社會歷史譯文集〉前言》，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4—5頁。

〔29〕田汝康主持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一書在1964年已基本完成，但因“文革”開始而被壓下，直至粉碎“四人幫”后，經金重遠對譯文進行全面校訂并補譯數篇，于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0〕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資產階級史學流派與批判問題》（1962年2月11日《文匯報》）， 齊思和《歐洲歷史學的發展過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 吳于廑《論西方古今的兩個“客觀”史學家》（《江漢學報》1963年第6期）， 周谷城《評沒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年2月7日《文匯報》），周谷城《論世界歷史發展的形勢》（《歷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吳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1961年4月9、10日《光明日報》）。

〔31〕這些著作頗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紹。主要有：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的魯濱遜《新史學》、古奇《19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維柯《新科學》等。上海譯文出版社《當代學術思潮譯叢》中的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勒高夫等《新史學》；華夏出版社《二十世紀文庫》中的巴爾格《歷史學的范疇與方法》、米羅諾夫等《歷史學家與數學》、米羅諾夫《歷史學家和社會學》、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伊格爾斯等《歷史研究國際手冊》、哈多克《歷史思想導論》、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托波爾斯基《歷史方法論》、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邁克爾·米特羅爾等《歐洲家庭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編《外國史學理論名著譯叢》中的茹科夫《歷史方法論大綱》、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華夏版譯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勒高夫和諾拉主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

〔32〕詳見拙文《我國近年的西方歷史哲學研究》，《歷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3〕參見拙文《轉型中的歷史科學》，《世界歷史》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