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

何炳棣

糧食供應直到近代都是經濟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通常條件下，世界糧食仍處于緊缺狀態”。（1）總的說來，雖然自工業革命及隨后的機械運輸條件改進后，對西方某些國家來說，糧食供應已不再顯得極為重要。但在亞洲一些國家，特別是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卻仍然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根據我們所了解的20世紀中國的糧食供應情況，很難想象，在過去一千年中，大部分時間中國的糧食狀況要比歐洲好得多。這正是因為有更充足的糧食供給，使得中國的人口從11世紀開始增長較快，而西歐人口只是到了18世紀以后才得到迅速增長。如果不是由于元朝(1260—1368年)蒙古人所實行的極為殘暴的統治以及長時間連續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中國的人白將繼續增長。除了17世紀由于政府治理不善、農民起義和后來的逐漸復蘇等因素，人口出現了“Z”字形增長外，從1368年明朝建立到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人口幾乎是持續不斷地增長。到1850年，中國的總人口毫無疑問已達到4．3億。中國經濟亦開始形成一種現代學者眾所周知的特殊模式．促使中國人口的長期增長，既有經濟方面的因素，也與中國的制度有關，但一個基本的原因是一場“農業革命”在中國發生得比歐洲早得多。歐洲直到18世紀農業才發生重大變化（2）。

近古時期中國“農業革命”的核心是農作物栽培方式，其中早熟稻起了主要作用。雖然在近古農業器具和治水方法有了一些改進，但它們不能看作是重大的技術進步。追溯歷史便可說明，正是早熟稻才保證了獲得兩倍有時甚至是數倍的收成，中國稻作區的這種栽培制度也因此而著名。11世紀初從印度支那中部的占城國引進了一種比較耐早的水稻以后，導致了早熟品種的不斷增加。從而使中國農民能夠擴大其農業邊域，從低地，三角洲、盆地、河谷到易于灌溉的丘陵。由于適宜種植本土遲中熟稻的低地面積相當有限，面耐旱早熟品種的發展又帶來了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并使中國的水稻種植面積擴大了一倍以上。通過直接加倍擴大中國稻作區面積和間接地改進栽培方式，早熟稻對中國的糧食供應和人口增長所產生的長期作用是巨大的。本文的目的是通過解釋對我們的研究不可缺少的中國水稻命名的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沿著早熟稻傳播發展的主要路線，來論述其不同的經濟意義，評價早熟稻在近古中國經濟史上所發生的作用。

象在中國這樣一個區域廣闊、地形復雜的國家里，自從栽培稻出現以來一定培育了許多不同的品種。因缺少系統的有關水稻的古代文獻，現代學者不可能了解更多的古代水稻品種方面的情況。但卻有足夠的理由對后來加藤繁教授關于‘中國的水稻最初就是早稻”(8)這一結論提出懷疑。從總的來看，既然中國水稻不論最初是否早熟還是遲熟的問題對我們的研究顯得如此重要，因此，對中國古代水稻品種發展作一扼要敘述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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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發表于Economic History Review，9(1956—57)．本文譯自《中國經濟發展文論文遣集》下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河南低地平原和陜西中部盆地是中國文明的搖籃。在古代中國北方地區，水稻作物遠不如黍的地位重要。也許谷子，還有小麥是僅有的生長在中國本土的普通谷類植物（4）。在《詩經》里一共有6次提到稻，而不粘的和粘的黍卻出現了37次之多（5）。只是在著名的農事詩《七月》里才明確說到“十月獲稻”(6)。雖然《七月》里的歷法有兩種，即夏歷，也就是通常的陰歷，和西周王室用的周歷。周歷的一歲之始比前者早兩個月?？梢韵嘈?，人們是按照夏歷來安排農業生產活動的，而王室人員則按周歷舉行政治和宗教事務（7）。由于夏歷更利于安排農事活動，所以它被中國農民普遍采用，并為以后歷代統治者所遵行。因此，《七月》中所指的工。月是農歷10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個月。在折衷主義雜家著作《呂氏春秋》的前12卷是關于季節和月令氣候的變化，這是為秦國的相國呂不韋(?一前235年)而編著的。這些后來都為漢代的儒家所完全采納，并被編入重要的儒家經典《禮記》之中。書中說道：“是月(九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8）。”因此，《七月》與這兩部文獻所指的稻谷成熟收獲時間有1月之差。然而，按一些博學的漢代古文經學者的觀點則以為其差別要明顯得多。例如，蔡邕(公元132—192年)對這個問題便有獨特的見解，他解釋說：“十月獲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保?）很顯然，古代的水稻一般在10月成熟，而所謂早熟品種只不過早熟一個月而已，不論是10月或是9月成熟，古代中國的水稻大部分都是遲熟品種。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加藤教授與傳統學者的看法一樣，認為民歌《七月》是對豳，亦即古代陜西中部地區人們農業生活的描述。其中所指的水稻成熟時間并不能代表其它古代中國北方。他的觀點是陜西位于內地深處，可能生長季節比東部地區要遲。根據我們的地理知識，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而且現代一位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曾明確斷定，《七月》所描繪的不是古代陜西的農民生活，而是公元前5或4世紀某些時候在今山東西南地區的莊園生活（10）。

加藤教授認為古代中國的水稻大部分是早熟品種的根據是一部重要農書《齊民要術》。它是公元6世紀前期編纂的，書中引用了一部玥已失傳的比它早的著作《廣志》。其中列舉了中國南方，特別是四川的幾種在農歷7月或6月成熟的早熟品種（11）。我們看到，在安徽南部丘陵地區種植的桃花紅稻至少自6世紀起就很出名，并經12世紀著名的自然史學家羅愿鑒定為這的確是一種早熟品種（12）。這一點可以充實加藤的證據。公元993年在今天津西南地區實行軍屯時，從長江下游引進了一種早熟稻以戰勝該地區出現的早寒。它在8月份成熟，比原產地一般的成熟期大約早1個月時間，從而確保了軍屯計劃的實現（13）。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說明在11世紀初占城稻傳入之前就有了中國本土的早熟品種。

然而根據11世紀初期以前關于早熟品種的這些記載并不意味著早熟品種對中國古代和中古時期的稻作生產起了主導的作用。相反，為數不多的關于早熟品種和一些特殊品種的記載，與歷史文獻中不提中遲熟品種這一事實相對照，說明它們只是一些例外，并非普遍。因為，首先，一般的農書不象以后的地方志，它們沒有詳細列出地方的或區域性的產品，除非它們的種類非常特殊，值得引起注意。第二，水稻的品種數量‘可能超過所有其它已被發現的谷類的品種總數”（14），這是普通的科學知識。僅憑數則特殊品種的孤例便作出一般性結論的做法必定會走向歧途。第三，推翻加藤結論的有力證據還是來自《齊民要術》本身。關于水稻作物生長季節期限，《齊民要術》沒有提到特殊情況，它引用早些時候的著作講了一般規律：“稻……八十日秀，秀后七十日成”。（16）雖然我們充分相信，古代中國的水稻．正如今天大部分地區還是這樣，于農歷s月中旬和4月上中旬之間播種（10）。我們無法弄清《齊民要術》講的150天究竟是從播種還是把秧苗移植到水田開始算起，我們只知道近古及近代通常是以插秧開始汁算水稻生長所需天數的（17）。假如后者保持了前者的傳統方法，那么古代大部分水稻品種也許是在9月成熟。若在150天之外不再加上插秧前一般4或5周的時間，成熟期就會在8月。按近古時期的標準，這個時間一般都認為是遲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田園詩人潯用柴桑(今江西九江)的陶潛(公元3657—427年)，認為在9月中旬收割的稻子是早熟品種。（18）一位9世紀后期的作家證實了甚至象云南那樣的西南部地區，水稻通常一年只收一季，一般在8月收割。在近代，那里的早熟稻比遲熟稻重要得多（19）。

指出早熟稻種在古代及中古時期中國水稻栽培中不占主要地位的最有力的證據不是農學而是詞源學。突出的事實是，雖然“秈(秈)”這個字現在的意思是早熟稻。它首先出現在《方言》里，這是一部大約在公元前不久成書的地區方言和俚語詞典。但直到]2世紀“秈’才有它現在早熱稻的意思?！斗窖浴泛喴卣f：“江南呼粳(又作秔，普通無粘的稻)為秈”（20）。更有意思的是，在公元100年編成的著名字典《說文》里，也沒有“秈”這個字，但卻有“搛(槺)”字。這個字的讀音與秈略有不同，實際上是同一種東西?！墩f文》中“搛”簡略地解釋為“稻不粘者”（21）。實際上后來的優秀字典，如5世紀編成的中國北方的《廣雅》，公元543年南朝一位學者編的《玉篇》，以及另外兩本7、8世紀編的音韻字典，都把“秈”看成是與“粳”相同的東西（22）。因此，從古代起直到唐末，秈都沒有早熟的意思。

在占城稻從福建傳入長江下游及淮河下游的前5年，即1007年編成的字典《廣韻》，雖然在字面上未作出特別的解釋，但卻第一次將秈與粳兩者區別開來（23）。在占城稻已開始傳播到中國主要稻作區162年后，即1174年，羅愿《爾雅翼》的出版，表現出他對自然史的重大貢獻。在《爾雅翼》中，“秈”字才開始具有它現在的涵義。羅愿說：（24）

又有一種曰秈，比于粳小而尤不粘。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為早稻，粳為晚稻。蘇氏(蘇敬，公元7世紀著名的草本藥物學家，著有《唐本爭》)云：粳，一曰秈。亦禾盡矣。又今江、浙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早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云，始自占城國有此種。

在他的另一部名著，關于其家鄉皖南徽州地方志一一《新安志》“土產”中說：“土人謂秈為小米，粳為大米”(25)。直到今天，長江下游地區的人們仍然這樣區分秈稻和粳稻。羅愿對秈的探討是很有價值的，它不僅首次系統地解釋了秈和粳的區別，而且還證實在占城稻傳入中國前后所種植的本土早熟品種。

這樣又把我們引向了另一個問題。在羅愿的著作中以及一些東南地區的方志中，對12世紀的占城稻與當地的秈稻一般均做了區別。后來本土的與引進的早熟品種變得越來越分不清。例如，李時珍的藥物巨著《本草綱目》(此書完成于1578年)即說：“秈，亦粳屬之先熟面鮮明之者，故謂之秈。種自占城國，故謂之占”(26)。為什么“秈”這個字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之后才獲得其獨有的早熟意義呢?而且，為什么它在占城稻傳入中國的幾個世紀內又與粳誤為同一種稻?對秈字的異乎尋常的詞源演變怎樣才能作出正確解釋呢?

從土地利用史的觀點看，直到工工世紀秈字尚無早熟之意，而且又很少提及早熟稻，這并不奇怪。因為，首先，從近幾個世紀的文獻記載分析，遲中熟粳稻每英畝的產量比早熟品種高得多。第二，至少按照現代標準看，當中國的總人口相對不多的時代，長江地區已經得到系統開發，農民耕種的自然是低地平原，三角洲、盆地及河谷的肥沃土地。直到今天那里的大部分地方還保持種植高產的中遲熱水稻的傳統（27）?；仡櫄v史，從4世紀起，中國北方便遭到野蠻民族的入侵，中原人民大量逃往長江流域地區，使這個廣大的稻產區不斷發展，并逐漸導致了中國經濟區域的變化。到了8世紀，長江下游地區便毫無疑問地取代了西北地區而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和糧倉。仍是中國政治中心的西北地區，對東南余糧的依賴變得日益明顯。將東南與西北連接起來的大運河成為唐帝國 (618—906年) 唯一的經濟命脈（28）。然而，和以前的人口數最高紀錄公元2年59，594，978相比，754年統計的唐代全國最高人口數只有52，919，309人．即使754年的數字也象杰出的百科全書編纂者杜佑(735—812年) 所指出的那樣，由于疏漏和逃戶的存在而使統計數大大低于實際人口數（29），也可能只是指長江流域如江蘇、浙江北部和四川中部等農業較充分發展的某些地區。廣大的開發較遲酌長江地區宜于稻作的土地已經得到耕種還只是個別現象。這一事實從加藤教授的結論中也獲得證實，即唐代在稻作生產上的主要貢獻是培育了大量通常適宜肥沃土地種植的遲中熱品種。

當中國北方再次爆發戰爭并隨著906年唐帝國的滅亡而出現經濟衰退時，長江地區卻幾乎安然無事，出現了持續的和平和繁榮。它作為中國的主要經濟區而穩步地加速發展。北中國更加依賴長江下游的經濟實力，宋帝國選擇河南東部的開封為國都便是最有力的證明。在此以前的首都，不是在陜西中部的長安就是在河南西部的洛陽。這樣宋朝政府就能保證比較容易地得到南方稻米的充足供應，并可減少通過險惡的西部運河轉運大批漕糧所需的勞役（30）。由于缺乏10世紀的大量可靠資料，從8世紀中葉以后長江地區人口的增長情況不得而知。11世紀的人口數據也毫無疑問大大低于實際人口。但即使根據宋代不完整的資料也可以認為自從960年北宋建立以來總人口和特別是長江地區的人口都在穩步上升，在754年至工2世紀初之間，南方各省的戶數增加了近兩倍（31）。到11、12世紀，長江地區大部分難以耕作的平地都已得到更充分的開發，這一點是幾乎可以肯定的。

宋代初年，正當人口繼續增長的時候，封建皇帝反復告誡國民改進糧食作物并試種新的作物品種，這不是偶然的。雖然所有的宋代資料都一致說占城稻是1012年從福建傳到江淮地區的，但無一提到從印度支那中部傳到福建的具體時間。見聞廣博的佛教和尚釋文瑩在《湘山野錄》(作于1068年前至1077年間的一系列筆記)中有以下記載：（32）

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早；西土綠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稻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子中印土得綠豆種二石，不知今之綠豆是否。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

10ll至1012年間，江淮地區由于干旱，部分農作物失收，真宗皇帝遂下令從福建調來3萬斛占城稻種分發給各路災區農民，并附有官府編印頒行的正確的播種方法。從1012年起，占城稻得到了國家的重視。很明顯，從占城稻首先傳入福建到1012年廣泛傳播，其中必定經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無法確認最初的占城稻究竟是早稻還是水稻。B．E．里德對李時珍《本草綱目》的研究，認為是“安南早稻”（38）。在《本草綱目》中將秈和占城稻視為同一種稻。另一方面，加藤教授在詳細閱讀宋代官方記載的基礎上得出這樣的結論：占城稻是另外一種生長于水田的稻子(34)。問題比相信其中任何一種觀點還更復雜得多．要想得到明確的答案看來似乎不可能。11世紀初官方頒行的占城稻的種植方法是，首先將種子放入竹籃內，在水中浸泡3日，再將種子從水中撈起置于隱蔽處直至發芽．然后把谷種撒播在水深約2英吋的秧田里，田中的水在3日內將干涸。5天之后，當幼苗長至2英吋左右時，秧田還需要再放水浸潤一天。最后幼苗就準備拿去插秧了(35)。這種方法看來從11世紀初就被長江下游地區的農民廣泛采用(36)。根據這一點以及以后其它許多資料，可以認為占城稻，至少在一般條件下是作為水稻栽種的。

另一方面，在特殊情況下，占城稻也作為早稻種植。王禎于1313年發表的一部重要農書，是在早稻或陸稻條下討論占城稻的，相對于普通的水稻，或者說種植在水田中的水稻。他說：(37)

今閩申有得占城稻種，高仰處皆宜種之，謂之旱占。其柬粒欠而且甘，為旱稻種甚佳。

從上述品質判斷，它與羅愿記述的12世紀普通的占城稻大大不同，這種早占也許是后來的變種。雖然沒有關于栽培方法的詳細描述，但這一變種是作為早稻而種植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一些現存的最早的福建地方志，一般都將適于水田栽培的普通占稻和旱占加以認真的區別(38)。同樣地，1540年編印的《太平縣志》(即今溫嶺縣，浙江中部沿海的一個縣)，將所有的早熟占城稻品種再分成旱地占稻和水田占稻(38)。明末浙江一位學者詳細地記述了河南中西部陸地種植占城稻的情況：(40)

往時，宋真宗因兩浙早荒，命于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斜散之。……即今之旱稻也。初止散于兩浙，今北方高仰處類有之者。因宋時有江翱者，建安(今福建建甌縣)人，為汝州魯山今。邑多苦旱，乃自建安取旱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后打撢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于三即秀矣。

既然有些植物的適應性很強，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形復雜不一的國家，占城稻通常種植于低地，在某些特殊地區又可種于高地，這種現象是必然的。盡管在稻作區內的一些地方，占城稻既可作為水稻又可作為陸稻種植，但當地人還是盡量將占城稻與本地陸稻區別開來。本地陸稻是浙江、福建高山地區土著的畬民及兩廣山區的瑤民種植的一種特殊作物(41)。

宋代官方的記載沒有清楚講明占城稻生長所需時間。關于它最初的成熟期，長江下游地區一些宋元地方志說法不一。例如1202年修的《會稽志》(即今浙江紹興)證實道：“凡占城，土人皆謂之金成，不知何義也，一名六十日”（42）。但是，這條資料以及一些其它類似的資料必須謹慎引用。因為，第一，它不自覺地表現出對當地的占城稻種植歷史缺乏準確的了解．第二，僅從這簡短的記述，無法知道自從占城稻傳入當地之初或從工2世紀后期以來，占城稻是否就已被稱為“六十日”。第三，這與其他一些長江下游的地方志中更明確的記載正好相反。例如，1223年修的浙江沿海中部的臺州地方志，提到當時最早熟的品種‘六十日’時，謹慎地說：“占城(稻)……至今土俗謂之百日黃”（43）。明清時期的臺州地方志都始終堅持上述占城稻成熟期的最初說法。1540年編修的《太平縣志》講得特別清楚，原來的占城稻約100天成熟：“宋大中祥符五年，以兩浙微旱，使于福建取種三萬斛，分給種之。今土俗謂之百日黃”。“早禾，……隨犁歸，一名六十日。占城種，來自占城”（44）。1332年修的江蘇《鎮江志》則列出了6種插秧后60天至100天以上成熟的秈稻，但非常慎重地指出：“百日本自占城來”（45）。

最初的占城稻生長所需的時間問題大大超出了單純的學術意義。因為自從占城稻傳入中國以后，早熟稻品種的發展是一些不知其名但卻充滿智慧的中國古代作物繁殖者們幾個世紀以來努力的結果，這是一項值得高度贊揚的科技成就（46）。而且，正是那些非常早熟品種的發展，才使得大批劣等的和次邊緣的稻作地也逐漸變成了肥沃的水田。從上述引用的材料以及另外許多將會在下面反復出現的材料，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原先插秧后約需100天成熟的占城稻，滿足了人口較稠密的長江下游地區人民的最迫切的需要，并促使南方農民進一步注意發展早熟耐旱品種的重要性。通過自然變種（47）和對新品種進行人工篩選，在11世紀和12世紀間、中國南方農民已經培育了只有60天就成熟的品種和極有利于擴大稻作區的品種。

占城稻的引進及早熟品種進一步發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這些早熟品種極有助于保證雙季稻作制的成功。中國的農業，特別是稻產區的農業也因此而聞名世界。由于長江地區的水稻差不多都是夏季收獲，縮短了生長期后就可能于收完稻谷后在同一塊土地上再種小麥、油菜及其它冬季作物。古代及中古時期的中國，一般的粳稻至少要150天才成熟，這樣在許多地方即使有可能進行作物輪作也是很不穩定的。一部近代杭州灣地方志解釋說：“吾土所種利于早熟，無種晚稻者，因水田大多有春花(指小麥和油菜)”（48）。第二，許多世紀以來，農民都為冬作物收獲后，至稻谷收割前這一段時間的糧食供應不穩定狀況而擔憂。早熟稻這時卻成了寶貴的補充糧食，其品質和消費價值都比其它雜糧強得多（49）。第三，早熟稻比遲熟粳稻需水量少得多，這樣就可能種植在利用泉水或雨水澆灌的高地或坡地上。13世紀的寧波志說：“田之近山者多旱干，近海者多斥鹵，粳與糯咸不宜焉”（50）。由于這個緣故，寧波地區的水稻大部分是早、中熟品種（51）。同樣，在浙江內地西北丘陵地區，“山田易旱，惟種金城”。（52）

早熟稻的傳播，如其它糧食作物的傳播一樣，必然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至今能確定的，直到南宋(1127—1270年)末期，早熟品種似乎只在浙江、江蘇南部、福建和江西傳播得廣些。幾乎所有現存的12、13世紀編修的地方志里面都有一些提到早熟稻的材料，但大部分都是浙江和江蘇的。在福建，規整的梯田及巧妙的山地治水技術，這些都是引入占城稻以后的結果。一些宋代以后的評述者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3）。在明代(1368—1644年)，實際上福建全部8個府中都發現有占城稻和其它早熟品種，盡管各地種植的范圍和程度不一(54)。在江西也廣泛種植占城稻。正如13世紀初的一位官員所記載?！霸フ滤N，占米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55)

不過，在其它地區，直到蒙古人征服以前，早熟稻看來發展得還比較慢。雖然在安徽南部的丘陵地區，中、早熟稻向來都比遲熟的梗稻更重要(56)。蕪湖周圍地區當時農業尚不發達(57)。近代蕪湖已成為重要的米市之一和阜熱稻生產中心。淮河平原作為南方水稻生產和北方小麥生產的分界地區，1012年經皇帝命令引進了占城稻，在1126年北宋滅亡后經受了長久的經濟衰退。此后那里成為宋、金對峙的主要戰場，金人征服了北中國，整個12、13世紀這一地區成了一片遼闊的荒地。(58)這個地區在11世紀取得的所有農業成就都因戰爭及漢人大規模南遷而廢棄。湖北，這個近代重要的稻米出產省，也曾遭受到類似的破壞。著名的直觀主義學派宋儒哲學家陸九淵(工139—1193年)，對當時湖北農業的衰落狀況作過恰當的描述：(59)

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湖北)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平、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為早田矣。

因此，南宋湖北的耕作方式以沒有早熟稻和雙作制為特征。雖然缺乏宋代其它省份有關水稻品種的明確記載，不可能做出全面的概括。但是除了象在《齊民要術》中提到的那些本土的早熟品種被保存以外，占城稻種已經傳播到中國的其它稻作區，這點似乎是合符邏輯的推理。

盡管宋代占城稻的傳播主要只限于3、4個省，但在占城稻傳入的一個世紀內，它對糧食生產和人口增長卻發生了顯著的作用。因在1102年和1110年官方登記的全國產數已超過2千萬戶。一些卓越的日本歷史學家認為宋代戶數統計，與眾所周知的漏報的總人口有著很大的出入，這一觀點比較符合歷史事實。(60)看來可以相信，到12世紀初中國的實際人口有史以來首次突破l億。

占城稻的傳播后來無疑仍在繼續進行。從可利用的明代記載及地方志材料看，宋代只限于長江下游地區種植的“六十日稻”已經傳播到廣東。(61)而且在整個稻產區種植十分普遍?！鞍渍肌薄ⅰ凹t占”，以及其它早熟品種在1531年編修通志之前就已經在廣西扎根。(62)1574年編的《云南通志》將早熟的秈稻列為蒙化府最重要的農作物。(63)1621年編的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府志》，雖然沒有詳細列出水稻品種，但卻特別指出了“白占”在戰勝干旱中起了作用。(64)甚至在河南，16世紀早熟秈稻也很普遍。（65）

大多數早熟品種的通俗名稱過份奇異，不適合我們真正利用。早熟品種的繼續傳播可從那些顯示出地理來源的品種名稱中得到恰當的證實。例如，在安徽南部的丘陵地區，宋代這里的農業還不發達，到15世紀不僅有“白六十日”和“紅六十日”這樣的品種，而且還有帶地方色彩的品種，如“江西早”、“湖廣秈”和“廣東秈”等。（66）此后蕪湖周圍的低地地區成了主要的早熟稻生產中心之。（67）到17世紀初，也許還更早，在南方沿海福建泉州這樣的東南沿海地方，也有叫做“蘇州紅”和“河南早”的早熟品種。（68）到十八世紀增加了另一種名叫“山東種”的珍貴北方品種。（69）湖北和湖南，這兩個在明代發展成為稻米主要出口基地的省份。（70）經過一定的時間。肯定引進和發展了許多水稻新品種。遺憾的是這兩個省現存的一些明代地方志和1684年編的《湖廣通志》均未獲得有關我們論題的任何系統的資料。（71）但是，當湖南在1820年首次編纂獨立的通志時，不僅有一些叫做“四十日占”和“五十日占”的特別早熟的品種，而且還有十幾種以上，根據稻名判斷系來自蘇州、南京、涼山(四川)、貴陽和思南，江西、廣東、云南和印度支那的品種．(72)實際上，如果地方志一般都記載了當地水稻品種的原產地的話，我們將會發現許多情況，如地處長江下游三角洲中部的吳江縣，早在16世紀中期以前就從云南那樣遠的地方傳入了一種早熟品種。(73)所有這些，以及許多其它事實，表明了早熟品種傳播的范圍。

自從占城稻引進的幾個世紀以來，成熟最快的品種需要60天。大量120天至60天成熟的早稻品種的選用，毫無疑問地有助于解決稻作區的作物輪作問題。然而，最快成熟的品種并不是處處都受歡迎。在最富裕的稻產區象長江下游三角洲，那里無數的河流、運河及渠道，構成發達的水利灌溉系統，那里的遲熟粳稻卻因產量很高而繼續保持優勢。甚至在一些多山地區，農民有時寧愿種植中熟秈稻，也是由于其產量比早熟稻高的緣故。”“但在一些邊緣稻作區則需要甚至早于60天成熟的品種或能應付自然災害威脅的特殊品種。江蘇省的江北低洼沼澤地就是這樣一個易受災害的地區，這里每年盛夏時節洪水泛濫，致使一年大半時間農田都被洪水淹沒。由于這個原因，高郵和泰州(均在江蘇平原中部)實際上成了極早熟品種的試驗場地。為了戰勝每年仲夏的洪水，高郵農民在工6世紀培育了50天成熟的品種。(76)浙江西南一些內陸地區和江西濱湖地區也可能各自發展了這種“五十日稻”。(76)正是這種“五十日稻”使高郵農民在1720—21年的特大洪水中免遭全年顆粒無收的厄運。(77)18世紀湖南南部的衡州和高郵各自發展了“四十日”品種。(78)當江蘇遭受1834—35年洪水的慘重破壞后，“三十日稻”種迅速傳入并分發給該省低洼地區的農民。據說這是湖北發展的品種。(79)由邊緣稻作區農民發展傳播的這些極早熟品種，表明中國本部的水稻栽培即將達到其“飽和點”。“三十日”品種也許是世界史上見諸記載的成熟最快的水稻。

除了這些能部分解決低洼沼澤地區農民困難的極早熟品種外，在稻作區某些地方還需要有遲種快熟的水稻品種。這是因為好的土地有限和當地存在異常緊湊的輪作制度，到了明代，最后又發展了一些耐寒性很好的占城稻種，種植于春作物或早稻全部收獲后的仲夏。因為它們收于秋季或初冬。所以叫做“寒占’或“冬占”，在近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的許多地方志里均有記載。(80)除了對作物復種制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外，它們還給江西濱湖地區的農民提供了戰勝每年洪水的有力武器。江西人宋應星，是關于中國傳統工藝最有權威的論著《天工開物》(初版于1637年)的作者?！短旃ら_物》中證實了在江西濱湖地區盛行的通常在洪水消退后的6月份種植的那樣一個品種，(81)那是一種很出名的特紅稻。1608年浙江北部一個縣在遭受特大水災就要失去全部水稻作物之際，地方官從江西湖區引去了這種紅稻，于退洪水后播種。盡管遲種，但成熟很快，從而保證了農民獲得尚好的收成。在江蘇低平地區的泰州，這種紅稻同樣出名。(82)此后，關于江西北部主要港口九江和泰州紅稻的記載見諸于不同的地方志上。(83)到18世紀初，這種在洪水退后遲種快熟的水稻品種，在江蘇和江西平原地區日益推廣種植。(84)

總之，漢字“秈”的不尋常的詞源在某種意義上說最符合中國水稻栽培和土地利用的歷史概括。因為從中國有史以來到人口還相對少的10世紀，尚無多大必要去開發次等土地。在土地利用史上，適宜栽種優質作物的上等土地通常先開發，這是一個規律。在中國農業史籍和字典上長期保留早熟“秈”字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加藤教授關于古代中國的水稻大部分是早熟品種的推論不僅不同于我們的觀點，也同李嘉圖地租論的某些原理相反。到10世紀末11世紀初，長江地區一些地方的人口有了增長，適合種植高產秈稻的上等土地大體上已得到墾辟。因此，需要漸進地開發次等土地。直到這時，尸秈’才獲得它近代早熟稻的意義。由于占城稻的傳播，本土秈稻種與引進的早熟品種之間的差別變得越來越不明顯，以致到了明代秈和占城稻竟成為同一概念。從加藤教授對中世紀和近代粳稻品種名稱的細心比較中，可以認為自唐末以來雖然發展了粳稻種，但近現代水稻栽培的主要進步則在早熟稻方面。

歷史上農業是發展緩慢的產業，自給自足的中國農業更是如此。很少事件可以真正稱得上革命，這是事實。然而，占城稻的傳入以及后來所有早熟品種(包括本地的和引進的)的傳播，最終都取得了成就．這是北宋皇帝所夢寐以求而未能如愿的。占城稻傳入后的兩個世紀內，中國稻作區東半部的地貌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到13世紀，長江下游和福建敗許多丘陵山地，因水源、氣候和土壤環境不太利于種植粳稻而改成梯田。早熟稱不僅保證了雙季稻制的成功，而且延長了長江地區的經濟統治地位。表明這種統治地位的明顯跡象之一，是在宋、元、明三代稻產區的人口比北方的人口增長得快得多。（85）在元、明兩代，早熟稻的種植在西南各省和已成為近代中國主要糧倉的湖南、湖北兩省日益普遍。到19世紀30年代，據江蘇巡撫、熟悉早熟稻生產情況的林則徐估計，全國早稻產量大致等于遲熟粳稻的產量。（86）可以相信，隨著灌區的擴大和改進灌溉工具及其它農業生產工具，從11世紀以來的近幾個世紀，全國粳稻生產有所發展?？磥砜梢缘贸鲞@樣的結論：從1000年到1850年，中國的水稻總產量至少翻了一番。由于每英畝早熟稻的產量比粳稻少得多，可以肯定早熟稻的種植面積超過了粳稻的總面積。，換句話說，即在后來的8個半世紀里，中國的稻田面積也增加了1倍多。有大量的資料表明，中國農業生產方式在勞動力的使用方面日益集約化。因為明代和清初人口幾乎一直上升，在大部分地方，早熟稻通過采用更好的輪作方式間接地提高了當地的糧食產量．早熟稻對近古中國糧食總供給的作用甚至比林則徐所指出的還要大。

至于各種糧食作物在近古時期全國糧食總產量中大致所占的比例，宋應星，這位最出色的專家之一，認為水稻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占總產量的70％，小麥的比例小得多，位居第2。（87）一些現代學者也許會這樣想，宋應星出生于盛產稻米的江西，他恐怕是過份強調了水稻的重要性，尤其是考慮到他的估計與我們現在了解的情況不一致這個事實。雖然他的估計只是一個明智的推測，然而我們不能忽視出自這樣一位卓越的專家的重要見解。當代學者考察中國、特別是近古時期的歷史背景，例如，8世紀末期以后中國西北長期的經濟衰退；中國北方頻繁的戰爭和動亂，與南方的持久和平和商業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經濟、文化的變化和人口中心不斷轉向南方；適合于北方不宜小麥的旱地作物的相對缺乏；（88）北方粗放的農業生產方式和南方精耕細作的水稻生產的差別；（89）自11世紀初開始，中國南方水利工程的不斷興修和水稻種植區域的擴大等等，所有這些都會使我們認為宋應星的粗略估計并非言過其實。

回顧一下，宋應星是在中國耕作制度和土地利用的另一個長期的革命性變化剛剛開始進行時發表上述見解的。雖然中國本部的水稻生產自宋應星以后經過兩個多世紀才接近“飽和”，在16世紀各種美洲糧食作物如玉米、甘薯、花生已經傳入中國。（90）1700年以前馬鈴薯首次進入福建北部山區。（91）從那時起直至今天，這些新糧食作物使中國大部分平原和盆地的人們能筍有條不紊地治理干早的丘陵、高山和沙質地。幸好有較近代的資料和豐富的有利用價值的方志記載，使我們能夠詳細地追溯千百萬畝高地的開墾過程，（92）實際上有助于恢復因早熟稻的傳播而破壞了的舊的農業平衡。而且，南方人口幾個世紀以來更加稠密，而北方各省在早期滿族統治者溫柔的專制制度下，也出現人口的迅速增長。這樣看來，1393年相當于現在中國北方6省的總人口合計大略僅為15，500，000；而6個南方省的總人口卻是35，000、000，到了1787年，同是上述地區的人口分別為103，000，000和136，000，000。（93）這種人口地理分布的變化主要發生在宋朝滅亡后，當然對各種糧食作物在全國糧食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關系極大。更多樣化的國民經濟的興起，部分是自16世紀初歐洲和日本銀圓的流人造成的，（94）對工業和經濟作物如棉花、油菜、靛青、甘蔗、水果和煙草產生了新的需求。實際上并不是所有這些經濟作物都排擠了水稻才發展的。但是因為南方經濟上和商業上比較發達，稻田面積由于專門化農業的興起而大大減少，(95)尤其是水稻生產會受到報酬遞減律的制約．考慮到所有這些歷史因素和遲至1931—37年水稻在中國本部谷物總產量中仍占47％這個簡單的事實，（96）宋應星的估計的確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盡管在宋應星以后水稻在中國谷物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減少了，但他的論述特別稱贊水稻、尤其是早熟稻在近古中國經濟史上起了非凡的作用。注釋：

(1)R．H．Tawney，“The Abolition of Economic Controls，1918—1921”，Economic History Review，XIII(1943) 。

(2)關于更詳細的論述中國歷史上各種人口資料的性質，各個時期大概的人口總數，以及有關人口變化的因素，請參閱本文作者著《中國人口研究：1368—1850年》，1959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加藤繁，《中國稻作的發展一一特別是品種的發展》、《中國占城稻栽培的發》，見《支那經濟史考證》(東京：東洋文庫，1953年)．譯者注：上述兩文已出版中譯本，見吳杰譯《中國經濟史考證》第3卷，第167—196頁，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

(4) N．I．VaviIov，Selected Writings of N．I．Vavilov。

(5)齊思和：《毛詩谷名考》，《燕京學報》第36期，1949年6月。

(6)《詩經·豳風·七月》。

(7)有關中國古代歷法的權威性論著，參閱鄭玄(公元127—200年)：《札記鄭注》(四部備要本)卷5，頁1，孔穎達(574—648年)，《札記正義》(四部備耍本)卷14，頁3和呂不韋(公元前?—235年)：《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卷1，頁1。

(8)《禮記·月令》。

(9)蔡邕對《月令》的注釋引見1708年完成的植物百科全書《廣群芳譜》。必須指出，在現存的蔡邕著作的通常版本都沒有這段記載。宋代百科全書《太平御覽》(1812年版，卷839，頁9)里面簡單地說：“十月獲稻，九月熱者謂之半夏稻?！?/p>

（10)徐中舒：《幽風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盲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5年)。

(11) 《齊民要術》(四部備要本)卷2。關于本書的全部資料，請參閱萬國鼎：《論“齊民要術”一一我國現存最早的完整農書》，《歷史研究》1956年第1期。

(12)羅愿：《新安志》(1175年纂，1888年重刻本)卷2，頁1—2及頁28。

（1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

(14)Cecil Yampolsky，“Rice II．Rice Grain and Its Products”，walletstein Laboratories Communic- tions，VII，no．2 (1944)。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Rice I．The Plant and its Cultivation”，no．18，1943．is，also useful。

(15)《齊民要術》卷2，頁9。若按近古和近代標準，《齊民要術》中論述的一般水稻均系遲熟和大粒稻。參看馮應京《皇明經世實用編》(明末版)卷15，頁45。古代和中世紀初中國的遲熟稻優點大部分在李彥章《江南催耕課稻編》里清楚地指出．該書序言的日期為1834年。見1880年版．頁34—45。

(16)公元前1世紀著名的農書《氾勝之書》說冬至后110天可種稻。此書殘本收集在《玉函山房輯快書》卷69。兩個世紀后崔寔《四民月令》(收集在《前后漢文》卷47)也說水稻必須在3月播種。《齊民要術》則更進一步指明了水稻播神的適宜期限：3月種者為“上”時。4月上旬為“中”時，中旬為“下”時。到了16世紀，種植時間有些變化。參見馮應京：《月令廣記》(1602年版)卷7，頁24。

(17)計算水稻生長所需時間的標準方法在權威性技術著作宋應星的《天工開物》(1929年據1637年版影印本)第1冊，頁2。

(18)陶潛：《靖節先生集》(四部備要本)卷3，頁14。

(19)樊綽：《蠻書》(圖書集成本)卷7，頁31。

(20)必須指出，在大學者戴震(1724—77年)對《方言》研究的杰出著作《方言疏證》內沒有“秈”字?！斗窖浴分小盎嫛钡淖至x引自兩部11世紀的字典，即《集韻》(田部備要本)卷2，頁4，與《類篇》1076年姚氏叢刻版，卷7，頁4。

(21)關于一般的水稻名稱。參看程瑤田（725—1814年)名著《九谷考》，收集在他的《遣藝錄》 (1803年版)，頁30—34。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1736—1815年)的《說文解字注》(四部備要本)卷7。必須指出，段誤認為6世紀的南方字典《玉篇》中沒有“秈”字。另一位著名的文字學家王念孫(1744—1832年)在他的《廣雅疏證》(四部備要本)卷10．頁32—33，特別清楚地強調說。在詞源上“秈”沒有早熟的意思，只是無粘性稻。如只是對水稻名稱進行非技術性討論的話，水稻品種權威性的簡要描述，可參閱黃省曾(1490—1540年)的《理生玉鏡稻品》(圖書集成本)。

(22)王念孫：《廣雅疏證》卷10，頁32—33，《玉篇》(四部備要本)2，頁34．兩部唐代音韻字典是7世紀初陸法官等編的《切韻》(見影印本《十韻匯編》1936年)和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1947年據8世紀版本影印再版)。譯者注：《廣稚》系三國時魏張揖著。隋代避煬帝楊廣諱，改名《博雅》，后復用原名．因此本書非成于5世紀?！肚许崱废邓迦蕢墼?公元661年)編成，非唐代。

(23)《廣韻》(四部備要本)卷2．頁4及27。其中只簡單地說．“秈，秈稻”、“粳，粳稻”。

(24)《爾雅翼》(圖書集成本)卷1，頁3。

(25)《新安志》(1175年纂，1888年重刻本)卷2，頁1。

(26)按照李時珍的觀點。秈的水稻命名系根據秈的特點，其讀膏完全相同．是早的意思．當然，這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明智的推測而已。見《本草綱目》(1603年版)卷22。

(27)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從古至今蘇州地區一直種植高產中熟的“紅蓮稻”。參看龔明之(1082年生)的《中吳紀聞》(1909年重印本)卷1．頁8;《玉峰志》(1251年修，1909年重捌事)卷2，頁3;《姑蘇志》(1506年版)卷14，頁3;《蘇州府志》(1748年版)卷12及《蘇州府志》(1861年版)卷20，頁1．譯者注：《蘇州府志》無1861年版本，只有1824及1874年版。

(28)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這部關于唐宋時期大運河作用的專著．對了解中古及近古時期中國經濟史極有幫助。

(29)杜佑《通典》(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卷7。

(30)全漢升，前揭書，第7章。

(31)日本有些學者對宋代人口曾作過較好的研究，加藤繁的3篇文章提出了比較可信的觀點。參見《宋代的戶口》、《宋代的主客戶統計》和《宋代的人口統計》。收集在《支那經濟史考證》Ⅱ。(譯者注；上述3篇文章見中譯本《中國經濟史考證》卷2，頁257—322，商務印書館1963年6月版)。他的主要結論是總人口數字大大低于實際數字。戶數統計則較為可靠，而且特別重要。

(32)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

(33)B．E．里德：《“本草綱目”中的中國藥用植物》(北平，1936年)。

(34)加藤繁文，同(3)，頁638—674．中譯本頁167—196。

(35)官府頒布的關于占城稻種植方法的印榜原文，見于《宋會要輯稿》食貨1，頁17—18。

(36)《蘇州府志》(1379年版)卷42。并見李彥章《江南催耕諜稻編》(1834年)頁32—33。

(37)王禎《農書》卷7，頁6—7。

(38)《福州府志》(1613年版)卷37，頁1，《閩書》(1629年刻本)卷130，頁1。

(39)《太平縣志》 (1540年刻本)卷3，頁4。

(40)徐獻忠，《吳興掌故集》 (1615年初版。1914年重刻本)卷13，頁3。

(41)《興化府志》 (1503年版)抄本，卷13載：“占城稻，……今擇名田之高仰者種之，此谷乃旱。今按畬谷，亦耐旱．然須伐山作畬。其地肥乃長．不二三年地力衰歇．則又他徙．此非平土農民所能也?！蓖瑯?，《Yung—Chun(?)縣志》 (1526年版。譯者注，據查目前尚未發現有1526年版的廣西任何縣志．Yung—chun是否永淳?)抄本。卷]．簡要地描述了廣西瑤族刀耕火種生產。參見《廣西通志》(1800年版)卷91，頁10。廣東本地山稻與占城稻更詳細的區分，參看屈大均《廣東新語》(1700年版)卷14．頁3，及《廣東通志》(1822年版，1934年商務印書館影印)頁1825，我們有理由相信。長期習慣于水田耕作的稻產區農民一般對高地種稻持懷疑態度。

(42)因為漢語將占城讀作“Chan—Cheng”，“金城”實際上是一種普遍的讀音轉化?！稌尽?1202年修，1926年影印本)卷17，頁1。

(43)《赤城志》(1223年修，1818年重刻本)卷36，頁3。

(44)《太平縣志》(1540年刻本)卷3，頁4。

(45)《鎮江志》(1332年修，1923年重刻本)卷4，頁1。

(46)中國歷史上的作物繁殖者，一般都是不知其名的農民。不過，至少知道有那么一位作物繁殖者，他就是康熙皇帝，就位于1622—1722年。他在一個御園內種的水稻通常在9月成熟。6月初的一天．他在御園散步時。發現一株特別高大粗壯的水稻已經成熱．他將這株稻穗與其它稻種分開．看看它們在來年是否同樣早熟．他驚喜地發現它們又在6月成熟并且收成可觀。第一次收獲后立即再種，這種新品種在霜寒來臨之前可以收獲第二次．這種稻后來成功地種植于他在承德的避署山莊。以后曾把谷種分發蛤江蘇和浙江兩省。通常稱為“御稻米”。康熙的文學作品弓I文見農業百科全書《授時通考》(1742年編，1826年版)眷20，頁2。

(47)揚波斯基對水稻作過很好的科學論述．參見揚波斯基文．同(14)。任何特定品種的演變，都由多種因素所決定。一般說來作物是比較容易進行雜交的。因為通過風、昆蟲或其它不能充分控制的媒介傳授花粉，使雜交不斷地進行，水稻也不例外。穩定或不穩定的結合體使品種的形態變得復雜。變種無疑增加了品種的數量。通過人工的和自然的選擇排除了．潛在的差別．它們在新的環境和偶然的或控制的條件下，得到生長的機會。這些由遺傳積聚而發生的胚種差別，也可能通過某個特種環境表現出其它的差別．這些新差別在胚種內不一定是固有的．但會對特定的環境作出反應。而且只要這種環境保持不變，這些新差別就可能繼續存在。低地栽培，高地栽培和生長周期只是引起明確的形態和生理表現的3種限制因素。

(48)《澉志補錄》(1935年版)頁2—3。雖然這是一部20世紀的地方志，但決定那種獨特的輪作方式的基本因素也許幾個世紀以來都相同。關于“春花”的解釋，可參閱記載異常詳細的《湖州府志》(1874年版)卷32。

(49)《金華府志》(1578年刻本)。轉引自《浙江通志》(1735年修，商務印書館1936年影印清光緒本)頁1881，及《西江志》(1720年版)卷27，頁25。

(50)譯者注：這條材料系出自《大德昌國州圖志》卷4，頁12，元大德二年(1298年)纂，清咸豐四年(1854年)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1)《四明志》(1228年修，1854年重刻本)卷4，頁16。

(52)《吳興志》(1201年纂，1914年重刻本)卷20。頁3。

(53)記述梯田的最早文獻之一是宋代方勺的《泊宅編》(稗海本) 2，頁4—5。元代著名農學家王禎．在其《農書》中，較詳細地介紹了耕種梯田的方法。記載福建梯田最好的明代著作．耍數謝肇淛的《五雜俎》(1795年日本刊本)。卷4。

(54)《八閩通志》(1490年刻本)卷25，頁1。

(55)吳泳：《鶴林集》卷39，《隆興府勸農文》。

(56)羅愿：《新安志》卷2，頁1。

(57)全漢升：《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頁432，

(58)同上，頁411—413．

(59)陸九淵，《象山全集》(四部備耍本)卷5，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