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7年國共兩黨關系破裂后，國民黨實行消滅共產黨的政策，中國共產黨為探索新的社會發展方略，由城市轉向農村。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后，從軍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內部，實施政治體制與財政經濟改革，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并將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向前推進一步。面對日本大舉進攻中國，蔣介石改變“捷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積極進行抗戰準備，與共產黨實現了再次合作。

［關鍵詞］國民革命，國民政府，社會變革，農村革命道路

Abstract：After the breakdown of KMT—CCP relations in 1927，KMT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eliminating the CCP．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ew social development way，the CCP had to turned from cities to countryside．Jiang Jieshi fou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putting in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achieving the national unity basically，and putt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Confron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Jiang Jieshi changed his wrong policy，and cooperated with the CCP again，positively prepared for the anti－Japan struggle．

Key Words：National Revolution，National Government，Social Change，Rural Revolution Way

1927年4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南京重新建立國民政府，至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前期，也是國共兩黨由合作走向破裂并逐步走上再次合作的歷史時期。對這段歷史，中國海峽兩岸的歷史學者曾有很大分歧，即一方評價過高，是黃金時代；另一方評價過低，是黑暗統治時期。通過十多年來的學術交流，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已逐漸取得共識。祖國大陸史學界本身，經過多年來的研討，在認識上也有很大變化。在這里我想談談個人的一些看法，供教材編寫者參考。

一、1927年國民革命運動破裂，國共兩黨向兩個方向發展。

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是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現代中國。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結束了在中國維持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以民主共和為基本制度的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標志著中國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發展道路。但是，我們不可能設想通過一次暴力革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還需要不斷地進行社會改造。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各派系先后控制中國政府期間，沒有提出明確的國家發展方向和綱領，也沒有實施有效的社會變革，而是不斷地進行爭權奪利的政治斗爭，并進而發展為連綿不斷的軍事混戰，給中國社會發展造成嚴重危害。推翻北洋政府，繼續推進中國的社會進步，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并建立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是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代表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1926年，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戰爭，消滅了吳佩孚集團，打敗了孫傳芳勢力。以后，南京國民政府進行了第二次北伐，摧毀了孫傳芳的軍事力量，并將張作霖集團驅逐出北京，推翻了北洋政府。

過去強調1927年大革命失敗，是從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這層意義上說的。如果從改造與建設一個現代中國社會的方向考慮，“四一二”、“七一五”事件，標志著國共合作共同進行的國民革命的破裂，而且破裂的原因是雙方面的。國共合作破裂后，國共兩黨向兩個方向發展。

國民黨主要在城市中發展，而中國共產黨由城市革命道路轉向農村革命道路。

早期，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有誤區。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與西方相比，比較薄弱。可是，共產黨過早地提出要消滅資本主義，因而對二三十年代早期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消極影響，主要是以“左”的思想觀念指導黨的革命行動。中共學習蘇俄革命經驗，在城市里搞武裝暴動、武裝起義，直接打擊資產階級，試圖以微弱的政治力量奪取全國革命的成功。城市革命道路受到嚴重挫折，起義、罷工、示威，屢屢失敗，不斷遭受破壞或鎮壓。毛澤東重新探索變革中國社會的道路，認識到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具有偉大的革命力量，因而實行了重要的戰略轉變，提出向農村進軍、向井岡山進軍。

二、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堅持消滅共產黨的政策，并從軍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內部。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有進步性，也有落后性。在這十年期間，第一，堅持消滅共產黨的政策，從發布第一號通緝共產黨人的命令和屢屢鎮壓工人罷工、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到對中共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發動五次軍事圍剿，無不是為了達到徹底消滅共產黨的目的；第二，建立并堅持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并逐步演化為蔣介石的個人獨裁。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面臨的政治形勢是一個黨（國民黨）、兩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三個中央黨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南京國民政府內部也存在著不統一：軍事上四大派──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大軍事集團；政治上三大派──蔣介石派、胡漢民派、汪精衛派。蔣介石在1927年至1932年間，大力整合國民黨內部，在解決與武漢國民政府和上海西山會議派的矛盾后，使寧漢滬三方由對峙達到統一。接著，通過第二次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后，試圖通過編遣會議，采用和平削藩手段，削弱或瓦解馮、閻、李三大軍事集團。在此方式未能奏效情況下，決心武力解決。蔣介石通過蔣馮戰爭、蔣桂戰爭、蔣馮閻中原大戰等，最后達到了軍事整肅的目的，使這些軍事實力派至少從表面上服從南京國民政府領導。在政治上，蔣介石亦通過分化、利誘等手段，瓦解了胡漢民系，逼胡漢民出走廣東；拉攏汪精衛派赴寧組閣，拆散了廣州反蔣同盟。之前，蔣介石還通過“東北易幟”，使張學良歸順南京政府。

蔣介石整合國民黨內部各派力量，是在實施訓政，減少軍事開支以加強經濟建設等名義下進行的，達到了軍事、政治權力集中，穩定和完善國民政府政治統治的目的。

三、中共開辟農村革命道路，實施變革中國社會的新探索。

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后，鑒于城市革命道路血的教訓，決心在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拓展革命空間和發展新的革命力量。工農起義隊伍逐步發展為工農紅軍，在全國廣大農村建立起許多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在農村艱苦環境下，創造了系統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它在一個落后的國度里，在農民占全國人口大多的數情況下，探索發展經濟、建設民主政治、繁榮大眾文化的方略并加以實踐。當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中國共產黨適時地改變政治路線和軍事戰略，使階級矛盾服從于民族矛盾，并與國民黨再次建立合作，團結抗戰，使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相配合，構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改造中國落后面貌的新經驗、新理論，代表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新起點。

由于在農村中聚集革命力量，探尋新的革命道路，是前無古人的事業，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及時糾正了前進道路上的缺失。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路線上、軍事戰略上走向成熟。1949年，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引導中國革命由農村再次轉入城市，并提出新的國家發展方略。

四、國民政府實施政治制度的改革并確立聯美、抑日、反蘇的外交戰略。

1927年后，南京國民政府逐步實施政治體制的變革，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頒布《訓政綱領》，其二是建立以五院制為核心的中央政治體制和地方政治機構。

1928年，國民黨通過國民政府頒布《訓政綱領》，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訓政綱領》的中心內容，是把國家權力分為政權和治權兩部分。政權是由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組成，治權是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訓政綱領》規定：在國民大會召開前“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托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行之”。這就是說，《訓政綱領》將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的決策機構，而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來指導全國實施訓政，監督國家政務。上述規定的本質是從法制上確認國民黨在中國實施一黨專政。之后，在1938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確立領袖制度”，設立黨的總裁，以及進一步將黨、政、軍權力高度集中，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這一切又為蔣介石由實行一黨專政進而走向個人獨裁，制造了法律依據。

國民政府建立的這套政治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完整體系。這一新的、與北洋政府不盡相同的政治體制，有它的積極一面。它的三權分立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監察彈劾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銓制度等等，都有一些成功經驗。應該說，南京國民政府在政治現代化方面向前邁出一大步。但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也束縛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限制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在對外關系方面，一方面重新構建新的外交體制和外交機構，另一方面發表對外宣言，著手“重訂新約”，以調整與各國的關系。這時，國民政府與各國尚無明顯的疏密關系。隨著中外關系的變化，南京國民政府主要采取了聯美、抑日、反蘇的外交戰略。其中，在對日問題上，由于日本較長時間關注滿蒙地區，東方會議以后更將這一地區明顯地作為自己的勢力范圍，而不愿蘇俄染指。因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與1927年第一次下野訪日的蔣介石會談時，表示支持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統一長江流域，但是希望蔣介石不要北伐，在南方消滅中共勢力，與北方軍閥勢力實行南北分治。而蔣介石則表示必須北伐以統一全中國，但承諾日本在中國東北有“特殊地位和權益”，承諾滿蒙是日本的勢力范圍。30年代，中日兩國基本上是按照這一原則處理雙方關系的，而日本侵華戰爭卻進一步突破了這一范圍的限制。這一時期，南京國民政府逐步走上依靠美國的道路。在中蘇關系方面，出現較大波折，關系一度惡化，一方面反映了蘇俄的大國沙文主義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蔣介石一貫的反共思想，直接影響著中蘇關系的正常發展。由于南京國民政府政治上的軟弱，因此，在對外關系上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在處理一些涉外事件，諸如“南京事件”及“五三”慘案等，不時表現出妥協和退讓的態度，不能堅定地維護中國的民族利益，但是這些表現，不能與漢奸的賣國與投靠外國相提并論。蔣介石自青年時代，即具有較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意識不能不對中國的對外關系產生一定影響。

五、國民政府實施財政經濟改革，中國國民經濟在艱難曲折中發展。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起用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先后召開全國經濟會議、財政會議，吸取西方國家整理財政的理論與經驗，提出了一系列財政經濟改革政策，對30年代的經濟發展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在財政經濟方面做了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整理了財政，統一了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改革了稅制，整頓了三稅（關稅、鹽稅、統稅），廢除了制約商品流通的厘金制度。第二，發表與各國重訂新約的宣言，開展關稅自主運動，否定領事裁判權。第三，實施幣制改革，廢兩改元，統一國家貨幣，限制白銀外流。第四，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通過上述一系列財政經濟措施，統一了財政，增加了稅收和財政收入，擴大了市場交流和國內外貿易，發展了工農業經濟，恢復了歷史上喪失的部分海關主權，基本上恢復了自主決定進口稅制、稅率，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民族工商業，抵制了外國商品的傾銷。

但是，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30年代的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緩慢的發展過程，經歷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發展趨勢。譬如，經過實施新的財政經濟方針，1928年至1930年間，經濟水平是上升的，表現了一種良好的勢頭；后來，由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國共持續內戰，國民黨各軍事實力派不斷進行混戰，國內大面積自然災害，水災、旱災接連發生，因而1931年后，經濟狀況又惡化，經濟水平下降。國民政府進一步調整經濟政策，推行幣制改革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結果，促使國民經濟水平再次提升，至1936年達到了民國時期最高的經濟水平，從而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我們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30年代國民經濟的發展，對它評價過高，或對其發展完全持否定態度，都是不恰當的。應該說，它是在艱難的環境中，經過了一個波浪起伏的發展過程。

六、日本武裝侵華導致中國政局大變動，國民黨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積極進行抗戰準備。

1931年至1945年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戰爭的時期。中國人民由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到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共經歷了十四年時間。我們應該將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加以認識。

為了對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公開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并把它定為國策。對這一政策的認定，長期以來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從單純的軍事觀點說，它是無可非議的，因為要對抗敵人并最后戰勝敵人，有一個安定的后方是十分需要的，否則，腹背受敵，難以克敵制勝。但是，從政治上說，這一政策顯然又是錯誤的。因為在強敵壓境形勢下，采取什么樣的反侵略方針、方法，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對異己力量采取軍事鎮壓還是政治解決，將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當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異己力量采取了排斥、削弱甚至軍事消滅的手段，而不是從團結對敵的立場出發，積極調整本身的政策，調整與不同黨派、集團的關系，達到增強國家力量以團結對敵的目的，因而這一政策受到國人的反對不是偶然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因而國土不斷淪喪，導致全國人民對國民政府的強烈不滿，形成了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潮。之后，隨著日本軍隊的不斷南侵，對國民政府的生存威脅也愈益嚴重，因而南京國民政府逐步放棄不抵抗政策。共產黨也由抗日反蔣政策，改變為逼蔣抗日，最后決定聯蔣抗日。1935年底，國民黨開始調整與共產黨的關系，秘密與共產黨接觸，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最終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開始走上抗戰道路。

1934年，蔣介石曾利用追剿長征紅軍的機會，將其軍事、政治勢力伸進西南地方實力派控制的貴州、云南、四川等省，其口號是為了在西南建立抗日戰爭的后方基地。而對于西北邊陲的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地區，由于地處遙遠，鞭長莫及，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則采用封官許愿、財政撥款等手段，使這些地區的地方實力派通電歸附中央。至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基本上達到了除淪陷區以外的全國的統一，這就為實現全民族抗戰創造了條件。

1935年以后，國民政府在軍事上開始整編軍隊，加緊修筑國防工事。為防止日軍從長江口登陸，由張治中主持在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帶，修筑了吳江到福山、無錫到江陰、乍浦到嘉興三道國防工事，至盧溝橋事變前夕已完成。1936年，修建魯、豫、蘇、浙等地的國防工事，還打算修筑蘇、浙、閩、粵的海防工程。交通運輸在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936年，蘇嘉鐵路、粵漢鐵路通車；1937年，浙贛鐵路、滬杭甬鐵路、同蒲鐵路全線通車，隴海鐵路延伸至寶雞，湘桂鐵路開始動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緬等鐵路，在全面抗戰開始后也先后破土興建。公路已達10萬公里。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開辦了21個重工業廠礦，都與國防有關，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青海等內陸省區。1935年至1937年間，國民政府的戰備行動，為抗日戰爭防御階段的堅持抗戰，起了重要作用。

七、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變革更加深化。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國走出傳統社會，在西方文化思想廣為傳播的影響下，傳統觀念與傳統社會結構受到激烈的沖擊，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都開始了現代性的轉變。1927年后，隨著現代經濟的成長和政治的不斷動蕩，中國社會的變化更加深化。

表現在文化思想意識方面，30年代，不同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論爭更加激烈。這一時期，特別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尚未形成，但是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制度卻日益強化。國民黨積極推行黨化教育，向廣大人民灌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封建道德觀念，并以此禁錮青年學生的思想。社會上，法西斯主義思想也開始流傳，出現了宣揚法西斯主義的書刊。圍繞著中國應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文明與文化，展開了中西文化之爭，出現了“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論爭。由于國民黨以“訓政”為名，強化一黨專政，箝制輿論，從而引起了廣大社會階層的嚴重不滿，在學術界圍繞現實政治展開了民主與獨裁的辯論。同一時期，還出現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的論戰。1934年2月，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講話，在全國掀起了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的本意是為了強化統治效能，以復興民族為號召。運動的聲勢不小，但并未達到預期效果。運動對全社會提出的移風易俗的要求，仍有深刻的實際意義。

30年代，社會各階層繼續尋求改造中國的道路和模式。1930年12月，胡適在《新月》雜志上發表題為《我們走哪條路》的文章，他認為改造社會要打倒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個大仇敵。30年代，由于鄉村問題的嚴重，災荒、饑餓、貧困，造成農村經濟衰敗，因而“復興農村”成為社會的普遍呼聲。這一時期，鄉村改良運動遍及大江南北19個省市的廣大農村。其中，影響最大的有晏陽初主持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河北定縣為試驗區，大力推廣平民教育，企圖通過啟發民智，推動農村建設。以梁漱溟為首的鄉村建設派，繼在河南建立村治學院后，1931年又在山東主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并在鄒平創設縣政建設試驗區，試圖造成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推動鄉村社會的重組與建設。30年代，知識分子懷著對農村實施改造與建設的良好愿望，做了艱辛的探索與努力，但是由于他們并未抓住改造與發展農村的關鍵，因而農民仍擺脫不了貧窮與悲慘的命運。

這一時期，國民經濟雖有所發展，但是整體生產力水平不高，人們對自然災害的抵御能力不強，加上內外戰爭不斷發生，水災、旱災連年不斷，因而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人口出現大規模流動的趨勢，也極大地改變著中國人口的分布。30年代，中國繼續向現代社會轉型，其基本狀況是，傳統與現代兩種社會生活并存，一方面是具有較多現代性特色的城市不斷出現，另一方面在全國廣大農村，仍然較多的維持著傳統的社會關系和生活習俗。應該說，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功能及社會運行方式等，基本上已初具現代社會的雛形。在社會結構方面，除地主與農民、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這兩對最基本的階級構成外，城市中知識分子階層更加擴大，貧民和游民階層也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組織、政治組織，更多地涌現出來，如各種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和知識分子組織，也包括國共兩黨之外第三黨的出現，這些都是城鄉政治變動、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體現，它深刻地影響著這一時期歷史的發展。不久，日本侵華戰爭的進一步擴大，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的爆發，其對中國社會帶來了更為深刻、更加復雜的影響。

總之，1927年至1937年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是一個開創歷史新進程的重要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都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我們應該以一種平靜的心態、歷史的觀念、科學的方法，去分析、認識這段歷史，給它一個符合客觀實際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