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國時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團體——“中國科學社”成員，多數有著歐美著名大學的留學經歷，認同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而又滿懷“科技報國”之心。這批知識分子在不同時期與執政當局的離合關系，表明了“科學社”同人終身不渝的愛國情懷，以及對國家科學事業發展所作的貢獻，同時也可見他們在中國近代階級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臨歷史大變局時表現出來的彷徨心態和無奈選擇作了揭示。在中國近代國共兩大政治勢力已經形成后，“中間勢力”生存的空間是極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還是“出世”，他們都沒有成為獨立的勢力，因此也始終沒有走出尋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們的歷史命運也從一個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困頓。

[關鍵詞]中國科學社；中間知識分子；歷史大變局

近代以來，由于經濟結構和社會組織的轉變，在思想進化的歷程中，中國的知識階層中相當一部分人逐步獲得了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識，并逐漸習慣于立足公眾權利，自由地交流思想。這種具有獨立立場的新型知識分子，乃民主、科學意識的主要社會載體。由于近年來學術界的思想解放，對這部分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動蕩起伏歷史變局中的命運，已有不少著述和論文涉及。但總體上來說，學術界的目光還主要集中在近代各個時段中活躍于思想文化界的此類知識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適、張君勱、羅隆基等，對與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訴求，但并不熱衷于政治，卻執著于“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知識分子類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這批知識分子建構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主體。在跌宕起伏的歷史進程中，尤其在中國現代歷史發生大轉折的關鍵時刻，他們的無奈選擇，不僅折射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曲折脈絡，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乖蹇命運的寫照。正因為如此，本文擬把考察視角對準民國時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團——中國科學社同人，以他們在各個歷史時段中與執政當局的離合關系為例，對此類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大變局中的心路歷程作一探討，以補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學救國”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學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校園的一個俱樂部里，一群中國留學生正在聚會，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大陸已戰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們的故土中國，也在陰霾籠罩之下，所以盡管此刻的校園里一片恬靜，但會聚在這里的中國留學生卻按捺不住內心憂國憂民之情，他們在一起縱論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頸東顧，眷然若有懷也”。于是，有人提議“能否做一點什么，對祖國有些微的貢獻”。由于在場的多為在美國專攻自然科學的學子，他們想到“現今世界里，假如沒有科學，幾乎無以立國……中國所缺乏的莫過于科學，我們為什么不能夠刊行一種雜志來向中國介紹科學呢”?于是幾天后，在一位叫任鴻雋的學生房間里，在哈佛和康奈爾留學的中國學生中最為出色活躍的幾位學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們將提議變為行動，決定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編寫科學文章，發行《科學》雜志，并在當晚就草擬出一份《科學月刊緣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學社招股章程》。就這樣，在遠離中國的大洋彼岸的美國大學校園里，一批中國留學生辦起了我國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學雜志——《科學》，并創立了一個以“科學”為職志的同人團體——中國科學社。該社成立后，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在海外留學生中的影響很快得到擴大，團體人員也迅速增加。據任鴻雋在《科學》雜志上的記述：1914年時，科學社人數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開第一次年會時，人數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學社不斷成長的同時，在他們夢魂牽繞的故土，陳獨秀主辦的《青年雜志》發刊了。與科學社同人標舉“科學”大旗一樣，陳獨秀的《青年雜志》高舉的是“民主”大旗，為的都是一個目的，就是要用這兩面大旗，來撼動中國幾千年的舊思想、舊文化，“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新文化運動很快在中國思想文化界掀起巨瀾，也在海外留學生中得到熱烈的響應。這時已為科學社骨干的胡適給陳獨秀寄去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該文立即被陳獨秀刊登在《新青年》上，從那以后，提倡“白話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中國文壇也由此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局面。也就是在這場以“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倫理，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運動中，以群體面貌出現的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展示了他們的風采，使“德先生”和“賽先生”來了個親密大攜手，從而奏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國內新文化運動的蓬勃開展，令海外學子歸心似箭，不少科學社骨干成員相繼返國，科學社總事務所也于1918年10月從美國遷回到國內。挾五四“科學”、“民主”之潮，科學社這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中，胡適已成為蜚聲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學社成員也都很快成為國內教育、文化、科技領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們用自己在國外所學的專長，致力于中國科學事業的開創，除創辦學術刊物外，還舉行各種科學演講、籌辦科學圖書館、設立科學獎勵、創建研究機構。由于他們不懈的努力和開拓，到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科學社組織已成為國內最大也最具影響的知識分子團體。

然而，中國的社會現實是殘酷的，由于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五四愛國運動發生了。如果說前期新文化運動的主題為“思想啟蒙”，其時的愛國運動已直接轉向以“救亡”為目標。圍繞“中國的出路”和“救亡”問題，新文化運動中同處一個陣營的新知識分子由于思想、主張的不同而最終走向了分化。這個分化首先發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愛國運動進入尾聲時期，中國的思想、文化界開始了一場關于“社會改造”的大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陳獨秀、李大釗因受“十月革命”影響，思想已趨于激進，并開始自覺擔負起傳播“主義”的使命；而胡適則因受他的老師杜威的影響，對社會改造持“點滴改良”的觀念。于是便有了所謂關于“問題與主義”之爭。在這場論戰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員堅決“左轉”，成為五四后的“徹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員則明顯“右轉”，形成了以《努力周報》為核心的所謂“胡適派”。這樣因意見分歧而導致的內部分化也幾乎發生在這一時期的很多新知識分子社團中。但與其他社團不同，由于中國科學社是基于“科學救國”思想而結合的團體，其成員中又多半為英美留學生，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有較為真切的體認，回國后又多服務于教育、科學界，這些成員之間的同質性使科學社在五四后知識分子群體普遍出現分化時避免了分裂。當然，科學社成員在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上，也存有這樣那樣的分歧，甚至展開過公開論戰，但由于都有對“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響同人間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力倡者，認為科學“才是中國救貧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對當時風靡的來自蘇俄的“階級 斗爭”理論，他們并不贊同，認為中國只有繼續走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場“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科學社的成員大多是胡適“改良論”的支持者。略有區別的是，他們多數為自然科學學者，政治被他們視為一塊“污濁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種“主義”的喧囂聲中，學社成員多半采取了所謂“純科學”立場，如學社的重要喉舌《科學》月刊即奉行“專述科學，歸以效實，玄談雖佳不錄，而社會政治之大不書，斷以科學，不及其他”之旨，刊載的文章對政治和時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獨立興辦各種科學事業上，隊伍和事業都得到了擴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卻也一直讓這些對“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識分子失望。1924年，曹錕賄選發生，隨著“王寵惠內閣”的垮臺，“好人政治”遂成泡影。這使曾經力倡“好政府主義”的胡適、丁文江等人也開始對軍閥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報》因此而停辦。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由于軍閥政治橫行無已，這一政權已逐步為所有知識分子所厭棄。持溫和改良立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盡管不贊成用“革命，’手段來推翻它，但對這一政權也產生了強烈的離異感?！昂谜髁x”的破產證明軍閥政治體系已不能根據社會成員的要求調整自身，也完全喪失了對新知識分子容納、吸收和整合的能力，從而也就失去了來自這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國難危機中的“科學社”同人

1926年，南方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雖然軍事上勢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陣營內部“左”右勢力的對壘卻越來越嚴重，國共矛盾也日益加劇。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軍進人上海后，蔣介石終于發動了“清黨”，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進軍聲中，北京張作霖的軍閥政權徹底倒臺，南京國民政府宣布“統一告成”。

在這歷史大變局中，主要為“自由主義派”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曾對南方的革命有過懷疑和不安，但由于他們對北京軍閥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對國民革命帶來的這場歷史大變動，大體上來說是歡迎的，對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新政權能在推翻軍閥政府后幫助他們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也產生了幻想，科學社同人對新政權的這一最初認同，似乎可以從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學社董事會董事長的蔡元培加入這一政權，并在創設中央研究院時得到諸多科學社成員的鼎助中得到印證。蔡元培與中國科學社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科學社作為一個民間的科學團體，其事業能“蒸蒸日上，若有無限前途者”，如任鴻雋在《中國科學社之二十年之回顧》一文中所述，“在于社會的同情與鼓勵”，其中特別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對科學社在物質、精神等多方面的幫助和提攜。1927年蔣介石策劃“四一二”時，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時過從甚密的有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等人，所以耳邊滿是詆毀共產黨的言論。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學人，素來反對“偏激”，當他聽吳稚暉等誣稱共產黨人“為非作歹”、“殺人放火”、“誣陷本黨同志，無所不用之極”時，也不免受其影響。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將此作為實現其“教育獨立”理想的機會，改舊制為“大學院制”，嘗試實行“學者領政”、“教授治?！薄Ｔ凇按髮W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幾乎都是中國科學社的骨干成員，如科學社的扛鼎人物楊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學院教育行政處主任、副院長，中央研究院秘書、總干事等重職，實際主持大學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學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創設伊始，蔡元培就聘請胡剛復、王醚等科學社骨干幫助制定《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隨后召開的第一次院務會議中，出席者大多是當時科學社的成員，中研院成立后下屬10個研究機構的所長也幾乎被科學社成員所包攬。

然而，蔡元培和科學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獨立”并不為國民黨所容。大學院制“試行伊始，反對斯起”，試行不到兩年便告結束。蔡從大學院制的命運中看清了國民黨統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難有可為，乃自動提出辭去本兼各職，出京赴滬。因不滿于蔣介石獨裁，1932年，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宋慶齡為主席，蔡為副主席，楊杏佛擔任總干事，因積極營救進步人士和愛國學生，為蔣介石所嫉恨。對宋慶齡、蔡元培，蔣不敢輕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殺目標指向了楊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國科學社骨干、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遭國民黨特務暗殺。

“大學院制”的夭折和楊杏佛的被暗殺，是國民黨獨裁政權對蔡元培和科學社同人群體這樣一批一心以“學術報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的迎頭棒喝。由于國民黨大力推行“一黨專制”，這批有較深西方教育背景、經新文化運動洗禮、向以“獨立”自命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國民黨當局的關系陡形緊張。其實，在“大學院制”被撤廢的同時，與“大學院制”遭到同樣打壓的，還有以“人權”標榜的“新月社”和“現代評論”社同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識分子依附蔣介石，成為新政權中的新貴；另一部分知識分子(主要指共產黨人)取反政府立場，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當部分知識分子(主要為上層知識分子)既反對共產黨的激進革命，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因此他們聲稱“不附屬于哪一黨派”，希望走中間道路，他們以“科技救國”自持，崇拜歐美的憲政主義，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國打造成一個民主國家，而不是哪一家的“黨國”?！靶略律纭焙椭袊茖W社同人群體正是這類知識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壓后，他們仍然堅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獨立評論》的創刊。

《獨立評論》創辦于1932年5月，創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區主要任職在清華、北大、南開一些高校中被稱為“北方學人”的著名教授，辦刊經費由同人認捐方式籌集，其主要成員有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任鴻雋、陳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國科學社社員。刊物主編為胡適，謂之《獨立評論》，意在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精神，就如刊物發刊詞所說的，“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由于《獨立評論》為同人所辦，故能比較真實地刊載和反映不同的聲音，因此一發行就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樣為國民黨統治時期，同樣受國民黨“黨化”意識形態的高壓控制，何以這份被公認為“自由主義”的刊物獨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殺呢?這顯然與當時國民黨當局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某些轉變有關。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國東北發起了“沈陽事變”，面對日人滅亡中國的侵略野心，國內朝野上下都有了嚴重的危機感。作為執政的國民黨當局來說，如何凝聚民心，增強國力，抵御外患，成為當務之急。再者，經過中原大戰后，蔣介石南京政權根基稍固，在亟待進行的建設事業中，蔣介石需要有真才實學人物的襄助。然而，國內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為“自由主義”者，如何改善和協調與他們的關系，對當局來講具有緊迫性。同樣，國難的加重，也使這些以“科技救國”為己任的學 人憂心如焚，關注現實問題，遂成為這一時期《獨立評論》的一大特色。創刊后不久，刊物就開辟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的專欄，其中在“建國”問題討論中，“民主”和“獨裁”之爭格外引人注目。論爭中胡適的“民主論”雖仍能贏得少數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時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蔣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獨裁”主張，卻在當時知識分子中獲得了眾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東北的現實和民族危機的加深，使人們逐漸把對國家命運的關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強國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人們似乎已不能容忍“緩慢的，分散的，經常是徒勞的”去解決問題，而把“急先務”作為國家需要的頭條標準。此外，由于在進入30年代后，隨著蔣介石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強，知識分子雖然對這一政權仍存在著普遍的不滿，但已勉強地開始讓自己逐步去適應這個政權。也就是說，在20世紀30年代，由于國共兩大勢力的對峙，政治選擇的空間變小了，兩面討好不可能，而兩不討好“最不現實”，在不得不擇一而事的情況下，在中國缺乏“獨立”根基的中間知識分子多數倒向了國民黨。于是，中國這部分學有專長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開始從“出世”走向“入世”，與政府合作，把他們拯救國家的努力與維護政府的權威聯系在了一起。

知識分子對政府態度的變化，給了蔣介石一個與學界、科技界溝通的契機，在1932年后的一段時期中，蔣介石多次在廬山召見知識界的知名人士，對大局多有垂詢。據蔣廷黻在其回憶錄中所記述的，他因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的文章受到蔣的重視，幾次被蔣約到牯嶺去談話。1932年11月，在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參謀總長的參謀本部下，一個被叫做“國防設計委員會”的新機構正式成立了。與其他機構大肆渲染的開張不同，這個機構的成立是平靜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員以“私交”關系與蔣合作，直接向蔣匯報工作。主持這一委員會的就是著名地質學家、中國科學社北京分社社長翁文灝。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國防工業初步計劃》，內中對國防工業發展新戰略的系統闡述，奠定了委員會今后工作的基礎。委員會副秘書長是錢昌照，一位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委員會最初有委員40人，清一色的留學歸國人才，毫無疑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在當時都是“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幾乎都是中國科學社的成員。至于這一委員會成立后在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事業上所發揮的作用，近年來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給予了高度評價?？梢院翢o愧色地說，在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建設突飛猛進時期，國家國防和經濟建設中所有關鍵決策、重大項目以及取得的績效，都無不與這個委員會有關，正是這個機構，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個平臺。

三、由“合作”而“離棄”——1949年國共政權易手之際的“科學社”同人

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日益加劇的民族危機給國民政府和知識分子提供了恢復和重建相互關系的極好機會。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形勢下，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中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開始進入政府各個重要部門，為奠定抗戰的國力基礎，他們心甘情愿地放棄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優裕的城市生活，親臨西北、西南等國內人跡罕見之地，從最艱苦的勘探、測量、繪圖、設廠干起，從事為中國奠定工業化基礎的開拓工作。他們的工作熱情完全是忘我的，以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靈魂人物翁文灝為例，自擔當起整個國家國防和經濟建設總設計師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雙肩擔起了“綜理全國經濟”的重擔。他殫精竭慮，日夜操勞。1934年2月春節即將來臨之際，翁文灝卻還奔波在去浙江長興煤礦的調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車禍，頭部因此受重傷，昏迷兩三個月后，才擺脫死神的糾纏。而曾任中國科學社社長的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陽考察煤礦時因煤氣中毒而去世的。他們這種無我奉獻精神的原動力是什么?這在錢昌照為資源委員會寫成的“會歌”中得到形象體現，歌曰：

我們決不想絲毫享受，我們決不要任何虛榮；

我們最厭聽士大夫的清談，我們最厭聽弱者輕微的嘆息。

國家民族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虛榮!

清談誤盡了蒼生，嘆息活現著無能。

看隨處都有我們應做的工作。

我們決不為名，我們準備挨著餓!

前進，前進，前進中開辟著國家的大道；

創造，創造，創造中樹立民族的宏基。

永遠積極，永遠樂觀；

哪里有不能解決的困難?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礙?

這是我們的世界!一切由我們擔當，當仁不讓!

這是我們的世界!一切由我們擔當，當仁不讓!

從這激昂的歌詞中，我們不難體驗到那些書生們的耿耿報國情懷。由于有這種精神的激勵，在資委會工作的科學社成員當仁不讓地工作在“抗戰建國”的許多關鍵性技術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以為抗戰作出杰出貢獻的玉門油田為例：石油為戰時的軍用、民用必備品，然我們國家卻一無出產。戰前，資委會在西北邊陲之地的玉門發現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門地方僻遠，屬戈壁灘上不毛之地，沒有人煙，開發很難，加上戰時外匯緊張，油礦開采設備又都需從國外進口，中央有人建議暫時放棄。終因翁文灝、錢昌照等人的堅持，資委會副秘書長孫越崎親任甘肅油礦局負責人，遠赴西北坐鎮指揮，開采終得進行。1942年太平洋戰爭后，西南國際交通被切斷，在進口石油萬分困難的情況下，正是玉門開采的石油基本滿足了前線以及大后方交通運輸對油料的需求。像這樣的艱苦創業事例，在當時的資委會科學社同人中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不僅如此，在資委會工作的科技專家在個人操守上也堪稱楷模。由于資委會管理的是國有大企業，主管手中掌管著諸多能源、礦產資源和戰時緊張物資，在這樣的位子上，經營者倘私欲膨脹，是很容易侵漁自利的，而企業的公營性質，也容易造成浪費和低效，這在當時國民政府的很多部門和行政機構中已是司空見慣。為防止被“權力”所腐化，身為經濟部長兼資委會主管的翁文灝為資委會同人立下“規約三條”：“(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國家民族及中國經濟之前進為目標，公私分明，決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對于服務事業之同類及相關事業，決不私人經營，既不為股東，也不為任何有關之營業；(三)同人互相戒勉，轉為公共利益而服務，不為私人盈利而用力，對于任何壟斷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屬相反，工作無從聯合?！蔽涛臑赃@樣的標準誡人，更以這樣的標準律己。他擔任資委會的領導工作，但從不在資委會領取兼薪。資委會另一負責人錢昌照在任職期間也兼任過教育部常務次長，當時教育部次長薪金為600元，還有400元的辦公費補助。而資委會任職的薪金加上辦公費總共不過500元，但他仍放棄了教育部的薪給而自動支領資委會的薪金。翁、錢兩位克己奉公的操守為資委會員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屬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資委會“風氣相當良好，貪污之風可稱絕跡”，連域外專家也稱贊資源委員會是“中國目前整個行政機構中，辦理最優良及最現代化的一環”。這不僅是對資委會同人的贊譽，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榮 耀。有人因這一時期他們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門擔任了主要職務而稱他們為“技術官僚”，實際上他們中多數人并沒有因擔任“官職”而沾染官場惡習，他們也并沒有把在資委會工作作為個人的晉身之階，只是借此舞臺，施展自己的專長。在抗戰中，他們確實是積極“入世”的，但對政治和官場卻始終保持著謹慎的態度。這從科學社同人對加入國民黨的態度就可看出。翁文灝的國民黨黨員可說是欽定的，“入黨”實在是出于無奈。其他資委會成員也一樣，國民黨中央黨部曾幾次要求在資委會設黨部，都被拒絕。直到1943年上半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通過蔣介石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國人員均需到中央訓練團受訓”的規定，在設立黨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翁文灝、錢昌照乃向蔣提出在資委會內“設特別黨部”的要求，建議負責人也從資委會原有的黨員中產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雖如此，國民黨的黨務活動并沒有在資委會中得到開展。更可貴的是，他們也并沒有因到政府內“做官”而忘記了他們“諍友”的責任，在戰時的國民參政會中，常能聽到他們要求改革的訴求。但他們顯然對國民黨是有幻想的，在抗戰臨近勝利時，他們似乎看到了戰后和平建國的新機遇，為此，他們熱烈地討論著戰后國家工業化的實現途徑，設計規劃著國家建設的藍圖。

1945年8月，中國人在經過八年抗戰后終于迎來了勝利，科學社同人們也和全國民眾一樣歡欣鼓舞，以為從此將開始一個中國經濟建設的“黃金時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國共內戰很快又把他們的夢想打得粉碎。不僅如此，戰后國民黨一意孤行的內戰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敗，不僅使他們的“建國”理想陷于毀滅，也使他們對這一政權失去了信心。關于戰后這些知識分子與國民黨政權越來越疏離的關系，我們可以從這一時期科學社機關報《科學》刊文動向上窺見一斑。為避免“《科學》踹政治漩渦”，以往《科學》雜志刊文原則是“斷以科學，不及其他”。但戰后的刊物功能出現了大的變化，如其“編后記”所言：“抗戰以后，激于世變時會，轉向到科學的社會功能方面來了”。1947年《科學》第29卷第5期上就發表了科學社總干事盧于道的《科學工作者亟需社會意識》一文。在該文中，作者對戰后科學家每況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稱“科學界人士盡管安貧樂道，可是生活卻被壓在柴米油鹽里。甚焉者其職業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營養而自己的營養不足，專長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發出了“傳統地對于政治不理會的態度是需要改變了”的呼吁。而《科學》第29卷第12期上刊載的科學社理事吳學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為國內科學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對當局黑暗政治扼殺知識分子的一個控訴。很明顯，抗戰的勝利不僅沒有給知識分子的境遇帶來任何改善，反而使他們落入貧困的窘境。尤其是內戰戰場上形勢逆轉后，國統區經濟出現崩潰，很多在科研機構和大學工作的科學社社員也和民眾一樣，被饑餓、貧困和通貨膨脹所困擾?！按髮W教授1935－1936年間的收入還能夠勉強維持一個中等水平的生活，自從1936－1944年之間，他們的薪給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來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頭，跌到了3％。事實上，他們的收入已經比不上一個人力車夫了?！?/p>

關于戰后知識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最終導致他們對國民政府的離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為什么在戰時那樣艱苦的環境下，知識分子能夠團結在政府周圍，同心同德，毫無怨言，而戰后卻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戰前經濟還在繼續增長，社會不平等問題尚未到全局性爆發的程度；而戰后一方面是戰爭引起的資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貨膨脹而觸發的經濟惡化，導致包括知識分子和普通公務員在內的絕大部分民眾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貧困化，另一方面是黨國顯要還在借助他們壟斷的權力，靠“劫收”中飽私囊，巧取豪奪社會的稀缺資源。這種強烈反差無疑激化了社會矛盾。國民政府也曾試圖緩和這種不滿情緒，但遠未成功。于是發生在這一時期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運動，越來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從不過問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對民眾和知識分子的抗議，國民政府采取了高壓手段，一些站出來伸張正義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這使那些以“純科學”自負的科學社同人也發出了抗議的聲音。把中間力量從中立逼向激進，這是國民黨政權的最大失策。這一現象表明，已經失去農村和底層民眾人心的國民黨政權，也最終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們中的精英人物——上層知識分子的支持。

時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戰役中國民黨軍主力被殲，南京政府大勢已去，成王敗寇，歷史再次面臨著改朝換代的大變局。面對敗局，在為后路預作安排的蔣介石顯然對被稱為“國寶”的文物和高級知識人才之價值是有認識的，他不愿把這批寶貴的資源留給共產黨，于是在一面下令把“兩院”寶物和收藏運臺的同時，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學的南遷，同時更制訂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計劃中被列入動員南撤的人士有四類：(1)各校、院、會負責首長；(2)中央研究院院士；(3)與官方有關之文教人士；(4)學術界有貢獻者。這些計劃主要由教育部長朱家驊親自負責，陳雪屏、蔣經國、傅斯年具體執行，并由國防部等部門配合。毫無疑問，科學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動員撤臺的名單之中。時移世易，在這歷史即將發生大轉折的關頭，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黨派”自詡的上層知識分子也陡然意識到，其時的他們和當時的整個中國一樣，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他們面臨著痛苦的抉擇。

由于這批主要置身于學界、科技界的知識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義”立場，在面臨國共易勢時，許多人內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見的。對他們的心態，現在已有一些論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臺灣中研院近史所所長的陳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變局與知識分子的抉擇》一文。他在文內把處于紛擾變局中的這批知識界上層人士作了四大類型的區分：(1)迎接解放，共輔新朝篇；(2)心存觀望，根留中國篇；(3)堅決反共，義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飄零篇。盡管有此四種類型之分，但陳的文章也證實在這分道揚鑣的四類人中，屬后兩類的都為數甚少，而屬前兩類的顯然占了絕大多數。如科學社同人中很多人雖被列在了國民黨“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名單之中，但被“搶救”到臺灣去的卻寥寥無幾。以時為科學社理事周仁為例，1947年時，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就要他把他任所長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遷去臺灣，周仁以需要選擇所址為由，一再要求暫緩。至1948年，朱家驊又兩次寫信給周仁，讓他速去臺灣，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物理學家科學社理事吳有訓為例，他因對國民黨失望，1947年在應邀出席聯合國在墨西哥召開的組織委員會會議時，堅決辭去了校長一職，會后他去了美國，但在1948年秋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時，他悄然回到國內，和中央大學學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學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國民黨政權行將垮臺時，因學術聲望和造詣已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機構聘請，有的人其時就在歐洲和美國等地講學，但他們不僅拒絕了撤臺，更選擇了根留大陸。如時為科學社社長的任鴻 雋，大陸色變時已年過花甲，他的三個子女也都在美國，本來他也作了出國的準備，并已離開上海到了香港，但四個月后，他卻毅然回返了內地。據有關統計，1949年時科學社理事會成員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陸。再如國民黨“搶救大陸學人計劃”中的重點對象——中研院院士，雖然當局為動員他們撤臺竭盡了全力，但最終搬去臺灣的只一個總辦事處和數學、歷史兩個研究所，僅占中研院14個單位中的14％。就人數來說，去臺的有130人，占總人數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國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陸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總數的74％。更為感嘆的是，1949年5月資源委員會在錢昌照、孫越崎、吳兆洪等人的率領下，在上海宣布了起義。資委會是國民政府重要的經濟部門，其成員中多數人雖為科技人員，但頗受蔣介石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門擔任了一定職務，其核心人物翁文灝還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長的要職。而資委會同人的起義，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很明顯，面對即將到來的變局，在國共兩大政治勢力對峙的中國，處于兩者之間的中間勢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心情，無疑是“極其錯綜復雜”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歡呼，還是無奈，他們中多數人在變局發生時顯然離棄了國民黨，而選擇了一個對他們來講實際上還十分陌生的新政權。如前已述，類似這樣的抉擇也曾發生在二十年前，當時他們中的多數，選擇的卻是國民黨。當然，在作出抉擇時，每個人都有非常實際的考慮，按陳三井教授的說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認定的最佳選擇”，其間“無不摻雜了個人情感、家庭因素、師生情誼、承諾與職責等考慮，甚至與經濟問題密切相關”，但陳教授也認為除這些因素外，更有決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這些知識分子心中的那種“個體對大我的責任和使命感”。對此，其時發表于《科學》的一篇科學社理事曾昭掄的文章《1949年的中國科學家》頗能說明問題。他寫道：“國內局面到了1949年，無疑業已進入一個新階段。舊的勢必死去，新的將要誕生?！倍@“新”在他們心目中又是什么呢?顯然，他們有著企盼，這就是“多年來科學的厄運，可望有轉機”。于是他寫道：“此時此日的中國科學家不但用不著怕大時代的降臨，而且應該鼓起勇氣迎上去，發揮自己一生偉大的抱負。我們不要消極地去應變，而要積極地提出主張，作為將來建設新中國的參考。”這種因對國民黨的徹底絕望轉而寄希望于新政權的心跡，以時為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馮友蘭的一段話甚為典型，他說：“我是中國人，不管哪一黨執政，只要能把中國搞好，我都擁護”。又有人說：“中國好比有兩個兒子，大的是國民黨，二的是共產黨。大的把中國搞糟了，應該讓二的試一試。”正因為懷有這樣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國共兩大勢力之間一貫持“中間”立場的知識分子，盡管對共產黨及其將建立的新政權仍心存疑慮，但總認為“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學，那就更沒問題了”。更有不少人認為“自己既不是地主、資本家，更未加入國民黨，與中共無仇無怨，甚至還因同情學生運動而被當局視為‘思想左傾’。如今中共要掌權了，在新政權中，自己憑知識吃飯，當無問題”，這樣的表述可以說是說出了當時被認為是“中間勢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學報國”人士中多數人的想法。

由于數千年的封建歷史，在近代艱難的社會轉型中，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可謂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尤其是五四后，國共兩大政治勢力已經形成，夾縫中的中間勢力的生存空間極為有限，盡管他們已從傳統知識分子的身份中脫胎了出來，也力爭過“獨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罷，他們始終沒有走出尋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終仍然是一個依附性的階層，這正是他們的悲哀。所以，在國共兩大政治勢力的決戰揭曉后，由于中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在與獨裁當局作斗爭時，曾高揚過“民主、自由”的旗幟，在開國之初，也貫徹了相對開明的知識分子政策，這些無疑都大大增強了這部分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認同感和向心力。當然，他們中也有選擇出國和赴臺的，但大部分認同了新政權則是不爭的事實?？陀^而言，其中固有“趨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對國家美好前程的期盼。當年，他們在作出留國或返國選擇時，對未來有過很多憧憬，雖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們初衷不改，報效祖國之心未曾稍移。